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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初夏的一天，中国盐业银行常务理事兼上海分行经理、大收藏家、“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在上海住所陕西南路培福里弄口遭3名匪徒绑架。消息传开，立时轰动上海滩。
张伯驹，字家骐，号丛碧，河南项城人。他1897年2月14日生于河南项城一个官宦之家。7岁时，其父张义安将他过继给伯父张振芳。张振芳有钱有势，袁世凯任大总统时授他为直隶总督，对他敬畏三分。张振芳投资百万大洋，创办了中国北方第一家商业银行——中国盐业银行。
张振芳望子成龙，对张伯驹特别疼爱。张伯驹聪明伶俐，才华横溢，9岁能诗，人称“小神童”。长大成人，入袁世凯兼任团长的中央陆军混成模范团骑科，毕业不久即升任提调参议。尔后，又在曹锟、吴佩孚部下任职。
张伯驹无意仕途，在《三十自寿》词中写道：“悔觅封侯。”在另一阕《凄凉犯》的小叙中坦言：“壮岁入秦从戎，虽滥得勋赏，狗尾羊头，殊不抵画眉妆阁也。”
北伐战争后，蒋介石主政南京，其实业部长吴鼎昌拉张伯驹出来做官，张严词拒绝。张伯驹每日沉醉于书画玩藏，走笔诗词，还喜欢玩票唱京剧。他尤擅鉴别字画，号称“鉴别字画第一把交椅”。他收藏无数价值连城的古代字画，用1000万大洋购得中国现存最早的西晋陆机《平复帖》。出售北京弓弦胡同(原为前清太监总管李莲英旧居)的一座大宅，外加夫人的首饰，凑足240两黄金，购得隋代展子虔作的《游春图》。此外，他还藏有唐代李白真迹《上阳台帖》和杜牧的手书字帖，及北宋范仲淹的书法手卷，明末清初钱谦益和秦淮名妓、才女柳如是夫妇的砚等。
他购买《游春图》有一段佳话——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故宫散失于东北的书画陆续出现在北平的古玩市场。张伯驹从友人处得知马霁川要把展子虔的《游春图》卖给外国人的消息后，驱车直赴马霁川的住地，进门便单刀直入地问：“展子虔的《游春图》尚在你的手里?”马霁川见张伯驹亲自登门，已料到大事不妙。
“你想把《游春图》发落到什么地方?索银多少?”张伯驹步步紧逼。
张伯驹的到来，让马霁川措手不及。他原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件稀世珍宝转手洋人，获取暴利。
“马老板，不想卖是不是?”张伯驹逼问一句。
马霁川毕竟是见过世面的古董商人，张伯驹的脾气他是知道的。张伯驹亲临住地，非收不可，不卖给他怕是不成啊!但转念又想，这位阔公子为了收藏国宝真迹，从未吝惜过金钱。于是，他连连说：“卖，卖，岂有不卖之理?张爷只要拿出800两黄金，这无价之宝就是您的啦!”
张伯驹气得浑身发抖，心想这马霁川显然是在讹诈。自己过去虽称得上家财万贯，如今为了收藏已负债累累，手中哪有数额如此多的黄金啊!
无奈之下，张伯驹立即通知故宫博物院，陈述此卷应收归故宫博物院，并建议院方致函古玩商会，不准此卷出境。
不几日，张伯驹得到消息，故宫博物院因经费不足，无力收购。张伯驹心里忐忑不安，认为眼下最要紧的是阻止《游春图》出境。
他驱车到北平和平门外的文化街琉璃厂，进了荣宝斋，坐下便说：“有一幅《游春图》，此卷有关中华民族的历史，万万不能出境。如果有谁为了多赚金子，把它转手洋人，谁就是民族败类，千古罪人，我张伯驹决不会轻饶了他。”
张伯驹到处散播消息，马霁川见《游春图》一事已闹得满城风雨，再转手给洋人亦很困难，只好同意降价让给张伯驹。但《游春图》的要价仍然很高，张伯驹苦思冥想，坐卧不安。
最后，张伯驹决定忍痛割爱，把居住多年的弓弦胡同出让给北平辅仁大学，这是北平城内少有的豪宅。张伯驹将卖得的2.1万美金兑换成220两黄金，去找马霁川购画，不料马霁川节外生枝，故意刁难，借口金子成色不好，需追加20两。
当时，张伯驹手头拮据，实在无法凑足这20两黄金。无奈，只好被迫卖掉夫人的首饰，凑足20两黄金，交给了马霁川。
张伯驹在回忆收藏《游春图》时写道：“然不如此，则此鲁殿仅存之国珍，已不在国内矣!”
