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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于枚乘的名篇《七发》中的“要言妙道”的内涵、思想主题的理解都有不同于前人的新看法。作为开篇提及的治愈药方即“要言妙道”，作者只在结尾处用寥寥数语简要概括就草草收篇，与前六发即描绘精彩的感官体验有明显的不同之处。作者把注意力从“要言妙道”转移到这个方面上，不仅仅是因为“要言妙道”的思想宏大不可逐一而论，还与作者的思想心态有着不可或缺的关系，这种注意力的转变多多少少的暗示了作者内心的一种由入仕到出仕的过渡思想，为本篇不含有政治意图、畅抒人生感怀的思想主题做了一定的铺垫。
关键词：枚乘、《七发》、要言妙道、思想主题
枚乘以擅写汉大赋闻名于时，以代表作《七发》为例，其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的写作特点，既展现了自然美景的声势浩大又不乏云淡风轻的成熟气息，其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文学体裁，脱离了楚辞悲怆余绪的同时又继承发展了其主客问答的结构特征。因而无论是在语言还是结构上，都堪称是一部值得后世品赏的上乘之作，然而白璧也有微瑕，《七发》也有其待商榷之处。
《七发》中的七次启发依次分别是指“音乐”、“野味”、“射御”、“游观”、“田猎”、“广陵观潮”和“要言妙道”，今人研究一般认为前六发都是被否定或超越的事物，而第七发才是枚乘所提倡的，即表現的是一种由浅入深、逐渐递进的逻辑结构，但是此种说法也有一定的不妥之处。首先，《七发》中的前六发并没有完全遭到作者的否定。前六发都有一定的共性特征，描写的都是除了“要言妙道”以外的令人神往的人生体验，已经突破了深宫内院骄奢淫欲的生活作风，体现了对崇高壮美的人生追求，吴客必然是不会对前六发的价值意义所在持否定的态度，且感官上的体验和精神上的拔高本身并没有什么冲突之处，只是陶冶身心的形式有所区别。其次，“要言妙道”的提倡在文中体现的没有想象中的明显。从开头的“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之”吊足胃口，一直到文末才有稍许体现，且“广陵观潮”一处笔墨充足且精彩到足以超过“要言妙道”一处，达到占据上风的位置，而本应该最为关键的“要言妙道”仅仅是圣人名字的堆积，显得太过单薄，不具有压轴式的说服力。最后，“要言妙道”的内容明显有缺省的嫌疑。“要言妙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作者的戛然而止让笔者不得不思考“要言妙道”在本篇中的地位所在，此种缺省究竟是有作者的用心之处还是无意之举，需要我们的进一步深究。
因为对“要言妙道”的缺省产生了一定的怀疑，《七发》的思想主题也就有其探究的必要。本文笔者将从《七发》的创作时间入手，并从仕途之路和文本内容两方面共同探究“要言妙道”的缺省原因和其思想主题。笔者的想法或多或少会有与诸家之说难以圆融之处，这里谨希望与众家共享，以丰富诸家之言。
一、《七发》的创作时间
时间是影响思想发生转变的重要推动因素，因而《七发》的创作时间对本课题的探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七发》创作时间的探讨，各家多从《七发》的创作动机出发，其中的两大阵营一为戒吴王濞说，一为戒梁孝王刘武说，而与其对应的创作时间分别是在吴王濞、梁孝王刘武有谋反苗头期间。笔者不采用此两种说法，认为《七发》不具有劝谏性质，只是枚乘的一篇畅抒人生感怀的作品，作于梁孝王刘武谋反之后的一段期间里。
