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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初，团省委响应“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成都南郊石羊公社某大队借用2畝多土地，大种高产的牛皮菜以满足全机关日益增长的食物不足之需。
那时牛皮菜已由机关干部义务劳动种好，就派我的伯父（20世纪50年代作家，时任《红领巾》编辑）和《四川青年报》社的另一名右派廖其澄同去管理那大片的牛皮菜土地。廖其澄原是青年报社的美术编辑，四川美术家协会会员。四川青年报社和红领巾社同在一个大院里，反右后他们同为留在单位监督劳动的右派，在大院里做卫生、打扫厕所，互相是熟悉的。
来到白羊公社某大队。这是一座前有白色粉墙、布局紧凑的院落。大队部有办公室、公共食堂，驻扎着一个“穆桂英”女子战斗排（即铁姑娘生产队），指定他们二人居住的寝室就在女子战斗排宿舍的旁边。
钟声响起，我的伯父和廖其澄拿起饭碗到公共食堂打晚饭。在窗口处，师傅说：“你们这点大的碗装不下，换个来！”我的伯父立即回寝室换了个瓷盅来打饭。
“哗”地一声，一瓢稀饭盛满瓷盅，漫过盅沿。端着稀饭回到寝室，我的伯父用汤匙搅动稀饭，盅子里清汤寡水，几乎全是青菜，只有几粒白米。我的伯父不解地说：“怎么回事？这公共食堂的伙食这么差劲！”
廖其澄说：“我早就听洪岷（他的夫人，反右时没事，仍是报社的编辑、记者）说了，公共食堂不是像早先说的那个样子，农民生活也不像报上宣传的那个样子，你过两天就会有更多体会了！我看你打饭的工具要换个大号的家伙了！”我的伯父抬眼一望，他的盅子至少比我伯父的瓷盅大三倍。
第二天早上打钟，打回的早饭是三四根大小不一的红苕和两个小洋芋。
出工钟响后，我的伯父和廖其澄各自扛了一把铲锄去为牛皮菜苗除草松土。半路上，看到“穆桂英女子战斗排”的姑娘们携着耕作工具慢吞吞地走向田间，三五成群出工的社员无精打采。我的伯父想，这是怎么回事？这哪儿像是战天斗地、豪情满怀的劳动大军呀？这样疲惫、懒散的“大军”怎能去创造人间奇迹？我的伯父把他的惊诧告诉廖其澄，廖其澄说：“你是第一次下乡，所以觉得奇怪。这种景象早几个月洪岷就向我讲过了。你想想，白天几条红苕，晚饭一瓢清水稀饭，哪还拿得出什么冲天干劲！”
他们给牛皮菜苗锄草、松土，倒是认认真真地干活。我的伯父左上肢早年就已残废，戴着假肢，他把铲锄松松地夹进膈肢窝，右手握住锄把，上下起落松土除草，倒也灵便。能够如此，主要是肯使力气，主观上希望能通过劳动改造自己的灵魂。
这块土原种过胡萝卜。松土时，廖其澄偶尔锄出一条两寸来长的小胡萝卜，拿在锄口上刮两刮，放进嘴里嚼两嚼吃了。我的伯父也学他的样，锄到了小胡萝卜，也在锄口上刮两刮，放进嘴里脆生生地嚼两嚼，吞下肚去，觉得味儿甚甜。可惜小胡萝卜实在太少。
两人费了两天时间松完了牛皮菜土，便回单位运粪。他们向生产队借了台胶轮运粪车，拖回单位大院，从粪坑里一大瓢一大瓢地舀起粪便灌进车上卧置着的圆筒形容器里，装满了，拖着粪车，穿过几条街道向石羊公社奔去。
廖其澄比我的伯父健壮些，拉中杠，我的伯父拉飞蛾儿（边绳）。他们劳动时都穿着很旧的衣服，裤脚一带常沾染着粪迹，人又是灰头土脸，与下苦力的人没有区别。他们拖着粪车有时奔跑，有时缓行，在蓉城的街道上，的确是一道生动的风景。
