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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6·11”成都被日机大轰炸那天，一位即将离开成都返回美国的美国友人德慕克（Paul Clifford Domke又译为多姆克）遭遇了这次大轰炸。他用他的摄影器材和文字记录了它。德慕克80多年前的中国之行，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和电影资料。上世纪90年代，其家人把德慕克生前珍藏的这些照片和电影资料捐献给了他的母校美国明尼苏达州卡尔顿学院（Carleton College）。2020年，其校图书馆员刘湘蕙借助一种众人辨认研究方案（Crowdsourcing Project）着手解读这些照片。四川大学戚亚男编辑有幸受邀参与其中，并且意外地发现了“6·11”成都大轰炸的历史影像资料。
成都大轰炸影像史料拍摄者其人
德慕克是1937年被卡尔顿学院派往中国山西省汾阳铭义中学当教师的志愿者。汾阳铭义中学是卡尔顿学院在1915年协助创办的。卡尔顿学院每年都派遣志愿老师前往铭义中学教书两年。
德慕克在读高中二年级时就对中国和日本产生了兴趣，当时日军开始入侵中国东北三省。他关注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这一行径，经常就此话题在公民学课上做报告。1935年秋天，德慕克到卡尔顿学院读书。1937年春，他申请到中国山西汾阳铭义中学教书的项目获批准。七七事变后，他不顾家人与朋友的担心，毅然登上了开往中国的轮船，到达天津、北京，再到汾阳。
1938年6月，德慕克在朋友万慕德（Herbert Van Meter）的陪同下专门去延安参观，得到毛泽东的接见。在会谈时，毛泽东希望他们能够广泛地宣传中国共产党主张抗日的态度。
德慕克1939年8月回到美国，1940年6月从卡尔顿学院毕业后，参军返回中国;以后被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列为特别小组成员派往印度参与训练中国军队。之后，德慕克在昆明和桂林参与为中国军队建立步兵训练中心，并担任培训中国通信军官的教官。1944年7月，德慕克作为第一批美军观察组，史称迪克西使团（Dixie Mission）成员驻留延安。这是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第一次开展合作，是抗日战争史上的一件大事。当德慕克在延安再次见到毛泽东时，后者似乎还记得5年前在汾阳铭义中学当教师的他。
喜好旅游、爱好摄影的德慕克初来中国时就带了一台照相机，走到哪里就拍到哪里。德慕克还接受在中国的美国福克斯电影公司电影制作人的建议，在中国购买了一台柯达16毫米摄影机来拍摄活动的影像。德慕克在中国天津、北京、汾阳、临汾、西安、成都、宝鸡、宜昌、昆明等很多地方都待过，因而留下了上千张照片和一些电影资料。[1]
在成都遭遇跑警报
1939年4月，德慕克随逃难师生迁移到成都近郊的金堂县。在金堂教书期间，德慕克结识了一些华西协合大学的外籍教师。大约在1939年4月底5月初，德慕克结束了在铭义中学教书的工作，准备回美国继续完成他的大学学业。他5月初来到成都。就在德慕克计划于6月中旬离开成都期间，发生了日机对成都的大轰炸。
其时德慕克从金堂来到成都，住在市区棉花街朋友家里，安排回美国前的事务。当时重庆正经历了“5·3”“5·4”两次大轰炸。日机在无差别轰炸中大量使用燃烧弹，造成平民和外侨死伤5000多人。大火燃烧了两天才被扑灭，重庆市有三分之一的房屋被毁。蒋介石在重庆被轰炸后的第3天，向成都下达了紧急疏散省城市民的手谕。
就在重庆大轰炸的第5天，5月8日凌晨日机夜袭成都无果。上海的《申报》以题为《成都夜闻空袭警报但无日机出现》，成都的《新新新闻》以题为《昨晨两次发警报敌机数十突袭蓉盘旋上东各县确因迷途折返》报道了这次事件。尽管这次日机空袭没有成功，但也给成都市民带来了惊吓。当时在夜间疏散过程中因拥挤，有数十位市民死伤。
