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13日凌晨，以蒋介石之“文胆”而闻名于世的陈布雷，在服用大量安眠药后于南京寓所孤独地弃世。陈布雷之死，正值国共内战中国民党军全面作战失败的开始，距离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不到一年时间。作为十余年来蒋介石最为倚重的核心幕僚，被誉为“当代完人”的陈布雷，在自己所效忠的政治势力危若累卵之际，以自杀的方式宣告其无可挽回的失败宿命。

“孤忠不达，为之怅然”

　　1934年应蒋介石之召，陈布雷由浙江省教育厅长之职进入蒋的核心幕僚圈，以帮助其起草、修改各类文稿，并于1935年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二处（主管党政事务）主任，至抗战后侍从室建制取消转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陈布雷始终身处国民党最高权力中枢，倾力对蒋进行辅佐。
　　陈布雷生前有每日作日记的习惯，其日记始于1935年3月，至1948年11月，未曾有过中断。日记原件现存于第二历史档案馆，其家属在离开大陆前将之制作为微缩胶卷带至台湾。1960年代香港东南印务出版社有意将之出版，待至稿样整理完毕，却最终未能出版，后交由台湾“国史馆”保存。该日记详实地记录陈布雷担任侍从室二处主任一职后的人生历程，其中既有对日常工作、生活事务的记载，也有对个人身体、精神状况的记述。更为重要的是，从中我们能看到位居国民党权力核心的陈布雷，如何为蒋介石打理各类具体事务、处理各派系之间的利益之争，以及如何在书生本色与政治人生之间做出极为两难的取舍，以致最终选择以痛苦的死向投入毕生精力的政治事业作别。
　　尽管日记属个人私密记录，具有较高的史料意义，但在波诡云谲的政治场合中，政治人物亦会倾向于在日记中进行有意识的强调、省略甚至曲笔，以服务于政治目的。遍检陈布雷的日记，我们似乎很难看到他对蒋介石本人的埋怨、指责或批评，反而多是对无法满足蒋的各种要求的懊悔与自责，部分能反映出他所受身心折磨之严重程度。当然，有一段日记能反映出陈布雷对蒋的真实态度：“今（指1943年）委座欲充实人事，他人或恐不免怀挟某种之错误判断，希望加入工作，则本室之作风不能确保其一贯矣。孤忠不达，为之怅然。”忠心耿直，不见谅于人是为“孤忠”。
　　实际上，蒋介石（包括其妻宋美龄）对陈也向来礼遇有加，多次批准休假，同时又将多年日记交由陈来修缮、整理，可谓格外信任。引一小例即可证明：在1946年3月17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党内黄宇人对陈布雷所撰写的闭幕词极为不满，公开批评并予嘲讽，致使精神紧绷的陈布雷当场失态，愤慨发言以致泪流不止，随即退场。蒋介石则怒斥肇事者“荒唐放肆，以致布雷发怒”，同时极为惊讶地认为：“此实所罕见，以布雷从未当众发怒，今日者，以其失眠过度，心身两弱所致。急劝其休假调养”，随后派遣宋美龄前往陈的寓所进行安慰开导，准予休假一个月。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在以革命同志相称的外表之下，蒋陈二人关系的实质是君臣主仆。从某个理想的层面而言，此种“君臣相得”的状态本不应导致悲剧性结局，但现实政治是残忍的，政治中的人心又是变幻莫测的。在得知陈布雷弃世后的当天，蒋在日记中做出如是评价：“傍午得报，闻之悲痛异甚。今日再无他人可以任其之代劳与调节各派之中坚主持之人矣，而其代笔撰稿尽如我意之学问则尚其次也，奈何！”由此可见，对蒋而言，身处中枢的陈布雷应以其超然于各派系的地位身份，替其居间调停，使党内各派系山头均服从于蒋个人的绝对权威。此一作用，甚至重于陈得以名冠天下的文笔能力，而这本不符陈对自己的期许。
　　1942年8月，陈布雷曾在日记中对自己进行反思，认为“数年来言行之缺失甚多，而尤以对朋友交际过于落寞，在不知者必以为倨傲，此不仅足以败德，亦足以害事”，其原因在于“始终对政治无兴趣之故。固‘不愿入官’之一念，乃至一切近于怪癖之行为，均以‘我本无意周旋’之一念自恕”。陈所身处的权力位置致使其不得不与各方有所来往。然而，孜孜以求专断权力的蒋一直对隶属于自己的侍从室抱有较高期望，在抗战中后期多次要求侍从室应扩大组织和业务，以助其实现各种政治野心。但身为二处主任的陈布雷则上书明言不同意见，陈在日记中写下：“介公以精勤惕厉之心，入本年来，屡次暗示扩张侍从室之业务，且从种种方面督率侍从室，向愈紧张、愈繁复之途径以趋。紧张已非余所腾，而繁复纷冗治丝益棼，更为余内心所不敢苟同者。”
　　至1945年初，蒋在与侍从室人员谈话时再次给予批评：“侍从室工作，守成有余，开展不足，许多事不能积极推动，徒然谨慎小心，这不是开国的精神。”接连感到蒋对侍从室工作的不满后，陈布雷更为忧虑，以致“常患脑炫目昏之症，脑力衰竭，常如无源之水”，甚至屡有“自责”“自弃”心理，并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语勉励自己迎难而上。
　　此段时间，陈常常感慨自己虽已竭尽心力，但检讨再三始终无法满足蒋的期望，只能以惭愧之情面对。数月之后，蒋再次重提旧话，要求侍从室工作予以改进，致使陈产生引退念头，向蒋当面提出因精力不济，难以胜任现职，“不得不考虑进退问题，否则改组案亦只能申请暂缓”。此言一出，蒋只能采取妥协立场，提出亦可缓后处理。9月侍从室得以撤销，张群参与处理党国要事，陈布雷则再次退居幕后予以协助工作。
　　此后，陈布雷多次得到休假机会，但又因蒋有赖于其在各派系间所发挥的作用与文字能力，陈不得不驱使自己日渐衰颓的身体为蒋分忧。然而，此时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更为剧烈，以致后期几乎出现彼此剑拔弩张、毫无遮掩的分裂态势，甚至不时泛起对蒋个人权威的挑战。前述六屆二中全会黄宇人等对陈布雷百般责难的背后，正是对蒋个人的批评与指责，而陈正是“代君受过”，时人必然对此心知肚明。

