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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转型期以来，国家对于三农问题的战略强调与切实推进，客观上拉动了三农报告文学的兴盛与发展。截至目前，三农报告文学虽然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作家们大都能够自觉秉持诚挚的民本情怀，以自身的勇气和智慧站在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热切关注中国农业的历史处境，深刻反思中国农村的贫弱原因，积极谋求中国农民的现实出路。就主流而言，三农报告文学意欲以文学方式重新确立大时代农民形象的主体地位，殷切呼唤农民主体的解放效果，真诚推进农民素质的现代提升，相当程度上使三农问题走出了政界和学界，成为名副其实的为全社会所关注和关心的热点，从而高歌了一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壮美乐章。这或许表明，中国报告文学开始拥有了新的价值追求与启蒙理性，“人民文学”的时代正在到来。
基于上述考量，我们认为转型期的报告文学已经开始从反思、忧患、批判、引领的维度正视三农问题。本文简约梳理了此期三农报告文学的价值取向，分析了三农报告文学的民本思想与和谐旨趣，初步探讨了三农报告文学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应对策略，以期为报告文学在新世纪的持续推进提供必要的理论参照。
一、三农报告文学的价值取向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面积广大，人口众多，农民生活水平总体偏低。因而，三农问题倍显突出，且由来已久。正因为这一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使得城乡、工农之间的差距与矛盾不断拉大和凸显。三农集合体的弱势化趋势，导致了作为我国主要社会群体的农民阶层日益被排挤到正常社会政治系统和主流社会生活系统的边缘地带。因此，从社会学意义上讲，三农问题所隐含的实质乃是社会公正的失衡和社会阶层利益分配的不公。
比较而言，真正使三农话语走出政界和学界并迅速升温为整个社会注目的热点的，应该是《我向总理说实话》、《中国农民调查》、《根本利益》等报告文学作品的面世。特别是李昌平提出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还三农概念以本真的面目，三农问题随之成为转型时期不可回避的关键词。
归纳起来，转型期的三农报告文学集中体现了以下三个层面的价值取向：
1.热切关注中国农业的历史处境。三农报告文学的基本价值追求，就是渴望牢固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农业发展观。“说到底，三农问题的核心在于农业生产方式的落后、农产品市场化的程度低和农民生活水平低。历史上，欧美等发达国家通过产业革命实现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依靠资本改造了传统的农村、农业和农民，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保持了相对的同步发展。反观我国，过去长期处在封建制度统治下，近代不完全的产业革命也没有波及到农村，小农经济居于主导地位，农业工业化的任务一直没有完成，三农问题也越积越深，在农业的发展方面，可以说我们已经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300年。三农问题发展到今天，既是亟待解决的历史遗留任务，同时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建设中的新问题。”① 鉴于此，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陈桂棣夫妇的《中国农民调查》、梅洁的《西部的倾诉》、海默的《横亘国人心头的——户口之痛》、宁小龄的《户口：项链与绳索》、李青松的《共和国——退耕还林》等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思考着农业的历史处境与未来方向，希望尽快改变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走科学化、生态化、市场化、规模化、效益化的农业发展之路。
如此说来，重视农业的基础性地位，从全局性、战略性的高度切实推动农业经济的健康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全面推进农村建设和提高农民效益的前提。《共和国——退耕还林》由“退耕还林”切入，认为从古至今中国农民的问题最大，农民的吃饭问题最大。因此，“不了解农民，就是不了解中国”。《户口：项链与绳索》从一个重要侧面剖析了户籍制度对于农业客观上的歧视，人为地将本该平等的社会群体分割为贵贱分明的等级——城市与乡村、农业与非农业，其结果，非但没能保证农业的持续稳定，反而限制了农村的城镇化发展进程。
就三农报告文学的整体而言，它们在题材选择、思想表达、写作路径等方面均要求加强农业的基础性地位，期待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促成城乡发展彼此促进、相互协调的新格局，从而实现城乡发展的一体化，全面推进农村小康社会建设。
2.深刻反思中国农村的贫弱原因。“我国是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其中9亿人在农村，在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的当今世界，任何资本都不可能无视中国农村这个人口总和比欧美总人口还要多的尚有待开发的巨大市场，而我们自己更应该首先充分开发利用好我国的农村大市场。2001年，占我国总人口近七成的农村人口只创造了GDP总额的15%，农村人均收入仅为2300余元，与此同时占总人口三成的城镇人口则创造出GDP总额的85%。显然，农村经济发展的滞后，农民收入水平的徘徊不前，从供给和消费两个方面直接制约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② 对此，一部分作家作品冷静观察中国农村存在的问题，并开始了比较深刻的文学救赎。如杨守松的《昆山之路》和《苏州“老乡”》、乔迈的《世纪寓言》、李超贵的《中国农村大写意》、卢跃刚的《乡村八记》等。
