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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翁宅会议
1933年元月，日寇占领山海关，北平危在旦夕。自2月起，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精选文物13427箱又64包紧急撤离，先存上海，又存入了在南京朝天宫建立的永久库房，成立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但好景不长，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国军节节败退，日军兵临南京，存在南京朝天宫库房里的故宫文物又紧急撤离，分南、中、北三路向西部迁移，落脚在乐山、峨眉、巴县等地，度过了抗战最艰难的岁月。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1946年，存各处文物开始向重庆集中，并于1947年运抵南京。
当13427箱之多的故宫文物在大半个中国奔波迁徙之时，在北平故宫，仍然有大批文物未及运出，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这批文物随北平一同沦陷，1945年日本战败，沦陷的北平故宫文物重新回到中国人民的怀抱。10月10日，16个受降区中规模最大、场面最隆重的华北日军投降仪式在太和殿广场举行，华北日军最高指挥官根本博中将等行至受降台前肃立，向中国军队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行礼，在投降书上签字盖章，并交出了他们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战刀。这一天，刚好是故宫博物院成立二十周年。
早在“三大战役”爆发之前的1948年6月26日，蒋经国在写给父亲蒋介石的信中就说：“我政府确已面对空前之危机，且有崩溃之可能，除设法拯救危局之外，似不可不作后退之准备……而今后万一遭受失败，则非台湾似不得以立足。”
11月，蒋介石下令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运送黄金200万两到台湾。将故宫文物运去台湾，也几乎成为国民党政府“必然”的选择。
国共战事正紧，召开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已无可能，11月10日，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的多名理事，
[作者简介]祝勇（1968—），男，北京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北京100009）。
包括朱家骅（教育部部长）、杭立武（教育部次长）、王世杰（外交部部长）、傅斯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立法委员）、李济（中央研究院院士、前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徐森玉等人，在故宮博物院理事长、行政院院长翁文灏的官邸开了一个小会，这次在南京市鼓楼区翁文灏官邸举行的“会议”，决定了部分南迁文物的命运，史称“翁宅会议”。
“会议”作出“决议”，将故宫文物运往台湾，尽量选择精品迁运，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文物和图书也一并迁台，具体事宜由杭立武负责。
12月4日，故宫博物院第七届理事会理事长翁文灏向行政院呈文称：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存京文物颇多精粹，国之瑰宝，值此戡乱紧张时期，函宜妥筹安全保管。经于本月四日本会常务理事会议决议，“先选精品二百箱迁存台湾，其余尽交通可能情形陆续移运。”
16日，接任翁文灏行政院长职务的孙科签发行政院训令：“应准照办，除已饬□台湾省政府，并饬财政部转饬京台两海关免于查验放行，暨令宪警机关协助保护”。
这份训令的抄件，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
之后，杭立武向蒋介石请求，派军舰运送文物赴台，蒋介石通过总统府致电杭立武：
教育部杭次长立武勋鉴，十二月十八日呈悉。所请饬海军总司令部派舰运送“中央研究院”等五机关名贵文物图籍三千箱运台省保存一节，已电知该部与兄接洽办理，即希径洽为盼。蒋中正亥世府贰。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印章）发。
二、第一批文物迁台
1948年12月22日清晨，庄尚严先生随772箱文物（其中包括故宫博物院320箱、中央博物院文物筹备处文物212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文物120箱、中央图书馆善本古籍60箱、外交部重要条约档案60箱）登上“中鼎号”登陆舰，从南京下关码头出发，驶向台湾基隆港。一同登上这艘军舰的故宫人员，还有申若侠（庄尚严夫人）、刘峨士等人。
上船时，庄尚严的孩子们问：“台湾，是什么地方啊？”
庄尚严先生说：台湾就是一个海岛，自古都是中国的土地，后来被日本占据了，现在又是我们的了。
参见庄因：《漂流的岁月——故宫国宝南迁与我的成长·栖迟天涯》，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53页。
这是一次不知归程的远行，临行时，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徐森玉先生拉住弟子庄尚严的手，说：“文物要分开了，从今以后，我负责看管一半，你负责看管另一半。你要代我到台湾去，看管好这批家当。”
庄尚严点头：“先生放心，人在文物在。”
马思猛：《金石梦故宫情——我心中的爷爷马衡》，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233页。
当时，由于有太多的海军军官携带眷属涌上这艘“中鼎舰”，使军舰出现超载。出于对文物安全考虑，杭立武一一劝说这些军人及家属下船，人们逃难心切，他的劝说都被当成耳旁风。无奈之下，杭立武只好通过自己的同学——海军周参谋长，“搬”来了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上将，桂永清上将向大家保证，将另派军舰运送他们去台，舰上的军官眷属才心有不甘地离开。
