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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是我国“十三五”规划实施的开局之年，也是迈向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关键之年。2016年5月7日，由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公平协同创新中心、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共同主办的“以供给侧改革促进教育公平”高峰论坛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来自海内外的教育学者相聚丽娃河畔，从教育供给侧改革的视角，围绕制度创新、教育效率、高考改革、互联网创新、因材施教和城镇化等关键词分享前沿观点，探讨如何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从而真正促进教育公平。
本文采撷此次会议的精彩内容，以飨读者。
教育公平与制度创新
李剑阁[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筹）校长]：我的演讲题目是“鼓励社会捐赠，推动教育公平”。讲到教育公平，社会上往往呼吁政府加大投入。毫无疑问，对教育公平，政府要负第一责任。教育公平是让每个人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而教育资源永远是稀缺的，特别是优质的教育资源永远稀缺。如果把责任压到政府身上，支出的资金可以说是无限的。政府如果要在一个事业上投入无限的资金，无非就是要增加税收，这显然会遏制社会活力，形成社会负担。实现教育公平，政府要承担起责任，同时也应创造一个机制，让社会捐赠能够活跃起来。社会捐赠的影响力是政府支出做不到的。当前，社会捐赠的积极性不高，一是对目前的教育状况不是很满意，钱捐进来之后不知道怎么用。二是要增加透明度，让捐赠人觉得钱用得其所。三是要让捐赠者在捐赠以后有成就感和荣誉感。我相信，通过进一步的改革，会大大鼓励社会捐赠，有利于促进教育公平的进一步提升。
朱永新（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教育公平问题，涉及教育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一般称为显性的教育公平和隐性的教育公平。从我国目前解决教育公平的思维方式和习惯性动作来说，主要的办法是补短板，通过优先向边远地区、贫困地区、薄弱学校配置教育资源来促进教育公平。补短板的政策就是限制流动与选择。比如，严格限制职业教育学生参加高考、严格限制跨区域招生考试、中小学严格限制择校等。实际上，这个思路是有问题的。公平和效率有关，公平和选择也有关系。从政府的角度来说，为所有人提供优质均等的教育资源，是确保教育公平的基本做法。但从公民个人的角度而言，选择自己最适合的教育才是最公平的教育。所以在政府提供的公共教育资源和公民自身教育需求之间的落差就为选择提供了机会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选择可以提升品质，在更高层次上推进公平，没有选择就没有竞争，也没有教育质量的发展动力与压力。所以选择的存在不仅增加了教育的多样化和个性化，同时也会激发公办教育的活力和效率，从这个意义上加强教育供给侧改革，增加更多的教育选择，是从根本上推进教育公平的有效路径。
周洪宇（湖北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我演讲的主题是“实施‘新三免’是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制度供给”，这是解放思想的一个主要内容。什么是“新三免”？“新三免”是指实施高中教育免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费午餐、学前儿童的免费阅读，这是重要的制度供给内容。关于“新三免”的重要性、必要性、现实可能性、国际普遍性及当前紧迫性，我想重点分析一下有无财政的可能性。从高中来看，全国高中生（含中职和普高）4 200万人，如果按照中职每人每年两千块钱学杂费免费的标准，大概是840亿元。关于义务教育学生免费午餐，政府现在实施营养午餐计划，给每个学生补贴四块钱，家长拿两块钱，一共是六块钱，这就是营养午餐的标准。政府已经出了四块钱，为什么不干脆一起出后面的两块钱？差这两块钱吗？不差。同样，学前儿童阅读也是如此。所以，这不是钱的问题，是决心，是政治抉择问题。
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
田国强（上海财经大学教授、经济学院院长）：现在大家都在谈中国梦，谈强国梦，教育是必要条件。教育兴国、人才强国，是根本的发展战略。任何国家一定是在这四个方面进行竞争的，即资源的竞争、制度的竞争、人才的竞争、话语权的竞争，后三个方面都和教育相关。如果没有教育公平和教育效率，可以说就没有教育的崛起，从而中国的崛起也是不可能的。此次论坛的主题是供给侧改革促进教育公平，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词和关键性问题是制度性体制机制改革。作为一名经济学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公平，不可能脱离效率。教育公平和教育效率是否可以兼得，对于这个问题，只要尽量给每个人一个公平竞争的起点，让市场自由竞争，就会实现：资源的配置是公平的，资源的配置是有效率的。这是从理论层面来说的。但现实中，教育公平做得并不好，无论是在质还是量的方面都不到位。中国教育改革的发展方向是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教育改革，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郑也夫（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著名社会学家）：对于教育公正，我主要谈四个观点。第一，中国古人在这方面做出了最伟大的尝试，通过教育筛选人才，个人认为在公正维度得到了极大的实现，效率方面不能恭维。第二，在教育中谈效率要慎重，特别是在微观层次。如果微观层次上教育一线的人太追求效率，可能直接杀伤的是学生，无助于培养人才。人有早熟、晚熟，由于每个人基因的差异，接受慢的人快不得，接受快的人慢不得，怎么追求效率？第三，高端人才的培养和产生，其实主要不是靠培养，而是靠选拔。选拔成功依赖两大条件。一是选拔的面积广，被筛选的人多，二是选拔的过程不被污染。第四，关于公平和效率，政府在教育上出台了扩招政策，这对效率和公正都有很大的伤害。很多三本学校办得一塌糊涂，很多扩招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付出的不仅是金钱成本，还有他们最好的年华。
