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乡土文学因其表现对象的相对静默，主题呈现出纯粹而集中的特征：国民性批判和精神家园的栖息所；而作家的主体情感，则围绕理性审视与自觉赞恋不断书写着思辨性的剖析与深情的牧歌。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随着城乡越来越同质的一体化，新时代背景下农村不再是象征现代文明的——城市生活的对峙物，而是被纳入整个国家以发展经济为主要目的与内容的现代化进程中了。没有农村的现代化，是不可思议的假命题，但有广大农民融入的现代化，又产生了过于复杂难以厘清的方方面面。农村变了，变得之快，之猛，之深让人猝不及防。物质化进程中的乡村，发生着民族文化、生活方式、精神状态、人性状态、道德伦理等方面的颠覆性变化。乡土文学，无法再延续之前的两道车辙行进下去，作家，无法再保持平静和理性，在躁动的大地和混乱的现实面前失去了前瞻性的判断和理想化的寄托。消亡，这个词汇以无与伦比的力量揪起了许许多多离乡怀乡者巨大而恐慌的忧伤和疼痛，尤其是“生于斯长于斯”的那些作家们。如贾平凹那一代作家，面对农村的现代化进程，体会着越来越遥远的记忆影像，对过去的依依不舍与对现实的无力把握、对物质化侵扰的疑惧、对农村未来的迷茫混融成巨大的感慨，化为不甘的追问：“这条老街很快就要消失吗？土地也从此要消失吗？真的是在城市化，而农村能真正地消失吗？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该怎么办？①转型期的中国乡村，经历着从未有过的质变，庞大的农民群体，被抛入历史的滚滚洪流，忙碌而痛苦，无助而无辜，以长辈人的辛苦，青壮年的流离，孩子们的留守作为代价，在现代文明的征途中被动而艰辛地走着，其灵魂在背井离乡的生存中没有归宿，象一群游荡在城市的孤魂野鬼。不仅如此，那隐藏在乡间历史皱褶中的民族文化隐层——沿袭几千年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正在被颠覆。“古老的乡村模式、村落文化、生存方式的确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乡土中国在逐渐终结。”②如此乡土的终结，将是怎样乡土的新生？农民的命运在物质富裕的道路上，离社会理想中的幸福还有多远？
　　这样的关口，表现乡土的乡土文学的命运，成为当代作家和学人心虑的焦点，是当前众多学人不断推测考证的重大命题。乡村的城镇化迫在眉睫，那么，乡土文学的终结，是不是真的就在眼前？当前生活的空前繁杂使乡土文学的表达宽阔杂乱，凡是涉及农村、农村人的，无论其身处乡里还是城里，种地还是务工，洗头还是捏脚，好似都可包含其中，并且大都陷入贴现实记录式写作的浅窠，陷入堆积事件而忽视塑造人物、表现生活而忽视发掘精神的模式。乡土文学在民族精神启蒙建构背景下的批判和牧歌，尤其是后者，基本不再唱响。乡土的变化势必引起乡土文学的调适，但乡土的文化丧失精神丧失人性变异，不应引起乡土文学相对的这些方面追问、质疑和表达的缺失。反而，正因为经济年代国民整体性欲望化的释放、物质化的裹挟，乡土文学才更应该发掘自身曾经内含的审美价值、精神价值、文化价值与人性意义，更应该成为一种与现实保持远距离的参照或反观。
　　偶然读到了王青伟的《村庄秘史》，内心在震撼中不由发出长久的喟叹。《村庄秘史》的意蕴空间混沌而阔大，沉重而深刻，权力与欲望，历史与现实，人性与亲情，美善与丑恶……对思考造成极大的冲击力。我想，王青伟的立足点其实是当下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之变，但笔锋的尖锐却延伸至相对遥远的历史，他深刻地洞悉了历史发展中那隐秘而牢固得不可思议的联系：文化以及人性本能。小说回顾了章村人几十年间风风雨雨的历史沉浮，不着眼表达历史的史诗性宏阔，而是在每个不同的章节细细道来不同人物的命运悲欢，在历史性书写中致力于民族性，在民族性表达中剖析出人性。文本以章一回第一人称的叙述口吻，讲述了五个各自独立的故事。