张伯驹是典型的崇尚文化艺术的公子，其名望列入“民国四大公子”。另三人为：清逊帝溥仪族弟、末代镇国将军溥侗，字西园；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次子袁克文，字寒云；“东北王”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字汉卿。
张伯驹身为富商之家，鄙夷官事，亦不爱经商，自号游春主人，以收藏、鉴赏、票友自娱自乐。父亲张振芳临终时，握着张伯驹的手道：“你要支撑起这个家，照顾好你的母亲啊!”
就为这句话，张伯驹含泪就任盐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稽核之职。然而，平素他依旧长衫一袭，纸扇一把，下围棋、赏古玩、票京戏。经常从银行里支钱，或买书画，或帮衬京剧名伶余叔岩。他知道，钱是用来花的，是身外之物，不必太在意。
1935年，上海成为全国金融中心，盐业银行的总管理处也迁来“十里洋场”上海。总经理吴鼎昌看重张伯驹的身价，积极说服他来上海分行兼任经理。按照银行规矩，张伯驹应该住在银行的宿舍里。但张伯驹随性惯了，嫌不方便，住进了陕西南路培福里16号的一幢洋房内。
1941年6月初，抗日战争国难当头的上海借仗洋人势力，依然繁华。张伯驹坐车刚出培福里弄口，突然斜刺里冲出3个彪形大汉，拦住车头，拉开车门，拖出司机，然后一左一右地将张伯驹挟持在当中，驾车疾驶而去。
次日，上海《申报》刊登了消息，称“张伯驹被绑架，下落不明”。一时上海沸沸扬扬，众说纷纭，有怀疑日本人干的，有怀疑家族内讧的，也有怀疑是藏家阴谋的。
到底是谁绑架了张伯驹?近年，随着上海历史档案馆资料的解密，绑架的原委终于厘清了。
原来，绑架的主要策划者，乃是盐业银行内部的高级职员李祖莱，此人的后台是汪精卫日伪政府的76号特务总部。李祖莱为什么要绑架张伯驹呢?因为他嗜赌。几天前，在与人玩牌时，输掉了1万多块钱。他缺钱，需要还债，这是其一。其二是，盐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调走后，按理应由副经理肖颜和升任经理，襄理李祖莱升任副经理。但吴鼎昌认为肖太平庸，李虽精明干练，但人品较差，且与汪伪勾搭。吴左顾右盼，觉得惟张伯驹是千妥万妥的。
李祖莱的职位没有了着落，钱自然也没有了着落，又急又恨间，居然想出绑架张伯驹。他打电话给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警卫总队长吴四宝(后改名吴世宝)，请他派几个弟兄将张伯驹绑走，说是可以大发一笔。
吴世宝乃流氓出身，是上海滩有名的“白相人”；他的妻 子佘爱珍也是出名的“白相人女大亨”，会用枪，且左右开弓，抗日胜利后逃去日本。“白相人”是旧上海俚语，对某一类人的称呼。上海话里，“白相”就是玩，也就是在社会上玩的人，相当于现在说的“花花公子”，也可解释为游手好闲、为非作歹的人，流氓。“白相人”一般都薄有家产，蒙祖荫所赐，留有几处房产可用来收租的，或许本就是老板家的公子，所以并不需要有什么正当职业和专长，属于有钱但不富有的阶层。当然也没什么积蓄就靠混吃混喝的，也有靠有钱女人供养的，这些也都可算作“白相人”。
吴世宝投身汪伪特务后，专门捕杀抗日进步人士和绑架上海滩工商界巨富，1940年“化工大王”方液仙也是被他先勒索钱财后撕票的。吴世宝在绑架张伯驹的那年12月，因策划抢劫日本正金银行上海分行的黄金而被捕。次年2月，此贼被日本宪兵队与其主子李士群在苏州合谋毒死。
话说当时，张伯驹的夫人潘素接到了绑匪的电话，对方勒索巨额赎金200万元。潘素大吃一惊，心忧如焚，家里可凑上100万元，还缺100万元到哪里去找呀?她急得日夜啼哭。
为了赎票，变卖几件古董、书画，凑足200万元并非难事，可当她往这想的时候，耳边顿时响起张伯驹极其严肃而又坚决的话语：“凡是我张伯驹收藏的书画、古董、艺术品，不论发生什么事，贵贱都不能卖!金钱易得，国宝难求，万一国宝流到洋人手里，我张伯驹岂不成了千古罪人!”
