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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民是毛泽东主席的亲弟弟，追随毛泽东参加革命斗争，具有杰出的金融理财才干，一直负责党的金融和财政工作。毛泽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金融事业的奠基人，被誉为“红色大管家”。
中国共产党一手紧握“枪杆子”，一手狠抓“钱袋子”。金融作为经济性的全局策略和手段，对于维护工人利益和军民收支平衡举足轻重。毛泽民金融思想，源自考察市场、顺应民意的现实需要，又成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切实行动。
领衔工人、服务军民的金融理财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常常出现币物交错、人心纷杂的问题，要在最短时间内启动金融触发点，必须找到牵一发动全身的突破口，所谓由点及面，顺市稳心，让利于民而兴邦。在这些方面，毛泽民在实践斗争中不断摸索，逐渐探求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卓有成效的金融之路。
毛泽民创设第一张红色股票和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
在安源路矿的时候，毛泽民起初任工人俱乐部合作社兑换股经理，后为代总经理。当时，工人们在经济上受到矿局和商人的剥削，主要来自银元兑换铜元上的盘剥，1块银元按市值应兑换280枚铜元，可是在商人那里只能兑换260枚铜元。矿局还把应发给工人的银元或铜元，兑换成只能在萍乡煤矿总局内流通的矿票，用强迫兑换或兑换减零的办法使工人再度吃亏。矿局和商人常联手运作，当工人发工资时银元就跌价，物价就暴涨;当工人工资快用完时，银元又涨价，让工人再次借账，从而榨取工人的血汗钱。工人们对此苦不堪言，怨声载道。
毛泽民深入矿区，经过调查研究，提出合作社的办法，真正帮助工人们减轻经济负担，成为抗衡路矿方面盘剥利益的公开阵地，强调将工人钱财集合起来的应对力量，从而彻底改变了工人们没有金融组织的苦处。
就这样，毛泽民面向基层工人发行股票，扩充本金，让工人们参与分红，把一盘散沙握成了强有力的拳头，并保证工人在合作社的存币——可以按市值在任何时段自由兑换，并形成一种金融制度。
经俱乐部同意，以易礼容、毛泽民两任总经理的名义发行消费合作社股票，规定每股为5角，年终分红，这样迅速筹集了一大批资金。又经多方选择，最后在安源老街租下一幢二层楼的房屋作为合作总社，办起一个独立门面。1923年2月7日，正式对外开张营业。从此，第一个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和开办的工人金融组织诞生了，第一张红色股票首次发行。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被誉为“工人的红色金融”。
為了让工人手里的金钱实现稳定升值，毛泽民又在兑换股内加设储蓄部，并在俱乐部内部发行铜元票纸币1万元，以增加股本，更好地服务全体俱乐部成员，合作社办得日益红火兴旺起来。1923年3月易礼容调走，毛泽民接任总经理。到了当年8月，合作社社员发展到1.3万多人，资本达2万多元，还在安源矿区内开设了3个分社。一些奸商和矿局职员曾染指合作社并捣乱，毛泽民及时提出了一整套应对办法，规定每个社员必有购物证，只有本人持证才能购得在社内廉价物品，无证者只能按市价购买，防止别有用心者差价倒卖。他还提出股票分红的办法，拿出红利的十分之三分配给股东，让参股社员受益得惠。
面对工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资需求，为了扩大物品的采购数量和种类，降低价格成本，毛泽民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俱乐部成员全部由煤矿工人和铁路工人组成，俱乐部参与者利用株萍铁路局火车司机开车的便利，到汉口、长沙、株洲等地收购和采购各种便宜物品，并通过火车捎带回安源。这个办法，既减少了中间的差价，又省去了存储运输费用。这种购买商品的方式，也使物美价廉的商品源源不断地涌向矿区，基本满足了工人的日常生活所需，深得工人的拥护和赞许。
从1923年3月至1924年秋，在毛泽民担任合作社总经理和营业主任期间，合作社的收入逐渐增加，1923年7月底销售总额为7.698万余元，获毛利2576元;1924年底有基金2.8321万元，销售总额为7.6223万元，获利3829元;到1925年9月，合作社现款基金加上存货达5万多元。
在毛泽民领导下，红色金融与国家银行同根同生
