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来源：狄马博客
文字自结绳记事以来，就是表达情意与记录事件的，但在作家、学者眼里，文字只是谋取饭碗和职称的工具，与思想、情意毫无关系。据《淮南子》记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汉字的产生为何会使“天雨粟，鬼夜哭”呢？唐代文艺理论家张彦远解释说，那是因为有了汉字之后，“造化不能藏其密，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但张先生没有见过“学报体”，见了“学报体”以后，我看他有可能改作“造化可以藏其密，故天雨雾；灵怪可以遁其形，故鬼唱歌”了。
胡适那一辈人因为从古文中来，看见了它的弊害，认为文学要发达，必然要革新工具。什么是新的工具？当然是白话文。但他们没有料到——或者料到了，但只能先做这一件——白话文作为一种工具，如果使用它的人不革新思想，那么，工具也只是一个工具。文言可以让人看不懂，白话照样也可以让人看不懂；文言可以装神弄鬼，白话也可以装神弄鬼；文言可以助纣为虐，白话也可以助纣为虐。一切全在使用它的人具备什么样的思想和目标。
有人说，眼前这种装神弄鬼、凌空蹈虚的学风是由当下的学术体制造成的，但实际上顺着体制的高杆爬到高位，吮到甜头的，又没有一个不是自鸣得意的。因而，就当下的学术环境而言，这种体制和这种学者是互为塑造的：有这样的个人，这样的体制就会畅行无阻；有这样的体制，这样的个人就会如鱼得水。
胡适在他的《口述自传》里认为“一种文学的活力如何，要看这一文学能否充分利用活的工具去代替已死或垂死的工具。”“活的工具”白话文经过近一个世纪的使用，尤其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阉割和袭用，已逐渐又露出了死相。当一个民族和时代的识字者，包括那些号称精英的知识分子都不敢使用自然语言，用一套莫名奇妙的语汇书写历史时，无论他是怎样不由自主，都表明他已经和魔鬼签字画押。因为语言不是单向度的符号，说到底它是思想的前夜。因而，就一个时代来看，语言就是人。语言的命运就是人的命运。用活的语言说人话，做人事，就是撕毁和魔鬼签订的字据，创造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命运。
为什么近代中国面临
西方挑战失败
作者 萧功秦 来源 《中国的大转型》
中国近代化的失败原因，学术界存在着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我们在教科书中耳熟能详的。这种解释认为，如果没有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可以缓慢地通过自己的“资本主义萌芽”，同样能发展出资本主义来，根据这一解释，这一“必然”过程却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而被迫地中断了，于是中国沦入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然而，这种解释不能回答，日本同样是东方国家，同样受到西方的挑战，同样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压迫与文化冲击，为什么日本却能成功地发展为东方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则相反。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夕回忆说，在甲午战争前夕，他跑遍了整个北京城的书铺，却买不到一张世界地图。尽管此时已经离鸦片战争整整半个多世纪。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对来自西方列强的挑战，仍然如此麻木，如此无动于衷？这是因为当时的科举考试不需要考生懂得世界地理的知识。因为中国知识精英完全被吸引到科举考试中去了，他们在价值观念上具有高度同质性，士绅阶层内部缺乏最起码的多元分化，难以产生知识分子士大夫个体的思想变异，以适应已经出现了的新的环境挑战。
