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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是“农民导演”，是老百姓送给他的雅号，严格讲他现在的身份已不是农民，而是就职于内蒙古电影制片厂、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津贴的国家一级导演。他是为农民拍戏的导演，且拍出了许多农民喜欢看的戏，故而赢得了这样的美誉。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号称八亿农民，然而纵观我们每年拍摄的农村题材影视剧，农民真正喜欢看的没有几部。而一部仅有六集的电视剧《党员二楞妈》却让亿万农民观众着实兴奋了一阵，他们在这部戏里看到了自己真实的生活和生活中真实的“自己”。
前不久，我应邀赴一家民办影视学院参加院庆活动时幸遇同为被邀佳宾的《党员二楞妈》导演张元龙。
说起来惭愧，作为一个影视娱乐杂志的记者，我却很少有时间看电视剧，以致于很多电视剧都未能看上，然而《党员二楞妈》我却正巧看过，且被该剧深深地吸引和打动了。该剧的朴实、自然的风格、生动感人的情节、动人心魄的画面以及斯琴高娃精到的演技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
基于对这部电视剧的喜爱，基于张元龙导演豪爽幽默的性格，我采访了他。在张元龙导演的家中，我们聊了许多艺术与人生的话题……
初见张元龙，他给我的印象是慈眉善目，圆头圆脑，中年发福以至于略显臃肿的体态让人觉得有些木讷和笨拙，但一听他说起话来却妙语连珠，幽默风趣，看到他时我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一代文学大师路遥先生的形象来，不知他们之间是否有某些相似的东西。我们的话题自然是从他怎样走上导演这条路谈起。
活就活出个人样来
生活中常有这样的现象，一个演员走红了，一个人成功了，更多的是溢美之辞，赞美的人只看到了他的成功，只为他的成功而喝彩，人们往往忽略了一点，那就是每个成功者的背后都有他成功的道理和必然因素，都有过艰辛的汗水和辛酸的泪水，只是我们往往不大注意发掘或不易觉察罢了。其实，任何看似偶然的事物里面都包含着必然的因素。
1955年，张元龙出生在黄河岸边一个地道的农民家里，他们家离黄河边只有百十来米。从小得利是黄河，受害也是黄河，年年被水淹，十年十涝。元龙的父母亲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从小受到了较好的家庭教育。父母虽然没有文化，但他们的言传身教使元龙早早地明白了做人要靠自己的努力，堂堂正正地做人。他的母亲是个非常善良的农村妇女，小时候家里生活也并不宽裕，但凡有乞丐上门讨要母亲就象来了亲戚似的，把他们领到家里给吃给喝。以至于后来他们家几个孩子一见乞丐上门就对母亲说“妈，你看我二姐又来了，三舅又来了”。母亲常对他们说做人要善良，“善不死个人”。母亲去世后方圆几十里的乞丐都来了，又是焚纸燃香，又是跪拜祭奠，有个乞丐会说书、编快板，还专门编了一大段快板颂扬母亲，他们都说可是把一个大好人死了。元龙的父亲与母亲性格截然相反，父亲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性格刚烈，侠肝义胆，跟他们兄弟几个在一起喝酒，经常讲人一辈子应怎样活？元龙从小就坚定了这样的信念：人怎样都一辈子，与其跪着不如站着活一辈子，活就要活出个人样来。
是雄鹰就要飞翔
1966年元龙小学毕业，正值文革开始，也就失学了，从此开始学木匠。19岁就当了生产队长，1976年到呼市糖厂干装卸工，每天不是卸煤就是卸石头，累得腰酸背痛，晚上收工后常常和衣而睡。就这样一干就是四年，过去他干活是一把好手，但现在一看到铁路上的货车就想起那四年的装卸工日子，腿都发软，已经成了条件反射。干了四年后，他开始抽空出来帮人打家俱。有一次给附中的一位老师打家俱时学生们来问老师题，让他给说对了。老师感到纳闷，觉得他这个小木匠跟别的木匠不大一样，对他就格外地关注起来。于是问了他几个问题他都回答对了，老师便对他赞赏有加，说象他这样应该考大学。他当时想老师说这话可能是故意逗他，没想老师是真诚的，并让他参加毕业班的考试，一考就考个全班第三名，连他自己也惊讶了。