1931年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筹建国家银行，中央委派在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显露杰出金融理财能力的毛泽民——担任国家银行行长。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的全国性银行，日后逐步发展成为根据地经济的重要支柱。
国家银行刚创立时，毛泽民掌握的初始资金只有从闽西工农银行转来的20万元。毛泽民的女儿毛远志在《毛泽民与苏区银行》一文中记述，1932年3月下旬，红军攻下福建漳州，毛泽民专程来到漳州，对恶霸、地主、军阀的财产进行没收;而对一般的工商资本家和华侨资本家，采取不没收的宽松政策，但可以接受捐款。漳州之役，中央红军不仅得到了大批军用物资，而且没收并筹集了许多金银首饰及布匹、医药、汽油和食盐，还筹得100多万元大洋的军费。
同年7月，国家银行正式发行统一的新货币。毛泽民的名字，也因此镌刻在红色中国的货币史上。但是，当时的老百姓只相信银币，苏区国家银行发行的货币如何取信于民呢？
毛泽民经过深思熟虑，最终采取银元本位制加物资本位制的方式，一元票子等同于一元银元，没有那么多银元，就需储备等量的日用物资。这样，苏区以这种独特的货币发行方式保证了纸币的信用，确保红色政权的稳固。
当时，毛泽民手下有会计科科长曹菊如、业务科科长赖祖烈、总务科科长莫均涛、会计钱希均。他们的任务是建立中央银行体系，统一财政，调整金融，保护苏区经济建设，负责红军作战所需。白手起家办银行，不知如何着手记账，怎么办？有一次，前线部队送来一批缴获的现洋，经手人员发现，现洋的包封纸竟是国民党税务机关的四联单。
毛泽民得之如获至宝，赶紧召集大家对四联单仔细分析研究，对金库的管理制度和流程加以改进，使金库资金的收款方、管理方国家金库、使用方和支配方都有了相应的记录，保证了财务制度的严谨性。 从四联单得到启发，毛泽民签发通知，要求红军各级政治部、供给部，注意收集有关财政、银行、企业管理知识方面的书籍、文件、账簿、单据、报表等实物，备作参考之用。随着各种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正常运转起来。
后来，在苏区发现了假币，搅乱了刚刚建立起来的银行和金融体系。一天晚上，毛泽民伏案工作，吸烟中无意将披在身上的羊毛衫烧着了，袅袅烟雾促发了他的奇思妙想——在制造纸币时掺入一定比重的羊毛，这样既可用纸币对着太阳透视纸币中的特殊纤维，也可通过火燎纸币闻一闻是否发出羊毛焦糊味，以此二法来辨识钞票的真伪。这次防假币的胜利，为苏区筑起了一道金融防线。
1933年末至1934年初，中央红军历经几次反“围剿”消耗和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苏区财政经济每况愈下，加上反动派煽风点火，苏区纸币信誉严重降低，以至于发生了银行挤兑。对此，毛泽民指示金库拿出现洋，坚持按一元苏区纸币兑一元现洋。眼看着库存的现洋所剩无几，大家几次请示，是不是停止兑换。毛泽民却态度坚决地说：“不能停！”
国家银行营业厅外面排起了长队，毛泽民看到此情此景，旋即在瑞金县城的大街小巷转了几圈儿，发现很少有日用品商店、布店和盐摊不插着“只收现洋”的牌子。
毛泽民赶回财政部，向部长邓子恢汇报，同时找来刚上任的外贸总局局长钱之光商量去打胜仗的前线组织被缴获的日用品货源。
第三次反“围剿”之后，因国民党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苏区物资匮乏，物价飞涨。但是无论如何，也决不能让苏币的信用破产。毛泽民坚持，凡是来要求兑换现洋的储户，银行都要保证兑换，任何人不得抬高现洋比价。
国家银行从金库里提出大批现洋，公开兑换纸币。可是，前来兑换现洋的老乡有增无减。毛泽民低头沉思了一会儿，突然眼睛一亮……第二天一早，瑞金县城街道上，出现了由红军警卫开路，曹菊如带队的箩筐运输队。箩筐里装满金砖、金条、金项链、金戒指、金耳环和银镯、银项圈、银圆、银锭，另外的箩筐里整整齐齐地码着现洋。运输队经过闹市，经过街道，场面十分壮观。
在国家银行营业大厅中，金银首饰堆起一座小山，前来兑换银圆的人们看见后，咋舌道：“苏区银行真是阔气！”兑换的群众面对此景，散去了不少，毛泽民心中的焦虑也减轻了一些。
后来，钱之光运回来红军在反“围剿”中缴获的银圆和棉布、食盐等大批物资，毛泽民称赞钱之光立了大功。毛澤民还告诉他，自己上演了一出“空城计”，用上了金库里压箱底的全部金银。如今，手里握有前线运回来的物资，毛泽民立即下令停止兑换现洋，让运送物资的车队满大街转悠，同时贴出告示：各消费合作社出售的货物，只收苏币不收现洋。于是，群众又纷纷争兑纸币购买所需物品。结果，银行收回的现洋——比兑换出去的还要多。