杨东平（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我发言的主题是“改革办学体制，释放教育红利”。人们对好的教育的需求极其强烈，对好的教育有充分的认知，清楚什么是好的教育。善待儿童的教育，使儿童免于恐惧的教育，这是最起码的。为什么家长会花那么多钱将孩子送到国际学校，就是因为没有考试分数排行榜压迫学生，可见我们绝大多数的学校，应试教育依然非常炽烈。非常幸运的是，家长的选择多了第三条道路，即在批判抱怨和逃离出国以外的第三条道路，就是教育自救、教育自助。今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受到良好教育的家长，自己解决问题，在家上学成为非常多的选择，出现了小微学校。供给侧改革，主要是政府简政放权，改变垄断，放开管制。在世界范围内，特许学校、自由学校和各种各样的教育探索都在进行。互联网时代的教育创新已经超越了对办学资金、场地、硬件设备的要求。所以中国教育供给改革主要是释放生产力，颠覆19世纪的教育工厂，鼓励个性化、小规模精品学校的生长，鼓励自下而上的变革，开放民间办学。 易中天（原厦门大学教授、历史文化学者）：现在，中国教育的效率实在太低，该如何提高？我提三条建设性意见：一是改学制，二是改课程，三是改思路。如何改学制？可以把九年义务教育改为十年，不再分小学、初中、高中，没有必要。现在的孩子比我们那时聪明多了，很早就已经知道很多东西，没有必要慢慢腾腾地学，压缩两年没有问题。改课程，就是要清楚什么叫有用。所谓有用，就是所有的课程、所有的教育都得是素质教育。改思路，就是让所有的课程都奔着有用的素质去，而不是高考。这样，我们的学习可以很愉快，课程也不用很多，时间也完全可以省下来。改变思路，改变课程，然后缩短学制，教育的效果就能提高。提高教育效率的目的，绝不是要“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快并不一定是好事。为了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为了下一代的愉快成长，为了下一代成为真正的人，成为真实、善良、健康、快乐的人，为了节约教育成本和学生学习时间，本着这一目的考虑教育效率问题，才是真正的有效率。
教育公平与高考改革
文东茅（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现在高考改革进入新阶段，从唯分数论走向综合评价阶段。我有三个简单的结论：第一，唯分数论是统一化的评价，是低效且不公平的。第二，“三位一体”招生代表多样化评价，更公平、更有效。第三，个性化的招生是因材施教的呼唤，是最公平最有效的，而且是改革的方向。我在浙江进行调研以后，觉得高考改革的“三位一体”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应该进一步扩大。首先是评价具有综合性，其次是自主性，每个高校基于不同的专业可以有不同的标准。这种自主测试，从实际效果来看有很多优点，试点六年以来是零投诉。尽管学生入学成绩较差，但入学后可以达到中上水平，综合素质明显提高，对学校的专业认可度较高，学习氛围浓厚。个性化评价没有统一的标准，有标准的话也是学生自己为自己设定的，人类最终的考试评价方式应该是每个人做自己的考官。
周彬（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教师教育学院院长）：新高考会给我们带来希望，让我们能够从配置的公平走向对话的公平。就受教育机会而言，我们是比较匮乏的。因此，我们要打开大学的专业，也要把高中打开。新高考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有了七选三或者六选三，学生有了多种组合选择，给予人一种完全的释放。公平不仅是价值的问题，更是技术的问题，没有技术支撑的价值到最后就是在天上飘。公平不仅是资源配置，更是系统工程。公平不仅应该尊重人，更要清楚怎么尊重人。公平不仅在嘴上，还应该在路上，让我们携手同行。
曹妍（华东师范大学晨晖学者、高等教育研究所教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近期针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进行了指数构建。我主要结合2007年到2014年各省的数据情况，对每个地区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和地区差异进行数据分析。在我们放弃结果公平实现可能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起点的公平？高等教育的起点就是入学考试，考试过后，地区和地区之间是存在一定差异的。受历史、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各个地区的人口、经济有很大的差异，我们关注的是如何能够在后期让这种差异越来越小，让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不断发展，缩小差异。入学机会的公平性问题，与整个高考的招生和录取分不开。高考过程中，第一个问题就是高考时每个考生必须在户籍所在地进行高考。第二个问题是在招生的过程中，会出现属地化问题。第三个问题是要关注地区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状况。通过这三个指标，我们构建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指数。截止到2014年，从各个地区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来看，北京、上海和天津在总的入学机会和优质入学机会的指数是非常大的，西部地区存在着一定的分化。于优质高校来说，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着高度的相关关系，它们在其中贡献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教育公平与互联网创新