走出市区，眼前是一派广阔的农村景色，柳条儿飘飘，小鸟儿啼鸣，溪水潺潺，一条土黄色的大道从脚下直贯远方……这景物使人感到心旷神怡。
其实，拉车在成都平原倒是一种轻松愉快的活儿，胶轮与地面磨擦力较小，使不了多大力气它便向前滚动。平原也还有略微起伏的地带，下坡路段，你只要随着粪车奔跑就是了；遇到缓坡路面，便需拿出点力气。廖其澄往往会喊一声：“伙计，使出点劲儿来！”于是他们就“哼哧、哼哧”喘着粗气朝前拉。
前面便是白羊公社某大队部的白色粉墙大院了。他们把粪车停下来，把粪倾倒进公路旁边一口三合土壁面的粪池里。这里有条小土路通向牛皮菜地，但不够宽，粪车不能直接拖到菜地近旁。
一车一车的大粪倒进公路旁的粪池，几天就把粪池装满了。接下来就是把大粪转运到菜地旁边的一口粪池去。怎么个转运法呢，靠肩挑。
清晨，他们二人各挑一对儿粪桶来到粪池前，用长把粪当当儿（即粪瓢）把粪水舀进桶里。起初我的伯父只能挑大半挑。粪桶前端的系桶绳要用一只手掌控，左手是假肢不能使用，他始终只能用右肩来挑，不能换肩。在劳动的岁月，由于重物均是由右肩承担，右肩膀上就长出一个突出的肉包，许多年不散。从粪池到菜地约一华里距离，我的伯父需歇一二次方能挑到。
我的伯父挑大粪进步很快，两三天后就能挑满满的两桶，走得稳稳当当，粪水不泼不荡。有次半途歇气儿时，廖其澄坐在一个土墩上感叹地说：“你要是不和我一样是个右派，可以当上劳动摸范了！”
我的伯父那时丝毫也没有想当劳模的奢望，真诚地回答：“我想成为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那时候他们干活，说句老实话，还是觉得很舒畅的，并无厌恶与抵触情绪。这比在单位上好，看不到一张张不理不睬冷冰冰的脸，听不到呼来喊去做事情的声音。不过一天下来也还是感到很劳累，早早地就躺在床上“休生养息”。
没过几天，大队支书向报社领导打了招呼后，就请廖其澄去为大队部大门上端画大飞马、写标语。他在那里慢条斯理地勾画着，用红色颜料涂抹着，转粪就由我的伯父一人单干。
我的伯父早就换上了头号洋瓷盅子，可是每次从公共食堂打来的红苕、洋芋或晚上的清汤菜稀饭总是觉得不够吃；红苕、洋芋是连皮吃下，稀饭把盅子刮得干干净净，再冲点开水进去涮来喝掉。
粪转得差不多了，电话打到单位。第二天，单位一呼隆派来二、三十人，用清水稀释了大粪。人多力量大，两三个小时就把大片菜地施肥完毕，又一呼隆地把队伍开回单位去了。
又需要进城拉粪。我的伯父一个人拉粪车是难以胜任的，他向大队部领导说明情况，于是“廖画家”中断作画一二天，他们拉着胶轮粪车回单位拉粪。每逢回到单位，他们总是借故挨到中午，去单位食堂买顿饭菜吃。那时单位食堂供应的饭菜也大不如从前，每月供应4两肉（后来更下降为2两），不逢打牙祭的日子根本不见肉影子，最好的菜就是红烧豆腐，限一人一份。但在单位吃饭总比农村公共食堂好些，4两一份的罐罐饭，毕竟是白花花的大米饭。
拉了两天粪，廖其澄又去作画。不几天大飞马画成，站在不远不近的地方望去，一匹骄健俊悍、张着双翅凌空迅飞的骏马，火焰似地定格在大队部大门上方的粉壁上，十分鲜明生动，渲染了农村大跃进的热烈气氛。公社领导来看了笑颜逐开，十分称赞。
这天傍晚，我的伯父喝下一瓢清水菜稀饭后，正准备“休养生息”，廖其澄走到身边拍拍我伯父的肩头，神神秘秘地小声说：“莫睡，莫睡，等两个钟头有好事情！”我的伯父问：“什么好事情？”他摇摇头，用食指在嘴唇上轻触两下说：“莫问，莫问，等一会儿你就晓得了！”