“除忠于我公之外，毫无其他私心”

　　1947年9月陈布雷之女陈琏与丈夫因“共匪”嫌疑在北平被捕，陈布雷因自己的立场地位“无法过问其事，念之殊为闷闷”。不久蒋介石亲自邀请陈布雷共进晚餐，以陈琏之事相告，至12月陈琏得以获释回家。这一事件，无疑对以“孤忠”自期、以家国为重的陈布雷造成重大的精神打击。
　　在陈布雷生命的最后一年，国民党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的境地，而陈仍为“行宪国大”的顺利进行而不断奔走接洽，以维护蒋介石的权威。此时陈布雷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平日习见的失眠、目眩、头痛等症状有增无减，所服用的安眠药几近失效。更令其脆弱的精神状况备受打击的是，目睹服务数十年的国民党逐步走向灭亡道路，而又苦于无力为之再次尽力效劳的现状。日记中随处可见“余身体衰弱至此，且知识暗陋，才具短绌，徒知焦忧，迄无丝毫之裨助。近来对个人之健康与服务能力，绝对丧失自信。回念二十年来以身许国之初衷，真觉无地可以自容”等言辞激烈、情感抑郁的表述，不难想象陈布雷此时身受长期的病痛困扰，心积多年积郁的负面情感，此种不堪之负最终压倒了他。
　　在留给蒋介石的第二封遗书结尾部分，陈布雷将二十余年来披肝沥胆之情予以最后的陈说：“我心纯洁质直，除忠于我公之外，毫无其他私心，今乃以无地自容之悔疾，出于此无恕谅之结局，实出于心理狂郁之万不得已。敢再为公陈之。”
　　早在1941年，周恩来曾让人向陈布雷捎过一段话：“对他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他的笔不要为一个人服务，要为全中国四万万人民服务。”此语既对陈布雷的才华能力予以极高的赞扬，又精准地点出其一生悲剧命运之根本原因。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