姬广武的《世纪决战——中国西部农村反贫困纪实》是反映新时期我国三农问题的一部优秀报告文学作品，在探索西部地区农村反贫困问题方面具有现实启发意义。李林樱的《贫困的呐喊》以深沉的忧患意识，集中反映了大巴山人民反抗贫困的艰辛而伟大的史实。书中大量引用了巴山民歌民谣，深刻揭示了摆脱贫困的主题。梅洁的《西部的倾诉》真情检视了西部农村的贫困、愚昧与教育问题，特别敏锐地思考了女性教育问题。陈桂棣、春桃夫妇的《中国农民调查》堪称我国迄今为止第一部零距离、全景式、深层次地反思三农问题的长篇报告文学。全书真实生动地介绍了农村税费改革的起因、发端与决策、推行的全过程，所涉人物之多、内容之广、思虑之锐，为近年报告文学所鲜见。所以有人说，读罢《中国农民调查》，“能够从人的遭遇、人的处境、人的情感等等方面去理解‘三农问题’，并且能够较为真切地体会到‘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李昌平语）的含义。这本书揭示了‘三农问题’的复杂性，我没有能力去辨析作者的看法是否全面。我用心去读的只是书中的人。无论是奋力拼争的村夫农妇，还是殚精竭虑的仁人志士，都让我的阅读欲罢不能”③。何西来也认为,《中国农民调查》是一本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提供有关三农问题的真实状况和介绍解决问题的思路的大书、好书、及时的书。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向总理说实话》是以一个基层官员的话语身份来体悟中国三农问题的，这可能更有代表性和公信力。作者用种种催人泪下的事实，诉说了农村生活的艰难困苦和农业发展的举步维艰，讲述了农村基层改革的艰辛，诉说了向共和国总理上书并遭受迫害的过程，并具体分析了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对待农业的不同态度。在李昌平看来，农业的不幸是由于农村和城市二元社会结构造成的，国家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通过户籍、土地、税收、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等制度将农民长期禁锢在农村以实现对农业最为彻底的剥夺。为此，作者探讨了农村土地私有化、农村债务、农村费改税、农村教育、农村官僚式上层建筑、农村底层民众的生存境况等一系列敏感问题，体现了相当浓郁的问题意识、敏锐的现实洞察力和深刻的思想穿透性。
3.痛苦拷问中国农民的现实出路。积极谋求农民出路的三农报告文学当从卢跃刚等人于1994年发表的旨在探讨农民工问题的《寻找农民的真理》开始。随后，张坚军、孙群豪撰写的长达45万字的《时代见证——慈溪农民报告》、雪明（彭学明）的《回家的路，是那么的长》以及《啄木鸟》杂志发表的《农民工生存现状调查》、《外来工性困境调查》等相继出场，以平等公正的姿态描写农民生活，表现他们的挣扎与奋斗，他们的痛苦和欢乐，表现了作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为中国农民谋求健康可行的未来出路是以对于农民同胞真诚的关怀为前提的。蒋巍的《你代表谁》，报道了一件并不难解但却拖了整整5年未能解决的农民案例。究其原因，官僚们首先考虑的是部门利益、官场关系和自己的乌纱帽，而不是农民的切身利益。前述《横亘国人心头的——户口之痛》，以“户口”问题为主线，大胆地指斥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户口”一直是限制中国人身迁徙流动、捆绑其手脚的一根无形的绳索，其中受苦吃亏的主要是农民。程宝林的《一个农民儿子的村庄实录》以“农民儿子”的视角，从自己与农村父母、亲朋、老师、同学的血脉关联中，盛赞中国农民“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同情并愤慨于他们的“奶”——“被一双巨大的、不可抗拒的，然而却是无形的、无处不在的巨手，一滴一滴地挤出、端走，换回的，却是城市与农村巨大的隔膜、城里人对乡下人骨子里的轻蔑”④。常扬的《涅槃——关于下岗职工的文学报告》、衣向东等人的《在底层》等作品，都表现出作家直面现实的勇气与悲悯的胸怀。胡传永的《血泪打工妹》针对农民外出打工是“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的观点提出不同见解，认为农民外出打工并非劳动力“剩余”，也非“脱贫致富”的途径，而是农民负担过重，因贫穷不得已而为之。作品以含血带泪的文字，详细叙述了打工妹挣钱的艰辛：衣不御寒，食不果腹，居无定所，贞洁被无情撕毁，尊严遭肆意蹂躏——这是一代农村少女的青春、一个庞大的公民群体的自尊和一个民族灵魂的失落。赵瑜与胡世全合作的《革命百里洲》，由“百里洲”近百年来所发生的水患为观测点，生发至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多方位观照，将一个抗洪题材深化为对中国三农问题历史与现实的思考。何建明的《根本利益》同样对三农问题进行了深度反思。该作由独特的“两具棺材”的故事所表达出的悲愤与忧戚，真实地、令人信服地反映了黑恶势力压迫下底层农民的生存状态，具有惊心动魄的艺术震撼力量。⑤
所有这些作家作品的背后，都隐含着一个苦涩而硕大的问号——农民的出路何在？
二、三农报告文学的民本情怀
无论是对于中国农业历史处境的热切关注还是对于广大农村贫弱原因的深刻反思，抑或是关于底层农民现实出路的痛苦拷问，都异常清晰地蕴含着三农报告文学作家真诚而执著的民本情怀。这显然是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三农报告文学中的突出表现。
1.重新确立农民形象的主体地位。转型期报告文学对象上的平民选择，其基本路径之一是“尽力将平民百姓由边缘置于前台，展示他们的生存境况，表达其情绪和意愿”⑥。三农报告文学作家毅然站在农民立场，认真体察和深刻感悟贫困农民、打工者及其他需要救助的农村弱势群体的生活状貌、奋斗历程、理想愿望，并以作品形态发出呼救的声音，努力践行着重新确立农民形象主体地位的创作使命。
一是守护农民身份的合法性。《根本利益》的开篇写道：“这世上，什么人最低微，也最善良？是农民。是中国的农民。可这些年，中国的农民怎么啦？”作者将他的关切与热爱之情以最高奖赏的方式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他最为同情的广大农民。作品用激情四溢又尖锐犀利的笔触，向读者和社会报告了农民所遭遇的痛苦、伤害和无奈。这种设身处地的民本情怀和仗义直言的道德良心，在目前私人化、贵族化、媚俗化的创作潮流中尤显难能可贵。
