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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画坛的著名花鸟画家田世光教授,号公炜,汉族,祖籍山东,1916年10月生于当年北平昆明湖畔的柳浪庄(即现在北京海淀的六郎庄)。
田世光在幼年时期,即酷爱绘画。早在1933年17岁时,即考入当时北平的京华美术学院国画系就学。毕业之后,于1937年又进当年北平古物陈列所(即现在的故宫博物院前身)开办不久的国画研究馆任研究员。在此期间,曾师从赵梦朱学没骨花卉,从于非闇习工笔花鸟,从吴镜汀研习山水。国画研究馆担任助教和讲师期间,借古物陈列所有关古代绘画陈列之便,曾遍临该所珍藏之历代绘画大家的名作真迹,特别是对史称“黄荃富丽”、“徐熙野逸”两大工笔花鸟画派,以及宋、元时期留下的院体花鸟艺术作品,进行了深入的研习和临摹,并受到当年寄居于北平的齐白石和在古物陈列所鉴定古代书画的黄宾虹的教导,为其在传统的中国画艺术领域内的研学和传承奠定了浑厚的基础。可以说,青年时代的田世光,其艺术才华和传统功力,在当年尊崇传统的北平画坛即崭露头角,应邀曾返京华美术学院兼任讲师。
当年,已名满全国的国画大家张大千居京师颐和园听鹂馆作画时,即对田世光的花鸟作品和才华赞赏有加。因而,田世光有机会拜在大风堂门下,对传统的工笔花鸟艺术和有关山水的画理画法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成为张大千的入室弟子。从此,师生结下深厚的艺术友谊……数十年以后的1983年,时已八十五岁高龄的张大千,在其逝世前于临危病榻上,仍念念不望当年京师坛诸艺友,并亲笔题属其画册遥赠田世光,曰:“世光贤弟留阅,不得见者三十余年,弟艺事大进,而爰衰老矣!八十五叟爰”。其艺术情谊,跃然纸上……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著名画家徐悲鸿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期间,在一次偶然的绘画艺术观赏活动中,对田世光创绘的《幽谷红妆》命题的花鸟和山水相结合的大幅作品非常赞赏,因而留下了深刻印象。随后不久,徐悲鸿即主动邀请田世光见面晤谈,并亲自备函聘请田世光为当年北平艺专的国画讲师。直至1949年北平解放后,北平艺专改建为中央美术学院,田世光一直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工笔花鸟讲师、副教授、教授,数十年来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工笔花鸟人才。作为新国画研究会创办人之一,还先后担任北京工笔重彩画会、北京花鸟画会副会长,中国画会理事,中国画研究院院委等,为传统的工笔花鸟艺术的继承和开拓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然,田世光以毕生之力做出的历史性贡献,除个人在艺术上的执着、努力及其艺术上的成就外,应当说和当年徐悲鸿慧眼识英才的远见卓识分不开。当年,他们除很好地完成教学任务之外,在教学之余,徐悲鸿和田世光,不时有笔墨往还切磋艺事,并多次合作创绘作品。仅就现在倘能见到的存世作品,如刊印于徐悲鸿画册第一集之东坡诗意图《竹外桃花》,即当年徐、田二人合作作品之一。此外,对于徐、田二人之间的艺术友谊和交往,廖静文在其《徐悲鸿一生》书中,均有所记述。
