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今年以来的宏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近日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上作报告时强调，当前经济增长依然偏快，潜在风险不容忽视，结构调整仍然滞后。他表示，要加大财政政策对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
　　对此专家认为，尽管作为宏观调控组合拳之一，货币政策今年以来以“七次提高准备金率和四次加息”而备受市场关注，但在到来的结构化调整时代，财政政策未来将会发挥更大作用，从而成为促进经济转型的重要甚至是首选推力，而以“规则、标准、法律”为核心的节能减排政策，也将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抓手。
　　中国建设银行研究部高级经理赵庆明分析说，“三过”问题的主体是投资过热和顺差过大，其根本又在于中国实体经济的回报率较高所致。而细究高回报率，来自银行的资金成本较低只是众多原因之一。更多的因素在于在中国投资的企业，他们的土地成本、环保成本、劳动力成本、资源成本都比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单靠提高利率显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赵庆明说。
　　他表示，要从根本上抑制投资过快和出口过快，就要着眼于税收等财政政策和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加强执法力度等行政法律手段，以此来提高企业的成本，并促进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
　　天相投顾首席金融分析师石磊此前也对媒体表示，央行今年以来频繁加息虽然吸引了市场的很多注意力，但这并不会改变宏观调控“结构化”调整的主基调。而要致力于精确制导，就显然已不是货币政策这类总量型政策所能做到的了。
　　他预测，政府后续调控会以结构性政策为主，总量政策为辅；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考虑到高污染、高耗能行业投资保持持续增长，加大了政府对其调控的压力，不排除政府采用信贷限制、資源税等手段进行调控；另外，在调整对外贸易结构方面，政府可能采取进一步降低出口退税率方式，同时适度加快人民币升值速度，调整进出口结构等。
　　赵庆明分析说，许多问题正纠缠在一起。“两高”行业既是给环保带来很大压力的行业，同时也是很多地区投资的重点领域。因此，在抑制这方面的投资仅靠货币政策并不能解决问题。相反，如果通过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标准等行政法律手段，并通过辅以绿色信贷等政策，则可能对这些行业的投资得到有效抑制。
　　他表示，由于仅需支付较小的污染成本，同时亦可廉价地得到所需能源等生产要素，这些行业往往能够得到很高的回报率，同时，这些领域亦是大量产生出口的部门，从而导致比较高的顺差。通过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和加大环保的成本，可以同时起到抑制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