潘素理解丈夫，不想违背丈夫的心愿，琢磨两全之计：如何既要设法救丈夫出虎口，又要保护好每一件收藏品。
过了几天，绑匪又打来电话：“要是再不拿钱来，那就等着我们撕票吧!期限一个星期。”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潘素想到了结婚时的证婚人孙履安。谁知此时的孙履安已破产，潦倒不堪。孙氏不忘旧交，为救朋友，领着潘索四处奔走借钱，去找孙曜东。孙的来头很大，他的曾祖父孙家鼎曾任清廷工部、礼部、吏部尚书等职。其时孙曜东任上海复兴银行行长，兼任汪伪政府要人周佛海的秘书。
盐业银行董事长任凤苞对孙曜东说：“张伯驹毕竟是书生，因处闷葫芦之中，急欲脱险，不择手段，也不考虑考虑银行的难处。”他既怕张伯驹性命不保，又担心银行一旦牵入，绑匪会以银行为谈判对手，乘势而上，层层加码，以致不可收拾。如果此例一开，后起者纷纷效法的话，银行岂不完蛋?于是，任凤苞再三关照上海方面，只能暗中帮忙，千万不能由银行出面接洽。
孙曜东查出绑架案确系李祖莱勾结汪伪76号特务所为。孙给李打电话道：“张伯驹乃我的把兄弟，不要为难他，兄弟们如有急需，我愿意赞助。”
李祖莱嘴硬，说：“少管闲事，不用你插手。”孙曜东一鞭子还了过去：“张伯驹的事，我管定了。”他自然有这个底气，因为他的靠山是周佛海。
周佛海果真大怒，当下给76号头子李士群打电话，质问事情缘由。孙曜东深谙黑白两道的规矩，一口承诺，愿出20根大条(金条)，酬谢“兄弟们”。
李祖莱知道孙曜东大有来头，恐怕自己占不到什么便宜，索性把人质作了人情，送给浦东驻军头目林之江。林之江出身黄埔军校第六期，早年投入军统，颇得戴笠重用。上海沦陷时，任军统上海区行动二组组长，后投敌变节，加入汪伪76号。林之江是飞来横财乐得享用，孙曜东只得再与林之江联系。亦许诺，照送20根大条无误。
林之江收了钱，当下命人释放张伯驹。张伯驹跑到家里，潘素是哭一阵笑一阵，忙不迭地张罗着为张更衣、沏茶、温酒，焚香驱邪。
不多日，一家子收拾了行李，订了车票，返回北方。张伯驹发誓，这辈子再也不来上海了。
1947年6月，张伯驹在北平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北平临时委员会委员，参加北大学生会助学运动、反迫害反饥饿运动、抗议枪杀东北学生等爱国民主运动。建国后，张伯驹将自己珍藏的价值连城的字画、古董、古玩，全部捐赠给国家。陈毅称赞他是一位“深明大义的爱国人士”。
张伯驹，字家骐，号丛碧，河南项城人。他1897年2月14日生于河南项城一个官宦之家。7岁时，其父张义安将他过继给伯父张振芳。张振芳有钱有势，袁世凯任大总统时授他为直隶总督，对他敬畏三分。张振芳投资百万大洋，创办了中国北方第一家商业银行——中国盐业银行。
张振芳望子成龙，对张伯驹特别疼爱。张伯驹聪明伶俐，才华横溢，9岁能诗，人称“小神童”。长大成人，入袁世凯兼任团长的中央陆军混成模范团骑科，毕业不久即升任提调参议。尔后，又在曹锟、吴佩孚部下任职。
