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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语言是具有能指和所指两个方面的符号系统，它们之间的错位背离构成文本张力，从而形成了文学作品的内涵。而余华的《活着》便是通过语言符号中二者的三层关系，以一种看似单纯却充满象征、隐喻的手法来寄托对现实的思考，向读者诠释了何为活着的意义。
关键词：余华；符号学；隐喻
一、能指和所指的内涵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其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语言符号概念，即能指和所指。他认为语言意义来源于能指和所指的结合，能指表现为声音或者形象，即符号的物质形式，所指则是由该声音和形象在人心理所产生的概念，即符号的内容。而法国学者罗兰·巴特在此基础上提出文学符号的概念，拓展了能指和所指的含义。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中的能指和所指是完全相等的关系，而罗兰·巴特则认为符号有两个层次的表意系统，索绪尔提出的二者相等关系只是符号表意的第一个层次，称为所指意义，当第一层次的符号又作为第二层表意系统的能指时，就会产生一个新的所指，为内涵意义。而文学之所以可以引人深思，耐人寻味恰是因为第二层表意系统——内涵意义。
二.二指多义下的文本内涵
《活着》讲述了主人公福贵漫长一生中面对亲人接连离去，最后只剩下一头老牛与之相依为命的故事。小说原文虽也较长，可福贵这一生风风雨雨几十年，以上寥寥几笔便可全部概括。论文选取最后一章苦根死后的内容进行文本细读。在这部分中福贵的一生已经趋于平静，看不到波澜，情感上冷静和情节的平缓更适合拿出研究其文本语言。
罗兰·巴特认为，文学同语言一样是一种符号，二者不同之处在于语言符号中的能指和所指是相等关系，而文学文本是对等关系。一个词语作为一个单纯的语言符号时，它的形象和概念是完全一对一的相等关系，但它作为一个文学符号时，它便具有了象征意义，能指和所指会产生背离和错位，从而使文学作品更加具有象征性和哲理性。而在具有虚构性质的叙事文中，能指和所指的关系颇为复杂，主要包括四种情况：能指约等于所指，能指大于所指，能指小于所指，能指不等于所指。第一种情况“能指约等于所指”在叙事文中较为普遍，其表达方式与读者常识十分接近，不做过多讨论，将重点分析后三种能指和所指的关系。
“能指大于所指”指一个能指对应多个所指，换言之就是能指可以产生多重所指。罗兰巴特表示这种方法依靠切断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惯常、固定、单一的联系，创造新的联系，从而产生新的意义。在文学作品中无论是语音、语词、语句、语段、语篇还是整个文本都可以作为能指，通过切断能指与固定所指的联系，重新组编能指与所指的联系，造成能指与所指的张力，增加所指的厚度。
从小说《活着》选取的文本中，多次出现了“钱”这个词，无论是最初所说的年轻时“靠着祖上的钱风光了一阵子”的“钱”，还是之后“凑够了买牛的钱”，“揣在怀里的钱”，到最后买牛时的“给钱”，“数钱”。“钱”的概念充斥在小说每个角落。G·里在奇曾将语言的意义现象分为七种类型，其中第一种类型即通常所说的词的直接指示意义或本义，这是人的知识信息内容的基本单元。因此分析一个词汇，应当看看它的本义是什么。“钱”传统意义上指财富，以及用于等价交换的货币。但该词汇作为文学作品的一个能指符号时，意义就得到丰富。文本中，“钱”在福贵年青时期游手好闲的时候，它的意义为本义，是财富和货幣。但它作为“买牛的钱”和“揣在怀里的钱”时，就被赋予新的内涵。这些“钱”成为老人福贵用来构建自己未来美好日子的珍贵之物。在他想象的日子里，有他，有一头牛，彼此相伴，牛可以“帮自己干活”，可以“心里闷了说说话”，可以“牵着去水边吃草”。这里的“钱”寄托了老人对于未来生活的希望和期待。然而，“钱”出现在老人买牛“给钱”，“数钱”的时候其意义再一次发生变化。对于这笔钱的数量，小说中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但在小说中，当老人买下牛的时候，那个杀牛男人笑嘻嘻的神情，和嘴里说着几个“合算，合算”，不难推测这笔钱的数额是可观的，超出老牛的价值，这显然违背了“钱”用于等价交换的本义。但实际上这里的“钱”确实已经超越它的本义，钱很值钱，但老牛比很值钱的钱还要值钱，此处的“钱”不再是财富，也不是老牛，而是生命，它象征生命的价值，生命是无价之宝。
“能指小于所指”，简单而言 就是指一个所指可对应多个能指，多个能指全都说明或者象征某个特定的所指。文本中，叙述者“我”是一个局外人，是福贵人生的旁观者，而在这个游离在小说边缘的“我”却在文本的不同地方，用不同方式，以不同语言多次表现了福贵与老牛的相似。首先是小说中众人猜测福贵和老牛都活不过两三年，然后是村里人对于老人和老牛能活到今时今日的事实感到不可思议，调侃二人为“两个老不死”。再后来，老人给老牛起名字时，起了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名字，都叫福贵，老人“左看右看觉得它像我”，直到“后来村里人也觉得像”，于是想来想去便给他起了一个和自己的一样的名字。小说里写两个人相依为命，一起偷懒，一起干活，直到最后在叙述者“我”的视线里，二者离开的身影都那样相似，“脚上都沾满了泥，走路的时候都微微晃动着身体”。文本中多处描写语作为多个能指不约而同指向了同一个所指，老人与牛，既为知己，又为亲人。