对笔者来说,作为美术界和美术教育界的老朋友,笔者对田世光印象最深的,不仅是其对传统艺术继承和变革上的执着,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其修清花鸟艺术创作领域中,对现实生活中新鲜事物的研究和创造上的精神追求。记得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工笔花鸟界的三位高手,即北京画院的于非闇、北京艺术师范学院的俞致贞和中央美院的田世光,在合作创绘《百花齐放》诗画集的繁重任务时,对郭沫若当年在其百花诗中所颂扬的许多花卉品种,除画坛常见的牡丹、梅花、荷花、水仙、秋菊、春兰、海棠等等古今画坛常见的艺术形象外,还有许多不同地区、不同季节才能见到的,而古今画坛从没有入画过、有的甚至没有见过的百花品种,着实对这三位工笔花鸟画名家是一大考验。当年于非闇逝世前已是病魔缠身,仅以《牡丹》、《春兰》两幅参与;俞致贞病弱课重,仍尽力选画30余幅;其中60多幅都落在田世光肩上。而这些作品中,又约有三分之一的花卉,却是古今画家很少有人画过甚至从没见过的。比如:“虎刺”、“决明”、“僧鞋菊”、“风信子”、“柳穿鱼”、“单色堇”等花卉品种;有些品种即使常见,但也很少有人感兴趣专门画过,如“马樱花”、“杨槐”、“含羞草”、“死不了”、“二月兰”、“菜籽花”等。然而,田世光却以极其认真的态度、深厚的传统功力,经过具体地观察、写生、提炼。除绘制出画坛常见的几十幅花卉作品之外,并以传统的白描法创绘出《杨槐》、《晚香玉》;以没骨法创绘出《菜籽花》、《榆叶梅》、《马樱花》、《死不了》、《紫荆花》、《含羞草》;以勾勒重彩法创绘出的《十样锦》、《月亮花》、《桔梗花》、《二月兰》、《虎刺》、《决明》、《僧鞋菊》、《吊金钟》、《棠棣花》、《柳穿鱼》、《单色堇》等等不同形状、不同品种、不同色彩、不同情趣的一系列工笔花卉作品,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可以说,当年以田世光为主创力的这三位工笔画名家合作创绘的《百花齐放》诗画册,和后来荣宝斋以独特的木刻水印法制版刊印的这101件作品的成功创作和出版,不仅是新中国画坛工笔花鸟领域在绘画内容、艺术形式、画理画法上,对传统艺术的断承、发扬、开拓和突破,实际上也是一部20世纪新中国花鸟画家们真正“为百花写照”的现代“群芳谱”;同时也是传统工笔花鸟艺术史上,集诗歌、书法、绘画以及木刻水印“四绝”于一体的现代艺术珍品。
笔者认为,田世光教授的工笔花鸟艺术,是其毕生坚持既重视传统又重视生活之艺术理念的集中体现。他的许多代表性作品,据笔者所知,如其早年与齐白石、何香凝等名家合作,为世界和平大会献礼而创作的《和平颂》、为建国30周年而创作的《英姿万古》(1979)、为中南海紫光阁绘制的《春晖》(1983)、在建国35周年为天安门会见厅绘制的《红梅珍禽》(1984),以及当年为邮电部绘制的《牡丹》系列和《益鸟》系列邮票刊印的作品等等,都可以说明其善于将生活中鲜活的花鸟形象,结合、融合在其深厚的传统的画法之中,使具有古老传统的工笔花鸟,体现出时代和生活之新意。从而使生活中的花鸟形态升华为绘画中的艺术形象,使传统的工笔花鸟,展示出情趣盎然的勃勃生机——这是所有传统画家都在努力探求、既易于体味但又难以体现的美学追求……
在中国美术馆先后收藏的《湖畔的春天》、《国色天香》、《梨花鸳鸯》和《英姿万古》等画作,都是画家历年代表性作品。其中,大幅创作《英姿万古》,可以说是田世光代表性作品中的精品。这是一幅中国美术馆和中央美术学院在国内外陈列和出版活动中经常选用的重要作品。笔者以为,以《英姿万古》为代表的这类“田家样”之艺术作品,不论是其在笔墨、色彩、线条等传统功力上,抑或是构思构图之创意和审美追求上,其清丽、典雅、秀逸之个性化绘画语言和艺术风貌,总是容易使不少观者感受到在其作品中有一种“徐、黄”异体两种风格兼而有之的美学品格。但是,在其生活情趣和时代精神的追求上,却又有着世光同志自己的艺术特色……