张伯驹无意仕途，在《三十自寿》词中写道：“悔觅封侯。”在另一阕《凄凉犯》的小叙中坦言：“壮岁入秦从戎，虽滥得勋赏，狗尾羊头，殊不抵画眉妆阁也。”
北伐战争后，蒋介石主政南京，其实业部长吴鼎昌拉张伯驹出来做官，张严词拒绝。张伯驹每日沉醉于书画玩藏，走笔诗词，还喜欢玩票唱京剧。他尤擅鉴别字画，号称“鉴别字画第一把交椅”。他收藏无数价值连城的古代字画，用1000万大洋购得中国现存最早的西晋陆机《平复帖》。出售北京弓弦胡同(原为前清太监总管李莲英旧居)的一座大宅，外加夫人的首饰，凑足240两黄金，购得隋代展子虔作的《游春图》。此外，他还藏有唐代李白真迹《上阳台帖》和杜牧的手书字帖，及北宋范仲淹的书法手卷，明末清初钱谦益和秦淮名妓、才女柳如是夫妇的砚等。
他购买《游春图》有一段佳话——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故宫散失于东北的书画陆续出现在北平的古玩市场。张伯驹从友人处得知马霁川要把展子虔的《游春图》卖给外国人的消息后，驱车直赴马霁川的住地，进门便单刀直入地问：“展子虔的《游春图》尚在你的手里?”马霁川见张伯驹亲自登门，已料到大事不妙。
“你想把《游春图》发落到什么地方?索银多少?”张伯驹步步紧逼。
张伯驹的到来，让马霁川措手不及。他原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件稀世珍宝转手洋人，获取暴利。
“马老板，不想卖是不是?”张伯驹逼问一句。
马霁川毕竟是见过世面的古董商人，张伯驹的脾气他是知道的。张伯驹亲临住地，非收不可，不卖给他怕是不成啊!但转念又想，这位阔公子为了收藏国宝真迹，从未吝惜过金钱。于是，他连连说：“卖，卖，岂有不卖之理?张爷只要拿出800两黄金，这无价之宝就是您的啦!”
张伯驹气得浑身发抖，心想这马霁川显然是在讹诈。自己过去虽称得上家财万贯，如今为了收藏已负债累累，手中哪有数额如此多的黄金啊!
无奈之下，张伯驹立即通知故宫博物院，陈述此卷应收归故宫博物院，并建议院方致函古玩商会，不准此卷出境。
不几日，张伯驹得到消息，故宫博物院因经费不足，无力收购。张伯驹心里忐忑不安，认为眼下最要紧的是阻止《游春图》出境。
他驱车到北平和平门外的文化街琉璃厂，进了荣宝斋，坐下便说：“有一幅《游春图》，此卷有关中华民族的历史，万万不能出境。如果有谁为了多赚金子，把它转手洋人，谁就是民族败类，千古罪人，我张伯驹决不会轻饶了他。”
张伯驹到处散播消息，马霁川见《游春图》一事已闹得满城风雨，再转手给洋人亦很困难，只好同意降价让给张伯驹。但《游春图》的要价仍然很高，张伯驹苦思冥想，坐卧不安。
最后，张伯驹决定忍痛割爱，把居住多年的弓弦胡同出让给北平辅仁大学，这是北平城内少有的豪宅。张伯驹将卖得的2.1万美金兑换成220两黄金，去找马霁川购画，不料马霁川节外生枝，故意刁难，借口金子成色不好，需追加20两。
当时，张伯驹手头拮据，实在无法凑足这20两黄金。无奈，只好被迫卖掉夫人的首饰，凑足20两黄金，交给了马霁川。
张伯驹在回忆收藏《游春图》时写道：“然不如此，则此鲁殿仅存之国珍，已不在国内矣!”