面对挤兑危机，毛泽民积极维护国家银行信用，用“枪杆子”保护“钱袋子”，保证了政府的融资能力和物资调配能力。就是这样，毛泽民领导下的红色金融与苏区革命军队、人民群众同根同生，服务军队也福及人民。作为一位“红色金融家”，毛泽民不断创造着金融奇迹，迎来“货币战场”上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一手紧握“枪杆子”，一手狠抓“钱袋子”。金融作为经济性的全局策略和手段，对于维护工人利益和军民收支平衡举足轻重。毛泽民金融思想，源自考察市场、顺应民意的现实需要，又成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切实行动。
领衔工人、服务军民的金融理财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常常出现币物交错、人心纷杂的问题，要在最短时间内启动金融触发点，必须找到牵一发动全身的突破口，所谓由点及面，顺市稳心，让利于民而兴邦。在这些方面，毛泽民在实践斗争中不断摸索，逐渐探求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卓有成效的金融之路。
毛泽民创设第一张红色股票和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
在安源路矿的时候，毛泽民起初任工人俱乐部合作社兑换股经理，后为代总经理。当时，工人们在经济上受到矿局和商人的剥削，主要来自银元兑换铜元上的盘剥，1块银元按市值应兑换280枚铜元，可是在商人那里只能兑换260枚铜元。矿局还把应发给工人的银元或铜元，兑换成只能在萍乡煤矿总局内流通的矿票，用强迫兑换或兑换减零的办法使工人再度吃亏。矿局和商人常联手运作，当工人发工资时银元就跌价，物价就暴涨;当工人工资快用完时，银元又涨价，让工人再次借账，从而榨取工人的血汗钱。工人们对此苦不堪言，怨声载道。
毛泽民深入矿区，经过调查研究，提出合作社的办法，真正帮助工人们减轻经济负担，成为抗衡路矿方面盘剥利益的公开阵地，强调将工人钱财集合起来的应对力量，从而彻底改变了工人们没有金融组织的苦处。
就这样，毛泽民面向基层工人发行股票，扩充本金，让工人们参与分红，把一盘散沙握成了强有力的拳头，并保证工人在合作社的存币——可以按市值在任何时段自由兑换，并形成一种金融制度。
经俱乐部同意，以易礼容、毛泽民两任总经理的名义发行消费合作社股票，规定每股为5角，年终分红，这样迅速筹集了一大批资金。又经多方选择，最后在安源老街租下一幢二层楼的房屋作为合作总社，办起一个独立门面。1923年2月7日，正式对外开张营业。从此，第一个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和开办的工人金融组织诞生了，第一张红色股票首次发行。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被誉为“工人的红色金融”。
為了让工人手里的金钱实现稳定升值，毛泽民又在兑换股内加设储蓄部，并在俱乐部内部发行铜元票纸币1万元，以增加股本，更好地服务全体俱乐部成员，合作社办得日益红火兴旺起来。1923年3月易礼容调走，毛泽民接任总经理。到了当年8月，合作社社员发展到1.3万多人，资本达2万多元，还在安源矿区内开设了3个分社。一些奸商和矿局职员曾染指合作社并捣乱，毛泽民及时提出了一整套应对办法，规定每个社员必有购物证，只有本人持证才能购得在社内廉价物品，无证者只能按市价购买，防止别有用心者差价倒卖。他还提出股票分红的办法，拿出红利的十分之三分配给股东，让参股社员受益得惠。
面对工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资需求，为了扩大物品的采购数量和种类，降低价格成本，毛泽民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俱乐部成员全部由煤矿工人和铁路工人组成，俱乐部参与者利用株萍铁路局火车司机开车的便利，到汉口、长沙、株洲等地收购和采购各种便宜物品，并通过火车捎带回安源。这个办法，既减少了中间的差价，又省去了存储运输费用。这种购买商品的方式，也使物美价廉的商品源源不断地涌向矿区，基本满足了工人的日常生活所需，深得工人的拥护和赞许。
从1923年3月至1924年秋，在毛泽民担任合作社总经理和营业主任期间，合作社的收入逐渐增加，1923年7月底销售总额为7.698万余元，获毛利2576元;1924年底有基金2.8321万元，销售总额为7.6223万元，获利3829元;到1925年9月，合作社现款基金加上存货达5万多元。
在毛泽民领导下，红色金融与国家银行同根同生
1931年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筹建国家银行，中央委派在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显露杰出金融理财能力的毛泽民——担任国家银行行长。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的全国性银行，日后逐步发展成为根据地经济的重要支柱。