皮埃罗·斯加鲁菲（Piero Scaruffi，哈佛大学客座教授、《硅谷百年史》作者）：美国在教育领域的投资非常大，学生在教育方面的开支也是最贵的，但我们也看到了美国教育衰退的事实。在我看来，这种衰退是由美国在教育方面的不公平导致的。如何弥补教育不公平问题？美国公民找到了一条出路。由于互联网的发展，美国在线教育平台有很多免费工具可以帮助学生学习，最著名的是维基百科，其次是在线分享文件平台SlideShare。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互联网平台，进行分享。在创客空间，孩子和青年都可以获得教育，进行娱乐和社交。教育最大的任务是给学生传授关于今天尚不存在的专业及尚不存在的工作所需要的知识，因为世界变化非常迅速。要给未来的年轻人就业公平，给他们想要的工作，我们必须有提供这些工作的能力。斯坦福大学现在在进行一场实验，培养“T型人才”，即我们可以把一个专业学得非常深入，但必须对其他专业也略有涉猎，以便将来主要专业消失了，还有其他的专业可以尝试。
汤敏（国务院参事、友成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如何解决贫困地区、农村地区、中小学的教育公平问题，应该是中国教育公平的一个最关键问题。但这个问题非常难解决。从硬件来说，现在绝大部分农村地区的硬件设施已经很不错了，关键在于软件—教师问题。教育公平问题的核心在于教师的培训问题。如何将乡村学校教师培养好，这是真正解决教育公平的最根本问题。现在，我主要介绍双师教学方式，借助互联网，我们可以将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课连接到乡村学校的课堂上，让乡村教师天天培训、课课培训，思考如何将好学校教师的课与自己的课堂融合起来。这种教师培训是陪伴式的，是师父带徒弟的方式，课课示范。它的成本也比较低，通过互联网几乎可以实现免费，不需要教师离校。“互联网 ”时代的双师培养模式，能够解决过去我们认为完全无解的教育公平问题。
任友群（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上饶市委常委副市长）：应该说，教育公平既被认为是对教育的基本要求，又被认为是教育的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进入互联网时代，教育领域的数字鸿沟得到解决的可能性和愈加严重的可能性都大大增加，互联网带有“双刃剑”的性质。关于互联网促进教育公平，一是希望互联网可以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力量动员起来，促进教育公平改革。二是希望通过互联网促进教育评价改革，通过伴随式的对孩子的发展进行过程式评价和记录。三是希望在互联网 教育公平的信息化方面有一定的保障。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基础条件的保障变成教育公平的前提条件，教育信息化在使用过程中必然面临装备的升级、维护及带宽的增量需求，全社会各个领域都应该提升信息化装备水平。 教育公平与因材施教
项贤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教育公平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就教育公平问题本身而言，至少包含这样几个层面。最外层是操作层面的教育公平问题，在这个层面处理教育公平问题，我们面对的是有关个人；第二个层面是社会结构层面，在这个层面面对的是社会阶层；最为核心的层面是价值内核，即关于教育公平的正义理念，是我们对教育公平的价值共识，因而在这一层面我们面对的是所有人。教育公平的价值内核，是一个面对所有人的教育公平问题。
我们的教育在价值基础上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缺陷，这个缺陷导致我们的教育对所有人都是不公平的，这是教育领域所有不公平的根源。问题出在我们对教育过程的理论认识是错误的。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学一直认为，教育是指一部分所谓的“教育者”，通过一种叫作“教育”的实践活动，去改变另外一部分叫作“受教育者”的人。孩子们大脑里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并不是我们灌输进去的，而是他们对这个世界，包括对我们这些所谓“教育者”们言行的感知和理解的结果。作为直接的结果，孩子们的知识是他们自己思维活动的产物。每一个人，都应当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而不应当是别人改造的成果。
要真正在我们这个社会推动教育公平，我们首先必须推动教育供给进行一次深刻的公平转型，必须认识到：公平的教育供给，绝不是供给你教育，就要把你变成我的工具。我们必须认识到：公平的教育供给应当是一种为人的生长发展而提供的服务与支持，是为人的生长发展建构一个可以满足人自由选择的环境，它在根本上是一种对人的尊重与呵护。我们的教育必须从所谓“塑造”转型为服务和支持，从所谓“培养”转型为引发和促进生长，以及为孩子们的生长提供自由的空间。自由是公平的前提，无自由则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让我们的教师真正做一名园丁吧，不要再逼迫他们去做塑造者！让他们能够自由地听从内心的良知，善待我们的每一个孩子，尽心尽力地“浇水”“施肥”，让刘翔成长为刘翔，让霍金成长为霍金。