后来老师就让他到班上参加听课，他把糖厂的班调了一下，晚上扛麻袋，白天到附中听课。快到高考报名的时间，他回老家报名，因为过去当过生产队长，公社干部都认识他，他说想报名考大学，公社干部就说：你就别在这瞎掺和了，你一个小学毕业的小木匠能考上大学，别开玩笑了。说什么也不给报。无奈，他只好又进城，跟老师说了情况，老师只觉得如不报太可惜，一个人才就这样被埋没太不应该了。事已至此，老师也只能发发感慨而已。谁知过了几天，老师突然跑到糖厂找他去了，对元龙说，咱们冒个险，给你做个假档案，你敢不敢，按说违反国家规定，但我实在不愿意看到一个人材就这样被埋没。他说怕对老师造成什么不好的后果，只要不影响老师的工作问题，那就这样办吧。于是就填了个表，成了在校高中生。
谁也没有料到1979年高考，张元龙居然考了个内蒙全区文科类第一名。分数出来后填志愿，老师征求他意见，他说就报乌盟师专，老师笑了，说你的成绩是内蒙第一，想报哪儿都行，咱就报北大。象你这种情况将来就当作家，报北大中文系。结果当年北大中文系只招语言学专业，老师认为这个专业对他不合适，后来一看南开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招生，第一志愿就填了南开，第五志愿他还是坚持要填上乌盟师专。因为他想他一个小学毕业，真能上乌盟师专就很知足了。后来果然按第一志愿被南开录取了。
在等待录取通知时还有个插曲：眼看着别的比他分低者都已名花有主，可他却左等右等等不见通知，老师也替他着急。原来录取通知早就寄到他老家了，但是家里人对邮递员说一定是搞错了，把通知书又让邮递员拿走。这样反复了两次，后来邮递员就在村里了解，问还有没有叫张元龙的，都说只有一个，这时村里有个老汉爱管事，他老人家就说：闹不好就是元龙，这小子有些奇特。老汉便对邮递员说：我打发他们家人去趟呼市，再看。父亲第二天就跑到呼市去了，一说明情况连父亲也大吃一惊，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在外干装卸工的儿子居然能考上南开大学。至此元龙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到南开上学期间，一开始可是洋相百出。从小在农村长大，没见过做操，不会做惹得全班同学都在笑，后来一做操他就假装肚子痛，钻到厕所里偷学，比划，一周时间就这样学会了做广播操。
四年大学生活很快就过去了。毕业分配时，新华社想要他去，当时内蒙人大主任讲话希望大学生回内蒙，内蒙太需要人材。他就听从了组织分配到内蒙自治区党委办公厅秘书处报到，上了一个多月的班。他觉得很不适应，就想着调出省委到基层去搞他的专业。那时候进内蒙电影制片厂也很不容易，二十多人几番考试，他很幸运地就进去了，安排在文学部作编辑。终于可以干本行了，挺高兴。没想到进厂后事情远不是他想象的那样，当时厂里有些排外，先后进来的几个大学生陆续都调离了。
是金子，总要闪光
1984年，他给田壮壮的《猎场札撒》作文学编辑，这部戏抓成了，他就提出想做场记，终于如愿以偿。就这样参与了一个戏的全过程，并与田壮壮成了莫逆之交。干完这部戏的场记后好长一段时间就再没机会了，挺苦闷，厂里当时对导演岗位还实行的“三三制”（即干满三年文学编辑才能干场记，场记三年后可干副导，副导演三年后才可干导演）。如果这样下去，他何年何月才有导片的机会。正在苦闷之际，1989年的一天，老厂长莫尔吉夫临退休前把他叫到办公室说很赏识他的才华，但过去没有机会，现在有个机会问他愿不愿尝试，让他去仓库找三部影片的余片剪成一个新片，他满口答应，并立了军令状：如剪不成他就立即调离。于是他就把这些素材片捡了回来，这些大都是厂里严重亏损的节余片，摇了两个多月，后来就开始写剧本，又分镜头，又重新补拍了几个镜头，剪出了一部九本的故事片《泪洒科尔沁》。当时一放映，全厂轰动，有人就说张元龙不得了，当地媒体也撰文认为是“化腐朽为神奇”。这一下领导也认可，电影厂也接受了，于是很快机会就来了。在《世纪之战》一片中他取得了导演资格。由此一发而不可收，近年来，已先后拍摄了数十部影视剧，自己也从一个四级导演晋升到了国家一级导演。迄今国家级的一等奖已得了10个。全国六部委搞了一个建国以来精品库，内蒙区选进了三件作品，两首草原歌曲及一部电视剧《党员二楞妈》。
