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美国大选与美国的“百年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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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美国大选是美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一场选举,受到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冲击,这场选举的核心议题、社会情绪、投票程序等受到全方位影响,也对大选结果产生了关键影响.这场疫情不仅重创了美国政治经济,也深刻影响了美国的安全观念,使非传统安全治理问题成为美国关注的焦点.同时,这是美国政治—社会严重撕裂状态下的一场选举,是“特朗普主义”同“奥巴马主义”的又一次对决,美国上下、左右、种族矛盾同步激化,国家发展方向走到了一个战略“十字路口”,这场选举并没有缓解美国社会的“百年裂变”,反而使“两个美国”的对抗愈演愈烈,加剧了本土恐怖主义和社会混乱.这还是世界“百年变局”之下的一场关键选举,特朗普对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传统外交政策、国际秩序、国际体系造成严重破坏,“美国优先”和“美国领导”的路线之争也牵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演进,“美国反对美国”给拜登政府带来一系列施政困境,也给美国外交政策带来多重战略影响,对美国大战略的演进具有历史分水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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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极化是当代美国政治最主要的特征之一.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极化程度不断加深,普通民众和政治精英内部在意识形态、政党归属、公共政策等政治领域的分歧日益增强.经过特朗普四年任期的发酵,政治极化的程度在2020年美国大选前达到历史新高.在此背景下,本文对政治极化与2020年美国国会选举的互动进行研究,指出从意识形态、政党归属、公共政策这三个因素对选举结果的影响来看,政党归属总体上最为重要;意识形态与政党归属呈正相关关系,但产生的影响不如政党归属显著;公共政策则与国会选举“选择性”相关,部分议题的重
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尘埃落定、华盛顿权力更迭之际,重新认识和阐释“特朗普的美国”具有重要意义.解读“特朗普的美国”关键在于解构特朗普的总统领导.特朗普的总统领导既具有美国政治发展的普遍特点,又具有民粹主义、特殊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具象特征.“反对美国”则是特朗普实践其总统领导的主要途径,包括反对美国固有的政治传统和主流的文化价值,以及反对美国根深蒂固的民主体制.特朗普反对美国的目的在于重建美国,实质上却迎合和固化了美国的分裂.“分裂国家”已成为“特朗普的美国”最大的时代特征和精神状况,并势必长期影响和制约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凭借着对铁锈州选民的政治承诺以微弱优势成功入主白宫,2020年大选失败被视为对特朗普承诺兑现不足的一次公投.本文回顾了特朗普政府基于铁锈州选民利益推行的税改、贸易、产业和能源政策,并结合铁锈带三州(宾夕法尼亚州、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经济数据评估了上述政策效果,认为特朗普政府锚定了铁锈带经济发展困境和诉求,但其逆全球化和民族主义底色的内外经济政策负面影响过于显著,严重反噬了铁锈带三州选民经济发展利益.本文认为特朗普政策体系具有内生矛盾且过于偏狭,其无视铁锈州国际经济联系和他
共和党在2020年美国府院选举中失利,但展现出了较强的选民动员能力,尤其在两院和州选举中表现好于预期.该党对传统民主党票仓的动员体现出其选举策略正在转型,由传统意义上的“白人保守党”向劳工政党转变.与此同时,在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背景下,美国劳工逐步成为反全球化的保守主义先锋,与共和党政治精英合流.本文认为共和党将形成本土劳工和传统制造业资本的联盟,通过反全球化的政治思想,尤其是继承自殖民地时期的“工匠传统”来调和党内矛盾.由于特朗普个人缺乏政治经验,共和党围绕着特朗普民粹运动进行的转型仍带有一定不确定性,
创新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奋斗目标的要求,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健全成熟完善的必然趋势,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大最重要的贡献;中国共产党创新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百年历程经过了四个阶段,采用了三种基本方法,主要有十二个方面的理论创新和发展;新时代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和发展,需要重点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必须坚持百年来正确合理、行之有效的方法.
在2020年美国大选中,民主党在佐治亚州获得了总统选举以及国会参众两院选举等层面出人意料的胜利.民主党在佐治亚州的胜利是近年来持续积累的结果,但也仅与共和党形成了势均力敌的状态,并未达到历史最佳状态.究其原因,佐治亚州非洲裔等少数族裔选民的增长态势,亚特兰大城区与城郊地区等城市圈的扩展态势等长期因素,特朗普政府极端议程及其对疫情防控不力等对共和党选民不同程度的抑制等中短期因素,以及某些突发因素共同成就了民主党的微弱优势.由于佐治亚州独有的特性与传统,其选举结果对其自身乃至整个南方的辐射效应相对有限.佐治亚
备受瞩目的2020年美国大选不仅是近一个多世纪以来选民投票率最高的一次选举,而且也成为党争极其激烈、社会极端分裂的一次选举.尽管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击败在任总统特朗普入主白宫,同时民主党人还在国会参众两院获取了微弱政治优势,形成一党同时控制府会的“一致政府”格局,但拜登执政后仍将面临来自政党政治层面的三大结构性制约,即更趋极化的两党博弈、更趋显著的党内分化与更趋复杂的政党重组态势.上述三方面结构性制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四年甚至更长周期内美国政治的走向,由此产生重要的内政、外交影响.基于此,如何有效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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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口越来越多样化和老龄化,受教育程度提升并向城市集中.这些变化使民主党日益成为一个由少数族裔、年轻人、城市居民、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组成的选举联盟,而共和党日益依靠老年人、乡村居民、未受大学教育的白人.拜登在2020年大选中虽然流失了少量少数族裔选票,但增加了大量白人、年轻人和老龄人口选票.这种相对平衡的竞选策略使他能超越希拉里的失败并战胜特朗普,但拜登和民主党仍然未能获得稳固的多数,其胜利相当脆弱.未来的人口结构变化更有利于民主党,但共和党仍可能通过调整策略来组建新的胜选联盟.
当前美欧关系正处于转折点,百年变局以及美欧政策调整冲击跨大西洋同盟关系,美欧在世界观、战略观以及对华观上的分歧成为塑造同盟关系走向的重要因素.拜登执政后,美欧同盟关系的氛围将改善,美国对欧将实施有别于特朗普和奥巴马时期的“新大西洋主义”政策,但美欧关系的恢复仍有局限性,在经贸、科技、安全等具体领域的长期结构性矛盾或者方向性分歧将影响美欧重新走近的程度.展望未来,美欧关系的新变化、新动向将对中美欧三边关系、国际多边合作以及全球治理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