张伯驹是典型的崇尚文化艺术的公子，其名望列入“民国四大公子”。另三人为：清逊帝溥仪族弟、末代镇国将军溥侗，字西园；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次子袁克文，字寒云；“东北王”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字汉卿。
张伯驹身为富商之家，鄙夷官事，亦不爱经商，自号游春主人，以收藏、鉴赏、票友自娱自乐。父亲张振芳临终时，握着张伯驹的手道：“你要支撑起这个家，照顾好你的母亲啊!”
就为这句话，张伯驹含泪就任盐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稽核之职。然而，平素他依旧长衫一袭，纸扇一把，下围棋、赏古玩、票京戏。经常从银行里支钱，或买书画，或帮衬京剧名伶余叔岩。他知道，钱是用来花的，是身外之物，不必太在意。
1935年，上海成为全国金融中心，盐业银行的总管理处也迁来“十里洋场”上海。总经理吴鼎昌看重张伯驹的身价，积极说服他来上海分行兼任经理。按照银行规矩，张伯驹应该住在银行的宿舍里。但张伯驹随性惯了，嫌不方便，住进了陕西南路培福里16号的一幢洋房内。
1941年6月初，抗日战争国难当头的上海借仗洋人势力，依然繁华。张伯驹坐车刚出培福里弄口，突然斜刺里冲出3个彪形大汉，拦住车头，拉开车门，拖出司机，然后一左一右地将张伯驹挟持在当中，驾车疾驶而去。
次日，上海《申报》刊登了消息，称“张伯驹被绑架，下落不明”。一时上海沸沸扬扬，众说纷纭，有怀疑日本人干的，有怀疑家族内讧的，也有怀疑是藏家阴谋的。
到底是谁绑架了张伯驹?近年，随着上海历史档案馆资料的解密，绑架的原委终于厘清了。
原来，绑架的主要策划者，乃是盐业银行内部的高级职员李祖莱，此人的后台是汪精卫日伪政府的76号特务总部。李祖莱为什么要绑架张伯驹呢?因为他嗜赌。几天前，在与人玩牌时，输掉了1万多块钱。他缺钱，需要还债，这是其一。其二是，盐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调走后，按理应由副经理肖颜和升任经理，襄理李祖莱升任副经理。但吴鼎昌认为肖太平庸，李虽精明干练，但人品较差，且与汪伪勾搭。吴左顾右盼，觉得惟张伯驹是千妥万妥的。
李祖莱的职位没有了着落，钱自然也没有了着落，又急又恨间，居然想出绑架张伯驹。他打电话给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警卫总队长吴四宝(后改名吴世宝)，请他派几个弟兄将张伯驹绑走，说是可以大发一笔。
吴世宝乃流氓出身，是上海滩有名的“白相人”；他的妻 子佘爱珍也是出名的“白相人女大亨”，会用枪，且左右开弓，抗日胜利后逃去日本。“白相人”是旧上海俚语，对某一类人的称呼。上海话里，“白相”就是玩，也就是在社会上玩的人，相当于现在说的“花花公子”，也可解释为游手好闲、为非作歹的人，流氓。“白相人”一般都薄有家产，蒙祖荫所赐，留有几处房产可用来收租的，或许本就是老板家的公子，所以并不需要有什么正当职业和专长，属于有钱但不富有的阶层。当然也没什么积蓄就靠混吃混喝的，也有靠有钱女人供养的，这些也都可算作“白相人”。
吴世宝投身汪伪特务后，专门捕杀抗日进步人士和绑架上海滩工商界巨富，1940年“化工大王”方液仙也是被他先勒索钱财后撕票的。吴世宝在绑架张伯驹的那年12月，因策划抢劫日本正金银行上海分行的黄金而被捕。次年2月，此贼被日本宪兵队与其主子李士群在苏州合谋毒死。
话说当时，张伯驹的夫人潘素接到了绑匪的电话，对方勒索巨额赎金200万元。潘素大吃一惊，心忧如焚，家里可凑上100万元，还缺100万元到哪里去找呀?她急得日夜啼哭。
为了赎票，变卖几件古董、书画，凑足200万元并非难事，可当她往这想的时候，耳边顿时响起张伯驹极其严肃而又坚决的话语：“凡是我张伯驹收藏的书画、古董、艺术品，不论发生什么事，贵贱都不能卖!金钱易得，国宝难求，万一国宝流到洋人手里，我张伯驹岂不成了千古罪人!”