是农民的儿子，就要为农民拍片
这么多年，历史、战争、现代都市题材他都拍过，然而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和肯定的还是农村题材。由此他就想，他领老父亲进城，老人家连马路都不敢过，但在村里他可牛了。说明一个道理就是，一个导演只有拍你最熟悉的领域和生活才能拍出最好的作品来。他跟第五代的导演不一样，五代这帮弟兄从前些年至今让老百姓耳熟能详的也就那几部，与其声名很不相称，给老百姓拍的片子老百姓看不懂。他说他的东西必须给老百姓讲明白，他力求学习毛泽东，把一个深奥的道理用通俗的方式讲给人民，让人民跟上你玩命。他说：“影视确实是太好的传媒，你可以那么近地接近百姓，你写一本书人家也可能看不懂或不看，但影视就不一样，电视对老百姓的影响是太大了。”
做为导演你拥有了在影视这个传媒上“说话”的权利，那你也就必须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张元龙一直在试图探索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他说我们应该从正面、有建设性地来探讨这个问题。他拍《青年乌兰夫》时好多人就对他说拍那个干什么？但他还是认真地做了。他认为乌兰夫的问题牵扯到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处理好了对国家作用太大了。在导演阐述里，他就说：乌兰夫给蒙古民族带来了什么？带来了福音。当时有人搞独立运动，如果那样肯定会给蒙古民族带来战争和灾难，出现了乌兰夫化干戈为玉帛，很好地处理了民族问题。今天内蒙为什么安定，跟这都有关系，他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来拍这部片子的。
他的下一步戏还是农村题材的电视剧，暂名为《海选》，他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农村的包产到户，最早不是科学家、政治家弄出来的，而是安徽凤阳几个农民弄出来的，将来是功不可没。现在的村民选举跟美国选总统一样，克林顿来中国到西安先看村民选举。几年选举下来，实践已经证明，中国农民完全有能力办好自己的事。
在我们即将结束访谈的时候，我问他：今后还会不会再拍其它题材影视剧，张元龙导演说：“对于我自己不熟悉的生活，我不愿意丢人现丑。算算中国的导演拍农村的没几个人，拍现实题材的就更少了。对农村、对农民我自认为比别人了解的要多，感情深的多。”
拍《党员二楞妈》时剧本费都是乡亲们帮他凑了几万元让他把剧本买下了。所以说他几乎跟老乡滚在一起，与他们没有距离，他拍农民也是以一种平视的角度来拍，不象有的导演是俯视的视角来关注中国农民，他是把农民当成自己的亲人，父老乡亲，兄弟姐妹看待的。所以他说得奖与否不甚重要，在他的心中，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金山银山不如他们家乡的土山。
张元龙个人资料：
张元龙导演，男，1955年8月出生，内蒙古托克托县人，大学文化。1979年—1983年就读南开大学，获学士学位。1983年分配到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工作至今，职称一级电影导演
电影、电视剧任导演的作品如下：
《黄色人流》（当代题材）电视剧