章大章小兄弟在战争过程中命运起伏，走出完全不同的生活轨迹，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与现实抗衡，最终却殊途同归，沦为非理性时代残酷打压的牺牲品；少年章顺与五旬陈氏大太太在原始本能的冲动中结合，娶妻生子仍深情挂念，残酷锁住妻子麻姑下身，使之与阿贵的正常情欲无法实现，麻姑怀着神圣情感所汇的女书被烧毁，天书指引的理想生活也化为乌有；章义在战争中被俘，脊梁被砸弯，从此承受难以忍受的身心压迫和身份不被认同的焦灼，他在群体中失去做正常人的资格，儿子认有话语权的章一回做父亲，成为他许多干儿子中的一个；红湾经历着极为难熬的性饥渴岁月，与动物交媾，兄妹乱伦，在荒唐中盛演，两湾掀起疯狂杀戮，两升谷子五块钱都成为残忍杀害一个人的动因；章得父子带领全村人做炮赚钱，最终却被陈军占去商机，章家的新房轰然崩塌，再娃和小梅带走了章湾人最后的清醒与精神……这部作品内在张力很大，老湾红湾对峙并存，百年历史间仇恨不断争斗不休，民族劣根性在原始状态生存中得到淋漓尽致的揭示，人性的丑恶自私残忍也在荒唐而酷烈的厮杀中得到形神栩栩的表现。这部小说的书写，虽然并不是没有瑕疵，但却引起了我对当前乡土文学表达状态的反思。
　　当前的乡土文学，基本着力于转型期农村人生存苦难的艰辛和疼痛，常见雷同化的叙述模式和类同化的事件罗列，甚至相对模糊而类同的人物形象。“文艺就是模仿”的观念从亚里士多德至今，仍在某些作家的创作思想中占据主导。但随着科技的高速发达，网络与媒体的信息铺天盖地，记录，文字已落后于摄像机，作家在这样的语境中，需要发挥通讯员的功能吗？这个时代的文学，要追求的应该是高于生活的超越性，致力于表达内质的深刻性，和传达精神信息的诗意性。文学不必追求与生活同流，要在表现当下时力求超越当下，瞻前顾后致力于民族精神的追溯与重构。
　　当前的历史语境中，乡土文学究竟要表现什么？我想，《村庄秘史》给出了重要启示：重返历史现场，追根民族精神。这是与另一位著名的湖南作家韩少功不谋而合的认知。“寻根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在当代文学的流变中已经退场，但“寻根文学”的立意与追寻仍需作为文学精神的重要一维，持续进行下去。尤其在当前商业文化的冲击中，与这股潮流不谋而合并且滋生出更多腐烂的“恶之花”的，其实是深藏在世人性情中的国民劣根——奴性，和人性劣根——私性的萌芽壮大。民族文化正面价值的继承实质上浅显片面，但负面的因袭却常常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悲哀。王青伟面带苦涩的微笑，凝神注目村人灵魂深处的秘史，发现了真相，表露了真相，并预言了真相。而目前，审视历史以把握民族嬗变的脉络，打量前人以参透今人世相的本源，被很多人抛诸脑后。因与果的连绵不断，仍将在人类历史中不断演绎，不知因，何以创得善果正果？任何今天都是昨天的延续，任何今天都内隐着明天的发展脉络。今人的形象谱系暗含在过往岁月的沉淀里，也预示着未来人们的面貌可能，遗传以跨时代的能量在后世生活中起着重大的作用。追问历史过程中的民族性，析理历史境遇里的人性，其实是在严肃地思考当前，看向未来。 　　此外，我想当前的乡土文学还有两个主题维度需要继续深化。其一，聚焦社会世相，发掘灵魂嬗变。当前转型期乡土社会的变动，是几千年未曾有过的狂飙，正在进行时的乡土世界生活方式、精神面貌、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变化，为作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中国广阔的乡土世界在当代社会变迁中积累的经验如此丰厚，以至于当代无数小说家折腰，而全球化的到来，必将使乡村经验叙事具有更为复杂的意义。”③乡村，几千年以来一直是“超稳定性”的结构，以致几十年前作家们还在焦虑它的凝滞和封闭，但几十年后，却不由地反过来焦虑它的动荡与开放。这看似悖论中隐含着一个民族全球化背景下的整体性巨变的复杂，前后矛盾的心态发于同质性的忧国忧民的不安，是期望中国乡土向着理想方向进步的社会关怀，同时，也是知识分子保持的深刻清醒与警觉。