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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作为国家战略物资的稀土因为恶性竞争的缘故以“白菜价”在国际市场抛售，致使中国损失惨重。如今国家设立保护计划要结束这一不利局面
一场来自WTO的诉讼，又一次将中国稀土问题置于世人的目光之下。同时，内蒙古草原上一场针对长达20年稀土问题乱象的改革正驶入深水区。
去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制定了《内蒙古自治区稀土上游企业整合淘汰工作方案》，最终形成了“由包钢集团公司统一开采、统一选矿、统一冶炼、统一经营和管理的稀土冶炼分离专营工作体制。”
此举将在很大程度上为全国稀土问题的解决提供样本。
战略物资卖了“白菜价”
内蒙古自治区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的统计显示，2010年全区共生产稀土冶炼分离产品74.2万吨，比2005年增长了76％，占全国产量的61％。
包头，这座位于内蒙古草原腹地的城市，因丰富的铁矿而兴起，又因其不可替代的稀土资源而成为国家战略基地所在。
从来没有哪个城市得到过如此之多的中央高层领导重视。从朱德、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杨尚昆到江泽民、李鹏、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他们或亲临视察，或作出指示，共同的原因只有一个：稀土。
邓小平曾专门为之题词：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稀土在决策层心目中的位置由此可窥一斑。
然而，由于多种原因，过去20年中，中国稀土面临着滥采滥伐，稀土产业低水平重复建设，部分稀土开采之处环境破坏。更为严重的是，在国防、高科技等领域被视为稀世珍宝的中国稀土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却价格低廉。
价格低廉的背后，一个重要方面是恶性竞争。
以稀土产品打火石为例，《中国稀土发展纪实》一书记载，1989年，国内打火石生产出现过热，打火石的年生产能力为：华东250吨，华中、华南350吨，东北130吨，内蒙古800吨。全国超过1500吨。生产能力远远超过国内外市场需求。
1988年，荧光级氧化钇除上海跃龙化工厂产品能维持在78美元／公斤外，其他产品在相互竞争中普遍低于70美元／公斤，最低达到60美元／公斤。
价格下跌的原因，《中国稀土发展纪实》一书说的很明确，“由于各家竟销，价格一跌再跌。”在对1987年的年度稀土点评中，作者称，“南方稀土分离厂纷纷上马，点多、规模小，不同程度存在同一技术同一规模同一产品的重复。”
“1988年，南方混合稀土氧化物的生产尽管面临草酸、硫铵等大幅度涨价的冲击，但由于外贸出口出现失控，发展过热(产量由上年的3700吨猛增至8500吨)；小型稀土分离Vi马势头不减，加剧了宝贵资源的外流和浪费。”
同样在1988年，“国家要求控制出口的富钇、富铕混合稀土氧化物过量外流，一些公司不遵守拟定的协调价，低价竞销，大批水货涌入国际市场。其结果是价格下跌，国家吃亏。”
“1989年稀土出口秩序继续处于混乱状态，尤其是南方的一些开放地区的中小公司纷纷压价抛售，使售价掉到近几年来的最低点。”
这种状况几乎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直持续到本世纪的前五年。
“战略物资白菜价卖了，你说可不可惜?”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经信委原材料处副处长刘景春这样形容稀土资源的流失，刘景春所在的原材料处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管稀土工业。
因为“白菜价”，1990年国内某稀土企业产值超过8000万元，而利润不足150万元。到1991年，这家企业产值几乎翻番达到1.5亿元，利润却只有185万元。
据统计，1998年，全球稀土消费总量为60000吨～65000吨，但中国当年的稀土冶炼分离总能力却已经超过100000吨。刘景春认为，长期的供过于求，出口方面多头对外，正是造成稀土价格下跌的罪魁祸首。