这里笔者肯定束莉先生在《枚乘<七发>主题再探》中的看法：《七发》创作于枚乘仕于梁孝王之后[i]。因其论述详尽完备，此处不多加论述，笔者此处主要阐述《七发》创作于梁孝王谋反之后的观点。《汉书.贾邹枚路传》中记载：“梁客皆善属辞赋，乘尤高。”凭借枚乘高超的作赋技巧，以爱赋爱才著称的梁孝王对于枚乘的关注度是可以精确到他的创作篇目的，更何况是篇幅宏大的《七发》，倘若作于梁孝王未谋反之前，《七发》这种独具创新性的形式结构足以引起不小的轰动，达到争相传阅、仿效的效果，但是从“七体“的盛行时间来看应该可以否定这一点。而且《七发》作于梁孝王谋反之后却不被重视的理由是相当充分的。首先，梁孝王谋反，枚乘作为文学侍从没有像邹阳一样上书劝谏梁孝王，梁孝王非常失望，不再重用枚乘，自然不会去欣赏他的作品；第二，梁孝王谋反差点遭来杀身之祸，在谋反的六年后郁郁而终，昔日梁苑的光景早已不复存在，当年忘忧馆赏赋的心情又怎么会再有？第三，司马相如在作为梁宾客时创作了《子虚赋》并在汉武帝时期受到盛赞，而其在形式和结构方面与《七发》有许多类似之处，且《子虚赋》在文笔内容方面又是趋于更加成熟的状态，这表明《七发》的创作时间是早于《子虚赋》的，由此又可发现《七发》在文人圈中是有一定的影响地位的，但可能只是流传在极少部分的文人范围之内，或者说因为当时的局势很难刮起一种文风。种种猜测都只能为《七发》的创作时间多提供一种说法，笔者认为真正能够确立《七发》创作时间的还是作者在文本中所表达出的一种由入仕到出仕的思想，这是和笔者认同的创作时间相吻合的。
二、从仕途之路到人生之思
《七发》的得以创作是建立在作者经历了一段漫长的人生旅程之上的，而在这段漫长的人生旅程中仕途对枚乘的影响是具有重大而又深远的意义的。《汉书》本传言：“汉既平七国，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为弘农都尉，乘久为大国上宾，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不乐都吏，以病去官，复游梁。”此段话虽侧重于写枚乘担任并辞去弘农都尉一职时的缘由，但也同时承上启下的概括出了枚乘的仕途经过。枚乘的仕途之路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担任吴王濞郎中之时，第二阶段为受任于弘农都尉之时，第三阶段为追随梁孝王刘武之时。
提及枚乘的第一任仕途，他的第一任上司——吴王濞对其影响不可谓不深远。吴王濞作为七国之乱的始作俑者，谋反之心不是一朝一夕就生成的妄念，而是日积月累的狂妄不满。其谋反之心由来已久，《汉书.荆楚吴传》中记载：“孝文时，吴太子入见，得恃皇太子饮博。吴太子师傅皆楚人，轻悍，又素骄。博争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杀子之恨一般被认为是吴王濞谋反之心的开端，而后长达三十年的称疾不朝为其怨妄的膨胀提供了漫长的准备时间。无论是在财力、物力、人力方面，吴王濞都做了近乎充分的打算，《汉书.荆楚吴传》中对其有详细记载：“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卒践更，辄予平贾（价）。岁时存问茂材，赏赐闾里。它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颂（容）共禁不与。如此者三十余年，以故能使其众。”由此也可以肯定枚乘就是在这三十余年中被作为“茂才”纳入麾下，成为吴王濞治理国家的一枚“棋子”的。 早在七国之乱还未爆发之前，枚乘、邹阳等人就已发现吴王濞日益暴露的谋反之心，纷纷上奏劝谏阻止，枚乘为此写下了委婉而又深明大义的《谏吴王书》，无奈吴王濞谋反之心蓄谋已久，对其有意却又隐晦的暗示置之不理，战争一触即发。
七國之乱爆发时，枚乘等众士人纷纷离开吴王濞门下，本已经解除了君臣关系的枚乘仍孤身一人，冒着大不韪的危险上谏《重谏吴王书》，为吴王濞分析当时局势、利弊要害， “天下闻吴率失职诸侯，愿责先帝之遗约，今汉亲诛其三公，以谢前过，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汤武也。夫吴有诸侯之位，而实富於天子；有隐匿之名，而居过於中国。”[ii] 这一次的枚乘选择了直面问题开解吴王濞，已经达到近乎苦口婆心、好言相劝的地步，可惜不明事理的吴王濞把自己推向了更深的深渊。从枚乘的所作所为上看，其二度劝谏可以说是恪尽职守、尽忠尽责的典范，他敢于参与政治、维护皇权的勇气充分证明了其“为帝王师”的伟大心愿，他渴望在水深火热之中拯救迷失错乱的灵魂，为迷途知返的羔羊指引正确的方向，以此肩负起一个士人的最高责任，只可惜事与愿违。