“中鼎舰”经过数日颠簸，26日抵达基隆港，第二天，文物转运杨梅镇铁路仓库，一切安排妥当后，庄尚严给马衡致电，汇报运送经过，为我们展现了船上的不堪景象：
由海军总部派“中鼎”号大型登陆艇一艘，事前极端秘密，船名与启行日期坚不公布，且声言专载六机关文物，无其他货物与人员。及廿日装船时，发现舱中有其他中央社等机关预装之箱已及半，而箱上满搭乘客，男女老少，形形色色，不下四五百人。箱上虽有铁板隔绝，然铁板原有孔洞，烟灰火柴、大小粪便、呕吐饭食，均可漏入文物箱上，与事先所接洽者大相径庭。
……中鼎原为运输舰，舱口及舱内通风管均皆漏水。一路风浪特大，巨浪打来，覆没甲板，致舱中多处入水。由基隆至杨梅途中又逢大雨，火车车皮亦每节渗漏，共计受水之箱廿六箱，兹另列表报告。因库房规程皆满，且无架安顿，天又连阴不晴，无法逐箱启晒，曾将最严重之箱启视，见内部尚未湿及书画本幅，差堪告慰。至于其他各机关，受水之箱亦多，与本院情形相同。惟本院瓷器箱是否受震动而损坏，此刻更无法知之。 《庄尚严致马衡函》（1949年1月7日），故宫博物院档案。
三、第二批文物迁台
第一批文物到台后，后续文物将陆续运至台湾，随“中鼎号”赴台的故宫博物院理事、中研院院士李济先生认为，这个仓库太小，于是另寻仓库，几经辗转，最终选中了台中糖厂仓库暂存。
1949年1月6日，淮海战役即将结束之时，在南京下关码头，第二批文物共3502箱（其中故宫博物院1680箱）被装上“海沪轮”，准备运去台湾。这批文物包括：故宫博物院1680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486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856箱、中央图书馆462箱、北平图书馆明清内府舆图18箱。
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中，包括3万多册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和1万多册的孤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
由于《四库全书》卷帙过于浩繁，觀览十分不便，当年已63岁高龄的乾隆皇帝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一部重要而必备的图书，所以在“《四库全书》馆”开馆之初，命于敏中、王际华等人从应钞诸书中，撷其精华，以较快速度，编纂一部《四库全书荟要》，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65年），第一部《四库全书荟要》编纂完成，藏于紫禁城御花园摛藻堂。第二年，又誊缮一部，藏于圆明园“味腴书屋”，以备乾隆随时阅鉴。《四库全书荟要》共463种，20828卷，11178册，下设若干子目。其中，经部173种，3576卷;史部70种，6535卷;子部81种，2866卷;集部139种，7851卷。《四库全书荟要》所收书籍的种类只有《四库全书》的七分之一，而册数是《四库全书》的三分之一，可称为“全书中的全书，精品中的精品”。
《四库全书荟要》与《四库全书》的区别，不只在于篇幅上的压缩，在内容上也有不同。我们知道，清修《四库全书》，对原书中有关华夷之别的思想言论，都毫不留情地进行了删改，使相当一些图书文献失去了它的真实面目。由于《四库全书荟要》仅供皇帝御览，其所收图书在内容上也就没有必要进行大量删改，因此，《四库全书荟要》在原本保存、内容真实方面，远远胜于《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荟要》编成后，乾隆兴奋地写诗赞美：
道资鉴古，搜玉圃以罗珍。
理取研精，披金沙而聚粹。
文河藻润，兼收众派之流。
册府菁华，别挹群言之液。
六年详辑，将渐蒇夫全编。
两部先成，已统苞其要义。
撷词条而擢秀，摛藻如春。
咀义府以含英，味腴在道。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藏于“味腴书屋”中的《四库全书荟要》在大火中化为灰烬。而存于“摛藻堂”里的那套《四库全书荟要》，就成了天壤间仅存的孤帙。1924年，清逊帝溥仪被逐出宫，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故宫文物图书时，发现《四库全书荟要》依然尘封在摛藻堂中，安然无恙，触手如新。
故宫文物南迁，《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荟要》一册未落，都在南迁文物中。1949年1月，这两部重要的殿版书都随“海沪轮”运去了中国台湾。在中国大陆，尚存有两部半《四库全书》。一部为沈阳故宫文溯阁《四库全书》，“九一八”事变后落入敌手，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将文溯阁改为奉天图书馆分馆，文溯阁《四库全书》仍藏在馆内，直到日寇投降，幸未遭劫掠之灾。日本投降后，被国民政府接收，拨归沈阳博物院筹委会管理。辽沈战役中，这部《四库全书》丝毫未损，被人民政府完整接收，现存甘肃省博物馆。一部为热河避暑山庄文津阁《四库全书》，1914年1月初到京，暂存故宫文华殿内，1915年9月由京师图书馆正式接收，现存国家图书馆，是现存唯一一套原架原书原函保存的《四库全书》。还有一部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虽在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杭州时在战火中受损，但仍有部分书册散佚在民间，经当时的藏书家丁氏兄弟查找、整理和补抄，抢救了原书的四分之一。经民国时期第二次补抄，基本上恢复了原书的一半。这半部《四库全书》，现存浙江省图书馆。
唯有这《四库全书荟要》，世界上只有一部，远去台湾，让海峡此岸的观者难以一睹真容。2005年，吉林出版集团影印出版了《四库全书荟要》，使得这部重要的历史文献重回大陆学者、读者的视野之内。
这第二批的迁台文物，由故宫博物院那志良、吴玉璋、梁廷炜、黄居祥等负责押运。
故宫博物院发给那志良等人的往台“护照”上写：
本院科长那志良，率同科员工吴玉璋、梁廷炜、书记黄居祥自京押运文物壹千陆百捌拾贰箱前往台湾，除已呈经行政院通令，经过沿途关卡，军警免予查验放行，并协助保护外仰，即知照，并希沿途关卡军警予以保护协助。该员亦不得携带违禁物品，致干未便，段致护照者
院长 马衡（签名）
限到日作废
杭立武编著：《中华文物播迁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94—95页。