那时农村人睡得早，10点来钟，整个大院已静寂无声，连平日吵吵嚷嚷、嘻嘻哈哈的“穆桂英”铁姑娘们居住的寝室都已安静。
有人轻轻地敲了几下门。廖其澄带着我的伯父穿过长廊，走进一个小房间，屋中央的桌上摆着大半面盆热气腾腾的熟食，一股肉油香味扑鼻而来；桌上还有一瓶白酒，几个酒杯。桌四周坐着大队支部书记、主任、会计和伙食团长等几人。原来是为了庆祝大飞马画成的夜宴，特请了他们两个同享。
我的伯父小口地抿着白酒，夹着喷香的肉向嘴里塞。原来这并不是什么肥肉瘦肉，全是腊肉的猪皮，先煮了再回锅加蒜苗炒一下，喷香可口，使枯竭的肠胃欢乐！真是意想不到的口福。
我的伯父还享受过一次公共食堂办出的“素九碗”盛餐。据说是从附近的崇庆县请来的高明厨师，辛劳了几天几夜调配烹制而成的佳肴。当时各大报纸均以热烈的笔调报导过公共食堂“素九碗”的伟大创举，其实从某种程度来说，这天的场面的确热闹。社员们早早地收了工，扶老携幼、拖儿带女来到公共食堂。有的围桌而坐，吧嗒着叶子烟，期待的双眼殷殷地盯着厨房的板门和窗口；有的散立在后门外坝子上，用筷子叮叮当当地敲击着陶瓷饭碗和金属的盛食工具；娃儿们奔窜着，哭闹着，大叫：“快把九碗端出来呵！”
“素九碗”摆在桌上了。盛在盘子里的鲤鱼有头有尾，身上还有用刀砍的几条裂缝，尾部染上微红，活鲜鲜地一条油炸红烧鲤鱼。那是用麦面、红苕糊巧妙地捏制而成，蒸熟，经少许清油在锅中焙过，还淋了些调料粉汁在鱼身上。一碗烧白肉，是用白萝卜片蒸熟而成，妙就妙在每片上端涂以褐色的酱油，酷似真正的烧白肉！狮子头是用煮熟捏烂的洋芋糊，内加几粒扒豌豆烧制而成；粉蒸肉是切成片状的老豆腐拌上米粉子蒸制而成……足足九碗，摆在桌上让人馋涎欲滴。我的伯父真心佩服厨师的妙手，把粗粮蔬菜变成了高级的鱼肉大餐！
老人、长者围桌而食。大部分社员都是把“素九碗”各自分了带回家去，大人细娃慢慢享用。
我的伯父吃后的感觉是，比那晚的猪皮夜宵差远了；但比平日的红苕、洋芋、清水菜稀饭好得多。■
那时牛皮菜已由机关干部义务劳动种好，就派我的伯父（20世纪50年代作家，时任《红领巾》编辑）和《四川青年报》社的另一名右派廖其澄同去管理那大片的牛皮菜土地。廖其澄原是青年报社的美术编辑，四川美术家协会会员。四川青年报社和红领巾社同在一个大院里，反右后他们同为留在单位监督劳动的右派，在大院里做卫生、打扫厕所，互相是熟悉的。
来到白羊公社某大队。这是一座前有白色粉墙、布局紧凑的院落。大队部有办公室、公共食堂，驻扎着一个“穆桂英”女子战斗排（即铁姑娘生产队），指定他们二人居住的寝室就在女子战斗排宿舍的旁边。
钟声响起，我的伯父和廖其澄拿起饭碗到公共食堂打晚饭。在窗口处，师傅说：“你们这点大的碗装不下，换个来！”我的伯父立即回寝室换了个瓷盅来打饭。
“哗”地一声，一瓢稀饭盛满瓷盅，漫过盅沿。端着稀饭回到寝室，我的伯父用汤匙搅动稀饭，盅子里清汤寡水，几乎全是青菜，只有几粒白米。我的伯父不解地说：“怎么回事？这公共食堂的伙食这么差劲！”
廖其澄说：“我早就听洪岷（他的夫人，反右时没事，仍是报社的编辑、记者）说了，公共食堂不是像早先说的那个样子，农民生活也不像报上宣传的那个样子，你过两天就会有更多体会了！我看你打饭的工具要换个大号的家伙了！”我的伯父抬眼一望，他的盅子至少比我伯父的瓷盅大三倍。
第二天早上打钟，打回的早饭是三四根大小不一的红苕和两个小洋芋。