从人性化的角度去看枚乘的第一任仕途，作为臣子目睹自己效忠的国家从兴旺走向衰亡，从仁义走向野蛮，物是人非、沧海桑田的变化，又怎么会不勾起一个文人内心的思考：藩国君主内心的最大渴望究竟是“极天命之上寿，弊无穷之极乐，究万乘之势”[iii]，还是“不论骨肉之义，民之轻重，国之大小，以为吴祸”[iv]，那些仁义理智、养生修术、自然治愈等等乐事难道没有一件值得留恋吗？一定要冒着累卵的危险、经历登天的困难去达到不可企及的目标才算满足吗？彼时的枚乘内心一定有许许多多想不通的疑问，当他带着这些疑问去经历自己的下一任仕途、下下一任仕途时，他的心态随着他的行动毫无保留的彰显了出来。
他很快辞去弘农都尉一职，因为他习惯列为大国上宾，向往与英俊并游，去享受参与政治的乐趣。他去侍奉梁孝王，即使在梁孝王也同样有谋反之心时，他选择的是远远观望而不是再同邹阳一起上书劝谏。有人认为他把吴王濞和梁孝王区别对待，又或者是他作为士人所本身具有的一种明哲保身的懦弱，但是我们又不得不去追问他又为何要写出那两篇满含赤诚的《梁王菟园赋》、《忘忧馆柳赋》[v]，又何来的勇气二度劝谏吴王濞。不得不说，身处公众视野下的枚乘在经过第二任君主谋反时内心的疑问必然是会上升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矛盾中去的。效忠于君主是枚乘最有幸的事情，幸在能遇到纳贤的君主，向他们阐述自己的“要言妙道”即治理国家的个人想法，而效忠于君主也同样是他最不幸的事情，他的“要言妙道”非但没有帮助君主树立忠诚于汉室的座右铭，反而在贪念邪恶之人心中沦为晋级的工具，这是任何一个作为臣子的悲哀，枚乘在悔恨之余已经失去了重蹈覆辙的勇气。一个普通的人在经过重大失望之后尚且对自己之前的想法秉持不肯定的态度，更何况是公众视野下的枚乘，压力可想而知。在仕于吴王、游于梁园两段经历中都遇到君主谋反，枚乘自己都对“要言妙道”产生怀疑，“要言妙道”到底要不要时刻提醒藩国君主，“要言妙道”对藩国君主是否有利，这都是枚乘在两次仕途生活后的困惑。我们以枚乘此处的心态去考虑《七发》中“要言妙道”的缺省原因，也就有其道理了
三、从人生之思到文本体现
枚乘在经历了两段坎坷的仕途生活之后看清了眼前的事实真相，无论是何种感官体验，都是回避政治的有效途径，而“要言妙道”即励精图治的思想才是大忌。《七发》一文中已经影射出了枚乘的仕途经历和其对此段经历的人生看法，其中体现明显、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楚太子在吴客讲述的七次启发后的不同反应，根据作者的情节设定，可谓是一波三折，颇具深意。从最初的“仆病未能也”到“仆甚愿从”，是“田猎”带给楚太子的运动和封赏的刺激，再从“善，然则涛何其哉”到“仆病未能也”，是“广陵涛”的罕见景象带给他的惊吓惶恐，最后从“仆病未能也”到“涩然汗出，霍然病已”，是“要言妙道”带给他的精神上的启迪。从作者的情节设定出发探讨《七发》，会有焕然一新的想法。
“田猎”相较于“音乐”、“野味”、“射御”、“游观”而言显得更加的粗犷野蛮、解放天性，这和一个长期住在深宫内院且崇尚权威的太子形象是相吻合的，从“田猎”中所享受到的恩威和成就感自然会让太子愿意前往。而“广陵观涛”的场面之所以会让太子产生截然相反的态度，是因为“江涛”分为两种，其一是能够荡涤胸怀、洗涤五脏的江涛，这种江涛温和且具有观赏性，其二是书本中没有记载的江涛，其气象的宏大已经足以冲垮堤岸、破坏池塘，达到毁灭性的地步，这种江涛暴怒且教人丧魂失魄。作者此处写两种江涛是有其用意所在的，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vi]这里的“水”必然是指温和的江河湖海，滋润万物，从不与万物争高下，能够与道义相匹敌，而暴怒的水则恰恰相反，以排山倒海之势形成泛滥成灾之像，与道义背道而驰。做人当如温和之水，启发愚蒙、解除昏惑，做人也应当远离暴怒妄念，秉信道义仁德，不做离经叛道之事，这些都是与作者忠君问道的思想是相一致的。