8日下午，四川省疏散重要城市人口临时委员会在省府紧急召开会议，具体部署成都疏散的办法，中央财政和省财政分别拨款30万与10万用于疏散，首先考虑学校的搬迁;其次在市郊修建大批草房提供给平民居住等等。[2]
德慕克当天在给他父母的信中专门写到这次空袭事件：“今天早上凌晨1点15分，成都从宁静的沉睡中被异常的警报声惊醒。凄厉的警报声发出了不祥的预告，警告大家可能有日本飛机来轰炸的危险。成千上万的成都市民带着他们的孩子……以及所有任何他们能顺手带走的东西，紧急离开市区去郊外避难。”[3]然而两三个小时过去了，日机没有来，解除警报声响了，市民们开始回城。就在人们刚返回家不久，凌晨5点空袭警报再次响起，大家不得不又像先前那样冲出市区躲空袭;但日机仍未飞来。凌晨6点30分又响起了解除警报声。
德慕克出门看到市区的景象是“人力车，汽车以及行人都纷纷离开市区，人们正竭尽全力前往市区外的村庄避难。”他在信中还写道：“看来成都很快就会成为被日本飞机轰炸的重点，除非中国的防御措施能够拦截日本飞机侵入成都，但这很困难，日本人有很多飞机，而且日本飞机还用从美国进口的燃料。”[4]
鉴于当时的情形，为了安全，德慕克可能在6月初就从城里搬到了城南郊外的私立华西协合大学校园里，居住于该大学的加籍牙科医生甘如醴（W.G.Campbell）家里。该大学是1910年由美国、加拿大和英国三国的五个基督教差会创办的。这片地区又称为华西坝。华西坝的北面紧邻锦江，坝上有小溪、有农田，农民、市民进出自由，完全是一个开放的大学，是城市的后花园。为躲避战争，当时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山东的齐鲁大学等教会大学迁到华西坝与华西协合大学联合办学。
亲历“6·11”成都大轰炸
1939年6月11日，星期天，一个晴朗的日子。下午，日机54架窜入川东后分为两组，分别向重庆与成都扑来。成都市在17时50分发出预警警报，表示敌机有入川的可能;18时30分，空袭警报响了，表示敌机将要来临，19时10分发出紧急警报，表示敌机即将来临。19时30分，27架日机侵入成都市上空。中国空军第5大队27架战机升空，与日军展开激烈空战，击落日机3架。日机在长达1小时左右的空袭中，[5]在繁华商业区和居民稠密区投炸弹86枚，燃烧弹25枚，炸死226人，炸伤432人，损毁房屋4709间，制造了“6·11”惨案。[6] 这天下午两点过，甘如醴就离开成都外出，只留德慕克与仆人在家里。借居城南郊外华西坝的德慕克对城里17时50分发出的预警警报完全不知道，甚至18时30分的空袭警报声也没有听到。但德慕克“被飞机的轰鸣声音吸引了，中国飞机从大学附近的田野升起”。他“看见有18架飞机开始在城市上空盘旋”，却还没有意识到日机的空袭即将来临。直到他看见“城市里的市民穿过校园迅速地跑向离城区更远的郊外，学生们也跑出了校园”时，一位仆人告诉德慕克空袭警报响了，他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尽管这样，德慕克还是如约去了华西坝上前副校务长宋道明（G.W. Sparling）家去吃晚餐。
就在德慕克在宋道明家里快要吃完晚餐时，屋内壁炉上方烟囱洞的盖子“砰”地一声掉了下来，同时德慕克“听到了炸弹的爆炸声”。他尽可能地冷静地对大家说：“日机到了！”
德慕克等随即冲到门口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到了门口，德慕克“听到近在咫尺落下的炸弹的嘎嘎声和急速声”，一枚炸弹落在宋道明家的附近爆炸了。他们赶紧回头，跑进屋内，一头扎进桌子底下。完全出乎德慕克的意料之外，日本人把炸弹投到了教会大学的校园里。当初德慕克专门从城里搬到郊外的这所教会大学里来，就是为了躲避日机的空袭;没想到在他认为安全的地方还差点被炸到。
德慕克很快就镇定下来，再次走到屋门口，抬头望向天空，看到“大型轰炸机像一排排紧密的黑雁一样向南飞”。德慕克数了一下有26架日机。这批日机经过校园上空向南逃窜，地面上的中国军队发射曳光弹……