梁廷炜先生此行，带走了太太、二儿子梁匡启、三儿子梁匡权，还有6岁的长孙（梁匡忠之子）梁峨生，长子梁匡忠则被命令留守南京。
梁匡忠先生后来说，原以为过上两三年，他们就能回来，或者自己能够过去，“根本没想到南京一别，就再无相见之日。”
一同押运文物的，还有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家李霖灿、27岁的职员高仁峻等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委员曾昭燏跑到下关码头，劝说她的同事们不要将文物运台。
当时，有许多知识分子是反对文物迁台的，曾昭燏就是其一。曾昭燏是曾国藩的曾侄孙女，她的三哥曾昭抡是著名的化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曾任新中国教育部副部长。曾昭燏才貌双全，是杰出的考古学家，为中国的考古事业以及文物保护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在诗词、书法方面成就不俗，被称为“当代李清照”。曾昭燏坚决反对文物运台，她致信杭立武，说：“运出文物，在途中或到台之后，万一有何损失，则主持此事者，永为民族罪人。”1949年4月14日，她在上海与徐森玉、王家楫等联名写信，呼吁将已经运台之文物全部运回。 曾昭燏1955年任南京博物院院长，1964年去世，她死后，陈寅恪为她写了首悼亡诗，其中两句为：
高才短命人谁惜，
白壁青蝇事可嗟。
2009年，南京博物院举办“曾昭燏生平事迹展”。来自南京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友人参加了曾昭燏追思研讨会。
四、第三批文物迁台
1949年1月28日，以油布遮挡、堆放在下关码头的第三批运台文物共1248箱（其中故宫博物院972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54箱、中央图书馆122箱）终于被装上“昆仑号”运输舰，准备驶去台湾。
这一天是大年除夕，“昆仑号”上却是一片愁云惨雾。此时“三大战役”已经结束，北平已经和平解放，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尤其淮海战役（国民党称“徐蚌会战”）后，首都南京已无屏障可守，危在旦夕。许多国民党军官和家属纷纷涌上“昆仑号”，把这当作逃离中国大陆的最后机会。大年除夕日，几乎成了他们的世界末日。因此，这一天登上“昆仑号”的海军军官和家属比“中鼎号”还要多。当时的局面，几近失控。他们像难民一样涌上“昆仑号”，不由分说地抢夺舰上的空间作容身之地，他们逃亡求生的意志没人能够阻挡，比他们在战场上更加所向披靡。“昆仑号”共有两个舱，前舱已装有一些货物，他们就全部挤入后舱，挤不进去的，就满满当当地站满甲板，而下关码头上，还像小山一样堆放着故宫文物，无法抬上军舰。杭立武无比焦急，故计重演，又请他的同学周参谋长请来桂永清总司令。桂总司令打量着眼前哭号一片的海军家小，也无以为计，只好下令，开放舰上所有的空间，包括卧舱、餐厅、医疗室，能放东西的地方，全部容纳文物。
“昆仑号”即将启锚时，又有汽车飞驰而来，送来4箱重要文物。据杭立武回忆，这4箱文物是从日本缴回的，其中包括翡翠屏风、白玉花瓶、青太花瓶等，是当年汪精卫赴日访问，把这些文物赠送给了日本天皇及皇后。这些文物回归，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标志，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杭立武立即与副舰长褚廉方协商，一定要把这4箱文物装上“昆仑号”，褚廉方表示同意。这4箱文物被安放在一长官舱内，在最后的时刻，运去台湾。
我从杭立武先生后来所写《中华文物播迁记》一书中查到褚廉方先生所撰《国宝运台记略》影印本，讲述了昆仑号将文物运台的详细过程：
民国卅八年，余在海军昆仑运输舰舰长任内，为装运物资及撤送军眷，于元月底率舰抵达南京下关，突奉总司令桂永清将军指示，协助“中央”及“故宫”两博物院运送历史文物一批赴台。
昆仑军舰载重三千吨，舰龄已老，以□值非常，原定运输量即已超载，及目睹码头上山积之二千余箱文物，内心实感惶惑。然此皆我国历史文物之精粹，倘不及时运台，势必陷于匪手，又经杭立武先生洽示其重要性，余乃毅然下令全体官兵，挪□船上，所有空间，尽可能协助装载，于是官兵寝舱、饭厅，乃至医疗室，均大箱小笼，满坑满谷，并作各种安全措施。纵使如此，仍有部分文物无法容纳，如今忆及，犹感遗憾。
余下令封舱之后，负责押运联络之杭立武、索予明二先生恳切表示，尚有四箱翡翠屏风等玉器，系抗战胜利后自日本皇宫接收回国，不仅价值连城，且为我国八年血战后所获最富意义之纪念品，可惜尚未搬迁上船，余闻之热血沸腾，心情激动，乃再下令把官兵寝室之办公桌椅撤除，将该四箱国宝搬运上舰，惟因木箱体积颇大，致通道阻塞，使官兵在工作及生活上均极感不便。
伏忆在装载过程中，部分码头工人受匪支使，迭谋阻挠破坏，均经治安军警及我舰官兵晓以大义，并严密监视，使装舱工作得以顺利完成，次日虽逢农历除夕，仍按计划启赴上海，途中突破匪炮火拦截，于次日抵沪，经整修机件后，克服超载困难，途经定海、马尾及广州等地转备军品，前后历廿余日，经将此批历史文物完整运抵基隆。
今政府在台成立故宫历史博物馆，展出该批文物，供中外人士观览，深获景仰，贯怀运台前尘，前主持迁运之两院负责人士如王世杰、杭立武、傅斯年等诸位先生，及昆仑舰全体官兵，应深获感慰矣！
影印本见杭立武：《中华文物播迁记》，第106—107页。
2020年，我在北京见到了褚廉方先生之子褚重民先生，他对我说，台北故宫博物院展览，经常把这件翡翠屏风放在重要位置。有一次他去台北故宫博物院，一进大厅就看见翡翠屏风，讲解员见他一直伫立在屏风前，就上前为他讲解翡翠屏风的来历，他对讲解员说，这是我父亲运过来的。
三批运台文物，共计2972箱（含故宫博物院、文物陈列所、中央研究院、颐和园、国子监等单位文物），在故宫南迁文物19816箱72包15件13扎（其中故宫博物院13427箱又64包南迁文物，其他为古物陳列所、中央研究院、颐和园、国子监等单位文物）中，占比约为6.6%。有人说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大部分去了台湾，纯属不实之言。
五、存南京文物北返
在南京，尚有一万余箱南迁文物藏在朝天宫文物库房。自北平解放后，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就和北平总院失去了联系，欧阳道达先生带领部分同事依然在库房里坚守。欧阳道达先生安排人员，把朝天宫库房所有库门一律用混凝土封死，故宫留守人员昼夜看守，在兵荒马乱之中，确保了文物安然无恙。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马衡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写道：“解放军百万横渡长江，从九江到江阴，势如破竹，《解放军》出号外。”