《幸存者》（战争题材）电视剧
《乌珠穆沁之行》（民族题材）电视剧
《最后的萨满》（民族题材）电视剧
《情到深处》（当代题材）电视剧
《世纪之战》（体育题材）电影
《泪洒科尔沁》（民族题材）电影
《拥抱生活》（工业题材）电视剧
《人生插图》（工业题材）电视剧
《傅作义在1939》（战争题材）电视剧
《秘密保卫战》（保密题材）电视剧
《鲁班的子孙》（当代题材）电视剧
《党员二楞妈》（农村题材）电视剧
《党员金柱有点忙》（转业军人题材）电视剧
《山羊坡》（知青题材）电视剧
《青年乌兰夫》（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
电影、电视剧任编剧的作品：
《瓷船》（历史题材）电影
《兰色纵队》（城市题材）电视剧
《拥抱生活》（工业题材）电视剧
《情殇》（城市题材）电视剧
《泪洒科尔沁》（民族题材）电视剧
《黄色人流》（当代题材）电视剧
《妈妈的草帽》（当代题材）电视剧
《最后的萨满》（民族题材）电视剧
《鲁班的子孙》（当代题材）电视剧
《红棉裤白皮袄》（历史题材）电视剧
《好汉韩小人儿》（历史题材）电视电影
《党员金柱有点忙》（转业军人题材）电视剧
获奖情况：
1990年执导《黄色人流》获内蒙古优秀导演奖
1994年执导《世纪之战》获内蒙古优秀导演奖，作品获一等奖
1997年执导《党员二楞妈》获华北五省区（市）舞龙杯电视大赛一等奖
1998年《党员二楞妈》获第17届飞天奖一等奖
1998年《党员二楞妈》获第16届中国电视金鹰奖
1998年《党员二楞妈》获内蒙古“五个一”工程奖
1998年被授予内蒙古自治区首届十佳电视艺术家称号
1998年被授予全国百佳电视艺术工作者称号
1999年《党员二楞妈》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同年被选入由中宣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共同选编的百年经典电视卷
2000年《党员二楞妈》获第四届神农奖金奖
2000年入选全国十佳电视导演候选人
2001年执导的《山羊坡》获第十九届中国电视金鹰奖
2001年执导的《党员金柱有点忙》获第十九届中国电视金鹰奖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号称八亿农民，然而纵观我们每年拍摄的农村题材影视剧，农民真正喜欢看的没有几部。而一部仅有六集的电视剧《党员二楞妈》却让亿万农民观众着实兴奋了一阵，他们在这部戏里看到了自己真实的生活和生活中真实的“自己”。
前不久，我应邀赴一家民办影视学院参加院庆活动时幸遇同为被邀佳宾的《党员二楞妈》导演张元龙。
说起来惭愧，作为一个影视娱乐杂志的记者，我却很少有时间看电视剧，以致于很多电视剧都未能看上，然而《党员二楞妈》我却正巧看过，且被该剧深深地吸引和打动了。该剧的朴实、自然的风格、生动感人的情节、动人心魄的画面以及斯琴高娃精到的演技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
基于对这部电视剧的喜爱，基于张元龙导演豪爽幽默的性格，我采访了他。在张元龙导演的家中，我们聊了许多艺术与人生的话题……
初见张元龙，他给我的印象是慈眉善目，圆头圆脑，中年发福以至于略显臃肿的体态让人觉得有些木讷和笨拙，但一听他说起话来却妙语连珠，幽默风趣，看到他时我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一代文学大师路遥先生的形象来，不知他们之间是否有某些相似的东西。我们的话题自然是从他怎样走上导演这条路谈起。
活就活出个人样来
生活中常有这样的现象，一个演员走红了，一个人成功了，更多的是溢美之辞，赞美的人只看到了他的成功，只为他的成功而喝彩，人们往往忽略了一点，那就是每个成功者的背后都有他成功的道理和必然因素，都有过艰辛的汗水和辛酸的泪水，只是我们往往不大注意发掘或不易觉察罢了。其实，任何看似偶然的事物里面都包含着必然的因素。