二是礼赞当代农民的创业精神。《中国农民大趋势》、《大转移》、《中国星火》、《原野在呼唤》、《在倾斜的版图上》、《大王魂》、《沂蒙九章》、《毛泽东以后的岁月》、《江西苏区悲喜录》、《太阳底下是土地》等作品，既真实反映了农村改革的艰难历程，更以欣喜之笔描述了农村的巨大变化和农民的光明前景，塑造了新时期新农民豪迈的创业形象。
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这里来不及一一细列。一句话，它们最为根本的立足点就是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农民，直面民生，激情鼓呼，表现农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的身影，从而将农民形象摆进文学中心予以主体确认。
2.殷切呼唤农民主体的解放效果。三农报告文学民本情怀的另一表征，便是殷切呼唤农民主体解放效果的即时性实现。所谓转型期报告文学的启蒙精神，其重点仍然是人性、人道主义精神的弘扬，实际上就是对于农民弱势群体正当人权的切实保障。正如学者所说，“报告文学作家们率先在‘三农’问题、政治文明和人权、人性与人道主义等领域深入探索，从而表现出新的启蒙理性与时代特色，同时也为文学的‘再政治化’和重新‘向外转’提供了宝贵经验。可以说，正是因为报告文学作家们的这种可贵探索和不懈努力，才引领了文坛的理论思考和文学自觉”⑦。
李昌平、赵瑜、陈桂棣夫妇等作家此方面的回应性书写可为表率。《中国农民调查》将“解放”的目光定格为农民。三年来，作者遍访安徽乡村，深入调查采访，亲历了自中央到地方一批致力于农民问题的有识之士，其中包括专家教授和党政要员，真实、立体地记载了当前农民的生存窘况，透析了农民负担过重的深层原因，展露了农村费税改革的曲折过程。《我向总理说实话》以“过来人”身份陈述了农民生活情状的清贫困苦，并建设性地提出了社会解决方案。《革命百里洲》历史地正视那些世代相传光着脊梁的农村汉子，他们靠古老的村规、民约、祖训生活，乃至对怠工偷懒者采用带有野蛮意味的游街、罚晒等方式来死守堤坝，显示了我国广大农民思想及精神解放之必要性与紧迫性。
3.真诚推进农民素质的现代提升。真诚推进农民素质的现代提升，是三农报告文学民本情怀的第三表征。毛泽东同志早在延安时期就提出了人民在生活和文化上的主体地位的问题，确立了以普通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美学思想。他明确指出：“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人民文艺要表现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力量。文艺就是要把农民受压迫、受冻、受饿以及人剥削人等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⑧ 转型期的“人民”内涵固然有别于旧时代，但“农民”阶层的人民性质没有也永远不会改变。也是在这种意义上，真正的人民文学就不应放弃对于农民现代素质的提升努力。
进一步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社会主义新型农业，不仅包括经济繁荣，还应大力提高农民素质，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讲文明、守法制的新型农民。所以说，培育新型农民是促进农村“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只有不断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增强农民的发展意识、科技意识、效率意识、竞争意识、文明意识，才能形成村村谋发展、户户思创业、人人求进步的生动局面，进而促成良好的道德规范和社会风尚。反之，如果听之任之，无所作为，漠不关心，放任那些不健康的、落后的甚至违法乱纪的行为蔓延，将会造成农村的畸形发展，损害农村的和谐与稳定。
综观近年的三农报告文学创作，客观上在提升现代农民的政治素质、文化素质、技术素质、法律素质以及具体的生活素质诸方面都起到了应有的积极作用。徐刚的《国难》在反思“非典”时指出，“农民的生命也是命”，“民工是人，应该享有人权”。前述《我向总理说实话》、《中国农民调查》、《根本利益》、《血泪打工妹》、《西部的倾诉》等三农报告文学，也在很大程度上直指三农问题深处，并据此创造出各式各样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象，以帮助农民认识自我，鉴知社会，从而实现改造环境、提升素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崇高使命。
三、三农报告文学的和谐旨趣
建设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无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工程和重要举措。正因为如此，三农报告文学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核心民本情怀便都必须拥有并同时具备和谐的旨趣。
毫无疑问，转型期的三农报告文学已经部分地担负起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农村的历史重任。当然，我们也不必讳言，当前的三农报告文学创作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程中总体上还显得有些乏力。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作家参与程度相对偏低。从反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相关著述中不难看出，作家、学者、基层干部是主创力量。虽然大家都在努力，但总体上看参与人数偏低，作品数量偏少，力作不多，体系性、完整性不强。至于三农报告文学，作品总量和现实力度均感欠缺。难怪《向农民道歉》的作者野鹤不无夸张地说：“长期以来，‘三农’是被图书遗忘的角落。”⑨
其二，理性书写力度时显不足。《你代表谁》、《我向总理说实话》、《中国农民调查》、《根本利益》等作品对农业问题、农村现状和农民困境都有很好的反思，甚至不乏深刻的阐述。但因这样的优秀作品太少，致使转型期三农报告文学的理性书写力度总体上有显不足。某些作品“确实是带着感情去写作，是可贵的，但是带着感情去写作，确实影响我们理智地分析和判断，会影响我们更深入、更深刻的思考社会”⑩。