另外还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1866年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出版了一本介绍西方的小册子，出版后的一年就发行了二十五万册。而中国江南制造局自1856年开始出版介绍西方的书，在此后30年时间里，总共只销售了1万3千册。如果再考虑到日本人口只有同时期中国人口十二分之一，这个数字对比就更令人吃惊了。这个例子很能说明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挑战的迟钝与麻木达到了何等地步。生活于不同的文化中的人们，对西方挑战的适应能力，确实有巨大的文化差异。
中国传统的文化模式，缺乏一种对变化了的环境做出能动的反应的能力。当古老的中国文明不得不与另一种强大的西方文明相碰撞与冲突时，它就会陷入持续不断的被动与挫折，并最终使近代中国陷入民族生存危机的境地。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化的转变的挫折，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再看晚清的权力分裂
作者 朱维铮来源 FT中文网
清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十（1861年1月20日），流亡在热河的清文宗，诏许在北京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派恭亲王奕訢等满洲三大臣管理，是帝国外交权脱出皇帝直接掌控的一个迹象。
其实在此前八年，清咸丰二年十一月二十九（1853年1月8日），仍在圆明园悠哉游哉的年轻皇帝，发布的另一道上谕，在内政上更有划时代意义。这道上谕，就是同意任命丁忧在籍的礼部侍郎曾国藩帮办湖南团练乡民并搜查土匪诸事务。
清沿明制，要求汉族官员对父母尽“孝”，无论父死母亡，都必须辞官，回到原籍，吃素独居并不剃头不去须二十五个月，谓之丁忧。湖南湘乡人曾国藩，于道光朝中进士，入翰林，历官礼部汉右侍郎，不料年过四十，母亲死了，依例辞官回乡守孝。或得天助，此前由洪秀全、杨秀清领导的太平军，由广西越五岭北上直捣湘鄂。满清八旗绿营前往镇压，连战皆败。清廷不得已听从文庆、肃顺等“重用汉臣”建议，破例任用一介平民的曾国藩办团练即民兵。
在咸丰帝及其满大臣，万不及料这一权宜之计，竟改写了满清建国二百年的权力史，即不许非旗籍的汉人掌军权，尤其需防南国平民“弄兵潢池”。据传曾国藩闻旨战栗，得肃顺幕僚、同乡郭嵩焘力劝，始敢奉旨。又据说其后曾氏幕僚王闿运等，一再私谏曾国藩效法刘邦、刘秀称帝先例，吓得曾国藩将其斥逐。
然而曾国藩和他的同道胡林翼、左宗棠等湘军诸帅，以及曾氏门人李鸿章创立的淮军诸帅，改写了晚清兵权史，也不容否认。
那表征，就是自咸丰二年清廷授予曾国藩召集民兵以对抗太平军的正式权力之后，满清建国二百年不容非旗籍的汉人独掌兵权的老例，便被打破。尽管咸丰帝得汉大臣祁寯藻提醒，亡羊补牢，任命满洲权贵官文等为曾、胡监军。但曾、胡们早知如何对付腐败成性的满洲权贵，懂得只消“走内线”即将满大臣的内宠摆平，什么监军之类便不在话下。于是曾胡左乃至李鸿章等南国军头，便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过程中坐大了。以致此后晚清五十年，倘说南方政局由湘淮军头实际操控，也不为过。
我们的近代史论著，六十年来遵循一个不变的主题，即有军即有权，所谓枪杆子里出政权。那观念，最早就见于曾国藩的论著。难怪蒋介石为“剿共”而办庐山军事训练团，要以“曾文正公”剿灭太平天国的言行集作为教材。
回头再考咸丰朝的内战史。我在五十年前初读太平天国史，即对洪秀全、杨秀清之流进入石头城后以新术语恢复旧体制感到大惑不解。如今重读近代史，越发不信太平天国是“革命”，但也越发对于咸丰朝同意组建湘淮军的真实缘由感到怀疑。
显而易见，满清咸丰帝同意文庆等建议，命在籍侍郎曾国藩组建民兵，就意味着破除二百年来满洲祖制，因为“以满驭汉”，关键在于不准非旗籍的汉臣染指兵权。
咸丰帝病急乱投医，在起用林则徐镇压太平军而林则徐猝死后，八旗绿营与太平军对抗又屡战屡败。不得已再度远祧祖制，“以汉制汉”，被迫放兵权于汉人，尤其是南国士绅中的所谓“匹夫”。咸丰帝没料到，曾胡左之流，初握兵权就扭转了叛民一往无敌的态势。更不及料他寄予莫大希望的八旗蒙军，对付太平天国北伐军已不中用，对付北侵的英法联军更连战皆败。
在前已述咸丰十年留京王大臣设立总理衙门，已剥夺了流亡热河的小朝廷的外事权。其实此前皇帝被迫同意曾国藩等组建湘军，更意味着清廷放出兵权。一个以边疆少数族征服汉族等多数民族的王朝，到头来相继放弃由皇帝控制的外事与军事的独裁权，这个王朝的前景如何，岂待预卜吗？