马衡著，马思猛整理：《马衡日记（1948—1955）》，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78页。
南京解放两天后（25日），马衡在日记里写道：“函文管会请电南京（共产党）军事当局，保护朝天宫仓库，并电邦华（指欧阳道达——引者注）接洽。”
马衡著，马思猛整理：《马衡日记（1948—1955）》，第78页。
26日，马衡收到欧阳道达复电，曰：“库藏文物无恙。罗歌介孟宪臣来谈，文官会添派之联络员也。” 马衡著，马思猛整理：《马衡日记（1948—1955）》，第78页。
这一天，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告中共中央华东局暨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南京水西门朝天宫有故宫博物院仓库，内存故宫精选古物一万余箱，望特别关照保护，其负责人叫欧阳道达，即住朝天宫内，请与联络，命其继续负责看管，不得损失。
5月7日，解放军南京市军管会文化教育委员会派军事代表赵卓前往接收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还派出联络员包明驻院工作。6月20日，用钢筋水泥结结实实封起来的仓库大门打开，朝天宫文物库房一万余箱故宫文物，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里。
不久，《新华日报》发表专题，表彰欧阳道达保护国家文物的功绩。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原负责人张庭济辞别故宫，回到故里，1958年因病去世。
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原有人员57人，派赴台湾的有15人，其中有庄尚严、那志良、吴玉璋、梁廷炜、吴相湘、黄居祥、申若侠等;自行疏散的有13人，其中有张庭济、励乃骥等;其余29人自愿留守，其中愿意响应号召回籍生产的有11人，其中有欧阳道达、梁匡忠、丁洁平、唐剑云、冯汝霖、李怀瑶、欧阳南华、励钧先等。张庭济离开后，欧阳道达任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办事处主任。1954年调回北京，任故宫博物院档案馆主任。1959年退休，担任故宫博物院顾问一职。1976年，欧阳道达先生在北京去世。
开国大典的前一天傍晚，马衡院长乘车驶出故宫，由北长街往南，打算经过天安门，一睹新广场的布置，但刚到南长街街口，就遇到军车组成的车阵驶过，他等了半小时不能通过，只好折回，经景山回家。后来才知道，在天安门广场上将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当时，毛泽东主席与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代表正在举行奠基仪式。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故宫博物院和太庙皆根据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的命令暂停开放一天，并在午门、神武门，以及神武门外的北上门（今已拆除）张灯结彩，以示庆祝。故宫博物院部分员工在工会组织下，从库房提出灯笼，前往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并在大典后参加群众游行。
1950年1月23日，存于南京、未及运往台湾的南迁文物1500箱被装上火车，运回北京，欧阳道达等负责押运。
1月26日，是一个永远值得故宫人纪念的日子，这一天，首批文物运抵北京，“全院同人莫不兴奋”。上午11点，马衡院长就与王冶秋等到正阳门火车站迎接，到下午一点半，火车才驶入车站。下午开始卸车，“五时首批到达九龙壁，共装四十六排车，约三百余箱，卸入院中，以备明晨入库”。
马衡著，马思猛整理：《马衡日记（1948—1955）》，第192页。
2月17日，是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节，饱经忧患的中国人再也不用在惊恐无望中度过春節了。迎来太平年景的故宫也准备了一场文化盛宴——从南迁返京文物中精选180件，在乾清宫举办“还京文物春节特展”，以慰北京人民多年的深情盼望。
六、迁台文物与台北故宫博物院
1949年2月，迁台文物暂时存入了台中糖厂仓库。1950年4月，北沟文物库房竣工，为三座各容1600箱文物的楼房，呈“U”字型排列。1956年7月，北沟陈列室开始建设，当年12月落成，位于库房左近空地上，占地180多平方米，为钢筋水泥砖造建筑，内含两间陈列室，衣帽寄存与出版品销售处各一间，故宫博物组、中博组办公室各两间，陈列室可陈列文物200余件，每周开馆六天，周一闭馆。
参见宋兆霖主编：《北沟传奇——故宫文物迁台后早期岁月》，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2021年，第52页。
北沟陈列室无法满足文物展出的需要，台湾当局决定，在台北郊区外双溪专门建造一座现代化博物馆，这里“位于阳明山公园计划区域，群山环抱，嘉木葱翠，为台北近郊主要游憩地点之一，与市区交通联系亦称便利。另一方面，外双溪亦‘为离高区最近，可以构筑山洞的唯一地点’，战时可以保障文物安全。”
参见那志良：《我与故宫五十年》，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172页。新馆于1962年8月奠基，1964年3月正式动工，1965年10月新馆落成，11月12日孙中山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开馆。
台北故宫博物院外型仿造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主体建筑共有4层，总面积7204平方米，白墙绿瓦，正院呈梅花形，院前广场耸立五间六柱冲天式牌坊，整座建筑庄重典雅，富有中华民族特色。大陆迁台的文物构成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庋藏文物的主体，截至2014年末，馆藏文物达69.6万余件。
