匾额作为传统民俗文化艺术，是灿烂的中国文化中的瑰宝，尤以其形制高古、书法精隽而具有特有的艺术表达魅力，有着不可替代的文化艺术功用。
　　中国匾额历史悠久，据史载可知，匾额早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秦代就已出现，而后历代相仍，可谓匾海洋洋，其艺术性、学术性和实用性之高深广博实不让其他学术门类。
　　众所周知，汉文字书法及其内涵为构成匾额的主体要素。匾额书法大都由历代书法家、著名学者或社会贤达题写。又缘匾额一般要悬挂在门头、堂室、园林、墙屏等高处，其文字又为擘窠大字，且不能平视之。因体大法殊，故题署一定要因应形势，更须具备一般书法之外另需属意的艺术修养和知识。中国历代书匾名家辈出，其作品造诣高精，美不胜收。洛阳民俗博物馆新近征得清代匾额甚多，其中不乏名家佳构。今特以岭南一代书法大家李文田及其匾额书艺为例，略述其匾额书法艺术及其字外学问和艺术造诣之一斑。
　　李文田（1834-1895年），字畲光、仲约，号若农、芍农，谥文诚，广东顺德均安上村人。咸丰九年（1859年）一甲第三名进士（探花），官至礼部侍郎，以直言敢谏著称一时，有政声，工书善画，学问渊博，贯古通今，尤以书法见长。
　　李文田亦是清代著名的蒙古史研究专家和碑学家，对碑帖源流有精深的研究。李文田书以北魏书法为宗，即书学上所谓“魏碑体”者。魏碑体书法笔气浑厚，字体大小各因其体，笔画变化于字形整齐之中。因其为楷书的发展时期出现的字体，是一种过渡时期的中间字体——带有隶意的正楷字，它上承钟繇、王羲之，下启隋唐，对后世书法影响极大。李书匾额行楷字画间深蕴北碑风骨，却不使其锋芒毕露，从驭笔之精熟当可想见学力之深厚。
　　匾额中不乏类似“馆阁体”之字。姑且不论匾额之主题内容，仅就其书法及艺术性而言便输于他匾一筹。因为清代人所谓的“馆阁体”是流行于封建科举时代的官场书法文字，即明人称之“台阁体”者。此种书法千字一面，清洪亮吉《北江诗话》评曰：“今楷书之匀圆丰满者，谓之‘馆阁体’，类皆千手雷同。”宋沈括（《梦溪笔谈》云：“三馆楷书不可不谓不精不丽，求其佳处，到死无一笔是矣。”清周星莲《临池管见》亦云：“自帖括之习成，字法则别为一体，土龙木偶，毫无意趣。”李文田“眉寿多福”、“节孝可风”二行楷书匾，字体既清隽而又矜庄，笔画秀逸而不失厚重。自唐代李邕以行书题匾之始，使匾额书法为之一变而风行。李文田深知正楷书题匾不免呆板之弊端，故其所题匾额绝不以纯正的楷书书之。审之所署匾额，无一循此例。论其书法一似麦华三在《岭南书法丛谈》所云：“若农书法，实发源于北碑，而畅流于隋碑，所临唐碑，亦以隋碑笔意为之。”正如其所署“眉寿多福”及“节孝可风”二行楷匾额，工稳平和，笔画圆实，结体和谐，浑厚华滋，肥而不臃；其所题“齿德兼优”匾额书法劲挺，瘦而不削。
　　“眉寿多福”匾额系时为江西学政的李文田为萧老先生的两位夫人郭氏、叶氏所题写，祝其多寿多福。该匾上款为：“钦命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南书房行走提督江西学政加三级记录二次李（二篆书印：一‘李文田印’，一不辨）为”，下款为：“萧鲲翥老先生元配郭太君六旬、叶太君七旬加一双寿，男太学生景先先、景甡、景蝗，孙邑庠生兴琮柏、兴椿珠、兴扬槐、兴松琳、兴璋杞，曾孙发荣立，皇清同治拾壹年岁次壬申冬月吉”。匾高71厘米，宽202厘米。匾文阳刻行楷，上、下款阳刻楷书。匾红底，字与纹饰暗红色。边框浮雕纹饰，上、下边框正中饰“丹凤朝阳”图案，左、右边框中部饰“连升三级”图案，各纹饰之间饰不规则方格纹，四角饰夔龙纹，意在祝愿安康吉祥。
　　“齿德兼优”匾额，为同治十年（1871年）李文田为庆祝生员李成琦七十一岁寿诞而题写。该匾上款为：“钦命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南书房行走提督江西学政加三级记录十次李文田为”，下款为：“生员刘成绮七一荣寿，男文枫、孙章葑、章蓄、章非，同治十年辛未岁季冬月谷旦”。匾文线刻楷书，上、下款阳刻楷书。匾额整体呈黑底金字，边框暗红色，纹饰金色。上边框饰有“龙凤呈祥”图案，下边框饰有“暗八仙”图案；左、右边框饰“连年平安”纹；四角饰蝙蝠图案，各个图案之间以忍冬纹相连。龙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雕刻装饰，不仅表现出良好的祝愿，还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而凤作为百鸟之长还用来比喻优秀人才和有圣德之人。象征着权威和尊贵的龙与象征着美丽和仁爱的凤结合在一起则表现出太平盛世的祈望与富贵吉祥的祝愿。蝠又因谐音“福”，结合其习惯倒悬而栖的生活习性，蝙蝠又象征着“福到”，这一美好的象征意义一直延续到今日。
