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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佑忠从国家网球中心的赛场地沟里走上来，背着尼康D300，扛着俩大炮镜头：一个300毫米，一个120-400毫米，身上还挂了个短焦头，吭哧吭哧地爬上看台台阶。
这天是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德约科维奇对战特松加。他跟别人一起在地沟里拍，觉得没意思，就从看台最底下爬到最顶上，找了个没人拍的死角，从上往下拍小德。
“那个看台顶有六七层楼高，每一阶比咱普通的两个台阶还高，我一阶阶上去，心想可别摔倒了，别晕了，试了一下，还成。”
76岁的人了，背着相机在赛场里晃都成了一景儿，有观众冲他喊“老人家慢着点儿！”安佑忠心里顶自豪：“这次来拍中网的摄影记者，我年龄最大、资格最老、级别最高、职称最高——四个‘最’！”
知道自己年龄大，他倒还拿自己当年轻人使。
一
1936年生人，与摄影结缘在1963年。算起来，安佑忠拍照片已经拍了近50年。
1956年，他高中毕业后从北京跑去青海支援大西北，做过运动员、当过演员、干过老师，几年后回到北京进了一家建筑公司搞宣传。
“我这人在哪儿干什么都一定要干好，你让我干个工作，我就琢磨用什么方法能干得更好。”为做好宣传工作，上世纪60年代初，安佑忠花了100块钱托人买了台相机，摸索着拍起照来。
“那时就是为了工作，为了搞宣传。”办黑板报时，把照片粘到纸上，底下写上说明，往黑板上一贴；出小报刻钢板时，把照片衬在蜡纸下，用铁笔拓下图片做插图；搞幻灯片，别人是慢慢画，他是拍，拍完了把底片翻成正片，再在上头涂色……用一台照相机，安佑忠把宣传工作做得风生水起。到了“文革”时，他虽然家庭成分不好，却成了各派都抢着要的宣传骨干。
也因为宣传工作做得出色，1977年2月，他背着相机住进了毛主席纪念堂的施工工地，和毛泽英一起成了纪念堂工地上仅有的两名驻地宣传人员，毛泽英负责文字宣传，他负责“形象宣传”——画画、写标语，更重要的是摄影，留下纪念堂修建过程中的各种图像资料。
在建纪念堂的将近一年时间里，安佑忠用那台100块钱、对焦要靠目测距离再手动调整距离标尺的老相机拍下了无数独家画面：工人们干得热火朝天、纪念堂可见雏形的施工现场；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胡厥文，史良、荣毅仁、溥仪的弟弟溥杰等全国政协委员来参加劳动，用钢刷刷除钢筋上的铁锈；孩子们一排排地坐在地上，埋头拿锤头把旧钉子砸直，留待再用；1977年8月18日，车队开道，人们打着标语夹道而立，上百号工人手推肩扛地把水晶棺抬进纪念堂瞻仰大厅……那是安佑忠摄影生涯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也是令他体悟到摄影记录历史的魅力所在的最初契机。
1978年到1984年底，安佑忠在中央教育电影制片厂当摄影师，期间在高校进修摄影。这一时期，他开始更有意识地拍照，也记录下不少烙有时代印记的画面。
例如1980年，距“文革”结束没几年时间，曾在那场历史浩劫中亲眼目睹学生殴打老师的安佑忠在北京35中学的操场上看到一群学生围着他们的老师谈笑风生、其乐融融，于是拍下了一张《师生情》。1981年，摆摊还是新鲜事时，他拍下了北京街头出现的最早一批个体裁缝，他们把缝纫机从家里搬上长安街为顾客服务，立等可取。
1985年，年近五十的安佑忠被调入刚创刊的《中国劳动人事报》（《中国劳动保障报》前身）当摄影记者，一干干到2000年退休。
二
讲起自己拍过的片子，安佑忠眼神儿发亮：“我有好多独家新闻，大家一起去采访，我的照片跟人家的都不一样，独树一帜！”
他提到1991年和一群摄影记者去兖州矿务局南屯煤矿采访。矿井下光线幽暗，眼睛睁再大也看不远，工人也不多。拍什么呢？没有跟其他人一起拍矿井和矿工，安佑忠拍的是“在地球深处采访”的摄影记者，从他们下井前认认真真地接受安全教育到在井下带着好奇的神情四处打量，再到出井后瘫坐椅子上、累到睡着的样子，他拍出了记者采访的辛勤，侧面体现出矿工们工作的辛苦。这组照片发表后，颇受好评。
还有1996年京九铁路通车，安佑忠坐105次首发列车采访，一路上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逢站必下，拍列车沿途的情景。为拍摄105次和106次首发对开列车相会的场面，他蹲在列车厕所里，探身窗户外，迎风等了半个多钟头，终于在庐山脚下拍到两车相会的独家瞬间。回车厢时他的脸已经冻僵了，话也说不出来，同行的摄影记者们说他是“一根筋”。