台北故宫博物院无论是建筑的民族风格、庋藏文物的文化内涵，还是故宫文物南迁所代表的民族精神，都成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铁证。
1933年元月，日寇占领山海关，北平危在旦夕。自2月起，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精选文物13427箱又64包紧急撤离，先存上海，又存入了在南京朝天宫建立的永久库房，成立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但好景不长，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国军节节败退，日军兵临南京，存在南京朝天宫库房里的故宫文物又紧急撤离，分南、中、北三路向西部迁移，落脚在乐山、峨眉、巴县等地，度过了抗战最艰难的岁月。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1946年，存各处文物开始向重庆集中，并于1947年运抵南京。
当13427箱之多的故宫文物在大半个中国奔波迁徙之时，在北平故宫，仍然有大批文物未及运出，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这批文物随北平一同沦陷，1945年日本战败，沦陷的北平故宫文物重新回到中国人民的怀抱。10月10日，16个受降区中规模最大、场面最隆重的华北日军投降仪式在太和殿广场举行，华北日军最高指挥官根本博中将等行至受降台前肃立，向中国军队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行礼，在投降书上签字盖章，并交出了他们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战刀。这一天，刚好是故宫博物院成立二十周年。
早在“三大战役”爆发之前的1948年6月26日，蒋经国在写给父亲蒋介石的信中就说：“我政府确已面对空前之危机，且有崩溃之可能，除设法拯救危局之外，似不可不作后退之准备……而今后万一遭受失败，则非台湾似不得以立足。”
11月，蒋介石下令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运送黄金200万两到台湾。将故宫文物运去台湾，也几乎成为国民党政府“必然”的选择。
国共战事正紧，召开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已无可能，11月10日，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的多名理事，
[作者简介]祝勇（1968—），男，北京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北京100009）。
包括朱家骅（教育部部长）、杭立武（教育部次长）、王世杰（外交部部长）、傅斯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立法委员）、李济（中央研究院院士、前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徐森玉等人，在故宮博物院理事长、行政院院长翁文灏的官邸开了一个小会，这次在南京市鼓楼区翁文灏官邸举行的“会议”，决定了部分南迁文物的命运，史称“翁宅会议”。
“会议”作出“决议”，将故宫文物运往台湾，尽量选择精品迁运，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文物和图书也一并迁台，具体事宜由杭立武负责。
12月4日，故宫博物院第七届理事会理事长翁文灏向行政院呈文称：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存京文物颇多精粹，国之瑰宝，值此戡乱紧张时期，函宜妥筹安全保管。经于本月四日本会常务理事会议决议，“先选精品二百箱迁存台湾，其余尽交通可能情形陆续移运。”
16日，接任翁文灏行政院长职务的孙科签发行政院训令：“应准照办，除已饬□台湾省政府，并饬财政部转饬京台两海关免于查验放行，暨令宪警机关协助保护”。
这份训令的抄件，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
之后，杭立武向蒋介石请求，派军舰运送文物赴台，蒋介石通过总统府致电杭立武：
教育部杭次长立武勋鉴，十二月十八日呈悉。所请饬海军总司令部派舰运送“中央研究院”等五机关名贵文物图籍三千箱运台省保存一节，已电知该部与兄接洽办理，即希径洽为盼。蒋中正亥世府贰。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印章）发。
二、第一批文物迁台
1948年12月22日清晨，庄尚严先生随772箱文物（其中包括故宫博物院320箱、中央博物院文物筹备处文物212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文物120箱、中央图书馆善本古籍60箱、外交部重要条约档案60箱）登上“中鼎号”登陆舰，从南京下关码头出发，驶向台湾基隆港。一同登上这艘军舰的故宫人员，还有申若侠（庄尚严夫人）、刘峨士等人。
上船时，庄尚严的孩子们问：“台湾，是什么地方啊？”
庄尚严先生说：台湾就是一个海岛，自古都是中国的土地，后来被日本占据了，现在又是我们的了。
参见庄因：《漂流的岁月——故宫国宝南迁与我的成长·栖迟天涯》，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53页。
这是一次不知归程的远行，临行时，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徐森玉先生拉住弟子庄尚严的手，说：“文物要分开了，从今以后，我负责看管一半，你负责看管另一半。你要代我到台湾去，看管好这批家当。”
庄尚严点头：“先生放心，人在文物在。”
马思猛：《金石梦故宫情——我心中的爷爷马衡》，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233页。
当时，由于有太多的海军军官携带眷属涌上这艘“中鼎舰”，使军舰出现超载。出于对文物安全考虑，杭立武一一劝说这些军人及家属下船，人们逃难心切，他的劝说都被当成耳旁风。无奈之下，杭立武只好通过自己的同学——海军周参谋长，“搬”来了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上将，桂永清上将向大家保证，将另派军舰运送他们去台，舰上的军官眷属才心有不甘地离开。
“中鼎舰”经过数日颠簸，26日抵达基隆港，第二天，文物转运杨梅镇铁路仓库，一切安排妥当后，庄尚严给马衡致电，汇报运送经过，为我们展现了船上的不堪景象：