“因为中国稀土价格便宜，美国最大的稀土矿山芒廷帕斯干脆在1993年关闭了，买中国的更划算。”包钢稀土副总经理张日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去年我们对(内蒙古)自治区稀土上游企业进行整合淘汰的时候才发现，在稀土这个领域的产业发展，竟然没有相关的政策依据，审批项目、整合项目都没有什么参考依据。怎样才能开办一个稀土企业，要有什么样的政策门槛，都找不到依据。”刘景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究其原因，刘景春认为，“虽然一直以来我们国家对稀土产业都有指令l生的计划，但监管能力不够，无论是政策上还是人员上都是如此。”
在调研中，刘景春发现，只要有50万元人民币，一口锅炉，就可以开办一个稀土企业，这个状况令调研组的成员大吃一惊。曾经的艰难历程
中国稀土行业一路走来艰难曲折。实际上，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有企业生产汽灯纱罩，其原料硝酸钍和硝酸铈正是来自稀土矿，不过当时中国并没有能力提取，均从英国进口。这称得上中国最早的稀土应用产业。
1927年7月3日，中国地质工作者丁道衡在途经包头白云鄂博独往探看，首次发现白云鄂博矿主峰裸露的铁矿石，到1934年，中国著名矿物学家何作霖在北平对丁道衡采回的白云鄂博矿石进行研究，发现该矿含有两种稀土矿物。
当年，何作霖给自己发现的两种稀土冠以美丽的名字：“白云矿”和“鄂博矿”。后验证，这两种矿即是氟碳铈矿和独居石。不过，彼时的科学家可能并未意识到，他们在包头发现的稀土矿将在多大意义上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石油禁运，“贫油国”的帽子压得新生的红色政权喘不过气来。更为现实的是，当时的中国边境，形势严峻，随时面临着战争威胁。朱德当时说，“没有石油，飞机、坦克不如一根打狗棒”。
面对油荒，一个办法是将煤合成为石油。日本投降后，在锦州石油六厂留下一套用Fischer-Tropsch法从煤合成石油的设备，不：过这种方法需要使用稀土矿提取的钴钍作为催化剂。钍是原子能利用的物资，国外对中国禁运。
1954年，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钟焕邦等人，以广西八步平桂矿务局开采锡矿过程中积累的独居石为原料，用浓硫酸分解独居石、碳酸钠分离钍与稀土的方法，在锦州石油六厂建立了从独居石提取分离钍和混合稀土的中间工厂。所得的钍满足了合成石油催化剂的需要。 建国初期火柴供应紧张，小小一盒火柴，看似微不足道，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涉及国计民生。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柴火居第一。
1959年，上海跃龙化工厂在生产筹建过程中，利用上海永联化工厂处理独居石后堆存的大量稀土复盐，试制成功打火石，使得柴火的问题得到大大缓解。
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1960年年初，包钢生产出的稀土硅铁合金开始向内蒙古第一机械制造厂和第二机械制造厂提供，试制用稀土代替镍、铬的军用钢材。
稀土工业就这样与新中国的国计民生紧密关联。1960年10月29日，聂荣臻副总理在视察包头时指示：好些国家工业和国防用的合金钢都建立在国内资源的基础上，都有自己的体系。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解决。我国镍、铬资源都很少，即使有一点，也要节约下来用在最需要的地方。现在试验成功了无镍稀土钢，解决了这个问题，是个方向，是有历史意义的。中国稀土资源不少，又可以综合利用，很有意义，要坚决地搞，无论如何要走这条路。
随着中国稀土工业的发展，稀土产品的出口逐渐被提到日程。1974年，冶金部指示包钢要提供四种稀土氧化物出口。包钢当时的回复称，“白云鄂博矿中含氧化钇较低，按现有生产流程，每年只能回收2公斤～3公斤，因此不能供货。今年可提供氧化镧1000公斤，氧化钕500公斤。品位大于99.5％的氧化钆50公斤。”
张日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个时候出口的数量实际上极为有限。自1972年以来，国家先后批准对外试销13种稀土产品。
但这少量的出口却对中国稀土工业技术的发展起到非常大的推动。1978年10月24日，全国稀土推广应用领导小组第三期简报登载的《稀土产品出口的障碍是价格问题》中指出，国内单一稀土氧化物出厂价比国际高出3～6倍，稀土精矿高0.24倍，氯化稀土出厂价格降到6000元／吨，出口合金和精矿是合算的。实际上，当时国内氯化稀土出厂价9000元／吨。
这种背景下，提高稀土工业技术进入决策层。时至今日，在包钢职工中广为流传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六年七下包头”的故事也正是始于这个阶段。