“能指不等于所指”表示叙述话语中言和意的对立，即所言非所意。在选定文本中，也蕴含着这种对立。小说中，叙述者多次提到无论是老人福贵，还是老牛，在众人，甚至在自己的眼中都命不久矣，会看牛的说“这牛活不过两三年了”，老人自己也想着“看看自己还能活几年”，“两三年足够了，我自己恐怕也活不了那么久”。然而，小说中恰恰是他们两个活得最久。在身边的人一个接着一个的死去，老人仍旧活着。在众人都嘲笑老人买了一头待宰老牛，一口咬定老牛活不过两三年的时候，老牛活了下去，在老人自己内心也认为自己活不过几年的时候，老人仍旧活了下来，。在从不间断的“死”的宣言之中，老人也好，老牛也罢，都一如既往的活着。死与活的对立，在或隐或现中贯穿了全文，小说结尾，内容上是开放的，我们不知道老人和老牛还会活多久，然在语言上庄严肃穆，颇有诗意，如圣经吟唱，天色渐晚，万物宁静，日子仍旧如同之前无数个日头一般运转，老人和他的老牛大概还会继续活着，好好活着，日复一日。
众所周知，符号学是研究符号意义的学问，即所有意义都是由符号表达，而文本是符号集合的有机体，也就是能指和所指集合的有机体，所以一个文本背后必然有情感和意义的流动，这也正是文学创作的意义之一。而余华借助这能指和所指的多层对应展开的文学张力，表达了一种关于生的哲学。
三、结语
小说《活着》中充满能指，这些能指超越了索绪尔所说的能指所指相等论，重建了语言学意义上的能指和所指关系，二者犹如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打破了语言的固定模式，展开文学张力，将活着的主题以更加开放自由的形式向我们娓娓道来。固于我执的太宰治曾写道：生而为人，我很抱歉。而写了活着的余华则说：人是为了活着本身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小说中的福贵和老牛是不同而又相似的两个个体，不同的是他们在生物学上的种类，相同的是他们对生的态度，生命无价，活着便是生存于世唯一的愿望。
参考文献：
[1] 罗兰·巴特.黄天源译.符号学原理[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
[2] 余华.活着[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
康健，女，1994年7月，山西晋中人，硕士学位，淮北师范大学，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欧美神话方向。
关键词：余华；符号学；隐喻
一、能指和所指的内涵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其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语言符号概念，即能指和所指。他认为语言意义来源于能指和所指的结合，能指表现为声音或者形象，即符号的物质形式，所指则是由该声音和形象在人心理所产生的概念，即符号的内容。而法国学者罗兰·巴特在此基础上提出文学符号的概念，拓展了能指和所指的含义。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中的能指和所指是完全相等的关系，而罗兰·巴特则认为符号有两个层次的表意系统，索绪尔提出的二者相等关系只是符号表意的第一个层次，称为所指意义，当第一层次的符号又作为第二层表意系统的能指时，就会产生一个新的所指，为内涵意义。而文学之所以可以引人深思，耐人寻味恰是因为第二层表意系统——内涵意义。
二.二指多义下的文本内涵
《活着》讲述了主人公福贵漫长一生中面对亲人接连离去，最后只剩下一头老牛与之相依为命的故事。小说原文虽也较长，可福贵这一生风风雨雨几十年，以上寥寥几笔便可全部概括。论文选取最后一章苦根死后的内容进行文本细读。在这部分中福贵的一生已经趋于平静，看不到波澜，情感上冷静和情节的平缓更适合拿出研究其文本语言。
罗兰·巴特认为，文学同语言一样是一种符号，二者不同之处在于语言符号中的能指和所指是相等关系，而文学文本是对等关系。一个词语作为一个单纯的语言符号时，它的形象和概念是完全一对一的相等关系，但它作为一个文学符号时，它便具有了象征意义，能指和所指会产生背离和错位，从而使文学作品更加具有象征性和哲理性。而在具有虚构性质的叙事文中，能指和所指的关系颇为复杂，主要包括四种情况：能指约等于所指，能指大于所指，能指小于所指，能指不等于所指。第一种情况“能指约等于所指”在叙事文中较为普遍，其表达方式与读者常识十分接近，不做过多讨论，将重点分析后三种能指和所指的关系。
“能指大于所指”指一个能指对应多个所指，换言之就是能指可以产生多重所指。罗兰巴特表示这种方法依靠切断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惯常、固定、单一的联系，创造新的联系，从而产生新的意义。在文学作品中无论是语音、语词、语句、语段、语篇还是整个文本都可以作为能指，通过切断能指与固定所指的联系，重新组编能指与所指的联系，造成能指与所指的张力，增加所指的厚度。
