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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数千条胡同都有着自己的掌故，都有着自己值得骄傲的历史。胡同里的每个四合院都各有千秋，走进它，又如同走进了中国历史隧道。
黄图岗胡同13号(老6号)坐落在王府井大街路西，南邻灯市口的逎兹府街，北靠东厂胡同，西沿富强胡同直通老舍故居的丰富胡同，有点曲里拐弯。大院门前有棵百年的大槐树，斜对门的40号小院曾是著名作家周立波的旧居。这座大院确是一个紧邻繁华街市而闹中有静的好地方。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作家协会买了这个大院。它由一个坐北朝南的两进大院和一个东跨院组成，同传统的正正方方四合院布局有点不一样。但是，从门前有两个小石狮子门墩和斑驳红漆大门，能看出昔日也曾红火过。前院南房矮小，院落较窄，通往二道主院有一高台阶木结构的二道门房，迎面是三间高大的北房，庭院宽广，约有近百平方米；东西厢房稍矮，各有三间。按传统习惯，正房住着一家之主的老太爷，东西两厢房为儿女和孙辈的卧室，前院南房为佣人所住。从建筑的高矮到人员的居住，都体现着辈分和身份高低的不同。据说，在北平沦陷期间，这里住过东洋人，从每套居室的卫生间均有抽水马桶，且都高于榻榻米地铺的遗留痕迹也可得到印证。
黄图岗胡同13号大院就像北京许许多多大院一样，隐藏着许许多多的故事，每寸土地都记录着悠远的历史变迁。1958年，诗人郭小川、李季两家搬进东跨院的北房、南房和东房。郭小川正处在文学创作的旺盛期，白天忙于作协秘书长的业务行政工作，常常挑灯写诗到深夜，很多长诗像《一个和八个》《春暖花开》等，就是在13号大院写出来的。正院北房住的是诗人王亚凡。他从海政文化部调来作协任副秘书长，为人爽朗豁达，党务、行政工作繁重，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常听到他抱怨没时间写诗。1960年不幸逝世，他爱人带着四个未成年子女，第二年迁到别处去了。李季忙于去西北石油基地生活，同郭小川两家先后离开了13号大院。
此后，女作家、社长韦君宜带领作家出版社数十名编辑出版人员进驻13号大院，把前院、正院作为办公室了。但为时不长，大约只有一年多，于1960年又合并回归人民文学出版社了。接踵而来的有作家、评论家冯牧和葛洛两家，以及作协工作人员共十来户人家。笔者也住进了东跨院的北屋，后又搬至正院的东厢房三间，面积虽小，却是花砖铺地，气派非同一般，与西厢房的冯牧家遥遥相对。
13号大院的东跨院给《诗刊》编辑部作办公室了。著名诗人臧克家主编和阮章竞、徐迟、葛洛等几位副主编以及许多资深编辑们就常常在这里出入，谈诗，论诗，吟诗，或温柔或铿锵有力，充满四合院的每个角落。记得一位编辑在办公室里模仿臧老山东口音高声朗诵克家老人的名句：“我是一个‘两面派’，新诗旧诗我都爱……”引发朗朗笑声。
文人的住地，来往走动更多的是作家艺术家。好客的冯牧门前。不仅有大人们往返如织，诸如周巍峙、贺敬之、张光年、朱丹、李纳以及冯牧在云南工作时交往密切的白桦、彭荆风、公刘等一些中青年作家，就是那半大小子们也随时穿堂入室，或坐或卧，国家大事、生活琐事无所不谈，有说有笑。
书香门第出身的冯牧，自幼喜爱文学艺术，30年代在北京读书时，就粉墨登台唱程派。“七七”抗战爆发，奔赴延安闹革命，走南闯北。50年代调回北京，已是文艺评论家。任《新观察》《文艺报》副主编期间，同程砚秋大师常在一起切磋技艺，友情深厚。他不仅会唱、会拉京胡、会表演，还是对戏曲理论颇有造诣的研究家。因而，程派名家李世济、唐在昕夫妇，老鼓师白登云以及关肃霜、江新蓉等都是冯家的常客，说唱腔，议角色，评演技，讲场面，切磋技艺，谈笑风生，那和谐、欢快而热烈的气氛，深深感染着旁听的邻居们，当然也包括戏迷的笔者。
大院有十多户人家，年轻人上班上学，几位老人和睦相处，温馨的助人为乐的邻里关系，多年来一直顽强地保存着。说起大院的几位老奶奶和爷爷，各有千秋。冯牧的老母亲大家称呼她冯婆婆，操一口湖北官话，操持家务，做得一手好菜，招待客人，不厌其烦。冯婆婆喜欢孩子，大院里大大小小不下二十个孩子，包括郭小川、葛洛等人的儿女，还有寄住大院的贺敬之、柯岩的女儿也加入孩子群里，玩跳房子、跳皮筋，有时不免矛盾争吵，冯婆婆和照顾小川女儿的姨姥姥郎婆婆一起耐心劝架，呵护有加。有的孩子生病了，两位婆婆去问医送药，关怀备至。更有趣的一位年近八旬的常老爷爷(葛洛的父亲)，是个象棋迷，整天棋子不离手，跟胡同里的人和大院的孩子下棋。有一回跟个十五六岁的男孩下棋，输了，不让男孩回家吃饭，脸红脖子粗地直嚷嚷，非要赢人家一盘才罢休。古稀之年的老伴常奶奶是街道积极分子，防火防盗、安全保卫、清洁卫生，样样都管，责任心强极了，深得大家的尊敬。可是也有“小脚侦察队”一说，那是背地里的美称，可不敢当面去叫，她要是听到了会跟你急!