出工钟响后，我的伯父和廖其澄各自扛了一把铲锄去为牛皮菜苗除草松土。半路上，看到“穆桂英女子战斗排”的姑娘们携着耕作工具慢吞吞地走向田间，三五成群出工的社员无精打采。我的伯父想，这是怎么回事？这哪儿像是战天斗地、豪情满怀的劳动大军呀？这样疲惫、懒散的“大军”怎能去创造人间奇迹？我的伯父把他的惊诧告诉廖其澄，廖其澄说：“你是第一次下乡，所以觉得奇怪。这种景象早几个月洪岷就向我讲过了。你想想，白天几条红苕，晚饭一瓢清水稀饭，哪还拿得出什么冲天干劲！”
他们给牛皮菜苗锄草、松土，倒是认认真真地干活。我的伯父左上肢早年就已残废，戴着假肢，他把铲锄松松地夹进膈肢窝，右手握住锄把，上下起落松土除草，倒也灵便。能够如此，主要是肯使力气，主观上希望能通过劳动改造自己的灵魂。
这块土原种过胡萝卜。松土时，廖其澄偶尔锄出一条两寸来长的小胡萝卜，拿在锄口上刮两刮，放进嘴里嚼两嚼吃了。我的伯父也学他的样，锄到了小胡萝卜，也在锄口上刮两刮，放进嘴里脆生生地嚼两嚼，吞下肚去，觉得味儿甚甜。可惜小胡萝卜实在太少。
两人费了两天时间松完了牛皮菜土，便回单位运粪。他们向生产队借了台胶轮运粪车，拖回单位大院，从粪坑里一大瓢一大瓢地舀起粪便灌进车上卧置着的圆筒形容器里，装满了，拖着粪车，穿过几条街道向石羊公社奔去。
廖其澄比我的伯父健壮些，拉中杠，我的伯父拉飞蛾儿（边绳）。他们劳动时都穿着很旧的衣服，裤脚一带常沾染着粪迹，人又是灰头土脸，与下苦力的人没有区别。他们拖着粪车有时奔跑，有时缓行，在蓉城的街道上，的确是一道生动的风景。
走出市区，眼前是一派广阔的农村景色，柳条儿飘飘，小鸟儿啼鸣，溪水潺潺，一条土黄色的大道从脚下直贯远方……这景物使人感到心旷神怡。
其实，拉车在成都平原倒是一种轻松愉快的活儿，胶轮与地面磨擦力较小，使不了多大力气它便向前滚动。平原也还有略微起伏的地带，下坡路段，你只要随着粪车奔跑就是了；遇到缓坡路面，便需拿出点力气。廖其澄往往会喊一声：“伙计，使出点劲儿来！”于是他们就“哼哧、哼哧”喘着粗气朝前拉。
前面便是白羊公社某大队部的白色粉墙大院了。他们把粪车停下来，把粪倾倒进公路旁边一口三合土壁面的粪池里。这里有条小土路通向牛皮菜地，但不够宽，粪车不能直接拖到菜地近旁。
一车一车的大粪倒进公路旁的粪池，几天就把粪池装满了。接下来就是把大粪转运到菜地旁边的一口粪池去。怎么个转运法呢，靠肩挑。
清晨，他们二人各挑一对儿粪桶来到粪池前，用长把粪当当儿（即粪瓢）把粪水舀进桶里。起初我的伯父只能挑大半挑。粪桶前端的系桶绳要用一只手掌控，左手是假肢不能使用，他始终只能用右肩来挑，不能换肩。在劳动的岁月，由于重物均是由右肩承担，右肩膀上就长出一个突出的肉包，许多年不散。从粪池到菜地约一华里距离，我的伯父需歇一二次方能挑到。
我的伯父挑大粪进步很快，两三天后就能挑满满的两桶，走得稳稳当当，粪水不泼不荡。有次半途歇气儿时，廖其澄坐在一个土墩上感叹地说：“你要是不和我一样是个右派，可以当上劳动摸范了！”
我的伯父那时丝毫也没有想当劳模的奢望，真诚地回答：“我想成为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那时候他们干活，说句老实话，还是觉得很舒畅的，并无厌恶与抵触情绪。这比在单位上好，看不到一张张不理不睬冷冰冰的脸，听不到呼来喊去做事情的声音。不过一天下来也还是感到很劳累，早早地就躺在床上“休生养息”。
没过几天，大队支书向报社领导打了招呼后，就请廖其澄去为大队部大门上端画大飞马、写标语。他在那里慢条斯理地勾画着，用红色颜料涂抹着，转粪就由我的伯父一人单干。