文字自结绳记事以来，就是表达情意与记录事件的，但在作家、学者眼里，文字只是谋取饭碗和职称的工具，与思想、情意毫无关系。据《淮南子》记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汉字的产生为何会使“天雨粟，鬼夜哭”呢？唐代文艺理论家张彦远解释说，那是因为有了汉字之后，“造化不能藏其密，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但张先生没有见过“学报体”，见了“学报体”以后，我看他有可能改作“造化可以藏其密，故天雨雾；灵怪可以遁其形，故鬼唱歌”了。
胡适那一辈人因为从古文中来，看见了它的弊害，认为文学要发达，必然要革新工具。什么是新的工具？当然是白话文。但他们没有料到——或者料到了，但只能先做这一件——白话文作为一种工具，如果使用它的人不革新思想，那么，工具也只是一个工具。文言可以让人看不懂，白话照样也可以让人看不懂；文言可以装神弄鬼，白话也可以装神弄鬼；文言可以助纣为虐，白话也可以助纣为虐。一切全在使用它的人具备什么样的思想和目标。
有人说，眼前这种装神弄鬼、凌空蹈虚的学风是由当下的学术体制造成的，但实际上顺着体制的高杆爬到高位，吮到甜头的，又没有一个不是自鸣得意的。因而，就当下的学术环境而言，这种体制和这种学者是互为塑造的：有这样的个人，这样的体制就会畅行无阻；有这样的体制，这样的个人就会如鱼得水。
胡适在他的《口述自传》里认为“一种文学的活力如何，要看这一文学能否充分利用活的工具去代替已死或垂死的工具。”“活的工具”白话文经过近一个世纪的使用，尤其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阉割和袭用，已逐渐又露出了死相。当一个民族和时代的识字者，包括那些号称精英的知识分子都不敢使用自然语言，用一套莫名奇妙的语汇书写历史时，无论他是怎样不由自主，都表明他已经和魔鬼签字画押。因为语言不是单向度的符号，说到底它是思想的前夜。因而，就一个时代来看，语言就是人。语言的命运就是人的命运。用活的语言说人话，做人事，就是撕毁和魔鬼签订的字据，创造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命运。
为什么近代中国面临
西方挑战失败
作者 萧功秦 来源 《中国的大转型》
中国近代化的失败原因，学术界存在着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我们在教科书中耳熟能详的。这种解释认为，如果没有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可以缓慢地通过自己的“资本主义萌芽”，同样能发展出资本主义来，根据这一解释，这一“必然”过程却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而被迫地中断了，于是中国沦入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然而，这种解释不能回答，日本同样是东方国家，同样受到西方的挑战，同样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压迫与文化冲击，为什么日本却能成功地发展为东方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则相反。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夕回忆说，在甲午战争前夕，他跑遍了整个北京城的书铺，却买不到一张世界地图。尽管此时已经离鸦片战争整整半个多世纪。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对来自西方列强的挑战，仍然如此麻木，如此无动于衷？这是因为当时的科举考试不需要考生懂得世界地理的知识。因为中国知识精英完全被吸引到科举考试中去了，他们在价值观念上具有高度同质性，士绅阶层内部缺乏最起码的多元分化，难以产生知识分子士大夫个体的思想变异，以适应已经出现了的新的环境挑战。