其三，文学艺术特性有待加强。或许由于三农问题过于重大和紧迫，同时因为作家投入的情感过于浓烈，不少三农报告文学作品缺乏艺术上的锤炼，这无疑会影响到作品的接受效果。即如较为出色的《中国农民调查》，前几章以“案例”开头，中间四章分析问题，后四章旨在解决问题，结构和语言都需要进一步斟酌。路侃在谈到该作时说，“这本书的题目稍大，可以更具象化一些，后边材料叙述太多，减弱了作品的形象性和生动性”。作者自己也承认：“无奈这部作品的结构，我们掌握的材料太多太多，我们没有力量，我们达不到一定的文学素养，所以就写成了现在的局面，写成了不像报告文学的报告文学。” {11}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有必要强调在日后的创作中予以改进。具体说来：
首先，以更高的热情和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三农报告文学的创作之中。针对目前作家对三农问题关注不足、三农报告文学作品相对偏少这一事实，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呼吁报告文学作家以更积极的姿态和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三农报告文学的创作之中，批评家和理论家尤其应该鼓励报告文学作家积极为生存在社会底层的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鼓与呼。这就要求“报告文学作家要敢于‘铁肩担道义’，使自己的创作在关注社稷苍生的历史命运中浸润艺术忧患意识，在表现人民当下的生存境况中体现出人文性的终极关怀，在深度切入人民的情感和心灵时让人感应到那个时代的脉动，表现人民的真善美和精气神”{12}。唯其如此，报告文学方不负“文学轻骑兵“的重托，报告文学作家才无愧于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美誉。
其次，以理性的思考进一步深化报告文学的思想蕴涵。针对当前三农报告文学理性书写力度时显不足的弊端，我们希望报告文学作家深入生活，贴近民众，虚心学习，掌握政策，拓宽知识，提高境界。一个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必须要有政治家的意识、思想家的思辨，他还得是社会学家，最后才是文学家”{13}。如果仅仅满足于停留在生活的表面，或者运用陈旧的观念和方法去采写农业、农村和农民，找不到新的语境下与现实生活、当代读者的精神连接点，找不到市场需求的敏感点，那么，就很难拿出具有内在思想蕴涵的力作。亦即说，“抓问题要抓根源，解决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只是表面。为农民写书，需透过表相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立志为农民写书的作者，首先要做到的是一定要真正了解他们的生存状况，千万不能想当然”{14}。
再次，以艺术的情怀善待报告文学的文学品格。针对三农报告文学总体上艺术性欠佳的问题，我们有必要重温茅盾先生关于“好的‘报告’须要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的训示，在优先保障三农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时效性、批判性的基础上，合理借鉴各相邻艺术门类的优长，充分发挥报告文学海纳百川的兼容性审美特征，认真选择，巧妙构思，精心表达，使三农报告文学成为“真实的文学”、“美丽的文学”、“时代的文学”、“人民的文学”。相比而言，《灰村纪事》围绕灰村村民选举村长与党支部书记为行文主线，以“选举秀”、“夺印”、“官司”和“免职”等场面结构全篇，情节完整，人物鲜明，描述生动。《根本利益》在将歌颂与批判、主旋律与多样化、主流意识与民间立场有机协调的同时，努力运用典型细节来刻划人物性格，并不时予以诗意化的烘托，有效地强化了报告文本的悲剧性审美品格，突出了作品的文学性和可读性。
以上所论，只是对于转型期部分三农报告文学现状的粗略考辨，离精细的理论分析距离尚远。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具有中国特色的“十一五”时期，这是我国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打下坚实基础的关键时期，是为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的关键时期，也是小康社会建设加速前进的关键时期。当此之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隆重发表，这是2004年以来我国连续第三个以农业、农村、农民为主题的“一号文件”，再次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切实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信心和恒心。借此东风，我们与那些已经崭露头角的三农报告文学作家们一样，满心期待着三农报告文学及其理论研究更本真、更艺术、更富活力的未来！
注 释
①②许毅、柳文：《三农问题与农业生产方式革命》，《农业经济导刊》2004年第3期。
③朱正琳：《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怀：读〈中国农民调查〉》，《文汇报》2004年2月13日。
④⑦章罗生：《近年报告文学创作的审美新变》，《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2005年第5期。
⑤骆顺民：《曲笔生命苦难直秉人民信念》，《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2期。
⑥龚举善：《文坛边上的搜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页。
⑧毛泽东：《毛泽东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9页。
⑨引自http://www.wenxinshe.org