包钢集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孟满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方毅从1979年开始，每年都到包钢来，和包钢的干部群众技术人员一起，讨论如何将稀土技术搞上去。
原包头稀土研究院院长马鹏起回忆，1980年方毅在包头资源综合利用第三次科研会议讲话中讲到稀土元素发现的历史，“他把每一个元素被发现的年代和发现该元素的化学家的名字说的非常清楚，像一位科学家似的，到会的人无不佩服。”
在这样一位懂行的副总理支持下，包钢的稀土分离技术获得长足的进步。“上世纪80年代稀土分离技术的突破，今天包钢的稀土分离技术仍然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张日辉说。
国家设立开发稀土计划
不过，包钢稀土技术的改善并没有阻止稀土行业乱相出现。在整体上，“工厂设备不连续、不配套，跑、冒、滴、漏’现象严重，稀土回收率很低(有的工厂不到5Wo)；国内稀土厂人多，产量小，品种少，综合利用差，最终表现为劳动生产率低”的状况随着稀土企业的增多，变得越来越严重。
1994年中科院院士倪佳缵给钱学森回信时对这些问题忧心忡忡：“目前稀土生产分别隶属各不同主管部门，包头稀土生产隶属冶金部，南方许多稀土厂由有色总公司管理，同时核工业部亦建有较大的稀土厂，因而重复建厂，产量过大，竞争出口，相互压价等问题时有发生，缺乏统一的规划及指挥。”
不过，一直到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专报信息》的文章仍显示，“稀土产品大量低价出口造成我国资源优势迅速减弱”。在看到这篇文章之后，总理温家宝作出批示，要求研究政策措施解决稀土过度开采，产能过剩，无序竞争，大量廉价出口的状况。
由于价格上的激烈竞争，成本被降到最低，环境保护被抛在一边。同样在1987年，国家经委和地质矿产部就要求：严禁乱采滥挖；矿山开采，必须保护环境；如要新建扩建，必须由省一级批定的部门审查开采设计，批准立项后办理审批手续和领取采矿许可证；对现有矿山进行整顿。
类似的文件在其后的20年间又多次出现，但效果并不明显，相反环境破坏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稀土矿多为多金属，在冶炼分离过程中，产生大量的有毒有害气体，氨氮废水，废渣等污染物，这已成为政府沉重的负担。”工信部副部长苏波如此表示。
另一方面，滥采滥伐造成的后果是，“经过半个世纪超强度开发，中国稀土保障年限在下降，包头稀土矿重要矿区资源剩下1／3。南方稀土矿储采比由20年前的50％降到15％。”
刘景春认为，这些问题最终促使中央下定决心，从国家战略层面上对稀土问题做出回应。
2011年5月1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我国将用1～2年时间，建立起规范有序的稀土资源开发、冶炼分离和市场流通秩序，资源无序开采、生态环境恶化、生产盲目扩张和出口走私猖獗的状况得到有效遏制；基本形成以大型企业为主导的稀土行业格局。
另一个重要的内容是，《意见》决定对稀土资源实施更为严格的保护性开采政策和生态环境保护标准，严把行业和环境准入关。实施严格的稀土指令性生产计划编制、下达和监管制度，进一步提高稀土出口企业资质标准。此外，加强稀土出口管理，防止变相出口稀土产品。
根据这个战略，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制定了《内蒙古自治区稀土上游企业整合淘汰工作方案》，最终形成了“由包钢集团公司统—开采、统一选矿、统一冶炼、统一经营和管理的稀土冶炼分离专营工作体制。”
在原有的35家稀土上游企业中，刘景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采取重组合作、补偿关闭和淘汰关闭三种形式进行整合淘汰。”
根据这个方案，最终有13户稀土企业列入与包钢稀土重组合作范围，18户稀土企业补偿关闭，另外4户没有主管部门立项审批文件，列入淘汰关闭范围。
最新的动向则是，包钢稀土联合其他十家大型稀土企业股权均分的方式成立稀土交易所。张日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交易所的价值在于对中国稀土产业销售资源进行大的整合，规范稀土产品交易秩序。”更为关键的是，通过这个机制，真正有希望解决多年存在的恶性竞价痼疾，掌握全球稀土交易的定价权。
这显然正朝着当年钱学森给倪佳缵的信中设定的目标前进。
钱学森提出，“社会主义中国要依托自己的资源优势在世界稀土领域内称雄，必须有国家开发稀土的战略计划。然后组建行业垄断性的‘中国稀土开发(集团)总公司’……有了这样的组织……社会主义中国一定可以在世界成为稀土的领头人，犹如南非的金刚钻的霸主。”