(作者系中国美术馆研究员)
田世光在幼年时期,即酷爱绘画。早在1933年17岁时,即考入当时北平的京华美术学院国画系就学。毕业之后,于1937年又进当年北平古物陈列所(即现在的故宫博物院前身)开办不久的国画研究馆任研究员。在此期间,曾师从赵梦朱学没骨花卉,从于非闇习工笔花鸟,从吴镜汀研习山水。国画研究馆担任助教和讲师期间,借古物陈列所有关古代绘画陈列之便,曾遍临该所珍藏之历代绘画大家的名作真迹,特别是对史称“黄荃富丽”、“徐熙野逸”两大工笔花鸟画派,以及宋、元时期留下的院体花鸟艺术作品,进行了深入的研习和临摹,并受到当年寄居于北平的齐白石和在古物陈列所鉴定古代书画的黄宾虹的教导,为其在传统的中国画艺术领域内的研学和传承奠定了浑厚的基础。可以说,青年时代的田世光,其艺术才华和传统功力,在当年尊崇传统的北平画坛即崭露头角,应邀曾返京华美术学院兼任讲师。
当年,已名满全国的国画大家张大千居京师颐和园听鹂馆作画时,即对田世光的花鸟作品和才华赞赏有加。因而,田世光有机会拜在大风堂门下,对传统的工笔花鸟艺术和有关山水的画理画法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成为张大千的入室弟子。从此,师生结下深厚的艺术友谊……数十年以后的1983年,时已八十五岁高龄的张大千,在其逝世前于临危病榻上,仍念念不望当年京师坛诸艺友,并亲笔题属其画册遥赠田世光,曰:“世光贤弟留阅,不得见者三十余年,弟艺事大进,而爰衰老矣!八十五叟爰”。其艺术情谊,跃然纸上……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著名画家徐悲鸿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期间,在一次偶然的绘画艺术观赏活动中,对田世光创绘的《幽谷红妆》命题的花鸟和山水相结合的大幅作品非常赞赏,因而留下了深刻印象。随后不久,徐悲鸿即主动邀请田世光见面晤谈,并亲自备函聘请田世光为当年北平艺专的国画讲师。直至1949年北平解放后,北平艺专改建为中央美术学院,田世光一直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工笔花鸟讲师、副教授、教授,数十年来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工笔花鸟人才。作为新国画研究会创办人之一,还先后担任北京工笔重彩画会、北京花鸟画会副会长,中国画会理事,中国画研究院院委等,为传统的工笔花鸟艺术的继承和开拓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然,田世光以毕生之力做出的历史性贡献,除个人在艺术上的执着、努力及其艺术上的成就外,应当说和当年徐悲鸿慧眼识英才的远见卓识分不开。当年,他们除很好地完成教学任务之外,在教学之余,徐悲鸿和田世光,不时有笔墨往还切磋艺事,并多次合作创绘作品。仅就现在倘能见到的存世作品,如刊印于徐悲鸿画册第一集之东坡诗意图《竹外桃花》,即当年徐、田二人合作作品之一。此外,对于徐、田二人之间的艺术友谊和交往,廖静文在其《徐悲鸿一生》书中,均有所记述。