乡土世界动荡的生活表层也被很多作家聚焦书写，文字复制生活、画面再现生活的工作很多人已经完成的很好，但这一代农民，从守在田边地头，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到出外打工飘零，在不属于家的地方呆很久，他们内心感受世界、观念世界的深刻变化是民族性文化心理的新质素，这是笔力发挥长项的领域，是需要付出长时间深入熟悉和长时间思考析理的，因浮躁文风，也是当前文学表达的软肋。其二，书写理想牧歌，致力精神重构。乡村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也一度是人性纯美的寓体，沈从文、废名、师陀、孙犁、汪曾祺都满怀深情地书写那纯净村落中的美善人性，作为他们对现代文明鄙弃质疑的理想寄托。当前变化中的乡土好像已不再具有让作家心灵诗意栖居的特征，几十年的牧歌传统基本不再悠然唱响。但“乡土的美，其实质是自然的美、风俗的美、人性的美，这些都是超时空、越地域性的，它是人类审美不可缺少的部分，不可能随生活方式改变而消灭。相反，在工业化背景下，乡土的美会更凸显其意义。”④农村外在形态的变化虽然剧烈，但乡土生活所蕴含的真善美，即便真的成为一个时代的背景，也需要追溯和再张扬，尤其是生态环境恶劣的当下，怀念美好，自然的、人性的、文化的，都将是工业社会发展中民族美好生活和精神建构的必需。更何况，实际上在广大的乡村，仍然有民间美善的性情与精神存在，仍然有需要挖掘以利于民族精神建构的有益元素。只是作家跟农民的距离，包括一些从农村走出来曾经大力描写乡土世界的作家，已经过于遥远了。
　　乡土文学，如何叙述？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不由地怀念起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先锋文学” 注意到作品形式的重要性，以其严肃的文体意识和积极的形式探索，在借鉴吸取西方现代后现代的理论资源和写作经验的基础上，自觉地创造着表达中国经验的新方式，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披荆斩棘，拓开一条宽阔的新路，为更深邃更多元的意义表达提供可能。令人惋惜的是：这段文学只是昙花一现的异彩，很快就被浩浩荡荡的现实主义所逼没。探索之路陷入困境，读者接受的惯性排斥，市场化潮流的汹涌冲击，使大多数作家扎堆沉陷“如实描写现实生活”舒适轻松的安乐窝，写起了融进大众文化流行元素、毫无自我特征、复制时代民生的平庸之作。当前乡土文学的叙述状况，让人不忍卒读。一味地描述外在生活流，沉湎于人们表层感受的细腻真切，使文学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向普遍性和深刻性挖掘表达的可能性。大量文本以“苦难叠加”的模式单调地叙述着农民的艰辛，主要叙写他们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好像这是一群被压着的面人，因为缺乏对内在灵魂的揭示而显得过于虚假，贴现实的结果是让人质疑的“伪现实”。还是要重提“先锋”，要再次重视文本结构、叙述方式等的意义。“喜剧型、戏剧化、狂欢化、解构主义、戏仿、反讽的叙事，这也许是中国当代作家的一个历史性机遇，他们可能会创造出一个独特的文学时代，将来人们也有可能从美学上怀念这个时代。”⑤文学的低级形态是模仿，但在新的语境下，在媒体和网络的记录都要快于文学、真于文学的年代，文学要沉静下来，追求那不可复制的超越性和回归诗意的审美性。乡土文学的叙述，“模仿说”的旧经验已远远无法表达作家内心的困惑和参悟，怎么叙述是作家面对的重要命题，但因其难度和受众的厌弃，十几年来正被越来越多的作家放弃，他们的精力放在用一种方式堆砌不同文字的积木上。