最后一节中太子未闻“要言妙道”汗已出，其实质流下的是一种羞愧的汗水，因为太子没有理解“要言妙道”的真正内涵，或者说空知道“要言妙道”的内涵却不知实施，太子想闻也不敢闻，“要言妙道”在贪婪淫恶之人处变成“妖言渺道”，实在变得毫无意义，继续写下去不是枚乘所预期的，但是枚乘仍然保留着一丝丝幻想将此编入文章结尾处，难免会有寄托于后世的期望。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汉景帝不爱汉赋，枚乘又先后失去吴王、梁王，再也没有人能够理解他的“要言妙道”，没有了听众，客卿已不再具备辩士的职能，而纵使枚乘是再如何高深的汉赋大家也只能哑言，这是结尾处的悲剧，也是枚乘内心落寞的体现。
四、《七发》的发展继承
像《七发》这种用七段文字写七件事，并以主客问答一以贯之的形式成为辞赋的一种专体，后世仿效者众多，如傅毅《七激》、张衡《七辩》、曹植《七启》等，“但多是一味高谈官馆游猎、服馔声色，曲终奏雅、劝百讽一，其实是习其辞丽而舍其义高，流于形式而缺乏内容“[vii]，实质上已经脱离了《七发》的思想核心。
五、结语
枚乘在《七发》中对“要言妙道”的质疑在汉武帝用“安车蒲轮”征之时已不复存在，只可惜盛年难在，光阴易改，人生中总会留下许多遗憾，但倘若枚乘真的安全健康的到达了京城，汉武帝的攻伐观念会不会因此而改变，历史的车轮会不会因为枚乘的出现行的更快或是更远，但是这必定都是虚妄之言，不得而知也无从得知了。
笔者在本文的论述中出现主观想法多于客观探索的问题，这是本文不十分具有科学性的表现，但是士人之心难测，在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更是无法确切到当时的文人处境，只能根据一点点线索去摸索，试图去走进文人内心深处，如果笔者有主观臆断之处，还请各家谅解。
参考文献：
[1]束莉，《枚乘<七发>主题再探》，南京：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9第3期
[2]选自枚乘《重谏吴王书》
[3]选自枚乘《谏吴王书》
[4]选自枚乘《重谏吴王书》
[5]《梁王菟园赋》、《忘忧馆柳赋》都为枚乘在侍奉梁孝王时所作
[6]选自老子《道德经》
[7]乔力主编，陈庆元、詹鸿、江承华、张大伟选注，《汉魏六朝辞赋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4.5第一版
关键词：枚乘、《七发》、要言妙道、思想主题
枚乘以擅写汉大赋闻名于时，以代表作《七发》为例，其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的写作特点，既展现了自然美景的声势浩大又不乏云淡风轻的成熟气息，其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文学体裁，脱离了楚辞悲怆余绪的同时又继承发展了其主客问答的结构特征。因而无论是在语言还是结构上，都堪称是一部值得后世品赏的上乘之作，然而白璧也有微瑕，《七发》也有其待商榷之处。
《七发》中的七次启发依次分别是指“音乐”、“野味”、“射御”、“游观”、“田猎”、“广陵观潮”和“要言妙道”，今人研究一般认为前六发都是被否定或超越的事物，而第七发才是枚乘所提倡的，即表現的是一种由浅入深、逐渐递进的逻辑结构，但是此种说法也有一定的不妥之处。首先，《七发》中的前六发并没有完全遭到作者的否定。前六发都有一定的共性特征，描写的都是除了“要言妙道”以外的令人神往的人生体验，已经突破了深宫内院骄奢淫欲的生活作风，体现了对崇高壮美的人生追求，吴客必然是不会对前六发的价值意义所在持否定的态度，且感官上的体验和精神上的拔高本身并没有什么冲突之处，只是陶冶身心的形式有所区别。其次，“要言妙道”的提倡在文中体现的没有想象中的明显。从开头的“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之”吊足胃口，一直到文末才有稍许体现，且“广陵观潮”一处笔墨充足且精彩到足以超过“要言妙道”一处，达到占据上风的位置，而本应该最为关键的“要言妙道”仅仅是圣人名字的堆积，显得太过单薄，不具有压轴式的说服力。最后，“要言妙道”的内容明显有缺省的嫌疑。“要言妙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作者的戛然而止让笔者不得不思考“要言妙道”在本篇中的地位所在，此种缺省究竟是有作者的用心之处还是无意之举，需要我们的进一步深究。