1955年，张元龙出生在黄河岸边一个地道的农民家里，他们家离黄河边只有百十来米。从小得利是黄河，受害也是黄河，年年被水淹，十年十涝。元龙的父母亲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从小受到了较好的家庭教育。父母虽然没有文化，但他们的言传身教使元龙早早地明白了做人要靠自己的努力，堂堂正正地做人。他的母亲是个非常善良的农村妇女，小时候家里生活也并不宽裕，但凡有乞丐上门讨要母亲就象来了亲戚似的，把他们领到家里给吃给喝。以至于后来他们家几个孩子一见乞丐上门就对母亲说“妈，你看我二姐又来了，三舅又来了”。母亲常对他们说做人要善良，“善不死个人”。母亲去世后方圆几十里的乞丐都来了，又是焚纸燃香，又是跪拜祭奠，有个乞丐会说书、编快板，还专门编了一大段快板颂扬母亲，他们都说可是把一个大好人死了。元龙的父亲与母亲性格截然相反，父亲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性格刚烈，侠肝义胆，跟他们兄弟几个在一起喝酒，经常讲人一辈子应怎样活？元龙从小就坚定了这样的信念：人怎样都一辈子，与其跪着不如站着活一辈子，活就要活出个人样来。
是雄鹰就要飞翔
1966年元龙小学毕业，正值文革开始，也就失学了，从此开始学木匠。19岁就当了生产队长，1976年到呼市糖厂干装卸工，每天不是卸煤就是卸石头，累得腰酸背痛，晚上收工后常常和衣而睡。就这样一干就是四年，过去他干活是一把好手，但现在一看到铁路上的货车就想起那四年的装卸工日子，腿都发软，已经成了条件反射。干了四年后，他开始抽空出来帮人打家俱。有一次给附中的一位老师打家俱时学生们来问老师题，让他给说对了。老师感到纳闷，觉得他这个小木匠跟别的木匠不大一样，对他就格外地关注起来。于是问了他几个问题他都回答对了，老师便对他赞赏有加，说象他这样应该考大学。他当时想老师说这话可能是故意逗他，没想老师是真诚的，并让他参加毕业班的考试，一考就考个全班第三名，连他自己也惊讶了。
后来老师就让他到班上参加听课，他把糖厂的班调了一下，晚上扛麻袋，白天到附中听课。快到高考报名的时间，他回老家报名，因为过去当过生产队长，公社干部都认识他，他说想报名考大学，公社干部就说：你就别在这瞎掺和了，你一个小学毕业的小木匠能考上大学，别开玩笑了。说什么也不给报。无奈，他只好又进城，跟老师说了情况，老师只觉得如不报太可惜，一个人才就这样被埋没太不应该了。事已至此，老师也只能发发感慨而已。谁知过了几天，老师突然跑到糖厂找他去了，对元龙说，咱们冒个险，给你做个假档案，你敢不敢，按说违反国家规定，但我实在不愿意看到一个人材就这样被埋没。他说怕对老师造成什么不好的后果，只要不影响老师的工作问题，那就这样办吧。于是就填了个表，成了在校高中生。
谁也没有料到1979年高考，张元龙居然考了个内蒙全区文科类第一名。分数出来后填志愿，老师征求他意见，他说就报乌盟师专，老师笑了，说你的成绩是内蒙第一，想报哪儿都行，咱就报北大。象你这种情况将来就当作家，报北大中文系。结果当年北大中文系只招语言学专业，老师认为这个专业对他不合适，后来一看南开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招生，第一志愿就填了南开，第五志愿他还是坚持要填上乌盟师专。因为他想他一个小学毕业，真能上乌盟师专就很知足了。后来果然按第一志愿被南开录取了。
在等待录取通知时还有个插曲：眼看着别的比他分低者都已名花有主，可他却左等右等等不见通知，老师也替他着急。原来录取通知早就寄到他老家了，但是家里人对邮递员说一定是搞错了，把通知书又让邮递员拿走。这样反复了两次，后来邮递员就在村里了解，问还有没有叫张元龙的，都说只有一个，这时村里有个老汉爱管事，他老人家就说：闹不好就是元龙，这小子有些奇特。老汉便对邮递员说：我打发他们家人去趟呼市，再看。父亲第二天就跑到呼市去了，一说明情况连父亲也大吃一惊，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在外干装卸工的儿子居然能考上南开大学。至此元龙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到南开上学期间，一开始可是洋相百出。从小在农村长大，没见过做操，不会做惹得全班同学都在笑，后来一做操他就假装肚子痛，钻到厕所里偷学，比划，一周时间就这样学会了做广播操。