由海军总部派“中鼎”号大型登陆艇一艘，事前极端秘密，船名与启行日期坚不公布，且声言专载六机关文物，无其他货物与人员。及廿日装船时，发现舱中有其他中央社等机关预装之箱已及半，而箱上满搭乘客，男女老少，形形色色，不下四五百人。箱上虽有铁板隔绝，然铁板原有孔洞，烟灰火柴、大小粪便、呕吐饭食，均可漏入文物箱上，与事先所接洽者大相径庭。
……中鼎原为运输舰，舱口及舱内通风管均皆漏水。一路风浪特大，巨浪打来，覆没甲板，致舱中多处入水。由基隆至杨梅途中又逢大雨，火车车皮亦每节渗漏，共计受水之箱廿六箱，兹另列表报告。因库房规程皆满，且无架安顿，天又连阴不晴，无法逐箱启晒，曾将最严重之箱启视，见内部尚未湿及书画本幅，差堪告慰。至于其他各机关，受水之箱亦多，与本院情形相同。惟本院瓷器箱是否受震动而损坏，此刻更无法知之。 《庄尚严致马衡函》（1949年1月7日），故宫博物院档案。
三、第二批文物迁台
第一批文物到台后，后续文物将陆续运至台湾，随“中鼎号”赴台的故宫博物院理事、中研院院士李济先生认为，这个仓库太小，于是另寻仓库，几经辗转，最终选中了台中糖厂仓库暂存。
1949年1月6日，淮海战役即将结束之时，在南京下关码头，第二批文物共3502箱（其中故宫博物院1680箱）被装上“海沪轮”，准备运去台湾。这批文物包括：故宫博物院1680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486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856箱、中央图书馆462箱、北平图书馆明清内府舆图18箱。
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中，包括3万多册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和1万多册的孤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
由于《四库全书》卷帙过于浩繁，觀览十分不便，当年已63岁高龄的乾隆皇帝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一部重要而必备的图书，所以在“《四库全书》馆”开馆之初，命于敏中、王际华等人从应钞诸书中，撷其精华，以较快速度，编纂一部《四库全书荟要》，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65年），第一部《四库全书荟要》编纂完成，藏于紫禁城御花园摛藻堂。第二年，又誊缮一部，藏于圆明园“味腴书屋”，以备乾隆随时阅鉴。《四库全书荟要》共463种，20828卷，11178册，下设若干子目。其中，经部173种，3576卷;史部70种，6535卷;子部81种，2866卷;集部139种，7851卷。《四库全书荟要》所收书籍的种类只有《四库全书》的七分之一，而册数是《四库全书》的三分之一，可称为“全书中的全书，精品中的精品”。
《四库全书荟要》与《四库全书》的区别，不只在于篇幅上的压缩，在内容上也有不同。我们知道，清修《四库全书》，对原书中有关华夷之别的思想言论，都毫不留情地进行了删改，使相当一些图书文献失去了它的真实面目。由于《四库全书荟要》仅供皇帝御览，其所收图书在内容上也就没有必要进行大量删改，因此，《四库全书荟要》在原本保存、内容真实方面，远远胜于《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荟要》编成后，乾隆兴奋地写诗赞美：
道资鉴古，搜玉圃以罗珍。
理取研精，披金沙而聚粹。
文河藻润，兼收众派之流。
册府菁华，别挹群言之液。
六年详辑，将渐蒇夫全编。
两部先成，已统苞其要义。
撷词条而擢秀，摛藻如春。
咀义府以含英，味腴在道。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藏于“味腴书屋”中的《四库全书荟要》在大火中化为灰烬。而存于“摛藻堂”里的那套《四库全书荟要》，就成了天壤间仅存的孤帙。1924年，清逊帝溥仪被逐出宫，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故宫文物图书时，发现《四库全书荟要》依然尘封在摛藻堂中，安然无恙，触手如新。
故宫文物南迁，《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荟要》一册未落，都在南迁文物中。1949年1月，这两部重要的殿版书都随“海沪轮”运去了中国台湾。在中国大陆，尚存有两部半《四库全书》。一部为沈阳故宫文溯阁《四库全书》，“九一八”事变后落入敌手，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将文溯阁改为奉天图书馆分馆，文溯阁《四库全书》仍藏在馆内，直到日寇投降，幸未遭劫掠之灾。日本投降后，被国民政府接收，拨归沈阳博物院筹委会管理。辽沈战役中，这部《四库全书》丝毫未损，被人民政府完整接收，现存甘肃省博物馆。一部为热河避暑山庄文津阁《四库全书》，1914年1月初到京，暂存故宫文华殿内，1915年9月由京师图书馆正式接收，现存国家图书馆，是现存唯一一套原架原书原函保存的《四库全书》。还有一部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虽在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杭州时在战火中受损，但仍有部分书册散佚在民间，经当时的藏书家丁氏兄弟查找、整理和补抄，抢救了原书的四分之一。经民国时期第二次补抄，基本上恢复了原书的一半。这半部《四库全书》，现存浙江省图书馆。
唯有这《四库全书荟要》，世界上只有一部，远去台湾，让海峡此岸的观者难以一睹真容。2005年，吉林出版集团影印出版了《四库全书荟要》，使得这部重要的历史文献重回大陆学者、读者的视野之内。
这第二批的迁台文物，由故宫博物院那志良、吴玉璋、梁廷炜、黄居祥等负责押运。
故宫博物院发给那志良等人的往台“护照”上写：
本院科长那志良，率同科员工吴玉璋、梁廷炜、书记黄居祥自京押运文物壹千陆百捌拾贰箱前往台湾，除已呈经行政院通令，经过沿途关卡，军警免予查验放行，并协助保护外仰，即知照，并希沿途关卡军警予以保护协助。该员亦不得携带违禁物品，致干未便，段致护照者
院长 马衡（签名）
限到日作废
杭立武编著：《中华文物播迁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94—95页。
梁廷炜先生此行，带走了太太、二儿子梁匡启、三儿子梁匡权，还有6岁的长孙（梁匡忠之子）梁峨生，长子梁匡忠则被命令留守南京。