因为对“要言妙道”的缺省产生了一定的怀疑，《七发》的思想主题也就有其探究的必要。本文笔者将从《七发》的创作时间入手，并从仕途之路和文本内容两方面共同探究“要言妙道”的缺省原因和其思想主题。笔者的想法或多或少会有与诸家之说难以圆融之处，这里谨希望与众家共享，以丰富诸家之言。
一、《七发》的创作时间
时间是影响思想发生转变的重要推动因素，因而《七发》的创作时间对本课题的探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七发》创作时间的探讨，各家多从《七发》的创作动机出发，其中的两大阵营一为戒吴王濞说，一为戒梁孝王刘武说，而与其对应的创作时间分别是在吴王濞、梁孝王刘武有谋反苗头期间。笔者不采用此两种说法，认为《七发》不具有劝谏性质，只是枚乘的一篇畅抒人生感怀的作品，作于梁孝王刘武谋反之后的一段期间里。
这里笔者肯定束莉先生在《枚乘<七发>主题再探》中的看法：《七发》创作于枚乘仕于梁孝王之后[i]。因其论述详尽完备，此处不多加论述，笔者此处主要阐述《七发》创作于梁孝王谋反之后的观点。《汉书.贾邹枚路传》中记载：“梁客皆善属辞赋，乘尤高。”凭借枚乘高超的作赋技巧，以爱赋爱才著称的梁孝王对于枚乘的关注度是可以精确到他的创作篇目的，更何况是篇幅宏大的《七发》，倘若作于梁孝王未谋反之前，《七发》这种独具创新性的形式结构足以引起不小的轰动，达到争相传阅、仿效的效果，但是从“七体“的盛行时间来看应该可以否定这一点。而且《七发》作于梁孝王谋反之后却不被重视的理由是相当充分的。首先，梁孝王谋反，枚乘作为文学侍从没有像邹阳一样上书劝谏梁孝王，梁孝王非常失望，不再重用枚乘，自然不会去欣赏他的作品；第二，梁孝王谋反差点遭来杀身之祸，在谋反的六年后郁郁而终，昔日梁苑的光景早已不复存在，当年忘忧馆赏赋的心情又怎么会再有？第三，司马相如在作为梁宾客时创作了《子虚赋》并在汉武帝时期受到盛赞，而其在形式和结构方面与《七发》有许多类似之处，且《子虚赋》在文笔内容方面又是趋于更加成熟的状态，这表明《七发》的创作时间是早于《子虚赋》的，由此又可发现《七发》在文人圈中是有一定的影响地位的，但可能只是流传在极少部分的文人范围之内，或者说因为当时的局势很难刮起一种文风。种种猜测都只能为《七发》的创作时间多提供一种说法，笔者认为真正能够确立《七发》创作时间的还是作者在文本中所表达出的一种由入仕到出仕的思想，这是和笔者认同的创作时间相吻合的。
二、从仕途之路到人生之思
《七发》的得以创作是建立在作者经历了一段漫长的人生旅程之上的，而在这段漫长的人生旅程中仕途对枚乘的影响是具有重大而又深远的意义的。《汉书》本传言：“汉既平七国，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为弘农都尉，乘久为大国上宾，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不乐都吏，以病去官，复游梁。”此段话虽侧重于写枚乘担任并辞去弘农都尉一职时的缘由，但也同时承上启下的概括出了枚乘的仕途经过。枚乘的仕途之路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担任吴王濞郎中之时，第二阶段为受任于弘农都尉之时，第三阶段为追随梁孝王刘武之时。
