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宗教将如何适应现代化。泰国作为典型的宗教国家，佛教是泰国的国教，龚浩群女士从他者的角度观察泰国宗教社会，从国家，社会，个体三个层面展示当代泰国社会和宗教变迁。从泰国佛教的文明历程中我们可以更多地看到我国宗教现阶段面临现代化的问题，我国宗教如何更好的和社会主义相适应，如何解决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值得我们更深入的思考。
　　【关键词】 泰国 佛教 文明化
　　十年前，《佛与他者》的作者龚浩群女士将自己的博士论文经过修改后，出版了关于泰国的民族志《信徒与公民：泰国曲乡的政治民族志》一书，写了泰国基层的社会生活，所关心的是泰国的政治;而这一本《佛与他者：当代泰国宗教与社会研究》是她对泰国研究的第二本书，在这一本书中她侧重于写泰国城市中产人群的精神生活，所关心的是泰国的文明。在《佛与他者》中，介绍了泰国中产阶级都市生活的种种现象，但是她真正讲述的是佛教为载体的泰国文明的现代化故事。通过呈现当代泰国宗教与社会的内在复杂性，来探讨泰国社会与我们所共同面对的文明化问题。[1]
　　一、佛教在国家中重建阶序
　　佛教的阶序构建以泰国的文明化为前提的。古代泰国的政体叫做“勐”，勐在一般意义上是指城市以及以城市为中心建立的政治单位，或者说，处在最高统治者保护之下的地区。而作为国教的佛教的宇宙观，将世界诠释为等级分明的，这同样是为巩固王权，维护贵族在社会中的伦理地位。现代的暹罗社会精英在接受到西方的科技文化之后，对佛教的意义重新进行了诠释，在维护佛教社会伦理地位的同时，将佛教与科学、爱国主义等结合起来，试图确立佛教作为文明国家的国教地位，佛教面临迫切的现代化挑战。
　　在佛教的内部，泰国的佛教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了法宗派（学问僧）、大众派（诵经僧）和冥想派（丛林僧），佛教通过制定规范的僧伽体系来确定阶序，也就是等级的划分，法宗派以其标榜奉行经典和科学精神被认为具有正统地位，因而国家也将其作为正统进行制度化，并对其他学派进行控制和有限改造。伴随佛教现代化的过程，处于边缘地位的丛林僧拒绝服从法宗学派所确立的相对于佛法的经典解释，他们强调个体的直觉和体验，他们同样拒绝被纳入制度化的僧伽组织中，回避与国家意识形态紧密联系的僧伽权威，最终他们虽然被纳入了僧伽体系但是保持了自身的某些传统。
　　在佛教的外部，相对于作为国教的佛教，泰国还存在着神灵信仰。古代泰国国王为了宣扬佛教的正统地位，规定祭拜所有的神灵时都必须首先念诵皈依佛祖的经文，将此作为佛教地位高于神灵信仰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在民间，佛教要高于神灵信仰，也是当地人普遍认同的说法。佛教强调积德，功在来世，而神灵是人们为了寻求某些帮助，在于现实。佛教带有积极的道德色彩和社会意义，而神灵信仰只是个人利益需求的反映。无论从佛教的内部还是外部来看，都可以看出明显的阶序性特点，内部法宗派的正统地位与其他学派构成的阶序，外部佛教与神灵信仰构成的阶序，打破固有的阶层等级并重建阶序对于佛教的现代化是十分必要的。
　　二、佛教在社会中重建公民身份
　　在泰国，佛教不仅影响着整个国家的政治，还影响着每一个公民。一方面，佛教中的仁慈善良、行善積德、乐观大度、勤劳敬业等构成泰国佛教教义的基本内容。这些内容中有许多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促进了泰国经济和现代化的发展。但另一方面，泰国佛教中的等级观念和僧伽制度给现代化进程造成阻碍。传统的佛教寺院不仅是宗教机构而且是人们生活的中心，僧人在社会中还扮演着教师、医生、裁决者等多种角色。现代专门社会机构的出现使得佛教寺院成为单独的宗教机构，人们的生活从而从佛教中分离出来，根深蒂固的佛教思想却无法分离。
　　泰国的佛教的三个派别一直是共存于泰国的宗教信仰体系中，法宗派对佛教教义的解释符合古代王国的统治需求，国王是神，是中心，法宗派也是权力中心周围的正统。与之相对的丛林僧人，一直处在人们关注的边缘。丛林僧人中的代表，佛使比丘，是泰国佛教改革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比丘开始对佛教经典进行重新阐释，强调个体及精神解放，他的思想被很多中产阶级接受并跟随，并成为一只浪潮在城市中产阶级中奔流不息。
　　亨廷顿认为“经济的发展能够促进中产阶级的扩大，国家民主化最积极的支持者是中产阶级”。如果说转型前的泰国是由王室、贵族和佛教精英阶级控制，那么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产阶级已然成为推动泰国民主化的重要动力。在泰国民主化的进程中，比丘的思想在转型的泰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普通民众开始思考泰国公民的权利和身份，在这个社会过程中，丛林成为当代泰国重构公民身份的重要的社会空间。城市中产阶级开始从忙碌的都市生活中走出来，进入到丛林中的修行园中修行。在这种回归自我的环境中，获得对佛法和自身新的认识和感悟，进而深入推进了民主观念。公民对自身身份的重新认识，这些并非改革中坚力量的边缘群体，却成为了促使改革发生的动力。
　　三、佛教在个体中修行实践