(实习生李洋对本文亦有贡献)
一场来自WTO的诉讼，又一次将中国稀土问题置于世人的目光之下。同时，内蒙古草原上一场针对长达20年稀土问题乱象的改革正驶入深水区。
去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制定了《内蒙古自治区稀土上游企业整合淘汰工作方案》，最终形成了“由包钢集团公司统一开采、统一选矿、统一冶炼、统一经营和管理的稀土冶炼分离专营工作体制。”
此举将在很大程度上为全国稀土问题的解决提供样本。
战略物资卖了“白菜价”
内蒙古自治区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的统计显示，2010年全区共生产稀土冶炼分离产品74.2万吨，比2005年增长了76％，占全国产量的61％。
包头，这座位于内蒙古草原腹地的城市，因丰富的铁矿而兴起，又因其不可替代的稀土资源而成为国家战略基地所在。
从来没有哪个城市得到过如此之多的中央高层领导重视。从朱德、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杨尚昆到江泽民、李鹏、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他们或亲临视察，或作出指示，共同的原因只有一个：稀土。
邓小平曾专门为之题词：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稀土在决策层心目中的位置由此可窥一斑。
然而，由于多种原因，过去20年中，中国稀土面临着滥采滥伐，稀土产业低水平重复建设，部分稀土开采之处环境破坏。更为严重的是，在国防、高科技等领域被视为稀世珍宝的中国稀土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却价格低廉。
价格低廉的背后，一个重要方面是恶性竞争。
以稀土产品打火石为例，《中国稀土发展纪实》一书记载，1989年，国内打火石生产出现过热，打火石的年生产能力为：华东250吨，华中、华南350吨，东北130吨，内蒙古800吨。全国超过1500吨。生产能力远远超过国内外市场需求。
1988年，荧光级氧化钇除上海跃龙化工厂产品能维持在78美元／公斤外，其他产品在相互竞争中普遍低于70美元／公斤，最低达到60美元／公斤。
价格下跌的原因，《中国稀土发展纪实》一书说的很明确，“由于各家竟销，价格一跌再跌。”在对1987年的年度稀土点评中，作者称，“南方稀土分离厂纷纷上马，点多、规模小，不同程度存在同一技术同一规模同一产品的重复。”
“1988年，南方混合稀土氧化物的生产尽管面临草酸、硫铵等大幅度涨价的冲击，但由于外贸出口出现失控，发展过热(产量由上年的3700吨猛增至8500吨)；小型稀土分离Vi马势头不减，加剧了宝贵资源的外流和浪费。”
同样在1988年，“国家要求控制出口的富钇、富铕混合稀土氧化物过量外流，一些公司不遵守拟定的协调价，低价竞销，大批水货涌入国际市场。其结果是价格下跌，国家吃亏。”
“1989年稀土出口秩序继续处于混乱状态，尤其是南方的一些开放地区的中小公司纷纷压价抛售，使售价掉到近几年来的最低点。”
这种状况几乎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直持续到本世纪的前五年。
“战略物资白菜价卖了，你说可不可惜?”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经信委原材料处副处长刘景春这样形容稀土资源的流失，刘景春所在的原材料处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管稀土工业。
因为“白菜价”，1990年国内某稀土企业产值超过8000万元，而利润不足150万元。到1991年，这家企业产值几乎翻番达到1.5亿元，利润却只有185万元。
据统计，1998年，全球稀土消费总量为60000吨～65000吨，但中国当年的稀土冶炼分离总能力却已经超过100000吨。刘景春认为，长期的供过于求，出口方面多头对外，正是造成稀土价格下跌的罪魁祸首。
“因为中国稀土价格便宜，美国最大的稀土矿山芒廷帕斯干脆在1993年关闭了，买中国的更划算。”包钢稀土副总经理张日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去年我们对(内蒙古)自治区稀土上游企业进行整合淘汰的时候才发现，在稀土这个领域的产业发展，竟然没有相关的政策依据，审批项目、整合项目都没有什么参考依据。怎样才能开办一个稀土企业，要有什么样的政策门槛，都找不到依据。”刘景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究其原因，刘景春认为，“虽然一直以来我们国家对稀土产业都有指令l生的计划，但监管能力不够，无论是政策上还是人员上都是如此。”