空袭结束后，德慕克随华西坝五大学国际救护队的外籍医生吉士道（H.J.Mullett）、启真道（L.G.Kilborn）、高文明（W.Crawford）去查看灾情。刚走到校门就看到了“河边一栋房子被炸了，一名年轻的中国女学生被炸死，还有几人受伤。”[7]这名被炸死的中国女学生是华西协合大学理学院制药学系二年级女生黄孝逴。她是五大学国际救护队队员。听到空袭警报时，黄孝逴与同学从校外赶回学校，到救护队集合地点集结参加救护工作。就在她们快要进校门时，一枚弹片击中了黄孝逴的后脑，令其当场身亡。
上海《申报》在7月24日刊登的《华西大学被炸惨状》的报道说：
7时20分，日机即到达市空，阵形如W字，由北直向南飞，经过华西大学，其高度约为五六千公尺，炸该校之第一弹落江边，距该校教员住宅甚近。该校李哲生医生（美人）住宅被炸，其夫人右肩受伤，金陵大学陈裕光校长住宅，亦被炸毀，全家受伤，该校制药系第二年级学生黃孝逴，及齐鲁大学女生崔之华，因参加救护工作，于第一次警报后，即到该地集合，黃生身受重伤，立即毙命，崔生亦受重伤。[8]
随后德慕克一行人进城到位于四圣祠街的仁济男医院与惜字宫街仁济女医院查看伤员情况。这两家医院当时为“华西中大齐大三大学联合医院”。 德慕克在给朋友写的信里记录了整个过程：
这时候，城市的大火已经照亮了整个天空。士兵们在街道上沿着河边巡逻，并大声喊叫，要大家把所有的灯光都关掉，并远离街道。但是好像这是这个国家的惯例一样，很少有人注意他们的提醒，人群开始来来回回地奔跑。沿着河岸有几具尸体，他们都是被炸飞的砖块和弹片击中的。其中一些尸体被炸得惨不忍睹！我们由南门进入城市，并经过火灾现场向医院的方向前进。但是由于我们无法太靠近火灾区，而且几乎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做的，所以我们继续前往两家医院。在那里，我们发现已经有一些伤者被送到了。当我们到达仁济男医院时，已经有80多个伤员送到医院了。由于所有的护士和医生都在场，没有震惊，一切似乎像平常程序一样顺利进行。手术室里忙着处理危重伤员。走廊两旁排满了伤员，这些伤员都依次被送入医院急救。伤员们的头部、胸部、股部和腿部有严重的伤口，那真是血腥。护士们忙于给伤员服用吗啡并提供一些紧急救护。我们帮不上忙，我们出去看到有几个伤员被带到教堂接受治疗，那里只有少数伤员。布朗牧师正在为安顿一些难民当天夜晚来过夜做准备。我们去仁济女医院看看情况如何，那里的伤者数量比仁济男医院的少些。
德慕克等人从城里回到华西坝后，又到校园查看，他写道：
到达校园后，我们看见许多伤员被送到事务所，学生们拿着稻草和其它材料充当卧具，供不幸的伤员使用。在那里，我们能够帮一点忙。我们帮伤员可以比较舒适地休息或躺着，并且我们也帮助采取一些小的急救工作。很高兴看到一些学生从事这些工作，他们一些人在急救伤员，一些人帮助担架上的伤员。一些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女学生手里拿着烧瓶和热水罐，许多人拿着稻草在做被褥，其他人则安慰伤者及家属。看到金女大的校长吴贻芳和她周围的一群女学生，这是令人鼓舞的景象，她冷静地发出指示，要求女学生们轮流在晚上值班。我和医生伙伴都累得筋疲力尽了，在凌晨1点之后我们才上床睡觉。[9]
拍摄了“6·11”成都大轰炸事件历史影像资料
第二天一早，德慕克带上照相机到华西坝看看头天傍晚被日机轰炸后的校园受到了怎样的破坏。他看到日机在华西坝投下的第1枚炸弹是在临近河边的校门附近，那里“簡直是糟透了，从那里路过的女学生根本没有机会活着走出来，附近大点的房子也被爆炸的弹片和砖块弄得伤痕累累了”。
第2枚、第3枚炸弹几乎是同时投下的，“在图书馆和博物馆大楼附近地上有两个窟窿是两枚投下来的炸弹造成的。一枚炸弹落在建筑物侧面约12米，另一枚炸弹落在建筑物末端约30米，这两枚炸弹与建筑物成一直线 ， 幸好未爆炸。”从德慕克描述来看，这两枚炸弹是同一架日机投下的，好在没有爆炸，不然博物馆里的文物就遭殃了。