13号大院的花草树木繁盛，前人栽种的大槐树、核桃树、白蜡、海棠在正院，后院有繁茂高大的枣树和椿树，年年是春花秋实，美不胜收。孩子们把摘的整篮子核桃和大枣，挨门挨户送给大家分享。作家葛洛是种花能手，房前栽满五颜六色的花卉。他亲手培植的葡萄，什么马奶子、玫瑰香、新疆绿等，味道鲜美；葡萄开花时也会增添些白石老人画中的乐趣。但是“深挖洞”一来，也连根拔了。那人防工程除了雨后供蚊蝇繁衍以外，一无用处，白白损坏了一院清幽。
196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风暴，把大院的一切都摧毁了。你想，那么多大大小小“文艺黑线人物”被关进了“牛棚”，花花草草也给连根拔了。金鱼缸被砸碎，宝贵的名家字画被“没收”、撕破。造反派半夜三更上房跳进大院，声称交出写《XX传》的草稿；隔壁大院也成了声讨大小“黑线人物”的“战场”。被关进“牛棚”的谢冰心、臧克家、张天冀、张光年、陈白尘、李季、郭小川、侯金镜、冯牧和一些被称作“小爬虫”的资深编辑们，经常被送来13号大院做惩罚性的劳动——搬图书、运家具、搞卫生。一阵乌烟瘴气过后。“牛棚”的人和群众一起被遣送到长江南岸的向阳湖畔，围湖垦荒，劳动改造。大院只剩下几个老人和三五个小孩，冷冷清清孤守着。
这个大院原叫王府大街黄图岗胡同6号，“破四旧”时改为人民路九条13号。“九一三”林彪事件后，冯牧曾对朋友打趣说：我家门牌号极好记，“九一三”么。“文革”后虽然恢复了胡同的原名，序号却不曾改回，老6号院消失了。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平房改居民楼的兴起，13号大院于1984年寿终正寝了。本来平房改楼房，作协的工作人员可改善居住条件，可有关领导和经办人突发奇想，要兴建一座“文学会堂”，作为文学写作、交流活动的场所。这当然也不为过。可是，又有人发挥了莫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把这个近千平方米的大院，连同近邻汽车修配七厂的一万平方米厂地，一股脑作为中方股金与外资合作，要兴建一座星级大饭店。从此，留下无数文人足迹的大院就彻底消亡了。在大院住了几十年的人无不感到痛惜和懊恼。
我深深地怀念那段岁月，怀念那段岁月中历尽沧桑的人们。这些人中有的已经逝去：诗人王亚凡，1960年率队下放宁夏农村，不幸煤气中毒身亡；著名诗人李季，1980年因饮酒诱发心脏病猝死；作家、编辑家葛洛，1994年因患癌症病故；著名文艺评论家、作家冯牧，因患白血病于1995年9月病逝。他们身上那种中国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对民族对社会的一片爱心、千般情愫，他们留下来的那么多未偿的夙愿、未竟的事业、未完的著作、未了的情怀，怎么可能随风而去、杳无踪迹呢?它们将长久地遗存人间，成为后代有形或无形的精神财富、道德力量。远行者的一切未了情，都将转到未死者身上，化为无穷无尽的希望。
(本文编辑：谭宗远)
黄图岗胡同13号(老6号)坐落在王府井大街路西，南邻灯市口的逎兹府街，北靠东厂胡同，西沿富强胡同直通老舍故居的丰富胡同，有点曲里拐弯。大院门前有棵百年的大槐树，斜对门的40号小院曾是著名作家周立波的旧居。这座大院确是一个紧邻繁华街市而闹中有静的好地方。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作家协会买了这个大院。它由一个坐北朝南的两进大院和一个东跨院组成，同传统的正正方方四合院布局有点不一样。但是，从门前有两个小石狮子门墩和斑驳红漆大门，能看出昔日也曾红火过。前院南房矮小，院落较窄，通往二道主院有一高台阶木结构的二道门房，迎面是三间高大的北房，庭院宽广，约有近百平方米；东西厢房稍矮，各有三间。按传统习惯，正房住着一家之主的老太爷，东西两厢房为儿女和孙辈的卧室，前院南房为佣人所住。从建筑的高矮到人员的居住，都体现着辈分和身份高低的不同。据说，在北平沦陷期间，这里住过东洋人，从每套居室的卫生间均有抽水马桶，且都高于榻榻米地铺的遗留痕迹也可得到印证。