在调研中，刘景春发现，只要有50万元人民币，一口锅炉，就可以开办一个稀土企业，这个状况令调研组的成员大吃一惊。曾经的艰难历程
中国稀土行业一路走来艰难曲折。实际上，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有企业生产汽灯纱罩，其原料硝酸钍和硝酸铈正是来自稀土矿，不过当时中国并没有能力提取，均从英国进口。这称得上中国最早的稀土应用产业。
1927年7月3日，中国地质工作者丁道衡在途经包头白云鄂博独往探看，首次发现白云鄂博矿主峰裸露的铁矿石，到1934年，中国著名矿物学家何作霖在北平对丁道衡采回的白云鄂博矿石进行研究，发现该矿含有两种稀土矿物。
当年，何作霖给自己发现的两种稀土冠以美丽的名字：“白云矿”和“鄂博矿”。后验证，这两种矿即是氟碳铈矿和独居石。不过，彼时的科学家可能并未意识到，他们在包头发现的稀土矿将在多大意义上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石油禁运，“贫油国”的帽子压得新生的红色政权喘不过气来。更为现实的是，当时的中国边境，形势严峻，随时面临着战争威胁。朱德当时说，“没有石油，飞机、坦克不如一根打狗棒”。
面对油荒，一个办法是将煤合成为石油。日本投降后，在锦州石油六厂留下一套用Fischer-Tropsch法从煤合成石油的设备，不：过这种方法需要使用稀土矿提取的钴钍作为催化剂。钍是原子能利用的物资，国外对中国禁运。
1954年，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钟焕邦等人，以广西八步平桂矿务局开采锡矿过程中积累的独居石为原料，用浓硫酸分解独居石、碳酸钠分离钍与稀土的方法，在锦州石油六厂建立了从独居石提取分离钍和混合稀土的中间工厂。所得的钍满足了合成石油催化剂的需要。 建国初期火柴供应紧张，小小一盒火柴，看似微不足道，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涉及国计民生。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柴火居第一。
1959年，上海跃龙化工厂在生产筹建过程中，利用上海永联化工厂处理独居石后堆存的大量稀土复盐，试制成功打火石，使得柴火的问题得到大大缓解。
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1960年年初，包钢生产出的稀土硅铁合金开始向内蒙古第一机械制造厂和第二机械制造厂提供，试制用稀土代替镍、铬的军用钢材。
稀土工业就这样与新中国的国计民生紧密关联。1960年10月29日，聂荣臻副总理在视察包头时指示：好些国家工业和国防用的合金钢都建立在国内资源的基础上，都有自己的体系。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解决。我国镍、铬资源都很少，即使有一点，也要节约下来用在最需要的地方。现在试验成功了无镍稀土钢，解决了这个问题，是个方向，是有历史意义的。中国稀土资源不少，又可以综合利用，很有意义，要坚决地搞，无论如何要走这条路。
随着中国稀土工业的发展，稀土产品的出口逐渐被提到日程。1974年，冶金部指示包钢要提供四种稀土氧化物出口。包钢当时的回复称，“白云鄂博矿中含氧化钇较低，按现有生产流程，每年只能回收2公斤～3公斤，因此不能供货。今年可提供氧化镧1000公斤，氧化钕500公斤。品位大于99.5％的氧化钆50公斤。”
张日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个时候出口的数量实际上极为有限。自1972年以来，国家先后批准对外试销13种稀土产品。
但这少量的出口却对中国稀土工业技术的发展起到非常大的推动。1978年10月24日，全国稀土推广应用领导小组第三期简报登载的《稀土产品出口的障碍是价格问题》中指出，国内单一稀土氧化物出厂价比国际高出3～6倍，稀土精矿高0.24倍，氯化稀土出厂价格降到6000元／吨，出口合金和精矿是合算的。实际上，当时国内氯化稀土出厂价9000元／吨。
这种背景下，提高稀土工业技术进入决策层。时至今日，在包钢职工中广为流传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六年七下包头”的故事也正是始于这个阶段。
包钢集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孟满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方毅从1979年开始，每年都到包钢来，和包钢的干部群众技术人员一起，讨论如何将稀土技术搞上去。