第4枚炸弹落在明德中学学舍旁，该学舍当时为中央大学医学院教职员家眷寓所。炸弹“投到了树上，并在撞到地面之前就爆炸了，它留下了一个18或21米半径的弹坑。中央大学医学院宿舍的一个角落被炸开，一堵墙被炸倒。”这枚炸弹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把华西协合大学“新建的医疗附属机构建筑所有玻璃窗连着框架被炸掉了，医牙学院大楼的玻璃都碎了。”[10] 德慕克刚拍了华西坝被日机轰炸后的惨状照片后，空袭警报又响了。他在外面躲了一段时间，日机没有再来了。之后，德慕克又专门进入成都市区，除了带上照相机外，还带了16 毫米电影摄影机，拍摄了被日机轰炸后的成都市区。这就是2020年戚亚男受邀参与刘湘蕙辨认德慕克家人捐赠的照片时意外发现的“6·11”成都大轰炸的历史影像资料。
意外发现“6·11”成都大轰炸的历史影像资料
戚亚男在德慕克拍摄的照片里看到有10多张是被炸毁的民房，其中有两张可以确定是华西坝被日机炸毁的房屋，而其余的不能确定是否是成都的被日机轰炸的民房;因为德慕克去过很多地方。随后他看到了1939年德慕克拍摄的16毫米的电影资料，有16分钟，没有被辨认前的标题是“吴哥窟、香港、澳门”。但是戚亚男发现电影胶片里面拍摄的内容是都江堰、背夫、纤夫、水牛犁田、华西协合大学等场景。在电影末尾，有5分钟被轰炸的城市民房的镜头;其中有与那些被日机炸毁的房屋照片重合的镜头，最后一个镜头画面是成都中国银行被炸后的场景。据史料记载，“6·11”成都大轰炸时，位于东御街的成都中国银行建筑被日机炸毁，[11]由此可以确定德慕克拍摄的被轰炸的城市民房应该就是成都的。而刘湘蕙也在卡尔顿学院收藏的德慕克当年写给朋友的信件里看到了“6·11”成都大轰炸第二天他写的亲历的过程，这也就更证实德慕克拍摄的被轰炸的城市惨状属于“6·11”成都大轰炸事件。随后卡尔顿学院的档案部门立刻对德慕克拍摄的电影资料标题进行修正。
成都大轰炸是二战期间日军对成都平民惨无人道的轰炸行为，是成都市民难以忘却的伤痛。自1938年11月8日至1944年11月止，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成都被日机轰炸了31次。其间日机共出动飞机921架次，投弹2455枚，造成5337人死伤（其中死1762人，伤3575人），炸毁房屋15208间。[12]其中，尤以1939年6月11日、1940年7月24日和1941年7月27日的三次轰炸最为惨烈。
限于那时照相机、电影摄影机的稀缺，能留下的被日机轰炸后的摄影资料，特别是电影胶片这样的影像史料非常少，以至于现在各种关于成都大轰炸的出版物、展览等所展示的照片并不多。
而卡尔顿学院在中国项目（https：//contentdm.carleton.edu/digital/collection/Carl_In_China）通过数字技术以这种众人辨认影像史料的研究方式证实了历史事件，展示了美国友人德慕克在中国全民族抗战期间对中国人民所表现出的正义关怀。德慕克的这些尘封了80多年的影像史料是揭露抗战期间日机轰炸成都，给成都市民带来灾难的铁证。
注释：
[1]《德慕克中国中西部口述史访谈》，由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赵丰慧、寇一帆翻译，袁西玲教授审校。
[2]川康社：《疏散会昨开重要会议蓉市疏散办法具体决定》，《新新新闻》1939年5月9日。
[3][4][7][9][10]美国卡尔顿学院收藏德慕克信函，藏美国卡尔顿学院档案馆。https：//www.carleton.edu/library/collections/archives/
[5]成都航讯：《成都被日机空袭》，《申报》1939年6月22日。
[6][12]成都市國防教育学会、成都市人民防空办公室编著《成都大轰炸》，中国和平出版社（北京）2009年版。
[8]成都特讯：《华西大学被炸惨状》，《申报》1939年7月24日。