另外还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1866年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出版了一本介绍西方的小册子，出版后的一年就发行了二十五万册。而中国江南制造局自1856年开始出版介绍西方的书，在此后30年时间里，总共只销售了1万3千册。如果再考虑到日本人口只有同时期中国人口十二分之一，这个数字对比就更令人吃惊了。这个例子很能说明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挑战的迟钝与麻木达到了何等地步。生活于不同的文化中的人们，对西方挑战的适应能力，确实有巨大的文化差异。
中国传统的文化模式，缺乏一种对变化了的环境做出能动的反应的能力。当古老的中国文明不得不与另一种强大的西方文明相碰撞与冲突时，它就会陷入持续不断的被动与挫折，并最终使近代中国陷入民族生存危机的境地。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化的转变的挫折，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再看晚清的权力分裂
作者 朱维铮来源 FT中文网
清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十（1861年1月20日），流亡在热河的清文宗，诏许在北京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派恭亲王奕訢等满洲三大臣管理，是帝国外交权脱出皇帝直接掌控的一个迹象。
其实在此前八年，清咸丰二年十一月二十九（1853年1月8日），仍在圆明园悠哉游哉的年轻皇帝，发布的另一道上谕，在内政上更有划时代意义。这道上谕，就是同意任命丁忧在籍的礼部侍郎曾国藩帮办湖南团练乡民并搜查土匪诸事务。
清沿明制，要求汉族官员对父母尽“孝”，无论父死母亡，都必须辞官，回到原籍，吃素独居并不剃头不去须二十五个月，谓之丁忧。湖南湘乡人曾国藩，于道光朝中进士，入翰林，历官礼部汉右侍郎，不料年过四十，母亲死了，依例辞官回乡守孝。或得天助，此前由洪秀全、杨秀清领导的太平军，由广西越五岭北上直捣湘鄂。满清八旗绿营前往镇压，连战皆败。清廷不得已听从文庆、肃顺等“重用汉臣”建议，破例任用一介平民的曾国藩办团练即民兵。
在咸丰帝及其满大臣，万不及料这一权宜之计，竟改写了满清建国二百年的权力史，即不许非旗籍的汉人掌军权，尤其需防南国平民“弄兵潢池”。据传曾国藩闻旨战栗，得肃顺幕僚、同乡郭嵩焘力劝，始敢奉旨。又据说其后曾氏幕僚王闿运等，一再私谏曾国藩效法刘邦、刘秀称帝先例，吓得曾国藩将其斥逐。
然而曾国藩和他的同道胡林翼、左宗棠等湘军诸帅，以及曾氏门人李鸿章创立的淮军诸帅，改写了晚清兵权史，也不容否认。
那表征，就是自咸丰二年清廷授予曾国藩召集民兵以对抗太平军的正式权力之后，满清建国二百年不容非旗籍的汉人独掌兵权的老例，便被打破。尽管咸丰帝得汉大臣祁寯藻提醒，亡羊补牢，任命满洲权贵官文等为曾、胡监军。但曾、胡们早知如何对付腐败成性的满洲权贵，懂得只消“走内线”即将满大臣的内宠摆平，什么监军之类便不在话下。于是曾胡左乃至李鸿章等南国军头，便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过程中坐大了。以致此后晚清五十年，倘说南方政局由湘淮军头实际操控，也不为过。
我们的近代史论著，六十年来遵循一个不变的主题，即有军即有权，所谓枪杆子里出政权。那观念，最早就见于曾国藩的论著。难怪蒋介石为“剿共”而办庐山军事训练团，要以“曾文正公”剿灭太平天国的言行集作为教材。
回头再考咸丰朝的内战史。我在五十年前初读太平天国史，即对洪秀全、杨秀清之流进入石头城后以新术语恢复旧体制感到大惑不解。如今重读近代史，越发不信太平天国是“革命”，但也越发对于咸丰朝同意组建湘淮军的真实缘由感到怀疑。
显而易见，满清咸丰帝同意文庆等建议，命在籍侍郎曾国藩组建民兵，就意味着破除二百年来满洲祖制，因为“以满驭汉”，关键在于不准非旗籍的汉臣染指兵权。
咸丰帝病急乱投医，在起用林则徐镇压太平军而林则徐猝死后，八旗绿营与太平军对抗又屡战屡败。不得已再度远祧祖制，“以汉制汉”，被迫放兵权于汉人，尤其是南国士绅中的所谓“匹夫”。咸丰帝没料到，曾胡左之流，初握兵权就扭转了叛民一往无敌的态势。更不及料他寄予莫大希望的八旗蒙军，对付太平天国北伐军已不中用，对付北侵的英法联军更连战皆败。
在前已述咸丰十年留京王大臣设立总理衙门，已剥夺了流亡热河的小朝廷的外事权。其实此前皇帝被迫同意曾国藩等组建湘军，更意味着清廷放出兵权。一个以边疆少数族征服汉族等多数民族的王朝，到头来相继放弃由皇帝控制的外事与军事的独裁权，这个王朝的前景如何，岂待预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