梁匡忠先生后来说，原以为过上两三年，他们就能回来，或者自己能够过去，“根本没想到南京一别，就再无相见之日。”
一同押运文物的，还有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家李霖灿、27岁的职员高仁峻等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委员曾昭燏跑到下关码头，劝说她的同事们不要将文物运台。
当时，有许多知识分子是反对文物迁台的，曾昭燏就是其一。曾昭燏是曾国藩的曾侄孙女，她的三哥曾昭抡是著名的化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曾任新中国教育部副部长。曾昭燏才貌双全，是杰出的考古学家，为中国的考古事业以及文物保护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在诗词、书法方面成就不俗，被称为“当代李清照”。曾昭燏坚决反对文物运台，她致信杭立武，说：“运出文物，在途中或到台之后，万一有何损失，则主持此事者，永为民族罪人。”1949年4月14日，她在上海与徐森玉、王家楫等联名写信，呼吁将已经运台之文物全部运回。 曾昭燏1955年任南京博物院院长，1964年去世，她死后，陈寅恪为她写了首悼亡诗，其中两句为：
高才短命人谁惜，
白壁青蝇事可嗟。
2009年，南京博物院举办“曾昭燏生平事迹展”。来自南京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友人参加了曾昭燏追思研讨会。
四、第三批文物迁台
1949年1月28日，以油布遮挡、堆放在下关码头的第三批运台文物共1248箱（其中故宫博物院972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54箱、中央图书馆122箱）终于被装上“昆仑号”运输舰，准备驶去台湾。
这一天是大年除夕，“昆仑号”上却是一片愁云惨雾。此时“三大战役”已经结束，北平已经和平解放，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尤其淮海战役（国民党称“徐蚌会战”）后，首都南京已无屏障可守，危在旦夕。许多国民党军官和家属纷纷涌上“昆仑号”，把这当作逃离中国大陆的最后机会。大年除夕日，几乎成了他们的世界末日。因此，这一天登上“昆仑号”的海军军官和家属比“中鼎号”还要多。当时的局面，几近失控。他们像难民一样涌上“昆仑号”，不由分说地抢夺舰上的空间作容身之地，他们逃亡求生的意志没人能够阻挡，比他们在战场上更加所向披靡。“昆仑号”共有两个舱，前舱已装有一些货物，他们就全部挤入后舱，挤不进去的，就满满当当地站满甲板，而下关码头上，还像小山一样堆放着故宫文物，无法抬上军舰。杭立武无比焦急，故计重演，又请他的同学周参谋长请来桂永清总司令。桂总司令打量着眼前哭号一片的海军家小，也无以为计，只好下令，开放舰上所有的空间，包括卧舱、餐厅、医疗室，能放东西的地方，全部容纳文物。
“昆仑号”即将启锚时，又有汽车飞驰而来，送来4箱重要文物。据杭立武回忆，这4箱文物是从日本缴回的，其中包括翡翠屏风、白玉花瓶、青太花瓶等，是当年汪精卫赴日访问，把这些文物赠送给了日本天皇及皇后。这些文物回归，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标志，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杭立武立即与副舰长褚廉方协商，一定要把这4箱文物装上“昆仑号”，褚廉方表示同意。这4箱文物被安放在一长官舱内，在最后的时刻，运去台湾。
我从杭立武先生后来所写《中华文物播迁记》一书中查到褚廉方先生所撰《国宝运台记略》影印本，讲述了昆仑号将文物运台的详细过程：
民国卅八年，余在海军昆仑运输舰舰长任内，为装运物资及撤送军眷，于元月底率舰抵达南京下关，突奉总司令桂永清将军指示，协助“中央”及“故宫”两博物院运送历史文物一批赴台。
昆仑军舰载重三千吨，舰龄已老，以□值非常，原定运输量即已超载，及目睹码头上山积之二千余箱文物，内心实感惶惑。然此皆我国历史文物之精粹，倘不及时运台，势必陷于匪手，又经杭立武先生洽示其重要性，余乃毅然下令全体官兵，挪□船上，所有空间，尽可能协助装载，于是官兵寝舱、饭厅，乃至医疗室，均大箱小笼，满坑满谷，并作各种安全措施。纵使如此，仍有部分文物无法容纳，如今忆及，犹感遗憾。
余下令封舱之后，负责押运联络之杭立武、索予明二先生恳切表示，尚有四箱翡翠屏风等玉器，系抗战胜利后自日本皇宫接收回国，不仅价值连城，且为我国八年血战后所获最富意义之纪念品，可惜尚未搬迁上船，余闻之热血沸腾，心情激动，乃再下令把官兵寝室之办公桌椅撤除，将该四箱国宝搬运上舰，惟因木箱体积颇大，致通道阻塞，使官兵在工作及生活上均极感不便。
伏忆在装载过程中，部分码头工人受匪支使，迭谋阻挠破坏，均经治安军警及我舰官兵晓以大义，并严密监视，使装舱工作得以顺利完成，次日虽逢农历除夕，仍按计划启赴上海，途中突破匪炮火拦截，于次日抵沪，经整修机件后，克服超载困难，途经定海、马尾及广州等地转备军品，前后历廿余日，经将此批历史文物完整运抵基隆。
今政府在台成立故宫历史博物馆，展出该批文物，供中外人士观览，深获景仰，贯怀运台前尘，前主持迁运之两院负责人士如王世杰、杭立武、傅斯年等诸位先生，及昆仑舰全体官兵，应深获感慰矣！
影印本见杭立武：《中华文物播迁记》，第106—107页。
2020年，我在北京见到了褚廉方先生之子褚重民先生，他对我说，台北故宫博物院展览，经常把这件翡翠屏风放在重要位置。有一次他去台北故宫博物院，一进大厅就看见翡翠屏风，讲解员见他一直伫立在屏风前，就上前为他讲解翡翠屏风的来历，他对讲解员说，这是我父亲运过来的。
三批运台文物，共计2972箱（含故宫博物院、文物陈列所、中央研究院、颐和园、国子监等单位文物），在故宫南迁文物19816箱72包15件13扎（其中故宫博物院13427箱又64包南迁文物，其他为古物陳列所、中央研究院、颐和园、国子监等单位文物）中，占比约为6.6%。有人说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大部分去了台湾，纯属不实之言。
五、存南京文物北返
在南京，尚有一万余箱南迁文物藏在朝天宫文物库房。自北平解放后，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就和北平总院失去了联系，欧阳道达先生带领部分同事依然在库房里坚守。欧阳道达先生安排人员，把朝天宫库房所有库门一律用混凝土封死，故宫留守人员昼夜看守，在兵荒马乱之中，确保了文物安然无恙。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马衡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写道：“解放军百万横渡长江，从九江到江阴，势如破竹，《解放军》出号外。”