身为摄影记者，为配合报道，安佑忠拍时政、拍会议、拍名人、拍体育……
因为在“劳动报”，他关注最多的、理所当然是“劳动”。
在他的镜头下，有改革开放以来国人对“劳动”的种种记忆——知青返城就业、国企改革下岗职工再就业，农民工进城务工……
他拍下过1985年的上海弄堂里，几个返城女知青聚在一起打毛衣，她们在居委会组织下自谋职业，开展编织生产。
1997年，河南省安阳市组织下岗职工成立三轮车队，接送孩子上幼儿园。
1998年，北京街头那句“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的标语，已经是很多转岗分流职工们的座右铭……
不是每张照片单拿出来，看上去都多么有价值。但安佑忠拍照拍得久，把他十年来、甚至更久以来所拍的照片都摆出来，时间给这些图片涂上了日愈厚重的色彩。
毕竟一代人的故事最终都会朦胧和模糊，很多人们熟悉的名词最终都逐渐成了词典里被淡忘的词条，但那些刻有时光痕迹、为历史留影作证的照片，摆在那里。
三
2000年，安佑忠从报社退了下来。
他可一天没闲着，忙起来跟退休前没两样。他这两天要给一个影展审片子，接着去江西、安徽、湖南讲一圈课，讲完课回来准备去拍CBA联赛。“我要没工作干就别扭，在报社时就这样，一天没事干，一天难受。一闲下来血压都高了，一出去什么病都没了。”
退休后的失落感？“一点儿——都没有！非但没有还高兴。他们都说羡慕我，现在谁跟我比，我就自豪。明天人家找我讲课，后天找我当评委……我现在也有想法，真让我在外头什么都不干了，我第一个做的就是整理资料，整理我的照片，出书把这些东西留下来。” 安佑忠说，退休前要完成单位交付的任务，退休后自由了，是自己给自己安排任务，什么都自己做主。
他安排起任务，真没把自个儿当上了年纪的人。68岁那年，一个人跑去乌干达，骑着摩托车飞奔在非洲草原上，在吉普车上一站几个小时拍动物，去叛军出没的丛林一带寻找土著小矮人部落，还在自由市场被人抢了相机，歇斯底里地大叫大嚷，趁对方愣神一把夺回相机拼命跑进富人区……70多岁时，他跟一群年轻记者一起拍大秦铁路，5天时间，天天坐车沿铁路线跑，行程紧张，一跑一天，下汽车上铁路，下铁路上汽车……有几个年轻人扛不住跑了，安佑忠一点问题没有：“这是前两年的事儿，我就现在跟他们比也没事儿！”
拍了大半辈子照片，他想拍片拍到拍不动为止，“我两个爱好，一个拍片一个钓鱼，做起来什么烦事儿都想不起来。”
对于安佑忠，摄影是“太有乐趣”的一件事，“按快门的时候，幸福感全出来了，那种幸福感就好像是说我这辈子没白来。”
76岁了，他还是一拍完片回家不管多晚，连夜都要把片子整出来。片子拍得不理想，会后悔到失眠，琢磨着问题出在哪儿，还有没有机会再去拍；出了好照片，也会高兴到失眠，比如最近拍中网男单决赛时，从看台上面俯拍小德的几张片子，“我拍的那个死角，谁都不在那儿拍，哎呦，那几张……你看到过没有？”
“嘿”地一笑，安佑忠悠悠地说：“我现在对小年轻还是不服气，那我得拿出东西来。所以这次拍网球，我还有点压力，想着一定要想办法拍好。你不是角度刁？那我也角度刁。”
他说自己还在想着要干事业，“干什么都应该做好。人呢，就要这样，人过留名，雁过留声。”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安佑忠常说起这句话，这是他做人的追求。可他岂止是留名留声呢？
细细回顾，近半个世纪里，一次次快门按下，摄影人和他的照片留下的是历史，也因而就被历史所留下。
时光流转，摄影人永远是年轻。
摄影师简介
安佑忠，1936出生，北京人，高级记者，原《中国劳动保障报社》摄影部主任、编委。自1963年从事新闻摄影工作以来发表摄影作品两万多幅，其中170余幅作品在全国摄影作品评选中获金、银、铜奖。曾获中国新闻摄影记者金眼奖银奖、“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称号、中国摄影家协会授予的“50年突出贡献摄影工作者”称号等。多次任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年赛评委、中国新闻奖评委。现为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常务理事、评选展览部副主任、全国专业报新闻摄影学会会长。1996年被国务院批准为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政府津贴。著有《68岁独闯非洲》、《摄影实践》。