⑩{11}转引王山、张文红：《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研讨会纪要》，《文艺报》2004年2月24日。
{12}欧阳友权：《人民文学，重新出发》，《文艺报》2004年1月31日。
{13}红鹃：《何建明：最冷漠与最狂热》，《中华读书报》2004年4月28日。
{14}舒晋瑜：《为农民写书不是件容易事》，《中华读书报》2004年3月19日。
（作者单位：郧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师范学院中文系）
基于上述考量，我们认为转型期的报告文学已经开始从反思、忧患、批判、引领的维度正视三农问题。本文简约梳理了此期三农报告文学的价值取向，分析了三农报告文学的民本思想与和谐旨趣，初步探讨了三农报告文学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应对策略，以期为报告文学在新世纪的持续推进提供必要的理论参照。
一、三农报告文学的价值取向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面积广大，人口众多，农民生活水平总体偏低。因而，三农问题倍显突出，且由来已久。正因为这一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使得城乡、工农之间的差距与矛盾不断拉大和凸显。三农集合体的弱势化趋势，导致了作为我国主要社会群体的农民阶层日益被排挤到正常社会政治系统和主流社会生活系统的边缘地带。因此，从社会学意义上讲，三农问题所隐含的实质乃是社会公正的失衡和社会阶层利益分配的不公。
比较而言，真正使三农话语走出政界和学界并迅速升温为整个社会注目的热点的，应该是《我向总理说实话》、《中国农民调查》、《根本利益》等报告文学作品的面世。特别是李昌平提出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还三农概念以本真的面目，三农问题随之成为转型时期不可回避的关键词。
归纳起来，转型期的三农报告文学集中体现了以下三个层面的价值取向：
1.热切关注中国农业的历史处境。三农报告文学的基本价值追求，就是渴望牢固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农业发展观。“说到底，三农问题的核心在于农业生产方式的落后、农产品市场化的程度低和农民生活水平低。历史上，欧美等发达国家通过产业革命实现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依靠资本改造了传统的农村、农业和农民，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保持了相对的同步发展。反观我国，过去长期处在封建制度统治下，近代不完全的产业革命也没有波及到农村，小农经济居于主导地位，农业工业化的任务一直没有完成，三农问题也越积越深，在农业的发展方面，可以说我们已经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300年。三农问题发展到今天，既是亟待解决的历史遗留任务，同时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建设中的新问题。”① 鉴于此，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陈桂棣夫妇的《中国农民调查》、梅洁的《西部的倾诉》、海默的《横亘国人心头的——户口之痛》、宁小龄的《户口：项链与绳索》、李青松的《共和国——退耕还林》等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思考着农业的历史处境与未来方向，希望尽快改变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走科学化、生态化、市场化、规模化、效益化的农业发展之路。
如此说来，重视农业的基础性地位，从全局性、战略性的高度切实推动农业经济的健康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全面推进农村建设和提高农民效益的前提。《共和国——退耕还林》由“退耕还林”切入，认为从古至今中国农民的问题最大，农民的吃饭问题最大。因此，“不了解农民，就是不了解中国”。《户口：项链与绳索》从一个重要侧面剖析了户籍制度对于农业客观上的歧视，人为地将本该平等的社会群体分割为贵贱分明的等级——城市与乡村、农业与非农业，其结果，非但没能保证农业的持续稳定，反而限制了农村的城镇化发展进程。
就三农报告文学的整体而言，它们在题材选择、思想表达、写作路径等方面均要求加强农业的基础性地位，期待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促成城乡发展彼此促进、相互协调的新格局，从而实现城乡发展的一体化，全面推进农村小康社会建设。
2.深刻反思中国农村的贫弱原因。“我国是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其中9亿人在农村，在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的当今世界，任何资本都不可能无视中国农村这个人口总和比欧美总人口还要多的尚有待开发的巨大市场，而我们自己更应该首先充分开发利用好我国的农村大市场。2001年，占我国总人口近七成的农村人口只创造了GDP总额的15%，农村人均收入仅为2300余元，与此同时占总人口三成的城镇人口则创造出GDP总额的85%。显然，农村经济发展的滞后，农民收入水平的徘徊不前，从供给和消费两个方面直接制约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② 对此，一部分作家作品冷静观察中国农村存在的问题，并开始了比较深刻的文学救赎。如杨守松的《昆山之路》和《苏州“老乡”》、乔迈的《世纪寓言》、李超贵的《中国农村大写意》、卢跃刚的《乡村八记》等。