从小说《活着》选取的文本中，多次出现了“钱”这个词，无论是最初所说的年轻时“靠着祖上的钱风光了一阵子”的“钱”，还是之后“凑够了买牛的钱”，“揣在怀里的钱”，到最后买牛时的“给钱”，“数钱”。“钱”的概念充斥在小说每个角落。G·里在奇曾将语言的意义现象分为七种类型，其中第一种类型即通常所说的词的直接指示意义或本义，这是人的知识信息内容的基本单元。因此分析一个词汇，应当看看它的本义是什么。“钱”传统意义上指财富，以及用于等价交换的货币。但该词汇作为文学作品的一个能指符号时，意义就得到丰富。文本中，“钱”在福贵年青时期游手好闲的时候，它的意义为本义，是财富和货幣。但它作为“买牛的钱”和“揣在怀里的钱”时，就被赋予新的内涵。这些“钱”成为老人福贵用来构建自己未来美好日子的珍贵之物。在他想象的日子里，有他，有一头牛，彼此相伴，牛可以“帮自己干活”，可以“心里闷了说说话”，可以“牵着去水边吃草”。这里的“钱”寄托了老人对于未来生活的希望和期待。然而，“钱”出现在老人买牛“给钱”，“数钱”的时候其意义再一次发生变化。对于这笔钱的数量，小说中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但在小说中，当老人买下牛的时候，那个杀牛男人笑嘻嘻的神情，和嘴里说着几个“合算，合算”，不难推测这笔钱的数额是可观的，超出老牛的价值，这显然违背了“钱”用于等价交换的本义。但实际上这里的“钱”确实已经超越它的本义，钱很值钱，但老牛比很值钱的钱还要值钱，此处的“钱”不再是财富，也不是老牛，而是生命，它象征生命的价值，生命是无价之宝。
“能指小于所指”，简单而言 就是指一个所指可对应多个能指，多个能指全都说明或者象征某个特定的所指。文本中，叙述者“我”是一个局外人，是福贵人生的旁观者，而在这个游离在小说边缘的“我”却在文本的不同地方，用不同方式，以不同语言多次表现了福贵与老牛的相似。首先是小说中众人猜测福贵和老牛都活不过两三年，然后是村里人对于老人和老牛能活到今时今日的事实感到不可思议，调侃二人为“两个老不死”。再后来，老人给老牛起名字时，起了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名字，都叫福贵，老人“左看右看觉得它像我”，直到“后来村里人也觉得像”，于是想来想去便给他起了一个和自己的一样的名字。小说里写两个人相依为命，一起偷懒，一起干活，直到最后在叙述者“我”的视线里，二者离开的身影都那样相似，“脚上都沾满了泥，走路的时候都微微晃动着身体”。文本中多处描写语作为多个能指不约而同指向了同一个所指，老人与牛，既为知己，又为亲人。
“能指不等于所指”表示叙述话语中言和意的对立，即所言非所意。在选定文本中，也蕴含着这种对立。小说中，叙述者多次提到无论是老人福贵，还是老牛，在众人，甚至在自己的眼中都命不久矣，会看牛的说“这牛活不过两三年了”，老人自己也想着“看看自己还能活几年”，“两三年足够了，我自己恐怕也活不了那么久”。然而，小说中恰恰是他们两个活得最久。在身边的人一个接着一个的死去，老人仍旧活着。在众人都嘲笑老人买了一头待宰老牛，一口咬定老牛活不过两三年的时候，老牛活了下去，在老人自己内心也认为自己活不过几年的时候，老人仍旧活了下来，。在从不间断的“死”的宣言之中，老人也好，老牛也罢，都一如既往的活着。死与活的对立，在或隐或现中贯穿了全文，小说结尾，内容上是开放的，我们不知道老人和老牛还会活多久，然在语言上庄严肃穆，颇有诗意，如圣经吟唱，天色渐晚，万物宁静，日子仍旧如同之前无数个日头一般运转，老人和他的老牛大概还会继续活着，好好活着，日复一日。
众所周知，符号学是研究符号意义的学问，即所有意义都是由符号表达，而文本是符号集合的有机体，也就是能指和所指集合的有机体，所以一个文本背后必然有情感和意义的流动，这也正是文学创作的意义之一。而余华借助这能指和所指的多层对应展开的文学张力，表达了一种关于生的哲学。
三、结语
小说《活着》中充满能指，这些能指超越了索绪尔所说的能指所指相等论，重建了语言学意义上的能指和所指关系，二者犹如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打破了语言的固定模式，展开文学张力，将活着的主题以更加开放自由的形式向我们娓娓道来。固于我执的太宰治曾写道：生而为人，我很抱歉。而写了活着的余华则说：人是为了活着本身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小说中的福贵和老牛是不同而又相似的两个个体，不同的是他们在生物学上的种类，相同的是他们对生的态度，生命无价，活着便是生存于世唯一的愿望。
参考文献：
[1] 罗兰·巴特.黄天源译.符号学原理[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
[2] 余华.活着[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
康健，女，1994年7月，山西晋中人，硕士学位，淮北师范大学，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欧美神话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