国家银行刚创立时，毛泽民掌握的初始资金只有从闽西工农银行转来的20万元。毛泽民的女儿毛远志在《毛泽民与苏区银行》一文中记述，1932年3月下旬，红军攻下福建漳州，毛泽民专程来到漳州，对恶霸、地主、军阀的财产进行没收;而对一般的工商资本家和华侨资本家，采取不没收的宽松政策，但可以接受捐款。漳州之役，中央红军不仅得到了大批军用物资，而且没收并筹集了许多金银首饰及布匹、医药、汽油和食盐，还筹得100多万元大洋的军费。
同年7月，国家银行正式发行统一的新货币。毛泽民的名字，也因此镌刻在红色中国的货币史上。但是，当时的老百姓只相信银币，苏区国家银行发行的货币如何取信于民呢？
毛泽民经过深思熟虑，最终采取银元本位制加物资本位制的方式，一元票子等同于一元银元，没有那么多银元，就需储备等量的日用物资。这样，苏区以这种独特的货币发行方式保证了纸币的信用，确保红色政权的稳固。
当时，毛泽民手下有会计科科长曹菊如、业务科科长赖祖烈、总务科科长莫均涛、会计钱希均。他们的任务是建立中央银行体系，统一财政，调整金融，保护苏区经济建设，负责红军作战所需。白手起家办银行，不知如何着手记账，怎么办？有一次，前线部队送来一批缴获的现洋，经手人员发现，现洋的包封纸竟是国民党税务机关的四联单。
毛泽民得之如获至宝，赶紧召集大家对四联单仔细分析研究，对金库的管理制度和流程加以改进，使金库资金的收款方、管理方国家金库、使用方和支配方都有了相应的记录，保证了财务制度的严谨性。 从四联单得到启发，毛泽民签发通知，要求红军各级政治部、供给部，注意收集有关财政、银行、企业管理知识方面的书籍、文件、账簿、单据、报表等实物，备作参考之用。随着各种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正常运转起来。
后来，在苏区发现了假币，搅乱了刚刚建立起来的银行和金融体系。一天晚上，毛泽民伏案工作，吸烟中无意将披在身上的羊毛衫烧着了，袅袅烟雾促发了他的奇思妙想——在制造纸币时掺入一定比重的羊毛，这样既可用纸币对着太阳透视纸币中的特殊纤维，也可通过火燎纸币闻一闻是否发出羊毛焦糊味，以此二法来辨识钞票的真伪。这次防假币的胜利，为苏区筑起了一道金融防线。
1933年末至1934年初，中央红军历经几次反“围剿”消耗和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苏区财政经济每况愈下，加上反动派煽风点火，苏区纸币信誉严重降低，以至于发生了银行挤兑。对此，毛泽民指示金库拿出现洋，坚持按一元苏区纸币兑一元现洋。眼看着库存的现洋所剩无几，大家几次请示，是不是停止兑换。毛泽民却态度坚决地说：“不能停！”
国家银行营业厅外面排起了长队，毛泽民看到此情此景，旋即在瑞金县城的大街小巷转了几圈儿，发现很少有日用品商店、布店和盐摊不插着“只收现洋”的牌子。
毛泽民赶回财政部，向部长邓子恢汇报，同时找来刚上任的外贸总局局长钱之光商量去打胜仗的前线组织被缴获的日用品货源。
第三次反“围剿”之后，因国民党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苏区物资匮乏，物价飞涨。但是无论如何，也决不能让苏币的信用破产。毛泽民坚持，凡是来要求兑换现洋的储户，银行都要保证兑换，任何人不得抬高现洋比价。
国家银行从金库里提出大批现洋，公开兑换纸币。可是，前来兑换现洋的老乡有增无减。毛泽民低头沉思了一会儿，突然眼睛一亮……第二天一早，瑞金县城街道上，出现了由红军警卫开路，曹菊如带队的箩筐运输队。箩筐里装满金砖、金条、金项链、金戒指、金耳环和银镯、银项圈、银圆、银锭，另外的箩筐里整整齐齐地码着现洋。运输队经过闹市，经过街道，场面十分壮观。
在国家银行营业大厅中，金银首饰堆起一座小山，前来兑换银圆的人们看见后，咋舌道：“苏区银行真是阔气！”兑换的群众面对此景，散去了不少，毛泽民心中的焦虑也减轻了一些。
后来，钱之光运回来红军在反“围剿”中缴获的银圆和棉布、食盐等大批物资，毛泽民称赞钱之光立了大功。毛澤民还告诉他，自己上演了一出“空城计”，用上了金库里压箱底的全部金银。如今，手里握有前线运回来的物资，毛泽民立即下令停止兑换现洋，让运送物资的车队满大街转悠，同时贴出告示：各消费合作社出售的货物，只收苏币不收现洋。于是，群众又纷纷争兑纸币购买所需物品。结果，银行收回的现洋——比兑换出去的还要多。
面对挤兑危机，毛泽民积极维护国家银行信用，用“枪杆子”保护“钱袋子”，保证了政府的融资能力和物资调配能力。就是这样，毛泽民领导下的红色金融与苏区革命军队、人民群众同根同生，服务军队也福及人民。作为一位“红色金融家”，毛泽民不断创造着金融奇迹，迎来“货币战场”上一个又一个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