姬广武的《世纪决战——中国西部农村反贫困纪实》是反映新时期我国三农问题的一部优秀报告文学作品，在探索西部地区农村反贫困问题方面具有现实启发意义。李林樱的《贫困的呐喊》以深沉的忧患意识，集中反映了大巴山人民反抗贫困的艰辛而伟大的史实。书中大量引用了巴山民歌民谣，深刻揭示了摆脱贫困的主题。梅洁的《西部的倾诉》真情检视了西部农村的贫困、愚昧与教育问题，特别敏锐地思考了女性教育问题。陈桂棣、春桃夫妇的《中国农民调查》堪称我国迄今为止第一部零距离、全景式、深层次地反思三农问题的长篇报告文学。全书真实生动地介绍了农村税费改革的起因、发端与决策、推行的全过程，所涉人物之多、内容之广、思虑之锐，为近年报告文学所鲜见。所以有人说，读罢《中国农民调查》，“能够从人的遭遇、人的处境、人的情感等等方面去理解‘三农问题’，并且能够较为真切地体会到‘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李昌平语）的含义。这本书揭示了‘三农问题’的复杂性，我没有能力去辨析作者的看法是否全面。我用心去读的只是书中的人。无论是奋力拼争的村夫农妇，还是殚精竭虑的仁人志士，都让我的阅读欲罢不能”③。何西来也认为,《中国农民调查》是一本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提供有关三农问题的真实状况和介绍解决问题的思路的大书、好书、及时的书。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向总理说实话》是以一个基层官员的话语身份来体悟中国三农问题的，这可能更有代表性和公信力。作者用种种催人泪下的事实，诉说了农村生活的艰难困苦和农业发展的举步维艰，讲述了农村基层改革的艰辛，诉说了向共和国总理上书并遭受迫害的过程，并具体分析了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对待农业的不同态度。在李昌平看来，农业的不幸是由于农村和城市二元社会结构造成的，国家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通过户籍、土地、税收、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等制度将农民长期禁锢在农村以实现对农业最为彻底的剥夺。为此，作者探讨了农村土地私有化、农村债务、农村费改税、农村教育、农村官僚式上层建筑、农村底层民众的生存境况等一系列敏感问题，体现了相当浓郁的问题意识、敏锐的现实洞察力和深刻的思想穿透性。
3.痛苦拷问中国农民的现实出路。积极谋求农民出路的三农报告文学当从卢跃刚等人于1994年发表的旨在探讨农民工问题的《寻找农民的真理》开始。随后，张坚军、孙群豪撰写的长达45万字的《时代见证——慈溪农民报告》、雪明（彭学明）的《回家的路，是那么的长》以及《啄木鸟》杂志发表的《农民工生存现状调查》、《外来工性困境调查》等相继出场，以平等公正的姿态描写农民生活，表现他们的挣扎与奋斗，他们的痛苦和欢乐，表现了作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为中国农民谋求健康可行的未来出路是以对于农民同胞真诚的关怀为前提的。蒋巍的《你代表谁》，报道了一件并不难解但却拖了整整5年未能解决的农民案例。究其原因，官僚们首先考虑的是部门利益、官场关系和自己的乌纱帽，而不是农民的切身利益。前述《横亘国人心头的——户口之痛》，以“户口”问题为主线，大胆地指斥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户口”一直是限制中国人身迁徙流动、捆绑其手脚的一根无形的绳索，其中受苦吃亏的主要是农民。程宝林的《一个农民儿子的村庄实录》以“农民儿子”的视角，从自己与农村父母、亲朋、老师、同学的血脉关联中，盛赞中国农民“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同情并愤慨于他们的“奶”——“被一双巨大的、不可抗拒的，然而却是无形的、无处不在的巨手，一滴一滴地挤出、端走，换回的，却是城市与农村巨大的隔膜、城里人对乡下人骨子里的轻蔑”④。常扬的《涅槃——关于下岗职工的文学报告》、衣向东等人的《在底层》等作品，都表现出作家直面现实的勇气与悲悯的胸怀。胡传永的《血泪打工妹》针对农民外出打工是“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的观点提出不同见解，认为农民外出打工并非劳动力“剩余”，也非“脱贫致富”的途径，而是农民负担过重，因贫穷不得已而为之。作品以含血带泪的文字，详细叙述了打工妹挣钱的艰辛：衣不御寒，食不果腹，居无定所，贞洁被无情撕毁，尊严遭肆意蹂躏——这是一代农村少女的青春、一个庞大的公民群体的自尊和一个民族灵魂的失落。赵瑜与胡世全合作的《革命百里洲》，由“百里洲”近百年来所发生的水患为观测点，生发至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多方位观照，将一个抗洪题材深化为对中国三农问题历史与现实的思考。何建明的《根本利益》同样对三农问题进行了深度反思。该作由独特的“两具棺材”的故事所表达出的悲愤与忧戚，真实地、令人信服地反映了黑恶势力压迫下底层农民的生存状态，具有惊心动魄的艺术震撼力量。⑤
所有这些作家作品的背后，都隐含着一个苦涩而硕大的问号——农民的出路何在？
二、三农报告文学的民本情怀
无论是对于中国农业历史处境的热切关注还是对于广大农村贫弱原因的深刻反思，抑或是关于底层农民现实出路的痛苦拷问，都异常清晰地蕴含着三农报告文学作家真诚而执著的民本情怀。这显然是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三农报告文学中的突出表现。
1.重新确立农民形象的主体地位。转型期报告文学对象上的平民选择，其基本路径之一是“尽力将平民百姓由边缘置于前台，展示他们的生存境况，表达其情绪和意愿”⑥。三农报告文学作家毅然站在农民立场，认真体察和深刻感悟贫困农民、打工者及其他需要救助的农村弱势群体的生活状貌、奋斗历程、理想愿望，并以作品形态发出呼救的声音，努力践行着重新确立农民形象主体地位的创作使命。
一是守护农民身份的合法性。《根本利益》的开篇写道：“这世上，什么人最低微，也最善良？是农民。是中国的农民。可这些年，中国的农民怎么啦？”作者将他的关切与热爱之情以最高奖赏的方式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他最为同情的广大农民。作品用激情四溢又尖锐犀利的笔触，向读者和社会报告了农民所遭遇的痛苦、伤害和无奈。这种设身处地的民本情怀和仗义直言的道德良心，在目前私人化、贵族化、媚俗化的创作潮流中尤显难能可贵。
二是礼赞当代农民的创业精神。《中国农民大趋势》、《大转移》、《中国星火》、《原野在呼唤》、《在倾斜的版图上》、《大王魂》、《沂蒙九章》、《毛泽东以后的岁月》、《江西苏区悲喜录》、《太阳底下是土地》等作品，既真实反映了农村改革的艰难历程，更以欣喜之笔描述了农村的巨大变化和农民的光明前景，塑造了新时期新农民豪迈的创业形象。