这天是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德约科维奇对战特松加。他跟别人一起在地沟里拍，觉得没意思，就从看台最底下爬到最顶上，找了个没人拍的死角，从上往下拍小德。
“那个看台顶有六七层楼高，每一阶比咱普通的两个台阶还高，我一阶阶上去，心想可别摔倒了，别晕了，试了一下，还成。”
76岁的人了，背着相机在赛场里晃都成了一景儿，有观众冲他喊“老人家慢着点儿！”安佑忠心里顶自豪：“这次来拍中网的摄影记者，我年龄最大、资格最老、级别最高、职称最高——四个‘最’！”
知道自己年龄大，他倒还拿自己当年轻人使。
一
1936年生人，与摄影结缘在1963年。算起来，安佑忠拍照片已经拍了近50年。
1956年，他高中毕业后从北京跑去青海支援大西北，做过运动员、当过演员、干过老师，几年后回到北京进了一家建筑公司搞宣传。
“我这人在哪儿干什么都一定要干好，你让我干个工作，我就琢磨用什么方法能干得更好。”为做好宣传工作，上世纪60年代初，安佑忠花了100块钱托人买了台相机，摸索着拍起照来。
“那时就是为了工作，为了搞宣传。”办黑板报时，把照片粘到纸上，底下写上说明，往黑板上一贴；出小报刻钢板时，把照片衬在蜡纸下，用铁笔拓下图片做插图；搞幻灯片，别人是慢慢画，他是拍，拍完了把底片翻成正片，再在上头涂色……用一台照相机，安佑忠把宣传工作做得风生水起。到了“文革”时，他虽然家庭成分不好，却成了各派都抢着要的宣传骨干。
也因为宣传工作做得出色，1977年2月，他背着相机住进了毛主席纪念堂的施工工地，和毛泽英一起成了纪念堂工地上仅有的两名驻地宣传人员，毛泽英负责文字宣传，他负责“形象宣传”——画画、写标语，更重要的是摄影，留下纪念堂修建过程中的各种图像资料。
在建纪念堂的将近一年时间里，安佑忠用那台100块钱、对焦要靠目测距离再手动调整距离标尺的老相机拍下了无数独家画面：工人们干得热火朝天、纪念堂可见雏形的施工现场；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胡厥文，史良、荣毅仁、溥仪的弟弟溥杰等全国政协委员来参加劳动，用钢刷刷除钢筋上的铁锈；孩子们一排排地坐在地上，埋头拿锤头把旧钉子砸直，留待再用；1977年8月18日，车队开道，人们打着标语夹道而立，上百号工人手推肩扛地把水晶棺抬进纪念堂瞻仰大厅……那是安佑忠摄影生涯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也是令他体悟到摄影记录历史的魅力所在的最初契机。
1978年到1984年底，安佑忠在中央教育电影制片厂当摄影师，期间在高校进修摄影。这一时期，他开始更有意识地拍照，也记录下不少烙有时代印记的画面。
例如1980年，距“文革”结束没几年时间，曾在那场历史浩劫中亲眼目睹学生殴打老师的安佑忠在北京35中学的操场上看到一群学生围着他们的老师谈笑风生、其乐融融，于是拍下了一张《师生情》。1981年，摆摊还是新鲜事时，他拍下了北京街头出现的最早一批个体裁缝，他们把缝纫机从家里搬上长安街为顾客服务，立等可取。
1985年，年近五十的安佑忠被调入刚创刊的《中国劳动人事报》（《中国劳动保障报》前身）当摄影记者，一干干到2000年退休。
二
讲起自己拍过的片子，安佑忠眼神儿发亮：“我有好多独家新闻，大家一起去采访，我的照片跟人家的都不一样，独树一帜！”
他提到1991年和一群摄影记者去兖州矿务局南屯煤矿采访。矿井下光线幽暗，眼睛睁再大也看不远，工人也不多。拍什么呢？没有跟其他人一起拍矿井和矿工，安佑忠拍的是“在地球深处采访”的摄影记者，从他们下井前认认真真地接受安全教育到在井下带着好奇的神情四处打量，再到出井后瘫坐椅子上、累到睡着的样子，他拍出了记者采访的辛勤，侧面体现出矿工们工作的辛苦。这组照片发表后，颇受好评。
还有1996年京九铁路通车，安佑忠坐105次首发列车采访，一路上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逢站必下，拍列车沿途的情景。为拍摄105次和106次首发对开列车相会的场面，他蹲在列车厕所里，探身窗户外，迎风等了半个多钟头，终于在庐山脚下拍到两车相会的独家瞬间。回车厢时他的脸已经冻僵了，话也说不出来，同行的摄影记者们说他是“一根筋”。
身为摄影记者，为配合报道，安佑忠拍时政、拍会议、拍名人、拍体育……