　　宗教对国家而言，能够成为政权合法性的证明，宗教力量是国家层面重要的力量。宗教对个人而言，是使个体脱离痛苦的精神信仰。佛教对个体来说并不是教个体如何成为一个好人，而是如何脱离痛苦。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样造成人们越来越多的生活压力，城市中的白领在压力下选择修行佛教来摆脱压力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寻求解脱自己的出路，开始走出城市，走入丛林中进行修行。很多人在修行中获得了内心的平静。
　　人是构成社会的机体，个人的行为表现出对社会的认同或是批判。如同在压力面前选择逃避压力，城市的中产阶级对社会分配正义等现实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否认社会制度的公正问题，暴露出城市中产阶层在政治层面的无力感。在泰国，伴随着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人们试图通过灵媒在自身与不可见的权力资源之间建立联系，以此寻求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保障，而在其中更注重个体性。与这种灵性经济相似，龚浩群女士提出“灵性政治”的概念，也就是将个体同时转变为更具有激情的宗教主体，和更具有个体价值自觉性的政治主体的规划。印尼的灵性改革者通过个体伦理改革项目，试图生产出符合新自由主义规则的主体性的类型，自我规训、责任与创业行动都被展现为伊斯兰美德，并在工作场所的内外影响着人们的伦理行为。泰国的中产阶级在个体修行行成对自我的约束，这种约束影响着个体的行为，从而使个体通过灵性体验规避社会的正面免冲突，化解自身的矛盾，推动社会民主政治的发展。 　　四、结语
　　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他者角度观察发现可以发现，泰国的佛教在泰国现代化过程中自身也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佛教对国家政权的影响与其宗教之外的其他社会职能影响逐渐减弱，而在个体中却仍然有着不可代替的地位。城市中的公民在压力愈增的都市生活中选择修行佛教，佛教对个人的影响改变着个人的行为从而成为社会发生变革的动力。
　　泰国佛教的文明化，是伴随着泰国政治体制的不断改善而发展的，可以说佛教的文明化女同时也是佛教适应现代化的产物。从国家层面来说，佛教不再是能够左右国家政治的存在，单纯的成为一种信仰，不再拥有干涉世俗的权利，从社会层面来说，佛教内部的派别不再有“正统”的划分，反而处于边缘的派别更加受到人们的追捧，从个人层面来说，走下了神坛的佛教成为城市中产阶级的精神寄托，在个人的修行过程中释放工作的压力，获得心灵解脱。佛教跟随现代社会的文明化并不是某一主导力量自身促成的结果，相反，是处于边缘的力量，并且是社会与个人力量共同作用下促使佛教的文明化。在我国宗教的现代化中，或许应该观察到同样处于边缘的力量，也许能为我国的宗教与民族管理带来一些思考与展望。
　　【参考文献】
　　[1] 龚浩群.《佛与他者》[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皮书出版分社，2019
　　[2] 龚浩群.《泰国佛教中的他者与文明化：兼谈海外民族志研究中作为方法的他者》[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5（04）：1-10
　　[3] 克利福德·格尔茨.《尼加拉：十九世纪巴黎剧场国家 》[M]，赵丙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4] 迈克尔·舒德森.《文化与民族社会的整合》[M]李贝贝译，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1995
　　[5] 李宁，白璐.佛教在泰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2）：65-69.
　　[6] 塞谬尔·亨廷顿著.《第三波一 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刘军宁译，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
　　[7] 龚浩群.《灵性政治：新自由主义语境下泰国城市中产阶层的修行实践》[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8] 张博.《1932年民主革命以来佛教在泰国政治現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及影响》[D].云南大学，2012.
　　[9] 宁平.《佛教在泰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影响》[J].当代亚太，1997（02）：76-80.
　　作者简介：寇溪洁（1995-），女，新疆乌鲁木齐人，硕士生在读，单位：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研究方向：民族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