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这里来不及一一细列。一句话，它们最为根本的立足点就是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农民，直面民生，激情鼓呼，表现农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的身影，从而将农民形象摆进文学中心予以主体确认。
2.殷切呼唤农民主体的解放效果。三农报告文学民本情怀的另一表征，便是殷切呼唤农民主体解放效果的即时性实现。所谓转型期报告文学的启蒙精神，其重点仍然是人性、人道主义精神的弘扬，实际上就是对于农民弱势群体正当人权的切实保障。正如学者所说，“报告文学作家们率先在‘三农’问题、政治文明和人权、人性与人道主义等领域深入探索，从而表现出新的启蒙理性与时代特色，同时也为文学的‘再政治化’和重新‘向外转’提供了宝贵经验。可以说，正是因为报告文学作家们的这种可贵探索和不懈努力，才引领了文坛的理论思考和文学自觉”⑦。
李昌平、赵瑜、陈桂棣夫妇等作家此方面的回应性书写可为表率。《中国农民调查》将“解放”的目光定格为农民。三年来，作者遍访安徽乡村，深入调查采访，亲历了自中央到地方一批致力于农民问题的有识之士，其中包括专家教授和党政要员，真实、立体地记载了当前农民的生存窘况，透析了农民负担过重的深层原因，展露了农村费税改革的曲折过程。《我向总理说实话》以“过来人”身份陈述了农民生活情状的清贫困苦，并建设性地提出了社会解决方案。《革命百里洲》历史地正视那些世代相传光着脊梁的农村汉子，他们靠古老的村规、民约、祖训生活，乃至对怠工偷懒者采用带有野蛮意味的游街、罚晒等方式来死守堤坝，显示了我国广大农民思想及精神解放之必要性与紧迫性。
3.真诚推进农民素质的现代提升。真诚推进农民素质的现代提升，是三农报告文学民本情怀的第三表征。毛泽东同志早在延安时期就提出了人民在生活和文化上的主体地位的问题，确立了以普通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美学思想。他明确指出：“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人民文艺要表现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力量。文艺就是要把农民受压迫、受冻、受饿以及人剥削人等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⑧ 转型期的“人民”内涵固然有别于旧时代，但“农民”阶层的人民性质没有也永远不会改变。也是在这种意义上，真正的人民文学就不应放弃对于农民现代素质的提升努力。
进一步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社会主义新型农业，不仅包括经济繁荣，还应大力提高农民素质，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讲文明、守法制的新型农民。所以说，培育新型农民是促进农村“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只有不断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增强农民的发展意识、科技意识、效率意识、竞争意识、文明意识，才能形成村村谋发展、户户思创业、人人求进步的生动局面，进而促成良好的道德规范和社会风尚。反之，如果听之任之，无所作为，漠不关心，放任那些不健康的、落后的甚至违法乱纪的行为蔓延，将会造成农村的畸形发展，损害农村的和谐与稳定。
综观近年的三农报告文学创作，客观上在提升现代农民的政治素质、文化素质、技术素质、法律素质以及具体的生活素质诸方面都起到了应有的积极作用。徐刚的《国难》在反思“非典”时指出，“农民的生命也是命”，“民工是人，应该享有人权”。前述《我向总理说实话》、《中国农民调查》、《根本利益》、《血泪打工妹》、《西部的倾诉》等三农报告文学，也在很大程度上直指三农问题深处，并据此创造出各式各样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象，以帮助农民认识自我，鉴知社会，从而实现改造环境、提升素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崇高使命。
三、三农报告文学的和谐旨趣
建设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无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工程和重要举措。正因为如此，三农报告文学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核心民本情怀便都必须拥有并同时具备和谐的旨趣。
毫无疑问，转型期的三农报告文学已经部分地担负起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农村的历史重任。当然，我们也不必讳言，当前的三农报告文学创作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程中总体上还显得有些乏力。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作家参与程度相对偏低。从反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相关著述中不难看出，作家、学者、基层干部是主创力量。虽然大家都在努力，但总体上看参与人数偏低，作品数量偏少，力作不多，体系性、完整性不强。至于三农报告文学，作品总量和现实力度均感欠缺。难怪《向农民道歉》的作者野鹤不无夸张地说：“长期以来，‘三农’是被图书遗忘的角落。”⑨
其二，理性书写力度时显不足。《你代表谁》、《我向总理说实话》、《中国农民调查》、《根本利益》等作品对农业问题、农村现状和农民困境都有很好的反思，甚至不乏深刻的阐述。但因这样的优秀作品太少，致使转型期三农报告文学的理性书写力度总体上有显不足。某些作品“确实是带着感情去写作，是可贵的，但是带着感情去写作，确实影响我们理智地分析和判断，会影响我们更深入、更深刻的思考社会”⑩。
其三，文学艺术特性有待加强。或许由于三农问题过于重大和紧迫，同时因为作家投入的情感过于浓烈，不少三农报告文学作品缺乏艺术上的锤炼，这无疑会影响到作品的接受效果。即如较为出色的《中国农民调查》，前几章以“案例”开头，中间四章分析问题，后四章旨在解决问题，结构和语言都需要进一步斟酌。路侃在谈到该作时说，“这本书的题目稍大，可以更具象化一些，后边材料叙述太多，减弱了作品的形象性和生动性”。作者自己也承认：“无奈这部作品的结构，我们掌握的材料太多太多，我们没有力量，我们达不到一定的文学素养，所以就写成了现在的局面，写成了不像报告文学的报告文学。” {11}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有必要强调在日后的创作中予以改进。具体说来：