杨小微（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教育过程公平是在学校内部的教育过程中，师生交往、生生交往等人际交往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教育过程公平最重要的是对所有的儿童都平等对待，即有教无类；对不同的儿童差别对待，是因材施教；对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儿童特别对待，让他们各得其所。同时，也要将差别对待和特殊优待合在一起。我们的理想是做一把尺子，既要能够测得出公平状况，也要能够推动教师和校长的行为。当教师、校长知道我们在收集学生一周来一共发言多少次时，他们自然而然会在课堂上让学生发言时考虑到要照顾一下。当然，让每个孩子在学校的每一天都感受到公平，现在看来可能有点儿奢侈，但从长远来看，并不奢侈。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做到有差异的平等，会在学校最终变成不言而喻，变成理所当然。
胡惠闵（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课程与教学系主任）：我们最先关注的是教育公平的演进问题，之所以将把时间定在1994年，是因为《教育研究》杂志于1994年第一次发表了《论我国现阶段的教育公平问题》。到1998年之后，开始有了一些变化，在教育公平的研究过程中，“教育过程公平”这一关键词凸显出来，更为突出的是“学校教育”。借助学校课程与教学数据库，我们用问卷的方式，在郑州市做了第一轮研究，结果发现：一是在学习机会上，郑州市初中生可以比较多地获得学习机会，包括通过测验检验学习成就、学习目标。二是从课堂提问的角度来看，学生在语言、数学上不同的表现及提问的频率，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教育公平与城镇化
卢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中国的社会不公平程度是相当深的。如果以代际收入弹性作为社会流动性的衡量指数的话，我们看到北欧是0.20，父亲一代的收入对子女收入的影响只有0.20，美国的代际收入弹性是0.48，而中国的则高达0.60。教育的一个功能就是提供促进社会公平和向上流动的途径，促进更多的人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根据国际的研究和我们的实验，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儿童早期的发展非常重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脑科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研究都说明这一点。第二，儿童发展的两个领域特别值得注意，即营养健康和教育，它们可以保证婴幼儿的大脑发育、心理发展，保证儿童的成长和能力的形成。第三，对贫困儿童的关怀和干预应该是全过程的，从孕妇开始一直到孩子走到就业岗位。要想保证贫困儿童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有制度方面的问题，也有政策制定的问题；有政府部门和教育系统的执行能力问题，也有大学和研究机构基础数据支持和研究的问题；有学校的责任，也有社会要克服偏见的问题。
文军（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社会发展学院党委书记）：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教育，教育只是众多研究课题中的一个，但非常重要。很多问题如果跳出教育本身，放在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上看，可能会变得非常复杂。公平不仅是社会问题，不仅是心理学问题，更不仅仅是教育问题。分析城镇之间的教育公平问题，我们要思考教育资源分配问题。由于城乡之间教育资源分配不一样，导致城乡之间有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反过来会强化社会不平等。教育有可能促进社会公平，但教育也可能使社会更加不公平。现在，国家对教育资源分配的差异整体上是在缩小，但主要体现在义务教育阶段缩小得比较明显，有些方面并没有发生改变，最大的问题就是师资队伍。我们一直将教育视作社会公平的手段，但如果教育本身有问题，会强化这种社会不公平，如果社会不公平的状况不改变也会反向强化教育不公平。它们具有双重相互影响的可能性，甚至会产生马太效应。
高向东（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经管书院党委书记）：我报告的主题是“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政策评价及相关建议”，主要以上海为例进行研究，研究表明：上海市这几年在教育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成绩非常显著；虽然教育公平度提升不大，但教育满意度提升较大；过程的公平性更加重要。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政策缺乏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结合，目前的政策只是满足每个孩子有学上，但在实现每个流动子女人口素质和能力共同发展上还有问题。二是政策门槛过高，无法覆盖所有人群。三是政策的表面化严重，操作起来有难度，有些浮于表面。四是教育政策评估缺乏客观性。因此，我们建议：严格调控外来人口流动，提高准入门槛，坚持鼓励进城务工人员回归与推进市民化并重；继续深化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改革，健全以常住人口为基数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紧紧围绕教育公平展开，不仅需要注重机会公平，更要注重过程公平；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基础教育领域，并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提高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建立多元的教育评价机制。