　　“节孝可风”匾额，系同治十二年（1873年）李文田为邱稽尧之妻叶氏所题写的贞节贤孝匾。该匾上款为：“钦命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南书房行走江西提督学院李为”，下款为：“旌表邱稽尧之妻叶氏立，同治十二年岁次癸酉秋月谷旦”。
　　以上三匾额“乃以从容自在之笔调一写高古拙朴之北碑……清末写碑者，陶濬宣近于呆板，赵之谦过于轻佻，惟若农老成持重，雍容大方，为北派正传”（麦华三《岭南书法丛谈》），实为对李文田书法较为中肯的评价。不难看出，李文田书法之精髓在于能运碑入字，笔力酣畅饱满，意态雍容厚重。
　　陈永正先生在《岭南书法史》一书中对李文田的书法成就颇多赞誉，认为清中叶学者阮元虽然创有“北碑南帖”一说，但阮元所倡导的碑学在广东并没有多大的影响。而粤中帖学名家吴荣光晚年所书，也只有略参北碑笔法而已。直到李文田出，广东的碑派才正式形成。李文田自创的这种碑派书法，对广东书坛作出了很大贡献，也应该在中国书学史上大书一笔。
　　李文田的书法传世作品较多。广东省博物馆藏有他写的《楷书轴》《楷书八言联》《行书七言联》《隶书四屏》《书画团扇》；广州美术馆藏有他画于同治庚午年（1870年）的《仿李营丘笔法团扇》《与苏六朋合作风景人物扇面》《楷书轴》（《楷书八言联》《隶书六屏》，广州博物馆藏有他写的《篆书八言联》；佛山市博物馆藏有他写的《节录张猛龙碑楷书轴》等六种书法。此外，东莞市、江门市博物馆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均藏有他的作品。 　　至于匾额文字（无论何种字体）之具体写法（包括运笔、结体和章法）乃至文学修养，前人都有精辟的论述，诸如：
　　元代吾丘衍《学古编·三十五举》：“十一举曰：凡写碑扁，字画宜肥（按：肥为厚重之意），体宜方圆”；
　　明代赵宦光《寒山帚谈》云：“欲署书，先想一字体裁得所以，至多字体裁得所然，然后拈笔。落中笔时即作全体想，落左笔意在右笔，落右笔意在左笔。上下同之”；
　　“署书须覃思乃佳，故杂念不得。泛写数十额中未免有神遇，然未可以为常也”。
　　清人文伯子（成郁）在其（（书法秘诀》中讲得尤为中肯而确切，今捡择几则实用者节录如下：
　　“凡榜书三字中须一字略小，四字中须二字略小，若齐一，则高悬起便中二字突出矣”；
　　“又榜书结体宜少（稍之误）长，高悬则方。若结体太方，则高悬起便扁阔而势散矣”；
　　“凡作榜书，不须拘结构长短阔狭，随其字体为之，则参差错落，自成法度。一排比令整齐，便是俗格”；
　　“榜书中必有两笔不用力处，须安顿使简淡，令全字之势宽然有余”；
　　“署额配合，同结（结构）者无论矣，异结者须格外致思，别出一调方能如法。此未可以言语，尽须数四比量（比较）”；
　　“小楷不愧大字，大字不愧署额，始可与言书法；行草不离真楷，真楷不离篆籀，始可与言书学”。
　　要而言之，匾额题字必须端庄而不呆板，肥圆而不臃肿，出新而不狂怪，洒脱而不诡异。务使点画协调，或能于拙中见巧，如此才是匾额书法的上乘之作。以此圭臬衡量李文田的榜书（即匾额书法）无不字字中式，且与匾额形制相得益彰。不难看出，李文田是诸体皆能而自成面目的书法大家。
　　在新征匾额中，亦不乏其他大家的力作。如清内阁大学士陈宝琛所署的“康疆逢吉”匾，书法瘦硬道劲，可与黄庭坚项背相望；陕西状元，工于小楷的王杰于乾隆三十年题写“连部”二字行书匾，更是雄壮之极，真如李玉菜所称其行楷有仙佛气，具富贵姿；山东进士王俭的楷书“文魁”匾，书法严整，气魄雄伟，亦若其为人之刚正不阿；翁方纲书学欧、虞，谨守法度，尤善隶书，与刘墉、梁同书、王文治、成亲王永理、铁保等齐名，其匾书“拔元”二字，则是融会欧、虞书法精髓且独具一格之佳作；而一生领军文坛，主持举科和总纂《四库全书》的大学问家纪昀，其学识渊博固不同凡响，然其书法墨迹稀见，清刘靖基“静寄轩”藏有“过如秋草芟难尽，学似春冰积不高”行书联及乾隆三十一年为其祖母葛氏七十寿所书“竹节长青”匾等当为纪昀吉光片羽般之书法墨宝，其文物价值更自不待言；安徽桐城进士，工于汉《曹全碑》隶书的姚元之，师承元赵孟頫，其行书匾额“萱堂永茂”笔法精妙，不让古人；同治状元、多国使者、纳名妓赛金花为妾的洪均所题“硕德延龄”大红匾，笔挺画壮，雍容庄重……
　　李文田与以上诸硕学名儒之匾额书法艺术堪称字字珠玉，值得后人珍视。
　　（责任编辑：李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