黄图岗胡同13号大院就像北京许许多多大院一样，隐藏着许许多多的故事，每寸土地都记录着悠远的历史变迁。1958年，诗人郭小川、李季两家搬进东跨院的北房、南房和东房。郭小川正处在文学创作的旺盛期，白天忙于作协秘书长的业务行政工作，常常挑灯写诗到深夜，很多长诗像《一个和八个》《春暖花开》等，就是在13号大院写出来的。正院北房住的是诗人王亚凡。他从海政文化部调来作协任副秘书长，为人爽朗豁达，党务、行政工作繁重，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常听到他抱怨没时间写诗。1960年不幸逝世，他爱人带着四个未成年子女，第二年迁到别处去了。李季忙于去西北石油基地生活，同郭小川两家先后离开了13号大院。
此后，女作家、社长韦君宜带领作家出版社数十名编辑出版人员进驻13号大院，把前院、正院作为办公室了。但为时不长，大约只有一年多，于1960年又合并回归人民文学出版社了。接踵而来的有作家、评论家冯牧和葛洛两家，以及作协工作人员共十来户人家。笔者也住进了东跨院的北屋，后又搬至正院的东厢房三间，面积虽小，却是花砖铺地，气派非同一般，与西厢房的冯牧家遥遥相对。
13号大院的东跨院给《诗刊》编辑部作办公室了。著名诗人臧克家主编和阮章竞、徐迟、葛洛等几位副主编以及许多资深编辑们就常常在这里出入，谈诗，论诗，吟诗，或温柔或铿锵有力，充满四合院的每个角落。记得一位编辑在办公室里模仿臧老山东口音高声朗诵克家老人的名句：“我是一个‘两面派’，新诗旧诗我都爱……”引发朗朗笑声。
文人的住地，来往走动更多的是作家艺术家。好客的冯牧门前。不仅有大人们往返如织，诸如周巍峙、贺敬之、张光年、朱丹、李纳以及冯牧在云南工作时交往密切的白桦、彭荆风、公刘等一些中青年作家，就是那半大小子们也随时穿堂入室，或坐或卧，国家大事、生活琐事无所不谈，有说有笑。
书香门第出身的冯牧，自幼喜爱文学艺术，30年代在北京读书时，就粉墨登台唱程派。“七七”抗战爆发，奔赴延安闹革命，走南闯北。50年代调回北京，已是文艺评论家。任《新观察》《文艺报》副主编期间，同程砚秋大师常在一起切磋技艺，友情深厚。他不仅会唱、会拉京胡、会表演，还是对戏曲理论颇有造诣的研究家。因而，程派名家李世济、唐在昕夫妇，老鼓师白登云以及关肃霜、江新蓉等都是冯家的常客，说唱腔，议角色，评演技，讲场面，切磋技艺，谈笑风生，那和谐、欢快而热烈的气氛，深深感染着旁听的邻居们，当然也包括戏迷的笔者。
大院有十多户人家，年轻人上班上学，几位老人和睦相处，温馨的助人为乐的邻里关系，多年来一直顽强地保存着。说起大院的几位老奶奶和爷爷，各有千秋。冯牧的老母亲大家称呼她冯婆婆，操一口湖北官话，操持家务，做得一手好菜，招待客人，不厌其烦。冯婆婆喜欢孩子，大院里大大小小不下二十个孩子，包括郭小川、葛洛等人的儿女，还有寄住大院的贺敬之、柯岩的女儿也加入孩子群里，玩跳房子、跳皮筋，有时不免矛盾争吵，冯婆婆和照顾小川女儿的姨姥姥郎婆婆一起耐心劝架，呵护有加。有的孩子生病了，两位婆婆去问医送药，关怀备至。更有趣的一位年近八旬的常老爷爷(葛洛的父亲)，是个象棋迷，整天棋子不离手，跟胡同里的人和大院的孩子下棋。有一回跟个十五六岁的男孩下棋，输了，不让男孩回家吃饭，脸红脖子粗地直嚷嚷，非要赢人家一盘才罢休。古稀之年的老伴常奶奶是街道积极分子，防火防盗、安全保卫、清洁卫生，样样都管，责任心强极了，深得大家的尊敬。可是也有“小脚侦察队”一说，那是背地里的美称，可不敢当面去叫，她要是听到了会跟你急!