责任编辑：孙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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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撷此次会议的精彩内容，以飨读者。
教育公平与制度创新
李剑阁[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筹）校长]：我的演讲题目是“鼓励社会捐赠，推动教育公平”。讲到教育公平，社会上往往呼吁政府加大投入。毫无疑问，对教育公平，政府要负第一责任。教育公平是让每个人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而教育资源永远是稀缺的，特别是优质的教育资源永远稀缺。如果把责任压到政府身上，支出的资金可以说是无限的。政府如果要在一个事业上投入无限的资金，无非就是要增加税收，这显然会遏制社会活力，形成社会负担。实现教育公平，政府要承担起责任，同时也应创造一个机制，让社会捐赠能够活跃起来。社会捐赠的影响力是政府支出做不到的。当前，社会捐赠的积极性不高，一是对目前的教育状况不是很满意，钱捐进来之后不知道怎么用。二是要增加透明度，让捐赠人觉得钱用得其所。三是要让捐赠者在捐赠以后有成就感和荣誉感。我相信，通过进一步的改革，会大大鼓励社会捐赠，有利于促进教育公平的进一步提升。
朱永新（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教育公平问题，涉及教育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一般称为显性的教育公平和隐性的教育公平。从我国目前解决教育公平的思维方式和习惯性动作来说，主要的办法是补短板，通过优先向边远地区、贫困地区、薄弱学校配置教育资源来促进教育公平。补短板的政策就是限制流动与选择。比如，严格限制职业教育学生参加高考、严格限制跨区域招生考试、中小学严格限制择校等。实际上，这个思路是有问题的。公平和效率有关，公平和选择也有关系。从政府的角度来说，为所有人提供优质均等的教育资源，是确保教育公平的基本做法。但从公民个人的角度而言，选择自己最适合的教育才是最公平的教育。所以在政府提供的公共教育资源和公民自身教育需求之间的落差就为选择提供了机会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选择可以提升品质，在更高层次上推进公平，没有选择就没有竞争，也没有教育质量的发展动力与压力。所以选择的存在不仅增加了教育的多样化和个性化，同时也会激发公办教育的活力和效率，从这个意义上加强教育供给侧改革，增加更多的教育选择，是从根本上推进教育公平的有效路径。
周洪宇（湖北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我演讲的主题是“实施‘新三免’是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制度供给”，这是解放思想的一个主要内容。什么是“新三免”？“新三免”是指实施高中教育免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费午餐、学前儿童的免费阅读，这是重要的制度供给内容。关于“新三免”的重要性、必要性、现实可能性、国际普遍性及当前紧迫性，我想重点分析一下有无财政的可能性。从高中来看，全国高中生（含中职和普高）4 200万人，如果按照中职每人每年两千块钱学杂费免费的标准，大概是840亿元。关于义务教育学生免费午餐，政府现在实施营养午餐计划，给每个学生补贴四块钱，家长拿两块钱，一共是六块钱，这就是营养午餐的标准。政府已经出了四块钱，为什么不干脆一起出后面的两块钱？差这两块钱吗？不差。同样，学前儿童阅读也是如此。所以，这不是钱的问题，是决心，是政治抉择问题。
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
田国强（上海财经大学教授、经济学院院长）：现在大家都在谈中国梦，谈强国梦，教育是必要条件。教育兴国、人才强国，是根本的发展战略。任何国家一定是在这四个方面进行竞争的，即资源的竞争、制度的竞争、人才的竞争、话语权的竞争，后三个方面都和教育相关。如果没有教育公平和教育效率，可以说就没有教育的崛起，从而中国的崛起也是不可能的。此次论坛的主题是供给侧改革促进教育公平，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词和关键性问题是制度性体制机制改革。作为一名经济学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公平，不可能脱离效率。教育公平和教育效率是否可以兼得，对于这个问题，只要尽量给每个人一个公平竞争的起点，让市场自由竞争，就会实现：资源的配置是公平的，资源的配置是有效率的。这是从理论层面来说的。但现实中，教育公平做得并不好，无论是在质还是量的方面都不到位。中国教育改革的发展方向是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教育改革，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郑也夫（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著名社会学家）：对于教育公正，我主要谈四个观点。第一，中国古人在这方面做出了最伟大的尝试，通过教育筛选人才，个人认为在公正维度得到了极大的实现，效率方面不能恭维。第二，在教育中谈效率要慎重，特别是在微观层次。如果微观层次上教育一线的人太追求效率，可能直接杀伤的是学生，无助于培养人才。人有早熟、晚熟，由于每个人基因的差异，接受慢的人快不得，接受快的人慢不得，怎么追求效率？第三，高端人才的培养和产生，其实主要不是靠培养，而是靠选拔。选拔成功依赖两大条件。一是选拔的面积广，被筛选的人多，二是选拔的过程不被污染。第四，关于公平和效率，政府在教育上出台了扩招政策，这对效率和公正都有很大的伤害。很多三本学校办得一塌糊涂，很多扩招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付出的不仅是金钱成本，还有他们最好的年华。