[11]唐润明主编、罗永华副主编，唐润明、胡懿、罗永华等编《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财产损失·同业工会部分（上）》，重庆出版社2013年版，第174页。
作者 戚亚男：四川大学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办公室编辑
刘湘蕙：美国卡尔顿学院编目和数字服务图书馆员
成都大轰炸影像史料拍摄者其人
德慕克是1937年被卡尔顿学院派往中国山西省汾阳铭义中学当教师的志愿者。汾阳铭义中学是卡尔顿学院在1915年协助创办的。卡尔顿学院每年都派遣志愿老师前往铭义中学教书两年。
德慕克在读高中二年级时就对中国和日本产生了兴趣，当时日军开始入侵中国东北三省。他关注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这一行径，经常就此话题在公民学课上做报告。1935年秋天，德慕克到卡尔顿学院读书。1937年春，他申请到中国山西汾阳铭义中学教书的项目获批准。七七事变后，他不顾家人与朋友的担心，毅然登上了开往中国的轮船，到达天津、北京，再到汾阳。
1938年6月，德慕克在朋友万慕德（Herbert Van Meter）的陪同下专门去延安参观，得到毛泽东的接见。在会谈时，毛泽东希望他们能够广泛地宣传中国共产党主张抗日的态度。
德慕克1939年8月回到美国，1940年6月从卡尔顿学院毕业后，参军返回中国;以后被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列为特别小组成员派往印度参与训练中国军队。之后，德慕克在昆明和桂林参与为中国军队建立步兵训练中心，并担任培训中国通信军官的教官。1944年7月，德慕克作为第一批美军观察组，史称迪克西使团（Dixie Mission）成员驻留延安。这是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第一次开展合作，是抗日战争史上的一件大事。当德慕克在延安再次见到毛泽东时，后者似乎还记得5年前在汾阳铭义中学当教师的他。
喜好旅游、爱好摄影的德慕克初来中国时就带了一台照相机，走到哪里就拍到哪里。德慕克还接受在中国的美国福克斯电影公司电影制作人的建议，在中国购买了一台柯达16毫米摄影机来拍摄活动的影像。德慕克在中国天津、北京、汾阳、临汾、西安、成都、宝鸡、宜昌、昆明等很多地方都待过，因而留下了上千张照片和一些电影资料。[1]
在成都遭遇跑警报
1939年4月，德慕克随逃难师生迁移到成都近郊的金堂县。在金堂教书期间，德慕克结识了一些华西协合大学的外籍教师。大约在1939年4月底5月初，德慕克结束了在铭义中学教书的工作，准备回美国继续完成他的大学学业。他5月初来到成都。就在德慕克计划于6月中旬离开成都期间，发生了日机对成都的大轰炸。
其时德慕克从金堂来到成都，住在市区棉花街朋友家里，安排回美国前的事务。当时重庆正经历了“5·3”“5·4”两次大轰炸。日机在无差别轰炸中大量使用燃烧弹，造成平民和外侨死伤5000多人。大火燃烧了两天才被扑灭，重庆市有三分之一的房屋被毁。蒋介石在重庆被轰炸后的第3天，向成都下达了紧急疏散省城市民的手谕。
就在重庆大轰炸的第5天，5月8日凌晨日机夜袭成都无果。上海的《申报》以题为《成都夜闻空袭警报但无日机出现》，成都的《新新新闻》以题为《昨晨两次发警报敌机数十突袭蓉盘旋上东各县确因迷途折返》报道了这次事件。尽管这次日机空袭没有成功，但也给成都市民带来了惊吓。当时在夜间疏散过程中因拥挤，有数十位市民死伤。
8日下午，四川省疏散重要城市人口临时委员会在省府紧急召开会议，具体部署成都疏散的办法，中央财政和省财政分别拨款30万与10万用于疏散，首先考虑学校的搬迁;其次在市郊修建大批草房提供给平民居住等等。[2]