潘素理解丈夫，不想违背丈夫的心愿，琢磨两全之计：如何既要设法救丈夫出虎口，又要保护好每一件收藏品。
过了几天，绑匪又打来电话：“要是再不拿钱来，那就等着我们撕票吧!期限一个星期。”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潘素想到了结婚时的证婚人孙履安。谁知此时的孙履安已破产，潦倒不堪。孙氏不忘旧交，为救朋友，领着潘索四处奔走借钱，去找孙曜东。孙的来头很大，他的曾祖父孙家鼎曾任清廷工部、礼部、吏部尚书等职。其时孙曜东任上海复兴银行行长，兼任汪伪政府要人周佛海的秘书。
盐业银行董事长任凤苞对孙曜东说：“张伯驹毕竟是书生，因处闷葫芦之中，急欲脱险，不择手段，也不考虑考虑银行的难处。”他既怕张伯驹性命不保，又担心银行一旦牵入，绑匪会以银行为谈判对手，乘势而上，层层加码，以致不可收拾。如果此例一开，后起者纷纷效法的话，银行岂不完蛋?于是，任凤苞再三关照上海方面，只能暗中帮忙，千万不能由银行出面接洽。
孙曜东查出绑架案确系李祖莱勾结汪伪76号特务所为。孙给李打电话道：“张伯驹乃我的把兄弟，不要为难他，兄弟们如有急需，我愿意赞助。”
李祖莱嘴硬，说：“少管闲事，不用你插手。”孙曜东一鞭子还了过去：“张伯驹的事，我管定了。”他自然有这个底气，因为他的靠山是周佛海。
周佛海果真大怒，当下给76号头子李士群打电话，质问事情缘由。孙曜东深谙黑白两道的规矩，一口承诺，愿出20根大条(金条)，酬谢“兄弟们”。
李祖莱知道孙曜东大有来头，恐怕自己占不到什么便宜，索性把人质作了人情，送给浦东驻军头目林之江。林之江出身黄埔军校第六期，早年投入军统，颇得戴笠重用。上海沦陷时，任军统上海区行动二组组长，后投敌变节，加入汪伪76号。林之江是飞来横财乐得享用，孙曜东只得再与林之江联系。亦许诺，照送20根大条无误。
林之江收了钱，当下命人释放张伯驹。张伯驹跑到家里，潘素是哭一阵笑一阵，忙不迭地张罗着为张更衣、沏茶、温酒，焚香驱邪。
不多日，一家子收拾了行李，订了车票，返回北方。张伯驹发誓，这辈子再也不来上海了。
1947年6月，张伯驹在北平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北平临时委员会委员，参加北大学生会助学运动、反迫害反饥饿运动、抗议枪杀东北学生等爱国民主运动。建国后，张伯驹将自己珍藏的价值连城的字画、古董、古玩，全部捐赠给国家。陈毅称赞他是一位“深明大义的爱国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