杨东平（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我发言的主题是“改革办学体制，释放教育红利”。人们对好的教育的需求极其强烈，对好的教育有充分的认知，清楚什么是好的教育。善待儿童的教育，使儿童免于恐惧的教育，这是最起码的。为什么家长会花那么多钱将孩子送到国际学校，就是因为没有考试分数排行榜压迫学生，可见我们绝大多数的学校，应试教育依然非常炽烈。非常幸运的是，家长的选择多了第三条道路，即在批判抱怨和逃离出国以外的第三条道路，就是教育自救、教育自助。今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受到良好教育的家长，自己解决问题，在家上学成为非常多的选择，出现了小微学校。供给侧改革，主要是政府简政放权，改变垄断，放开管制。在世界范围内，特许学校、自由学校和各种各样的教育探索都在进行。互联网时代的教育创新已经超越了对办学资金、场地、硬件设备的要求。所以中国教育供给改革主要是释放生产力，颠覆19世纪的教育工厂，鼓励个性化、小规模精品学校的生长，鼓励自下而上的变革，开放民间办学。 易中天（原厦门大学教授、历史文化学者）：现在，中国教育的效率实在太低，该如何提高？我提三条建设性意见：一是改学制，二是改课程，三是改思路。如何改学制？可以把九年义务教育改为十年，不再分小学、初中、高中，没有必要。现在的孩子比我们那时聪明多了，很早就已经知道很多东西，没有必要慢慢腾腾地学，压缩两年没有问题。改课程，就是要清楚什么叫有用。所谓有用，就是所有的课程、所有的教育都得是素质教育。改思路，就是让所有的课程都奔着有用的素质去，而不是高考。这样，我们的学习可以很愉快，课程也不用很多，时间也完全可以省下来。改变思路，改变课程，然后缩短学制，教育的效果就能提高。提高教育效率的目的，绝不是要“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快并不一定是好事。为了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为了下一代的愉快成长，为了下一代成为真正的人，成为真实、善良、健康、快乐的人，为了节约教育成本和学生学习时间，本着这一目的考虑教育效率问题，才是真正的有效率。
教育公平与高考改革
文东茅（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现在高考改革进入新阶段，从唯分数论走向综合评价阶段。我有三个简单的结论：第一，唯分数论是统一化的评价，是低效且不公平的。第二，“三位一体”招生代表多样化评价，更公平、更有效。第三，个性化的招生是因材施教的呼唤，是最公平最有效的，而且是改革的方向。我在浙江进行调研以后，觉得高考改革的“三位一体”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应该进一步扩大。首先是评价具有综合性，其次是自主性，每个高校基于不同的专业可以有不同的标准。这种自主测试，从实际效果来看有很多优点，试点六年以来是零投诉。尽管学生入学成绩较差，但入学后可以达到中上水平，综合素质明显提高，对学校的专业认可度较高，学习氛围浓厚。个性化评价没有统一的标准，有标准的话也是学生自己为自己设定的，人类最终的考试评价方式应该是每个人做自己的考官。
周彬（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教师教育学院院长）：新高考会给我们带来希望，让我们能够从配置的公平走向对话的公平。就受教育机会而言，我们是比较匮乏的。因此，我们要打开大学的专业，也要把高中打开。新高考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有了七选三或者六选三，学生有了多种组合选择，给予人一种完全的释放。公平不仅是价值的问题，更是技术的问题，没有技术支撑的价值到最后就是在天上飘。公平不仅是资源配置，更是系统工程。公平不仅应该尊重人，更要清楚怎么尊重人。公平不仅在嘴上，还应该在路上，让我们携手同行。
曹妍（华东师范大学晨晖学者、高等教育研究所教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近期针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进行了指数构建。我主要结合2007年到2014年各省的数据情况，对每个地区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和地区差异进行数据分析。在我们放弃结果公平实现可能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起点的公平？高等教育的起点就是入学考试，考试过后，地区和地区之间是存在一定差异的。受历史、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各个地区的人口、经济有很大的差异，我们关注的是如何能够在后期让这种差异越来越小，让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不断发展，缩小差异。入学机会的公平性问题，与整个高考的招生和录取分不开。高考过程中，第一个问题就是高考时每个考生必须在户籍所在地进行高考。第二个问题是在招生的过程中，会出现属地化问题。第三个问题是要关注地区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状况。通过这三个指标，我们构建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指数。截止到2014年，从各个地区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来看，北京、上海和天津在总的入学机会和优质入学机会的指数是非常大的，西部地区存在着一定的分化。于优质高校来说，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着高度的相关关系，它们在其中贡献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教育公平与互联网创新