提及枚乘的第一任仕途，他的第一任上司——吴王濞对其影响不可谓不深远。吴王濞作为七国之乱的始作俑者，谋反之心不是一朝一夕就生成的妄念，而是日积月累的狂妄不满。其谋反之心由来已久，《汉书.荆楚吴传》中记载：“孝文时，吴太子入见，得恃皇太子饮博。吴太子师傅皆楚人，轻悍，又素骄。博争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杀子之恨一般被认为是吴王濞谋反之心的开端，而后长达三十年的称疾不朝为其怨妄的膨胀提供了漫长的准备时间。无论是在财力、物力、人力方面，吴王濞都做了近乎充分的打算，《汉书.荆楚吴传》中对其有详细记载：“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卒践更，辄予平贾（价）。岁时存问茂材，赏赐闾里。它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颂（容）共禁不与。如此者三十余年，以故能使其众。”由此也可以肯定枚乘就是在这三十余年中被作为“茂才”纳入麾下，成为吴王濞治理国家的一枚“棋子”的。 早在七国之乱还未爆发之前，枚乘、邹阳等人就已发现吴王濞日益暴露的谋反之心，纷纷上奏劝谏阻止，枚乘为此写下了委婉而又深明大义的《谏吴王书》，无奈吴王濞谋反之心蓄谋已久，对其有意却又隐晦的暗示置之不理，战争一触即发。
七國之乱爆发时，枚乘等众士人纷纷离开吴王濞门下，本已经解除了君臣关系的枚乘仍孤身一人，冒着大不韪的危险上谏《重谏吴王书》，为吴王濞分析当时局势、利弊要害， “天下闻吴率失职诸侯，愿责先帝之遗约，今汉亲诛其三公，以谢前过，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汤武也。夫吴有诸侯之位，而实富於天子；有隐匿之名，而居过於中国。”[ii] 这一次的枚乘选择了直面问题开解吴王濞，已经达到近乎苦口婆心、好言相劝的地步，可惜不明事理的吴王濞把自己推向了更深的深渊。从枚乘的所作所为上看，其二度劝谏可以说是恪尽职守、尽忠尽责的典范，他敢于参与政治、维护皇权的勇气充分证明了其“为帝王师”的伟大心愿，他渴望在水深火热之中拯救迷失错乱的灵魂，为迷途知返的羔羊指引正确的方向，以此肩负起一个士人的最高责任，只可惜事与愿违。从人性化的角度去看枚乘的第一任仕途，作为臣子目睹自己效忠的国家从兴旺走向衰亡，从仁义走向野蛮，物是人非、沧海桑田的变化，又怎么会不勾起一个文人内心的思考：藩国君主内心的最大渴望究竟是“极天命之上寿，弊无穷之极乐，究万乘之势”[iii]，还是“不论骨肉之义，民之轻重，国之大小，以为吴祸”[iv]，那些仁义理智、养生修术、自然治愈等等乐事难道没有一件值得留恋吗？一定要冒着累卵的危险、经历登天的困难去达到不可企及的目标才算满足吗？彼时的枚乘内心一定有许许多多想不通的疑问，当他带着这些疑问去经历自己的下一任仕途、下下一任仕途时，他的心态随着他的行动毫无保留的彰显了出来。
他很快辞去弘农都尉一职，因为他习惯列为大国上宾，向往与英俊并游，去享受参与政治的乐趣。他去侍奉梁孝王，即使在梁孝王也同样有谋反之心时，他选择的是远远观望而不是再同邹阳一起上书劝谏。有人认为他把吴王濞和梁孝王区别对待，又或者是他作为士人所本身具有的一种明哲保身的懦弱，但是我们又不得不去追问他又为何要写出那两篇满含赤诚的《梁王菟园赋》、《忘忧馆柳赋》[v]，又何来的勇气二度劝谏吴王濞。不得不说，身处公众视野下的枚乘在经过第二任君主谋反时内心的疑问必然是会上升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矛盾中去的。效忠于君主是枚乘最有幸的事情，幸在能遇到纳贤的君主，向他们阐述自己的“要言妙道”即治理国家的个人想法，而效忠于君主也同样是他最不幸的事情，他的“要言妙道”非但没有帮助君主树立忠诚于汉室的座右铭，反而在贪念邪恶之人心中沦为晋级的工具，这是任何一个作为臣子的悲哀，枚乘在悔恨之余已经失去了重蹈覆辙的勇气。一个普通的人在经过重大失望之后尚且对自己之前的想法秉持不肯定的态度，更何况是公众视野下的枚乘，压力可想而知。在仕于吴王、游于梁园两段经历中都遇到君主谋反，枚乘自己都对“要言妙道”产生怀疑，“要言妙道”到底要不要时刻提醒藩国君主，“要言妙道”对藩国君主是否有利，这都是枚乘在两次仕途生活后的困惑。我们以枚乘此处的心态去考虑《七发》中“要言妙道”的缺省原因，也就有其道理了
三、从人生之思到文本体现