德慕克当天在给他父母的信中专门写到这次空袭事件：“今天早上凌晨1点15分，成都从宁静的沉睡中被异常的警报声惊醒。凄厉的警报声发出了不祥的预告，警告大家可能有日本飛机来轰炸的危险。成千上万的成都市民带着他们的孩子……以及所有任何他们能顺手带走的东西，紧急离开市区去郊外避难。”[3]然而两三个小时过去了，日机没有来，解除警报声响了，市民们开始回城。就在人们刚返回家不久，凌晨5点空袭警报再次响起，大家不得不又像先前那样冲出市区躲空袭;但日机仍未飞来。凌晨6点30分又响起了解除警报声。
德慕克出门看到市区的景象是“人力车，汽车以及行人都纷纷离开市区，人们正竭尽全力前往市区外的村庄避难。”他在信中还写道：“看来成都很快就会成为被日本飞机轰炸的重点，除非中国的防御措施能够拦截日本飞机侵入成都，但这很困难，日本人有很多飞机，而且日本飞机还用从美国进口的燃料。”[4]
鉴于当时的情形，为了安全，德慕克可能在6月初就从城里搬到了城南郊外的私立华西协合大学校园里，居住于该大学的加籍牙科医生甘如醴（W.G.Campbell）家里。该大学是1910年由美国、加拿大和英国三国的五个基督教差会创办的。这片地区又称为华西坝。华西坝的北面紧邻锦江，坝上有小溪、有农田，农民、市民进出自由，完全是一个开放的大学，是城市的后花园。为躲避战争，当时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山东的齐鲁大学等教会大学迁到华西坝与华西协合大学联合办学。
亲历“6·11”成都大轰炸
1939年6月11日，星期天，一个晴朗的日子。下午，日机54架窜入川东后分为两组，分别向重庆与成都扑来。成都市在17时50分发出预警警报，表示敌机有入川的可能;18时30分，空袭警报响了，表示敌机将要来临，19时10分发出紧急警报，表示敌机即将来临。19时30分，27架日机侵入成都市上空。中国空军第5大队27架战机升空，与日军展开激烈空战，击落日机3架。日机在长达1小时左右的空袭中，[5]在繁华商业区和居民稠密区投炸弹86枚，燃烧弹25枚，炸死226人，炸伤432人，损毁房屋4709间，制造了“6·11”惨案。[6] 这天下午两点过，甘如醴就离开成都外出，只留德慕克与仆人在家里。借居城南郊外华西坝的德慕克对城里17时50分发出的预警警报完全不知道，甚至18时30分的空袭警报声也没有听到。但德慕克“被飞机的轰鸣声音吸引了，中国飞机从大学附近的田野升起”。他“看见有18架飞机开始在城市上空盘旋”，却还没有意识到日机的空袭即将来临。直到他看见“城市里的市民穿过校园迅速地跑向离城区更远的郊外，学生们也跑出了校园”时，一位仆人告诉德慕克空袭警报响了，他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尽管这样，德慕克还是如约去了华西坝上前副校务长宋道明（G.W. Sparling）家去吃晚餐。
就在德慕克在宋道明家里快要吃完晚餐时，屋内壁炉上方烟囱洞的盖子“砰”地一声掉了下来，同时德慕克“听到了炸弹的爆炸声”。他尽可能地冷静地对大家说：“日机到了！”
德慕克等随即冲到门口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到了门口，德慕克“听到近在咫尺落下的炸弹的嘎嘎声和急速声”，一枚炸弹落在宋道明家的附近爆炸了。他们赶紧回头，跑进屋内，一头扎进桌子底下。完全出乎德慕克的意料之外，日本人把炸弹投到了教会大学的校园里。当初德慕克专门从城里搬到郊外的这所教会大学里来，就是为了躲避日机的空袭;没想到在他认为安全的地方还差点被炸到。
德慕克很快就镇定下来，再次走到屋门口，抬头望向天空，看到“大型轰炸机像一排排紧密的黑雁一样向南飞”。德慕克数了一下有26架日机。这批日机经过校园上空向南逃窜，地面上的中国军队发射曳光弹……
空袭结束后，德慕克随华西坝五大学国际救护队的外籍医生吉士道（H.J.Mullett）、启真道（L.G.Kilborn）、高文明（W.Crawford）去查看灾情。刚走到校门就看到了“河边一栋房子被炸了，一名年轻的中国女学生被炸死，还有几人受伤。”[7]这名被炸死的中国女学生是华西协合大学理学院制药学系二年级女生黄孝逴。她是五大学国际救护队队员。听到空袭警报时，黄孝逴与同学从校外赶回学校，到救护队集合地点集结参加救护工作。就在她们快要进校门时，一枚弹片击中了黄孝逴的后脑，令其当场身亡。
