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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很久以前的一个昏暗的冬日。那天，我刚收到了一本心爱的体育杂志，一放学就兴冲冲地往家跑。家，暂时属于我一个人，爸爸上班，姐姐出门，妈妈新得到一个职业，也要过个把钟头才会回来。我径直闯进卧室，“啪”一声打开了灯。
顿时，我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母亲双手掩着脸埋在沙发里——她在哭泣。我还从未见她流过泪。
我走过去，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肩膀。“妈妈，”我问道，“出什么事了?”
她深深地吸了口气，勉强露出一丝笑容。“没有，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我那个刚到手的工作就要丢掉了。我的打字速度跟不上。”“可您才干了三天啊，”我说，“您就会成功的。”我不由地重复起她的话来。在我学习上遇到困难，或者面临着某件大事时，她曾经上百次地这样鼓励我。“不，”她伤心地说，“没有时间了，很简单，我不能胜任。因为我，办公室里的其他人不得不做双倍的工作。”“一定是他们让您干的太多了。”我不服气，她只看到自己的无能，我却希望发现其中有不公。然而，她太正直，我无可奈何。“我总是对自己说，我要学什么，没有不成功的，而且，大多数时候，这话也都兑现了。可这回我办不到了。”她沮丧地说道。
我说不出话。
我已经十六岁了，可我仍然相信母亲是无所不能的。记得几年前我们卖了乡下的宅院搬进城里时，母亲决定开办一个日托幼儿园。她没受过这方面的教育。可这难不倒她，她参加一个幼儿教育的电视课程，半年后就顺利结业，满载而归了。幼儿园很快就满员了。还有许多人办了预约登记。家长们夸她，孩子们则几乎不肯回家了。她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和爱戴。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母亲能力很强，这不过是个小小的证明罢了。然而，幼儿园也好，双亲后来购置的小旅馆也好，挣得的钱都供不起我和姐姐两人上大学。我正读高中。过两年就该上大学了。而姐姐则只剩三个月功夫了。时间逼人。母亲绝望地寻找挣钱的机会。父亲再也不能多做了，除了每天上班，他还经营着大约三十公顷的地。
旅社卖出几个月后，母亲拿回家一台旧打字机。机子有几个字母老是跳，键盘也磨得差不多了。晚饭间，我管这东西叫“废铜烂铁”。“好点儿的我们买不起，”母亲说，“这个学手可以了。”从这天起，她每天晚上收拾了桌子，碗一洗，就躲进她那间缝纫小屋里练打字去了。缓慢的“嗒”“嗒”“嗒”声时常响至深夜。
圣诞节前夕，我听见她对父亲谈到电台有个不错的空缺。“这想来是个有意思的工作，”她说，“只是我这打字水平还够不上。”“你想干，就该去试试。”父亲给她打气。
母亲如愿以偿。她那高兴劲儿真叫我惊异和难忘，她简直不能自制了。
但到星期一晚上，第一天班上下来后，她的激动就悄然而逝了。她显得那样劳累不堪，一副筋疲力尽的样子。而我无动于衷，仿佛全然没有察觉。
第二天换上父亲做饭，拾掇厨房了，母亲留在自己屋里继续练着。“妈妈的事都顺利吗?”我向父亲打听。“打字上还有些困难，”他说，“她需要更多地练习。我想，如果我们大家多帮她干点活儿，对她会有好处的。”“我已经做了一大堆事了，”我顶嘴道。“这我知道，”父亲心平气和地回答，“不过，你还可以再多做一点儿。她去工作首先是为了你能上大学读书呀!”
我根本不想听这些，气恼地抓起电话约了个朋友出门去了。等我回到家，整个房子都黑了，只有母亲的房门下还透着一线光亮。那“噼啪”“噼啪”的声音在我听来似乎更缓慢了。
第二天，就是母亲哭泣的那一天，我当时的惊骇和狼狈恰恰表明了自己平日太不知体谅和分担母亲的苦处了。此时，挨着她坐在沙发里我才慢慢地开始明白起来。“看来，我们每个人都是要经历几次失败的。”母亲说得很平静。但是，我能够感到她的苦痛，能够觉得她的克制，她一直在努力强抑着感情的潮水。猛地，我内心里产生了某种变化，伸出双臂抱住了母亲。
终于，她再也把持不住自己，一头靠在我的肩上抽泣起来。我紧紧抱住她不敢说话。此时此刻，我第一次理解到母亲的天性是这样的敏感，她永远是我的母亲，然而她同时还是一个人。一个与我一样会有恐惧、痛苦和失败的人。我感到了她的苦楚，就像当我在她的怀抱里寻求慰藉时，她一定曾千百次地感受过我的苦闷一样。
这阵过后，母亲平静了些。她站起身，擦去眼泪望着我，说：“好了，我的孩子，就这样了。我可以是个差劲的打字员，但我不是个寄生虫，我不愿做我不能胜任的工作，明天我就去问问，是不是可以在本周末就结束掉这儿的工作。然后就离去。”
她这样做了。她的经理表示理解，并且说，和她高估了自己的打字水平一样，他也低估了这项工作的强度。他们相互理解地分了手。经理要付给她一周的工资，但她拒绝了。
时隔八天，她接受了一个纺织成品售货员的职业，工资只有电台的一半。“这是一项我能够承担的工作。”她说。