我的伯父早就换上了头号洋瓷盅子，可是每次从公共食堂打来的红苕、洋芋或晚上的清汤菜稀饭总是觉得不够吃；红苕、洋芋是连皮吃下，稀饭把盅子刮得干干净净，再冲点开水进去涮来喝掉。
粪转得差不多了，电话打到单位。第二天，单位一呼隆派来二、三十人，用清水稀释了大粪。人多力量大，两三个小时就把大片菜地施肥完毕，又一呼隆地把队伍开回单位去了。
又需要进城拉粪。我的伯父一个人拉粪车是难以胜任的，他向大队部领导说明情况，于是“廖画家”中断作画一二天，他们拉着胶轮粪车回单位拉粪。每逢回到单位，他们总是借故挨到中午，去单位食堂买顿饭菜吃。那时单位食堂供应的饭菜也大不如从前，每月供应4两肉（后来更下降为2两），不逢打牙祭的日子根本不见肉影子，最好的菜就是红烧豆腐，限一人一份。但在单位吃饭总比农村公共食堂好些，4两一份的罐罐饭，毕竟是白花花的大米饭。
拉了两天粪，廖其澄又去作画。不几天大飞马画成，站在不远不近的地方望去，一匹骄健俊悍、张着双翅凌空迅飞的骏马，火焰似地定格在大队部大门上方的粉壁上，十分鲜明生动，渲染了农村大跃进的热烈气氛。公社领导来看了笑颜逐开，十分称赞。
这天傍晚，我的伯父喝下一瓢清水菜稀饭后，正准备“休养生息”，廖其澄走到身边拍拍我伯父的肩头，神神秘秘地小声说：“莫睡，莫睡，等两个钟头有好事情！”我的伯父问：“什么好事情？”他摇摇头，用食指在嘴唇上轻触两下说：“莫问，莫问，等一会儿你就晓得了！”
那时农村人睡得早，10点来钟，整个大院已静寂无声，连平日吵吵嚷嚷、嘻嘻哈哈的“穆桂英”铁姑娘们居住的寝室都已安静。
有人轻轻地敲了几下门。廖其澄带着我的伯父穿过长廊，走进一个小房间，屋中央的桌上摆着大半面盆热气腾腾的熟食，一股肉油香味扑鼻而来；桌上还有一瓶白酒，几个酒杯。桌四周坐着大队支部书记、主任、会计和伙食团长等几人。原来是为了庆祝大飞马画成的夜宴，特请了他们两个同享。
我的伯父小口地抿着白酒，夹着喷香的肉向嘴里塞。原来这并不是什么肥肉瘦肉，全是腊肉的猪皮，先煮了再回锅加蒜苗炒一下，喷香可口，使枯竭的肠胃欢乐！真是意想不到的口福。
我的伯父还享受过一次公共食堂办出的“素九碗”盛餐。据说是从附近的崇庆县请来的高明厨师，辛劳了几天几夜调配烹制而成的佳肴。当时各大报纸均以热烈的笔调报导过公共食堂“素九碗”的伟大创举，其实从某种程度来说，这天的场面的确热闹。社员们早早地收了工，扶老携幼、拖儿带女来到公共食堂。有的围桌而坐，吧嗒着叶子烟，期待的双眼殷殷地盯着厨房的板门和窗口；有的散立在后门外坝子上，用筷子叮叮当当地敲击着陶瓷饭碗和金属的盛食工具；娃儿们奔窜着，哭闹着，大叫：“快把九碗端出来呵！”
“素九碗”摆在桌上了。盛在盘子里的鲤鱼有头有尾，身上还有用刀砍的几条裂缝，尾部染上微红，活鲜鲜地一条油炸红烧鲤鱼。那是用麦面、红苕糊巧妙地捏制而成，蒸熟，经少许清油在锅中焙过，还淋了些调料粉汁在鱼身上。一碗烧白肉，是用白萝卜片蒸熟而成，妙就妙在每片上端涂以褐色的酱油，酷似真正的烧白肉！狮子头是用煮熟捏烂的洋芋糊，内加几粒扒豌豆烧制而成；粉蒸肉是切成片状的老豆腐拌上米粉子蒸制而成……足足九碗，摆在桌上让人馋涎欲滴。我的伯父真心佩服厨师的妙手，把粗粮蔬菜变成了高级的鱼肉大餐！
老人、长者围桌而食。大部分社员都是把“素九碗”各自分了带回家去，大人细娃慢慢享用。
我的伯父吃后的感觉是，比那晚的猪皮夜宵差远了；但比平日的红苕、洋芋、清水菜稀饭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