因为在“劳动报”，他关注最多的、理所当然是“劳动”。
在他的镜头下，有改革开放以来国人对“劳动”的种种记忆——知青返城就业、国企改革下岗职工再就业，农民工进城务工……
他拍下过1985年的上海弄堂里，几个返城女知青聚在一起打毛衣，她们在居委会组织下自谋职业，开展编织生产。
1997年，河南省安阳市组织下岗职工成立三轮车队，接送孩子上幼儿园。
1998年，北京街头那句“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的标语，已经是很多转岗分流职工们的座右铭……
不是每张照片单拿出来，看上去都多么有价值。但安佑忠拍照拍得久，把他十年来、甚至更久以来所拍的照片都摆出来，时间给这些图片涂上了日愈厚重的色彩。
毕竟一代人的故事最终都会朦胧和模糊，很多人们熟悉的名词最终都逐渐成了词典里被淡忘的词条，但那些刻有时光痕迹、为历史留影作证的照片，摆在那里。
三
2000年，安佑忠从报社退了下来。
他可一天没闲着，忙起来跟退休前没两样。他这两天要给一个影展审片子，接着去江西、安徽、湖南讲一圈课，讲完课回来准备去拍CBA联赛。“我要没工作干就别扭，在报社时就这样，一天没事干，一天难受。一闲下来血压都高了，一出去什么病都没了。”
退休后的失落感？“一点儿——都没有！非但没有还高兴。他们都说羡慕我，现在谁跟我比，我就自豪。明天人家找我讲课，后天找我当评委……我现在也有想法，真让我在外头什么都不干了，我第一个做的就是整理资料，整理我的照片，出书把这些东西留下来。” 安佑忠说，退休前要完成单位交付的任务，退休后自由了，是自己给自己安排任务，什么都自己做主。
他安排起任务，真没把自个儿当上了年纪的人。68岁那年，一个人跑去乌干达，骑着摩托车飞奔在非洲草原上，在吉普车上一站几个小时拍动物，去叛军出没的丛林一带寻找土著小矮人部落，还在自由市场被人抢了相机，歇斯底里地大叫大嚷，趁对方愣神一把夺回相机拼命跑进富人区……70多岁时，他跟一群年轻记者一起拍大秦铁路，5天时间，天天坐车沿铁路线跑，行程紧张，一跑一天，下汽车上铁路，下铁路上汽车……有几个年轻人扛不住跑了，安佑忠一点问题没有：“这是前两年的事儿，我就现在跟他们比也没事儿！”
拍了大半辈子照片，他想拍片拍到拍不动为止，“我两个爱好，一个拍片一个钓鱼，做起来什么烦事儿都想不起来。”
对于安佑忠，摄影是“太有乐趣”的一件事，“按快门的时候，幸福感全出来了，那种幸福感就好像是说我这辈子没白来。”
76岁了，他还是一拍完片回家不管多晚，连夜都要把片子整出来。片子拍得不理想，会后悔到失眠，琢磨着问题出在哪儿，还有没有机会再去拍；出了好照片，也会高兴到失眠，比如最近拍中网男单决赛时，从看台上面俯拍小德的几张片子，“我拍的那个死角，谁都不在那儿拍，哎呦，那几张……你看到过没有？”
“嘿”地一笑，安佑忠悠悠地说：“我现在对小年轻还是不服气，那我得拿出东西来。所以这次拍网球，我还有点压力，想着一定要想办法拍好。你不是角度刁？那我也角度刁。”
他说自己还在想着要干事业，“干什么都应该做好。人呢，就要这样，人过留名，雁过留声。”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安佑忠常说起这句话，这是他做人的追求。可他岂止是留名留声呢？
细细回顾，近半个世纪里，一次次快门按下，摄影人和他的照片留下的是历史，也因而就被历史所留下。
时光流转，摄影人永远是年轻。
摄影师简介
安佑忠，1936出生，北京人，高级记者，原《中国劳动保障报社》摄影部主任、编委。自1963年从事新闻摄影工作以来发表摄影作品两万多幅，其中170余幅作品在全国摄影作品评选中获金、银、铜奖。曾获中国新闻摄影记者金眼奖银奖、“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称号、中国摄影家协会授予的“50年突出贡献摄影工作者”称号等。多次任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年赛评委、中国新闻奖评委。现为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常务理事、评选展览部副主任、全国专业报新闻摄影学会会长。1996年被国务院批准为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政府津贴。著有《68岁独闯非洲》、《摄影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