上海《申报》在7月24日刊登的《华西大学被炸惨状》的报道说：
7时20分，日机即到达市空，阵形如W字，由北直向南飞，经过华西大学，其高度约为五六千公尺，炸该校之第一弹落江边，距该校教员住宅甚近。该校李哲生医生（美人）住宅被炸，其夫人右肩受伤，金陵大学陈裕光校长住宅，亦被炸毀，全家受伤，该校制药系第二年级学生黃孝逴，及齐鲁大学女生崔之华，因参加救护工作，于第一次警报后，即到该地集合，黃生身受重伤，立即毙命，崔生亦受重伤。[8]
随后德慕克一行人进城到位于四圣祠街的仁济男医院与惜字宫街仁济女医院查看伤员情况。这两家医院当时为“华西中大齐大三大学联合医院”。 德慕克在给朋友写的信里记录了整个过程：
这时候，城市的大火已经照亮了整个天空。士兵们在街道上沿着河边巡逻，并大声喊叫，要大家把所有的灯光都关掉，并远离街道。但是好像这是这个国家的惯例一样，很少有人注意他们的提醒，人群开始来来回回地奔跑。沿着河岸有几具尸体，他们都是被炸飞的砖块和弹片击中的。其中一些尸体被炸得惨不忍睹！我们由南门进入城市，并经过火灾现场向医院的方向前进。但是由于我们无法太靠近火灾区，而且几乎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做的，所以我们继续前往两家医院。在那里，我们发现已经有一些伤者被送到了。当我们到达仁济男医院时，已经有80多个伤员送到医院了。由于所有的护士和医生都在场，没有震惊，一切似乎像平常程序一样顺利进行。手术室里忙着处理危重伤员。走廊两旁排满了伤员，这些伤员都依次被送入医院急救。伤员们的头部、胸部、股部和腿部有严重的伤口，那真是血腥。护士们忙于给伤员服用吗啡并提供一些紧急救护。我们帮不上忙，我们出去看到有几个伤员被带到教堂接受治疗，那里只有少数伤员。布朗牧师正在为安顿一些难民当天夜晚来过夜做准备。我们去仁济女医院看看情况如何，那里的伤者数量比仁济男医院的少些。
德慕克等人从城里回到华西坝后，又到校园查看，他写道：
到达校园后，我们看见许多伤员被送到事务所，学生们拿着稻草和其它材料充当卧具，供不幸的伤员使用。在那里，我们能够帮一点忙。我们帮伤员可以比较舒适地休息或躺着，并且我们也帮助采取一些小的急救工作。很高兴看到一些学生从事这些工作，他们一些人在急救伤员，一些人帮助担架上的伤员。一些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女学生手里拿着烧瓶和热水罐，许多人拿着稻草在做被褥，其他人则安慰伤者及家属。看到金女大的校长吴贻芳和她周围的一群女学生，这是令人鼓舞的景象，她冷静地发出指示，要求女学生们轮流在晚上值班。我和医生伙伴都累得筋疲力尽了，在凌晨1点之后我们才上床睡觉。[9]
拍摄了“6·11”成都大轰炸事件历史影像资料
第二天一早，德慕克带上照相机到华西坝看看头天傍晚被日机轰炸后的校园受到了怎样的破坏。他看到日机在华西坝投下的第1枚炸弹是在临近河边的校门附近，那里“簡直是糟透了，从那里路过的女学生根本没有机会活着走出来，附近大点的房子也被爆炸的弹片和砖块弄得伤痕累累了”。
第2枚、第3枚炸弹几乎是同时投下的，“在图书馆和博物馆大楼附近地上有两个窟窿是两枚投下来的炸弹造成的。一枚炸弹落在建筑物侧面约12米，另一枚炸弹落在建筑物末端约30米，这两枚炸弹与建筑物成一直线 ， 幸好未爆炸。”从德慕克描述来看，这两枚炸弹是同一架日机投下的，好在没有爆炸，不然博物馆里的文物就遭殃了。
第4枚炸弹落在明德中学学舍旁，该学舍当时为中央大学医学院教职员家眷寓所。炸弹“投到了树上，并在撞到地面之前就爆炸了，它留下了一个18或21米半径的弹坑。中央大学医学院宿舍的一个角落被炸开，一堵墙被炸倒。”这枚炸弹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把华西协合大学“新建的医疗附属机构建筑所有玻璃窗连着框架被炸掉了，医牙学院大楼的玻璃都碎了。”[10] 德慕克刚拍了华西坝被日机轰炸后的惨状照片后，空袭警报又响了。他在外面躲了一段时间，日机没有再来了。之后，德慕克又专门进入成都市区，除了带上照相机外，还带了16 毫米电影摄影机，拍摄了被日机轰炸后的成都市区。这就是2020年戚亚男受邀参与刘湘蕙辨认德慕克家人捐赠的照片时意外发现的“6·11”成都大轰炸的历史影像资料。