　　不过让人失望中还尚存欣喜的是：当前的乡土文学尽管大多秉承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但还是有少数作家有着强烈的创新诉求，并且在形式超越性创新与内容的现实根基性之间建立了本质意义的联系，作品具有独特而深厚的审美意蕴张力。比如阎连科的《受活》，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鬼子的《一根水做的绳子》等。还有王青伟的《村庄秘史》，都有清醒的文体意识和执着的探索精神，再次将魔幻现实主义和乡土经验历史本质之间的关系呈现在人们的思考中，也再次将已被忽略的如何叙述的问题放在字里行间。这部作品显示了他强大的叙述自信和对平庸化日常叙述的厌弃和反抗。
　　《村庄秘史》采用魔幻现实、荒诞化、寓言式等写法，故事怪诞，文字夸张，极富想象力，仿佛每一页纸上都氤氲着永州大地古老而神秘的气息。那历史曾有的矮奴像幽灵一样渗透在村庄每个人的骨血里，那残酷的血腥与折断的奴性化为一条滔滔的红河，那棵高大茂盛的古樟树默默伫立，守望着子民们生生不息的蒙昧与可怜。《村庄秘史》的行文结构巧妙而富有意味，每个章节的故事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互印互证，共同深刻地表现出百年沧桑中普通百姓外在命运的演绎与内在魂灵的撕裂。但我觉得最具匠心的安排是每一章第一部分的叙写，章一回以诡异的面容迷惑着一个个女性，又在一个个女性的怀抱中满怀忏悔地反省赎罪，每一次忏悔就年轻一次，最后忏悔结束的时候，一个生命的新生才刚刚开始。类似于阎连科的《日光流年》。这个结构安排富含深意，在这里，王青伟参透了形式与内容的本质关系：形式即内容。章一回是村庄秘史的领悟者，从而他轻易地掌控了村庄的局面，决定着村里人的命运，他是凌驾于每一章人物之上的统治者。他认识到了罪孽，他的忏悔其实是王青伟对历史的在席审判，也是他对民族精神康健新生之路的沉思：忏悔自身，才有新生可能。《村庄秘史》处处发人深思的象征性，使文本的意蕴空间开阔而深邃。小到很多细节：麻姑身上的锁、女书、章一回多变的脸等，大到人物之间的关系、古樟树的命运、红河相隔的两个村庄的纠葛……无不是符号式的密码，让读者觅踪探寻村庄秘密中的文化秘密、人性秘密以及历史秘密。王青伟对这块土地，对文学本身，爱之深，悟之深，盼之切，字字为证。
　　外在的城镇化正在加速，乡土的历史形态将不再保存。但起码短时期内，农民仍将是社会的大多数。“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⑥关注乡土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就是关注我们整个民族。乡土文学，叙述什么，如何叙述？是时代生活给文学提出的一个不可避的问题，关系到现实主义文学精神是否得以延续和发展。
　　注释：
　　①贾平凹：《秦腔·后记》，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512页。
　　②梁鸿：《中国在梁庄·后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10页。
　　③王干：《“小说”乡村的难度》，《文艺报》2007年2月10日。
　　④贺仲明：《中国乡土文学的精神发展空间》，《文艺报》2009年6月18日。
　　⑤张清华：《中国乡土文学的历史与现实》，《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1月3日。
　　⑥李大钊：《青年与农民》，《李大钊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4-305页。
　　*本文系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期中国作家小说创作理论研究”（项目编号：12CZW00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郑州师范学院）
　　责任编辑 马新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