首先，以更高的热情和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三农报告文学的创作之中。针对目前作家对三农问题关注不足、三农报告文学作品相对偏少这一事实，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呼吁报告文学作家以更积极的姿态和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三农报告文学的创作之中，批评家和理论家尤其应该鼓励报告文学作家积极为生存在社会底层的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鼓与呼。这就要求“报告文学作家要敢于‘铁肩担道义’，使自己的创作在关注社稷苍生的历史命运中浸润艺术忧患意识，在表现人民当下的生存境况中体现出人文性的终极关怀，在深度切入人民的情感和心灵时让人感应到那个时代的脉动，表现人民的真善美和精气神”{12}。唯其如此，报告文学方不负“文学轻骑兵“的重托，报告文学作家才无愧于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美誉。
其次，以理性的思考进一步深化报告文学的思想蕴涵。针对当前三农报告文学理性书写力度时显不足的弊端，我们希望报告文学作家深入生活，贴近民众，虚心学习，掌握政策，拓宽知识，提高境界。一个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必须要有政治家的意识、思想家的思辨，他还得是社会学家，最后才是文学家”{13}。如果仅仅满足于停留在生活的表面，或者运用陈旧的观念和方法去采写农业、农村和农民，找不到新的语境下与现实生活、当代读者的精神连接点，找不到市场需求的敏感点，那么，就很难拿出具有内在思想蕴涵的力作。亦即说，“抓问题要抓根源，解决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只是表面。为农民写书，需透过表相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立志为农民写书的作者，首先要做到的是一定要真正了解他们的生存状况，千万不能想当然”{14}。
再次，以艺术的情怀善待报告文学的文学品格。针对三农报告文学总体上艺术性欠佳的问题，我们有必要重温茅盾先生关于“好的‘报告’须要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的训示，在优先保障三农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时效性、批判性的基础上，合理借鉴各相邻艺术门类的优长，充分发挥报告文学海纳百川的兼容性审美特征，认真选择，巧妙构思，精心表达，使三农报告文学成为“真实的文学”、“美丽的文学”、“时代的文学”、“人民的文学”。相比而言，《灰村纪事》围绕灰村村民选举村长与党支部书记为行文主线，以“选举秀”、“夺印”、“官司”和“免职”等场面结构全篇，情节完整，人物鲜明，描述生动。《根本利益》在将歌颂与批判、主旋律与多样化、主流意识与民间立场有机协调的同时，努力运用典型细节来刻划人物性格，并不时予以诗意化的烘托，有效地强化了报告文本的悲剧性审美品格，突出了作品的文学性和可读性。
以上所论，只是对于转型期部分三农报告文学现状的粗略考辨，离精细的理论分析距离尚远。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具有中国特色的“十一五”时期，这是我国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打下坚实基础的关键时期，是为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的关键时期，也是小康社会建设加速前进的关键时期。当此之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隆重发表，这是2004年以来我国连续第三个以农业、农村、农民为主题的“一号文件”，再次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切实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信心和恒心。借此东风，我们与那些已经崭露头角的三农报告文学作家们一样，满心期待着三农报告文学及其理论研究更本真、更艺术、更富活力的未来！
注 释
①②许毅、柳文：《三农问题与农业生产方式革命》，《农业经济导刊》2004年第3期。
③朱正琳：《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怀：读〈中国农民调查〉》，《文汇报》2004年2月13日。
④⑦章罗生：《近年报告文学创作的审美新变》，《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2005年第5期。
⑤骆顺民：《曲笔生命苦难直秉人民信念》，《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2期。
⑥龚举善：《文坛边上的搜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页。
⑧毛泽东：《毛泽东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9页。
⑨引自http://www.wenxinshe.org
⑩{11}转引王山、张文红：《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研讨会纪要》，《文艺报》2004年2月24日。
{12}欧阳友权：《人民文学，重新出发》，《文艺报》2004年1月31日。
{13}红鹃：《何建明：最冷漠与最狂热》，《中华读书报》2004年4月28日。
{14}舒晋瑜：《为农民写书不是件容易事》，《中华读书报》2004年3月19日。
（作者单位：郧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师范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