马衡著，马思猛整理：《马衡日记（1948—1955）》，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78页。
南京解放两天后（25日），马衡在日记里写道：“函文管会请电南京（共产党）军事当局，保护朝天宫仓库，并电邦华（指欧阳道达——引者注）接洽。”
马衡著，马思猛整理：《马衡日记（1948—1955）》，第78页。
26日，马衡收到欧阳道达复电，曰：“库藏文物无恙。罗歌介孟宪臣来谈，文官会添派之联络员也。” 马衡著，马思猛整理：《马衡日记（1948—1955）》，第78页。
这一天，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告中共中央华东局暨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南京水西门朝天宫有故宫博物院仓库，内存故宫精选古物一万余箱，望特别关照保护，其负责人叫欧阳道达，即住朝天宫内，请与联络，命其继续负责看管，不得损失。
5月7日，解放军南京市军管会文化教育委员会派军事代表赵卓前往接收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还派出联络员包明驻院工作。6月20日，用钢筋水泥结结实实封起来的仓库大门打开，朝天宫文物库房一万余箱故宫文物，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里。
不久，《新华日报》发表专题，表彰欧阳道达保护国家文物的功绩。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原负责人张庭济辞别故宫，回到故里，1958年因病去世。
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原有人员57人，派赴台湾的有15人，其中有庄尚严、那志良、吴玉璋、梁廷炜、吴相湘、黄居祥、申若侠等;自行疏散的有13人，其中有张庭济、励乃骥等;其余29人自愿留守，其中愿意响应号召回籍生产的有11人，其中有欧阳道达、梁匡忠、丁洁平、唐剑云、冯汝霖、李怀瑶、欧阳南华、励钧先等。张庭济离开后，欧阳道达任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办事处主任。1954年调回北京，任故宫博物院档案馆主任。1959年退休，担任故宫博物院顾问一职。1976年，欧阳道达先生在北京去世。
开国大典的前一天傍晚，马衡院长乘车驶出故宫，由北长街往南，打算经过天安门，一睹新广场的布置，但刚到南长街街口，就遇到军车组成的车阵驶过，他等了半小时不能通过，只好折回，经景山回家。后来才知道，在天安门广场上将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当时，毛泽东主席与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代表正在举行奠基仪式。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故宫博物院和太庙皆根据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的命令暂停开放一天，并在午门、神武门，以及神武门外的北上门（今已拆除）张灯结彩，以示庆祝。故宫博物院部分员工在工会组织下，从库房提出灯笼，前往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并在大典后参加群众游行。
1950年1月23日，存于南京、未及运往台湾的南迁文物1500箱被装上火车，运回北京，欧阳道达等负责押运。
1月26日，是一个永远值得故宫人纪念的日子，这一天，首批文物运抵北京，“全院同人莫不兴奋”。上午11点，马衡院长就与王冶秋等到正阳门火车站迎接，到下午一点半，火车才驶入车站。下午开始卸车，“五时首批到达九龙壁，共装四十六排车，约三百余箱，卸入院中，以备明晨入库”。
马衡著，马思猛整理：《马衡日记（1948—1955）》，第192页。
2月17日，是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节，饱经忧患的中国人再也不用在惊恐无望中度过春節了。迎来太平年景的故宫也准备了一场文化盛宴——从南迁返京文物中精选180件，在乾清宫举办“还京文物春节特展”，以慰北京人民多年的深情盼望。
六、迁台文物与台北故宫博物院
1949年2月，迁台文物暂时存入了台中糖厂仓库。1950年4月，北沟文物库房竣工，为三座各容1600箱文物的楼房，呈“U”字型排列。1956年7月，北沟陈列室开始建设，当年12月落成，位于库房左近空地上，占地180多平方米，为钢筋水泥砖造建筑，内含两间陈列室，衣帽寄存与出版品销售处各一间，故宫博物组、中博组办公室各两间，陈列室可陈列文物200余件，每周开馆六天，周一闭馆。
参见宋兆霖主编：《北沟传奇——故宫文物迁台后早期岁月》，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2021年，第52页。
北沟陈列室无法满足文物展出的需要，台湾当局决定，在台北郊区外双溪专门建造一座现代化博物馆，这里“位于阳明山公园计划区域，群山环抱，嘉木葱翠，为台北近郊主要游憩地点之一，与市区交通联系亦称便利。另一方面，外双溪亦‘为离高区最近，可以构筑山洞的唯一地点’，战时可以保障文物安全。”
参见那志良：《我与故宫五十年》，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172页。新馆于1962年8月奠基，1964年3月正式动工，1965年10月新馆落成，11月12日孙中山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开馆。
台北故宫博物院外型仿造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主体建筑共有4层，总面积7204平方米，白墙绿瓦，正院呈梅花形，院前广场耸立五间六柱冲天式牌坊，整座建筑庄重典雅，富有中华民族特色。大陆迁台的文物构成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庋藏文物的主体，截至2014年末，馆藏文物达69.6万余件。
台北故宫博物院无论是建筑的民族风格、庋藏文物的文化内涵，还是故宫文物南迁所代表的民族精神，都成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