皮埃罗·斯加鲁菲（Piero Scaruffi，哈佛大学客座教授、《硅谷百年史》作者）：美国在教育领域的投资非常大，学生在教育方面的开支也是最贵的，但我们也看到了美国教育衰退的事实。在我看来，这种衰退是由美国在教育方面的不公平导致的。如何弥补教育不公平问题？美国公民找到了一条出路。由于互联网的发展，美国在线教育平台有很多免费工具可以帮助学生学习，最著名的是维基百科，其次是在线分享文件平台SlideShare。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互联网平台，进行分享。在创客空间，孩子和青年都可以获得教育，进行娱乐和社交。教育最大的任务是给学生传授关于今天尚不存在的专业及尚不存在的工作所需要的知识，因为世界变化非常迅速。要给未来的年轻人就业公平，给他们想要的工作，我们必须有提供这些工作的能力。斯坦福大学现在在进行一场实验，培养“T型人才”，即我们可以把一个专业学得非常深入，但必须对其他专业也略有涉猎，以便将来主要专业消失了，还有其他的专业可以尝试。
汤敏（国务院参事、友成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如何解决贫困地区、农村地区、中小学的教育公平问题，应该是中国教育公平的一个最关键问题。但这个问题非常难解决。从硬件来说，现在绝大部分农村地区的硬件设施已经很不错了，关键在于软件—教师问题。教育公平问题的核心在于教师的培训问题。如何将乡村学校教师培养好，这是真正解决教育公平的最根本问题。现在，我主要介绍双师教学方式，借助互联网，我们可以将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课连接到乡村学校的课堂上，让乡村教师天天培训、课课培训，思考如何将好学校教师的课与自己的课堂融合起来。这种教师培训是陪伴式的，是师父带徒弟的方式，课课示范。它的成本也比较低，通过互联网几乎可以实现免费，不需要教师离校。“互联网 ”时代的双师培养模式，能够解决过去我们认为完全无解的教育公平问题。
任友群（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上饶市委常委副市长）：应该说，教育公平既被认为是对教育的基本要求，又被认为是教育的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进入互联网时代，教育领域的数字鸿沟得到解决的可能性和愈加严重的可能性都大大增加，互联网带有“双刃剑”的性质。关于互联网促进教育公平，一是希望互联网可以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力量动员起来，促进教育公平改革。二是希望通过互联网促进教育评价改革，通过伴随式的对孩子的发展进行过程式评价和记录。三是希望在互联网 教育公平的信息化方面有一定的保障。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基础条件的保障变成教育公平的前提条件，教育信息化在使用过程中必然面临装备的升级、维护及带宽的增量需求，全社会各个领域都应该提升信息化装备水平。 教育公平与因材施教
项贤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教育公平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就教育公平问题本身而言，至少包含这样几个层面。最外层是操作层面的教育公平问题，在这个层面处理教育公平问题，我们面对的是有关个人；第二个层面是社会结构层面，在这个层面面对的是社会阶层；最为核心的层面是价值内核，即关于教育公平的正义理念，是我们对教育公平的价值共识，因而在这一层面我们面对的是所有人。教育公平的价值内核，是一个面对所有人的教育公平问题。
我们的教育在价值基础上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缺陷，这个缺陷导致我们的教育对所有人都是不公平的，这是教育领域所有不公平的根源。问题出在我们对教育过程的理论认识是错误的。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学一直认为，教育是指一部分所谓的“教育者”，通过一种叫作“教育”的实践活动，去改变另外一部分叫作“受教育者”的人。孩子们大脑里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并不是我们灌输进去的，而是他们对这个世界，包括对我们这些所谓“教育者”们言行的感知和理解的结果。作为直接的结果，孩子们的知识是他们自己思维活动的产物。每一个人，都应当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而不应当是别人改造的成果。
要真正在我们这个社会推动教育公平，我们首先必须推动教育供给进行一次深刻的公平转型，必须认识到：公平的教育供给，绝不是供给你教育，就要把你变成我的工具。我们必须认识到：公平的教育供给应当是一种为人的生长发展而提供的服务与支持，是为人的生长发展建构一个可以满足人自由选择的环境，它在根本上是一种对人的尊重与呵护。我们的教育必须从所谓“塑造”转型为服务和支持，从所谓“培养”转型为引发和促进生长，以及为孩子们的生长提供自由的空间。自由是公平的前提，无自由则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让我们的教师真正做一名园丁吧，不要再逼迫他们去做塑造者！让他们能够自由地听从内心的良知，善待我们的每一个孩子，尽心尽力地“浇水”“施肥”，让刘翔成长为刘翔，让霍金成长为霍金。
杨小微（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教育过程公平是在学校内部的教育过程中，师生交往、生生交往等人际交往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教育过程公平最重要的是对所有的儿童都平等对待，即有教无类；对不同的儿童差别对待，是因材施教；对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儿童特别对待，让他们各得其所。同时，也要将差别对待和特殊优待合在一起。我们的理想是做一把尺子，既要能够测得出公平状况，也要能够推动教师和校长的行为。当教师、校长知道我们在收集学生一周来一共发言多少次时，他们自然而然会在课堂上让学生发言时考虑到要照顾一下。当然，让每个孩子在学校的每一天都感受到公平，现在看来可能有点儿奢侈，但从长远来看，并不奢侈。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做到有差异的平等，会在学校最终变成不言而喻，变成理所当然。