然而，在那台绿色的旧打字机上，每晚的练习仍在继续，夜间，当我经过她的房门，再听见那里传出的“噼啪”声时，思想感情已完全不同于以前了。我知道，那里面，不仅仅是一位女人在学习打字。
两年后，我跨进大学时，母亲已经到一个酬劳较高的办公室去工作，担负起比较重要的职责了。
几年过去，我完成了学业，做了报社记者，而这时的母亲已在我们这个地方报纸担任了半年的通讯员了。我学到许多东西，母亲在困境中也同样学到了。
母亲再也没有同我谈起过她哭泣的那个下午。然而，每当我初试受挫，当我因为骄傲或沮丧想要放弃什么时，母亲当年一边卖成衣、一边学会了打字的情景便会浮现在眼前。由于看见了她一时的软弱，我不仅学会了尊重她的坚强，而且，自身的一些潜在的力量也被激发和开掘出来。
前不久，为给母亲六十二岁生日作寿，我帮着烧饭、洗涮。正忙着，母亲走来站到我身边。我忽然想到那天她搬回家来的旧打字机，便问道：“那个老掉了牙的家伙哪去了?”“噢，还在我那儿，”她说，“这是个纪念，你知道……那天，你终于明白了，你的母亲也是一个人。当人们意识到别人也是人的时候，事情就变得简单得多了。”
真没料到她竟知晓我那天的心理活动。我不禁为自己感到好笑了。“有时，”我又说，“我想您会把这台机子送给我的。”“我要送的，不过，有个条件。”“什么条件?”“你永远不要修理它。这台机子几乎派不上什么用场了。但是，正因为如此，它给了我们这个家庭最可贵的帮助。”
我会心地笑了。“还有，”她说，“当你想去拥抱别人时，就去做吧，不要放弃。否则，这样的机会也许就永远失掉了。”
我一把将她抱住，心底里涌涨起深深的感激之情：为了此时，为了这么多年的岁月里，她所给予我的所有的欢乐时刻。“衷心地祝愿您生日愉快!”我说。
现在，那台绿色的旧打字机仍原样摆在我的办公室里。在我苦思冥想地构思一个故事，几乎要打退堂鼓时，或者每逢我怜悯自己时，我就在打字机的滚轴上卷上一页纸，像母亲当年那样，吃力地一字一字打起来。这时，我心里就会升起一种东西，一种回忆，不是对母亲的挫折，而是对她的勇气——自强不息的回忆。
(沈红摘自《同学》)
顿时，我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母亲双手掩着脸埋在沙发里——她在哭泣。我还从未见她流过泪。
我走过去，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肩膀。“妈妈，”我问道，“出什么事了?”
她深深地吸了口气，勉强露出一丝笑容。“没有，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我那个刚到手的工作就要丢掉了。我的打字速度跟不上。”“可您才干了三天啊，”我说，“您就会成功的。”我不由地重复起她的话来。在我学习上遇到困难，或者面临着某件大事时，她曾经上百次地这样鼓励我。“不，”她伤心地说，“没有时间了，很简单，我不能胜任。因为我，办公室里的其他人不得不做双倍的工作。”“一定是他们让您干的太多了。”我不服气，她只看到自己的无能，我却希望发现其中有不公。然而，她太正直，我无可奈何。“我总是对自己说，我要学什么，没有不成功的，而且，大多数时候，这话也都兑现了。可这回我办不到了。”她沮丧地说道。
我说不出话。
我已经十六岁了，可我仍然相信母亲是无所不能的。记得几年前我们卖了乡下的宅院搬进城里时，母亲决定开办一个日托幼儿园。她没受过这方面的教育。可这难不倒她，她参加一个幼儿教育的电视课程，半年后就顺利结业，满载而归了。幼儿园很快就满员了。还有许多人办了预约登记。家长们夸她，孩子们则几乎不肯回家了。她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和爱戴。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母亲能力很强，这不过是个小小的证明罢了。然而，幼儿园也好，双亲后来购置的小旅馆也好，挣得的钱都供不起我和姐姐两人上大学。我正读高中。过两年就该上大学了。而姐姐则只剩三个月功夫了。时间逼人。母亲绝望地寻找挣钱的机会。父亲再也不能多做了，除了每天上班，他还经营着大约三十公顷的地。
旅社卖出几个月后，母亲拿回家一台旧打字机。机子有几个字母老是跳，键盘也磨得差不多了。晚饭间，我管这东西叫“废铜烂铁”。“好点儿的我们买不起，”母亲说，“这个学手可以了。”从这天起，她每天晚上收拾了桌子，碗一洗，就躲进她那间缝纫小屋里练打字去了。缓慢的“嗒”“嗒”“嗒”声时常响至深夜。
圣诞节前夕，我听见她对父亲谈到电台有个不错的空缺。“这想来是个有意思的工作，”她说，“只是我这打字水平还够不上。”“你想干，就该去试试。”父亲给她打气。
母亲如愿以偿。她那高兴劲儿真叫我惊异和难忘，她简直不能自制了。
但到星期一晚上，第一天班上下来后，她的激动就悄然而逝了。她显得那样劳累不堪，一副筋疲力尽的样子。而我无动于衷，仿佛全然没有察觉。
第二天换上父亲做饭，拾掇厨房了，母亲留在自己屋里继续练着。“妈妈的事都顺利吗?”我向父亲打听。“打字上还有些困难，”他说，“她需要更多地练习。我想，如果我们大家多帮她干点活儿，对她会有好处的。”“我已经做了一大堆事了，”我顶嘴道。“这我知道，”父亲心平气和地回答，“不过，你还可以再多做一点儿。她去工作首先是为了你能上大学读书呀!”