枚乘在经历了两段坎坷的仕途生活之后看清了眼前的事实真相，无论是何种感官体验，都是回避政治的有效途径，而“要言妙道”即励精图治的思想才是大忌。《七发》一文中已经影射出了枚乘的仕途经历和其对此段经历的人生看法，其中体现明显、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楚太子在吴客讲述的七次启发后的不同反应，根据作者的情节设定，可谓是一波三折，颇具深意。从最初的“仆病未能也”到“仆甚愿从”，是“田猎”带给楚太子的运动和封赏的刺激，再从“善，然则涛何其哉”到“仆病未能也”，是“广陵涛”的罕见景象带给他的惊吓惶恐，最后从“仆病未能也”到“涩然汗出，霍然病已”，是“要言妙道”带给他的精神上的启迪。从作者的情节设定出发探讨《七发》，会有焕然一新的想法。
“田猎”相较于“音乐”、“野味”、“射御”、“游观”而言显得更加的粗犷野蛮、解放天性，这和一个长期住在深宫内院且崇尚权威的太子形象是相吻合的，从“田猎”中所享受到的恩威和成就感自然会让太子愿意前往。而“广陵观涛”的场面之所以会让太子产生截然相反的态度，是因为“江涛”分为两种，其一是能够荡涤胸怀、洗涤五脏的江涛，这种江涛温和且具有观赏性，其二是书本中没有记载的江涛，其气象的宏大已经足以冲垮堤岸、破坏池塘，达到毁灭性的地步，这种江涛暴怒且教人丧魂失魄。作者此处写两种江涛是有其用意所在的，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vi]这里的“水”必然是指温和的江河湖海，滋润万物，从不与万物争高下，能够与道义相匹敌，而暴怒的水则恰恰相反，以排山倒海之势形成泛滥成灾之像，与道义背道而驰。做人当如温和之水，启发愚蒙、解除昏惑，做人也应当远离暴怒妄念，秉信道义仁德，不做离经叛道之事，这些都是与作者忠君问道的思想是相一致的。最后一节中太子未闻“要言妙道”汗已出，其实质流下的是一种羞愧的汗水，因为太子没有理解“要言妙道”的真正内涵，或者说空知道“要言妙道”的内涵却不知实施，太子想闻也不敢闻，“要言妙道”在贪婪淫恶之人处变成“妖言渺道”，实在变得毫无意义，继续写下去不是枚乘所预期的，但是枚乘仍然保留着一丝丝幻想将此编入文章结尾处，难免会有寄托于后世的期望。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汉景帝不爱汉赋，枚乘又先后失去吴王、梁王，再也没有人能够理解他的“要言妙道”，没有了听众，客卿已不再具备辩士的职能，而纵使枚乘是再如何高深的汉赋大家也只能哑言，这是结尾处的悲剧，也是枚乘内心落寞的体现。
四、《七发》的发展继承
像《七发》这种用七段文字写七件事，并以主客问答一以贯之的形式成为辞赋的一种专体，后世仿效者众多，如傅毅《七激》、张衡《七辩》、曹植《七启》等，“但多是一味高谈官馆游猎、服馔声色，曲终奏雅、劝百讽一，其实是习其辞丽而舍其义高，流于形式而缺乏内容“[vii]，实质上已经脱离了《七发》的思想核心。
五、结语
枚乘在《七发》中对“要言妙道”的质疑在汉武帝用“安车蒲轮”征之时已不复存在，只可惜盛年难在，光阴易改，人生中总会留下许多遗憾，但倘若枚乘真的安全健康的到达了京城，汉武帝的攻伐观念会不会因此而改变，历史的车轮会不会因为枚乘的出现行的更快或是更远，但是这必定都是虚妄之言，不得而知也无从得知了。
笔者在本文的论述中出现主观想法多于客观探索的问题，这是本文不十分具有科学性的表现，但是士人之心难测，在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更是无法确切到当时的文人处境，只能根据一点点线索去摸索，试图去走进文人内心深处，如果笔者有主观臆断之处，还请各家谅解。
参考文献：
[1]束莉，《枚乘<七发>主题再探》，南京：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9第3期
[2]选自枚乘《重谏吴王书》
[3]选自枚乘《谏吴王书》
[4]选自枚乘《重谏吴王书》
[5]《梁王菟园赋》、《忘忧馆柳赋》都为枚乘在侍奉梁孝王时所作
[6]选自老子《道德经》
[7]乔力主编，陈庆元、詹鸿、江承华、张大伟选注，《汉魏六朝辞赋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4.5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