胡惠闵（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课程与教学系主任）：我们最先关注的是教育公平的演进问题，之所以将把时间定在1994年，是因为《教育研究》杂志于1994年第一次发表了《论我国现阶段的教育公平问题》。到1998年之后，开始有了一些变化，在教育公平的研究过程中，“教育过程公平”这一关键词凸显出来，更为突出的是“学校教育”。借助学校课程与教学数据库，我们用问卷的方式，在郑州市做了第一轮研究，结果发现：一是在学习机会上，郑州市初中生可以比较多地获得学习机会，包括通过测验检验学习成就、学习目标。二是从课堂提问的角度来看，学生在语言、数学上不同的表现及提问的频率，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教育公平与城镇化
卢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中国的社会不公平程度是相当深的。如果以代际收入弹性作为社会流动性的衡量指数的话，我们看到北欧是0.20，父亲一代的收入对子女收入的影响只有0.20，美国的代际收入弹性是0.48，而中国的则高达0.60。教育的一个功能就是提供促进社会公平和向上流动的途径，促进更多的人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根据国际的研究和我们的实验，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儿童早期的发展非常重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脑科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研究都说明这一点。第二，儿童发展的两个领域特别值得注意，即营养健康和教育，它们可以保证婴幼儿的大脑发育、心理发展，保证儿童的成长和能力的形成。第三，对贫困儿童的关怀和干预应该是全过程的，从孕妇开始一直到孩子走到就业岗位。要想保证贫困儿童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有制度方面的问题，也有政策制定的问题；有政府部门和教育系统的执行能力问题，也有大学和研究机构基础数据支持和研究的问题；有学校的责任，也有社会要克服偏见的问题。
文军（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社会发展学院党委书记）：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教育，教育只是众多研究课题中的一个，但非常重要。很多问题如果跳出教育本身，放在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上看，可能会变得非常复杂。公平不仅是社会问题，不仅是心理学问题，更不仅仅是教育问题。分析城镇之间的教育公平问题，我们要思考教育资源分配问题。由于城乡之间教育资源分配不一样，导致城乡之间有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反过来会强化社会不平等。教育有可能促进社会公平，但教育也可能使社会更加不公平。现在，国家对教育资源分配的差异整体上是在缩小，但主要体现在义务教育阶段缩小得比较明显，有些方面并没有发生改变，最大的问题就是师资队伍。我们一直将教育视作社会公平的手段，但如果教育本身有问题，会强化这种社会不公平，如果社会不公平的状况不改变也会反向强化教育不公平。它们具有双重相互影响的可能性，甚至会产生马太效应。
高向东（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经管书院党委书记）：我报告的主题是“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政策评价及相关建议”，主要以上海为例进行研究，研究表明：上海市这几年在教育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成绩非常显著；虽然教育公平度提升不大，但教育满意度提升较大；过程的公平性更加重要。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政策缺乏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结合，目前的政策只是满足每个孩子有学上，但在实现每个流动子女人口素质和能力共同发展上还有问题。二是政策门槛过高，无法覆盖所有人群。三是政策的表面化严重，操作起来有难度，有些浮于表面。四是教育政策评估缺乏客观性。因此，我们建议：严格调控外来人口流动，提高准入门槛，坚持鼓励进城务工人员回归与推进市民化并重；继续深化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改革，健全以常住人口为基数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紧紧围绕教育公平展开，不仅需要注重机会公平，更要注重过程公平；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基础教育领域，并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提高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建立多元的教育评价机制。
责任编辑：孙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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