我根本不想听这些，气恼地抓起电话约了个朋友出门去了。等我回到家，整个房子都黑了，只有母亲的房门下还透着一线光亮。那“噼啪”“噼啪”的声音在我听来似乎更缓慢了。
第二天，就是母亲哭泣的那一天，我当时的惊骇和狼狈恰恰表明了自己平日太不知体谅和分担母亲的苦处了。此时，挨着她坐在沙发里我才慢慢地开始明白起来。“看来，我们每个人都是要经历几次失败的。”母亲说得很平静。但是，我能够感到她的苦痛，能够觉得她的克制，她一直在努力强抑着感情的潮水。猛地，我内心里产生了某种变化，伸出双臂抱住了母亲。
终于，她再也把持不住自己，一头靠在我的肩上抽泣起来。我紧紧抱住她不敢说话。此时此刻，我第一次理解到母亲的天性是这样的敏感，她永远是我的母亲，然而她同时还是一个人。一个与我一样会有恐惧、痛苦和失败的人。我感到了她的苦楚，就像当我在她的怀抱里寻求慰藉时，她一定曾千百次地感受过我的苦闷一样。
这阵过后，母亲平静了些。她站起身，擦去眼泪望着我，说：“好了，我的孩子，就这样了。我可以是个差劲的打字员，但我不是个寄生虫，我不愿做我不能胜任的工作，明天我就去问问，是不是可以在本周末就结束掉这儿的工作。然后就离去。”
她这样做了。她的经理表示理解，并且说，和她高估了自己的打字水平一样，他也低估了这项工作的强度。他们相互理解地分了手。经理要付给她一周的工资，但她拒绝了。
时隔八天，她接受了一个纺织成品售货员的职业，工资只有电台的一半。“这是一项我能够承担的工作。”她说。
然而，在那台绿色的旧打字机上，每晚的练习仍在继续，夜间，当我经过她的房门，再听见那里传出的“噼啪”声时，思想感情已完全不同于以前了。我知道，那里面，不仅仅是一位女人在学习打字。
两年后，我跨进大学时，母亲已经到一个酬劳较高的办公室去工作，担负起比较重要的职责了。
几年过去，我完成了学业，做了报社记者，而这时的母亲已在我们这个地方报纸担任了半年的通讯员了。我学到许多东西，母亲在困境中也同样学到了。
母亲再也没有同我谈起过她哭泣的那个下午。然而，每当我初试受挫，当我因为骄傲或沮丧想要放弃什么时，母亲当年一边卖成衣、一边学会了打字的情景便会浮现在眼前。由于看见了她一时的软弱，我不仅学会了尊重她的坚强，而且，自身的一些潜在的力量也被激发和开掘出来。
前不久，为给母亲六十二岁生日作寿，我帮着烧饭、洗涮。正忙着，母亲走来站到我身边。我忽然想到那天她搬回家来的旧打字机，便问道：“那个老掉了牙的家伙哪去了?”“噢，还在我那儿，”她说，“这是个纪念，你知道……那天，你终于明白了，你的母亲也是一个人。当人们意识到别人也是人的时候，事情就变得简单得多了。”
真没料到她竟知晓我那天的心理活动。我不禁为自己感到好笑了。“有时，”我又说，“我想您会把这台机子送给我的。”“我要送的，不过，有个条件。”“什么条件?”“你永远不要修理它。这台机子几乎派不上什么用场了。但是，正因为如此，它给了我们这个家庭最可贵的帮助。”
我会心地笑了。“还有，”她说，“当你想去拥抱别人时，就去做吧，不要放弃。否则，这样的机会也许就永远失掉了。”
我一把将她抱住，心底里涌涨起深深的感激之情：为了此时，为了这么多年的岁月里，她所给予我的所有的欢乐时刻。“衷心地祝愿您生日愉快!”我说。
现在，那台绿色的旧打字机仍原样摆在我的办公室里。在我苦思冥想地构思一个故事，几乎要打退堂鼓时，或者每逢我怜悯自己时，我就在打字机的滚轴上卷上一页纸，像母亲当年那样，吃力地一字一字打起来。这时，我心里就会升起一种东西，一种回忆，不是对母亲的挫折，而是对她的勇气——自强不息的回忆。
(沈红摘自《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