对笔者来说,作为美术界和美术教育界的老朋友,笔者对田世光印象最深的,不仅是其对传统艺术继承和变革上的执着,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其修清花鸟艺术创作领域中,对现实生活中新鲜事物的研究和创造上的精神追求。记得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工笔花鸟界的三位高手,即北京画院的于非闇、北京艺术师范学院的俞致贞和中央美院的田世光,在合作创绘《百花齐放》诗画集的繁重任务时,对郭沫若当年在其百花诗中所颂扬的许多花卉品种,除画坛常见的牡丹、梅花、荷花、水仙、秋菊、春兰、海棠等等古今画坛常见的艺术形象外,还有许多不同地区、不同季节才能见到的,而古今画坛从没有入画过、有的甚至没有见过的百花品种,着实对这三位工笔花鸟画名家是一大考验。当年于非闇逝世前已是病魔缠身,仅以《牡丹》、《春兰》两幅参与;俞致贞病弱课重,仍尽力选画30余幅;其中60多幅都落在田世光肩上。而这些作品中,又约有三分之一的花卉,却是古今画家很少有人画过甚至从没见过的。比如:“虎刺”、“决明”、“僧鞋菊”、“风信子”、“柳穿鱼”、“单色堇”等花卉品种;有些品种即使常见,但也很少有人感兴趣专门画过,如“马樱花”、“杨槐”、“含羞草”、“死不了”、“二月兰”、“菜籽花”等。然而,田世光却以极其认真的态度、深厚的传统功力,经过具体地观察、写生、提炼。除绘制出画坛常见的几十幅花卉作品之外,并以传统的白描法创绘出《杨槐》、《晚香玉》;以没骨法创绘出《菜籽花》、《榆叶梅》、《马樱花》、《死不了》、《紫荆花》、《含羞草》;以勾勒重彩法创绘出的《十样锦》、《月亮花》、《桔梗花》、《二月兰》、《虎刺》、《决明》、《僧鞋菊》、《吊金钟》、《棠棣花》、《柳穿鱼》、《单色堇》等等不同形状、不同品种、不同色彩、不同情趣的一系列工笔花卉作品,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可以说,当年以田世光为主创力的这三位工笔画名家合作创绘的《百花齐放》诗画册,和后来荣宝斋以独特的木刻水印法制版刊印的这101件作品的成功创作和出版,不仅是新中国画坛工笔花鸟领域在绘画内容、艺术形式、画理画法上,对传统艺术的断承、发扬、开拓和突破,实际上也是一部20世纪新中国花鸟画家们真正“为百花写照”的现代“群芳谱”;同时也是传统工笔花鸟艺术史上,集诗歌、书法、绘画以及木刻水印“四绝”于一体的现代艺术珍品。
笔者认为,田世光教授的工笔花鸟艺术,是其毕生坚持既重视传统又重视生活之艺术理念的集中体现。他的许多代表性作品,据笔者所知,如其早年与齐白石、何香凝等名家合作,为世界和平大会献礼而创作的《和平颂》、为建国30周年而创作的《英姿万古》(1979)、为中南海紫光阁绘制的《春晖》(1983)、在建国35周年为天安门会见厅绘制的《红梅珍禽》(1984),以及当年为邮电部绘制的《牡丹》系列和《益鸟》系列邮票刊印的作品等等,都可以说明其善于将生活中鲜活的花鸟形象,结合、融合在其深厚的传统的画法之中,使具有古老传统的工笔花鸟,体现出时代和生活之新意。从而使生活中的花鸟形态升华为绘画中的艺术形象,使传统的工笔花鸟,展示出情趣盎然的勃勃生机——这是所有传统画家都在努力探求、既易于体味但又难以体现的美学追求……
在中国美术馆先后收藏的《湖畔的春天》、《国色天香》、《梨花鸳鸯》和《英姿万古》等画作,都是画家历年代表性作品。其中,大幅创作《英姿万古》,可以说是田世光代表性作品中的精品。这是一幅中国美术馆和中央美术学院在国内外陈列和出版活动中经常选用的重要作品。笔者以为,以《英姿万古》为代表的这类“田家样”之艺术作品,不论是其在笔墨、色彩、线条等传统功力上,抑或是构思构图之创意和审美追求上,其清丽、典雅、秀逸之个性化绘画语言和艺术风貌,总是容易使不少观者感受到在其作品中有一种“徐、黄”异体两种风格兼而有之的美学品格。但是,在其生活情趣和时代精神的追求上,却又有着世光同志自己的艺术特色……
(作者系中国美术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