四年大学生活很快就过去了。毕业分配时，新华社想要他去，当时内蒙人大主任讲话希望大学生回内蒙，内蒙太需要人材。他就听从了组织分配到内蒙自治区党委办公厅秘书处报到，上了一个多月的班。他觉得很不适应，就想着调出省委到基层去搞他的专业。那时候进内蒙电影制片厂也很不容易，二十多人几番考试，他很幸运地就进去了，安排在文学部作编辑。终于可以干本行了，挺高兴。没想到进厂后事情远不是他想象的那样，当时厂里有些排外，先后进来的几个大学生陆续都调离了。
是金子，总要闪光
1984年，他给田壮壮的《猎场札撒》作文学编辑，这部戏抓成了，他就提出想做场记，终于如愿以偿。就这样参与了一个戏的全过程，并与田壮壮成了莫逆之交。干完这部戏的场记后好长一段时间就再没机会了，挺苦闷，厂里当时对导演岗位还实行的“三三制”（即干满三年文学编辑才能干场记，场记三年后可干副导，副导演三年后才可干导演）。如果这样下去，他何年何月才有导片的机会。正在苦闷之际，1989年的一天，老厂长莫尔吉夫临退休前把他叫到办公室说很赏识他的才华，但过去没有机会，现在有个机会问他愿不愿尝试，让他去仓库找三部影片的余片剪成一个新片，他满口答应，并立了军令状：如剪不成他就立即调离。于是他就把这些素材片捡了回来，这些大都是厂里严重亏损的节余片，摇了两个多月，后来就开始写剧本，又分镜头，又重新补拍了几个镜头，剪出了一部九本的故事片《泪洒科尔沁》。当时一放映，全厂轰动，有人就说张元龙不得了，当地媒体也撰文认为是“化腐朽为神奇”。这一下领导也认可，电影厂也接受了，于是很快机会就来了。在《世纪之战》一片中他取得了导演资格。由此一发而不可收，近年来，已先后拍摄了数十部影视剧，自己也从一个四级导演晋升到了国家一级导演。迄今国家级的一等奖已得了10个。全国六部委搞了一个建国以来精品库，内蒙区选进了三件作品，两首草原歌曲及一部电视剧《党员二楞妈》。
是农民的儿子，就要为农民拍片
这么多年，历史、战争、现代都市题材他都拍过，然而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和肯定的还是农村题材。由此他就想，他领老父亲进城，老人家连马路都不敢过，但在村里他可牛了。说明一个道理就是，一个导演只有拍你最熟悉的领域和生活才能拍出最好的作品来。他跟第五代的导演不一样，五代这帮弟兄从前些年至今让老百姓耳熟能详的也就那几部，与其声名很不相称，给老百姓拍的片子老百姓看不懂。他说他的东西必须给老百姓讲明白，他力求学习毛泽东，把一个深奥的道理用通俗的方式讲给人民，让人民跟上你玩命。他说：“影视确实是太好的传媒，你可以那么近地接近百姓，你写一本书人家也可能看不懂或不看，但影视就不一样，电视对老百姓的影响是太大了。”
做为导演你拥有了在影视这个传媒上“说话”的权利，那你也就必须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张元龙一直在试图探索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他说我们应该从正面、有建设性地来探讨这个问题。他拍《青年乌兰夫》时好多人就对他说拍那个干什么？但他还是认真地做了。他认为乌兰夫的问题牵扯到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处理好了对国家作用太大了。在导演阐述里，他就说：乌兰夫给蒙古民族带来了什么？带来了福音。当时有人搞独立运动，如果那样肯定会给蒙古民族带来战争和灾难，出现了乌兰夫化干戈为玉帛，很好地处理了民族问题。今天内蒙为什么安定，跟这都有关系，他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来拍这部片子的。