原包头稀土研究院院长马鹏起回忆，1980年方毅在包头资源综合利用第三次科研会议讲话中讲到稀土元素发现的历史，“他把每一个元素被发现的年代和发现该元素的化学家的名字说的非常清楚，像一位科学家似的，到会的人无不佩服。”
在这样一位懂行的副总理支持下，包钢的稀土分离技术获得长足的进步。“上世纪80年代稀土分离技术的突破，今天包钢的稀土分离技术仍然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张日辉说。
国家设立开发稀土计划
不过，包钢稀土技术的改善并没有阻止稀土行业乱相出现。在整体上，“工厂设备不连续、不配套，跑、冒、滴、漏’现象严重，稀土回收率很低(有的工厂不到5Wo)；国内稀土厂人多，产量小，品种少，综合利用差，最终表现为劳动生产率低”的状况随着稀土企业的增多，变得越来越严重。
1994年中科院院士倪佳缵给钱学森回信时对这些问题忧心忡忡：“目前稀土生产分别隶属各不同主管部门，包头稀土生产隶属冶金部，南方许多稀土厂由有色总公司管理，同时核工业部亦建有较大的稀土厂，因而重复建厂，产量过大，竞争出口，相互压价等问题时有发生，缺乏统一的规划及指挥。”
不过，一直到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专报信息》的文章仍显示，“稀土产品大量低价出口造成我国资源优势迅速减弱”。在看到这篇文章之后，总理温家宝作出批示，要求研究政策措施解决稀土过度开采，产能过剩，无序竞争，大量廉价出口的状况。
由于价格上的激烈竞争，成本被降到最低，环境保护被抛在一边。同样在1987年，国家经委和地质矿产部就要求：严禁乱采滥挖；矿山开采，必须保护环境；如要新建扩建，必须由省一级批定的部门审查开采设计，批准立项后办理审批手续和领取采矿许可证；对现有矿山进行整顿。
类似的文件在其后的20年间又多次出现，但效果并不明显，相反环境破坏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稀土矿多为多金属，在冶炼分离过程中，产生大量的有毒有害气体，氨氮废水，废渣等污染物，这已成为政府沉重的负担。”工信部副部长苏波如此表示。
另一方面，滥采滥伐造成的后果是，“经过半个世纪超强度开发，中国稀土保障年限在下降，包头稀土矿重要矿区资源剩下1／3。南方稀土矿储采比由20年前的50％降到15％。”
刘景春认为，这些问题最终促使中央下定决心，从国家战略层面上对稀土问题做出回应。
2011年5月1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我国将用1～2年时间，建立起规范有序的稀土资源开发、冶炼分离和市场流通秩序，资源无序开采、生态环境恶化、生产盲目扩张和出口走私猖獗的状况得到有效遏制；基本形成以大型企业为主导的稀土行业格局。
另一个重要的内容是，《意见》决定对稀土资源实施更为严格的保护性开采政策和生态环境保护标准，严把行业和环境准入关。实施严格的稀土指令性生产计划编制、下达和监管制度，进一步提高稀土出口企业资质标准。此外，加强稀土出口管理，防止变相出口稀土产品。
根据这个战略，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制定了《内蒙古自治区稀土上游企业整合淘汰工作方案》，最终形成了“由包钢集团公司统—开采、统一选矿、统一冶炼、统一经营和管理的稀土冶炼分离专营工作体制。”
在原有的35家稀土上游企业中，刘景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采取重组合作、补偿关闭和淘汰关闭三种形式进行整合淘汰。”
根据这个方案，最终有13户稀土企业列入与包钢稀土重组合作范围，18户稀土企业补偿关闭，另外4户没有主管部门立项审批文件，列入淘汰关闭范围。
最新的动向则是，包钢稀土联合其他十家大型稀土企业股权均分的方式成立稀土交易所。张日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交易所的价值在于对中国稀土产业销售资源进行大的整合，规范稀土产品交易秩序。”更为关键的是，通过这个机制，真正有希望解决多年存在的恶性竞价痼疾，掌握全球稀土交易的定价权。
这显然正朝着当年钱学森给倪佳缵的信中设定的目标前进。
钱学森提出，“社会主义中国要依托自己的资源优势在世界稀土领域内称雄，必须有国家开发稀土的战略计划。然后组建行业垄断性的‘中国稀土开发(集团)总公司’……有了这样的组织……社会主义中国一定可以在世界成为稀土的领头人，犹如南非的金刚钻的霸主。”
(实习生李洋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