意外发现“6·11”成都大轰炸的历史影像资料
戚亚男在德慕克拍摄的照片里看到有10多张是被炸毁的民房，其中有两张可以确定是华西坝被日机炸毁的房屋，而其余的不能确定是否是成都的被日机轰炸的民房;因为德慕克去过很多地方。随后他看到了1939年德慕克拍摄的16毫米的电影资料，有16分钟，没有被辨认前的标题是“吴哥窟、香港、澳门”。但是戚亚男发现电影胶片里面拍摄的内容是都江堰、背夫、纤夫、水牛犁田、华西协合大学等场景。在电影末尾，有5分钟被轰炸的城市民房的镜头;其中有与那些被日机炸毁的房屋照片重合的镜头，最后一个镜头画面是成都中国银行被炸后的场景。据史料记载，“6·11”成都大轰炸时，位于东御街的成都中国银行建筑被日机炸毁，[11]由此可以确定德慕克拍摄的被轰炸的城市民房应该就是成都的。而刘湘蕙也在卡尔顿学院收藏的德慕克当年写给朋友的信件里看到了“6·11”成都大轰炸第二天他写的亲历的过程，这也就更证实德慕克拍摄的被轰炸的城市惨状属于“6·11”成都大轰炸事件。随后卡尔顿学院的档案部门立刻对德慕克拍摄的电影资料标题进行修正。
成都大轰炸是二战期间日军对成都平民惨无人道的轰炸行为，是成都市民难以忘却的伤痛。自1938年11月8日至1944年11月止，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成都被日机轰炸了31次。其间日机共出动飞机921架次，投弹2455枚，造成5337人死伤（其中死1762人，伤3575人），炸毁房屋15208间。[12]其中，尤以1939年6月11日、1940年7月24日和1941年7月27日的三次轰炸最为惨烈。
限于那时照相机、电影摄影机的稀缺，能留下的被日机轰炸后的摄影资料，特别是电影胶片这样的影像史料非常少，以至于现在各种关于成都大轰炸的出版物、展览等所展示的照片并不多。
而卡尔顿学院在中国项目（https：//contentdm.carleton.edu/digital/collection/Carl_In_China）通过数字技术以这种众人辨认影像史料的研究方式证实了历史事件，展示了美国友人德慕克在中国全民族抗战期间对中国人民所表现出的正义关怀。德慕克的这些尘封了80多年的影像史料是揭露抗战期间日机轰炸成都，给成都市民带来灾难的铁证。
注释：
[1]《德慕克中国中西部口述史访谈》，由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赵丰慧、寇一帆翻译，袁西玲教授审校。
[2]川康社：《疏散会昨开重要会议蓉市疏散办法具体决定》，《新新新闻》1939年5月9日。
[3][4][7][9][10]美国卡尔顿学院收藏德慕克信函，藏美国卡尔顿学院档案馆。https：//www.carleton.edu/library/collections/archives/
[5]成都航讯：《成都被日机空袭》，《申报》1939年6月22日。
[6][12]成都市國防教育学会、成都市人民防空办公室编著《成都大轰炸》，中国和平出版社（北京）2009年版。
[8]成都特讯：《华西大学被炸惨状》，《申报》1939年7月24日。
[11]唐润明主编、罗永华副主编，唐润明、胡懿、罗永华等编《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财产损失·同业工会部分（上）》，重庆出版社2013年版，第174页。
作者 戚亚男：四川大学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办公室编辑
刘湘蕙：美国卡尔顿学院编目和数字服务图书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