他的下一步戏还是农村题材的电视剧，暂名为《海选》，他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农村的包产到户，最早不是科学家、政治家弄出来的，而是安徽凤阳几个农民弄出来的，将来是功不可没。现在的村民选举跟美国选总统一样，克林顿来中国到西安先看村民选举。几年选举下来，实践已经证明，中国农民完全有能力办好自己的事。
在我们即将结束访谈的时候，我问他：今后还会不会再拍其它题材影视剧，张元龙导演说：“对于我自己不熟悉的生活，我不愿意丢人现丑。算算中国的导演拍农村的没几个人，拍现实题材的就更少了。对农村、对农民我自认为比别人了解的要多，感情深的多。”
拍《党员二楞妈》时剧本费都是乡亲们帮他凑了几万元让他把剧本买下了。所以说他几乎跟老乡滚在一起，与他们没有距离，他拍农民也是以一种平视的角度来拍，不象有的导演是俯视的视角来关注中国农民，他是把农民当成自己的亲人，父老乡亲，兄弟姐妹看待的。所以他说得奖与否不甚重要，在他的心中，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金山银山不如他们家乡的土山。
张元龙个人资料：
张元龙导演，男，1955年8月出生，内蒙古托克托县人，大学文化。1979年—1983年就读南开大学，获学士学位。1983年分配到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工作至今，职称一级电影导演
电影、电视剧任导演的作品如下：
《黄色人流》（当代题材）电视剧
《幸存者》（战争题材）电视剧
《乌珠穆沁之行》（民族题材）电视剧
《最后的萨满》（民族题材）电视剧
《情到深处》（当代题材）电视剧
《世纪之战》（体育题材）电影
《泪洒科尔沁》（民族题材）电影
《拥抱生活》（工业题材）电视剧
《人生插图》（工业题材）电视剧
《傅作义在1939》（战争题材）电视剧
《秘密保卫战》（保密题材）电视剧
《鲁班的子孙》（当代题材）电视剧
《党员二楞妈》（农村题材）电视剧
《党员金柱有点忙》（转业军人题材）电视剧
《山羊坡》（知青题材）电视剧
《青年乌兰夫》（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
电影、电视剧任编剧的作品：
《瓷船》（历史题材）电影
《兰色纵队》（城市题材）电视剧
《拥抱生活》（工业题材）电视剧
《情殇》（城市题材）电视剧
《泪洒科尔沁》（民族题材）电视剧
《黄色人流》（当代题材）电视剧
《妈妈的草帽》（当代题材）电视剧
《最后的萨满》（民族题材）电视剧
《鲁班的子孙》（当代题材）电视剧
《红棉裤白皮袄》（历史题材）电视剧
《好汉韩小人儿》（历史题材）电视电影
《党员金柱有点忙》（转业军人题材）电视剧
获奖情况：
1990年执导《黄色人流》获内蒙古优秀导演奖
1994年执导《世纪之战》获内蒙古优秀导演奖，作品获一等奖
1997年执导《党员二楞妈》获华北五省区（市）舞龙杯电视大赛一等奖
1998年《党员二楞妈》获第17届飞天奖一等奖
1998年《党员二楞妈》获第16届中国电视金鹰奖
1998年《党员二楞妈》获内蒙古“五个一”工程奖
1998年被授予内蒙古自治区首届十佳电视艺术家称号
1998年被授予全国百佳电视艺术工作者称号
1999年《党员二楞妈》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同年被选入由中宣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共同选编的百年经典电视卷
2000年《党员二楞妈》获第四届神农奖金奖
2000年入选全国十佳电视导演候选人
2001年执导的《山羊坡》获第十九届中国电视金鹰奖
2001年执导的《党员金柱有点忙》获第十九届中国电视金鹰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