13号大院的花草树木繁盛，前人栽种的大槐树、核桃树、白蜡、海棠在正院，后院有繁茂高大的枣树和椿树，年年是春花秋实，美不胜收。孩子们把摘的整篮子核桃和大枣，挨门挨户送给大家分享。作家葛洛是种花能手，房前栽满五颜六色的花卉。他亲手培植的葡萄，什么马奶子、玫瑰香、新疆绿等，味道鲜美；葡萄开花时也会增添些白石老人画中的乐趣。但是“深挖洞”一来，也连根拔了。那人防工程除了雨后供蚊蝇繁衍以外，一无用处，白白损坏了一院清幽。
196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风暴，把大院的一切都摧毁了。你想，那么多大大小小“文艺黑线人物”被关进了“牛棚”，花花草草也给连根拔了。金鱼缸被砸碎，宝贵的名家字画被“没收”、撕破。造反派半夜三更上房跳进大院，声称交出写《XX传》的草稿；隔壁大院也成了声讨大小“黑线人物”的“战场”。被关进“牛棚”的谢冰心、臧克家、张天冀、张光年、陈白尘、李季、郭小川、侯金镜、冯牧和一些被称作“小爬虫”的资深编辑们，经常被送来13号大院做惩罚性的劳动——搬图书、运家具、搞卫生。一阵乌烟瘴气过后。“牛棚”的人和群众一起被遣送到长江南岸的向阳湖畔，围湖垦荒，劳动改造。大院只剩下几个老人和三五个小孩，冷冷清清孤守着。
这个大院原叫王府大街黄图岗胡同6号，“破四旧”时改为人民路九条13号。“九一三”林彪事件后，冯牧曾对朋友打趣说：我家门牌号极好记，“九一三”么。“文革”后虽然恢复了胡同的原名，序号却不曾改回，老6号院消失了。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平房改居民楼的兴起，13号大院于1984年寿终正寝了。本来平房改楼房，作协的工作人员可改善居住条件，可有关领导和经办人突发奇想，要兴建一座“文学会堂”，作为文学写作、交流活动的场所。这当然也不为过。可是，又有人发挥了莫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把这个近千平方米的大院，连同近邻汽车修配七厂的一万平方米厂地，一股脑作为中方股金与外资合作，要兴建一座星级大饭店。从此，留下无数文人足迹的大院就彻底消亡了。在大院住了几十年的人无不感到痛惜和懊恼。
我深深地怀念那段岁月，怀念那段岁月中历尽沧桑的人们。这些人中有的已经逝去：诗人王亚凡，1960年率队下放宁夏农村，不幸煤气中毒身亡；著名诗人李季，1980年因饮酒诱发心脏病猝死；作家、编辑家葛洛，1994年因患癌症病故；著名文艺评论家、作家冯牧，因患白血病于1995年9月病逝。他们身上那种中国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对民族对社会的一片爱心、千般情愫，他们留下来的那么多未偿的夙愿、未竟的事业、未完的著作、未了的情怀，怎么可能随风而去、杳无踪迹呢?它们将长久地遗存人间，成为后代有形或无形的精神财富、道德力量。远行者的一切未了情，都将转到未死者身上，化为无穷无尽的希望。
(本文编辑：谭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