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地有18个门，每次进去就像迷宫一样。”
　　戴中久是中国蔬菜流通协会执行会长，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是他们的会员单位之一。现在，新发地的18个门已经全部关闭，这个全国乃至亚洲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自身也陷入发展迷宫。
　　本轮北京的疫情反弹，“震中”就在新发地。截至目前，北京市很多病例均与新发地农产品市场有关联。新发地市场环境采样中，综合交易大厅特别是水产、豆制品局部售卖区域阳性样本较多。
　　在戴中久看来，新发地仍然是一种传统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模式，从规划运营到场地设施，都和现代化的农批市场有一定差距。“这轮疫情将会倒逼政府和企业都更加重视农批市场一直以来存在的问题，加速新发地的改造升级。”戴中久说。

从对手交易到拍卖

　　实际上，新发地过去并非没有经历过升级改造。从2010年提出升级迄今已经十年，土路变成了柏油马路，更多的交易大厅平地而起，卫生状况也有所改善。但每天从凌晨一点开始，人声鼎沸，车进车出的混乱局面仍然存在，争吵和矛盾时有发生，直到这次疫情暴发。
　　为何会如此？
　　戴中久指出，虽然这些年来新发地的硬件提升了，但传统的对手交易方式没有变化，也就是“三现”交易——现场以现金进行现货交易，货车进入场内，卸货，批发商聚集在车边，签约交易，当面交接提货。
　　“这是很原始的方式，只要还采用这种交易方式，人和人的接触就不会少，大车不停地进出市场，仍会造成交通拥堵，市场混乱。”他说。
　　在农产品批发市场中，主要有两种交易方式——对手交易和拍卖制。拍卖制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非常普遍和成熟。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戴中久就在日本见到了拍卖制的高效。每天清晨，在市场规定的固定场所内，少数几家供应商对批发商展示当天要出售的样品。现场的批发商大多是有雄厚资金实力的株式会社（即有限公司），通常一处市场对应固定的几十家，数量不多，且需要经过严格的资格认证。经过公开竞拍后，供应商直接把货物运送到竞拍成功的批发商所在地，全程高效透明。
　　“市场里根本不会有大车进来卸货，现场没有新发地那种杂乱无章的对接，非常有秩序，组织化程度很高。”戴中久感慨说。
　　但在中国，实行拍卖制的条件还远未成熟。戴中久指出，拍卖制的前提是在生产环节的规格化、品牌化和标准化。但中国当下的农业生产仍然比较分散，集约化程度很低，且由于地理疆域广，农产品品种很杂，很难做到像日韩这样，西红柿只有一两个品种，全国都能做到统一规格、统一包装和统一标准。
　　1997 年，深圳福田农产品批发市场敲响了中国农产品拍卖交易的第一槌，声称要对标日韩，但交易量一直不大，长期处于亏损状态。此外，目前全国还有山东寿光、广州花卉中心、云南斗南花市和北京莱太花卉等市场也都尝试了拍卖制，结果都不甚理想。
　　交易模式的进化无法一步到位，拍卖制是否一定是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也在业界有争议和讨论。但无论是专家、政府还是农批市场管理者，目前都有一个共识——交易模式要向着更现代化的方式演变，这既需要硬件的升级，也需要更先进管理的配套。
　　电子交易是一种进步。近十年，全国大多数大型农批市场都建设了电子交易大厅。以新发地为例，2010年3月成立的新發地农产品电子交易中心拥有自己的现货挂牌系统，包括产品价格、成交量、有效期等数据均透明化，买家、卖家都可以随时查看。2014年，交易中心的交易量达130万吨，但不到全年市场成交量的9%。在中国农业生产方式的制约下，农产品交易的“三现”模式仍是主流。
　　本轮疫情中，很多患者都是去新发地购菜的北京各区市民，这反映出新发地市场零售与批发没有分离。每天聚集在此的，除了批发商，还有全北京来买菜的市民、各种小超市和小型零售店，不可避免地加大了人流的密集和混杂。
　　对此，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产品流通与营销研究中心主任安玉发指出，中国农产品批发市场通行批零兼营，纯粹意义上的批发市场为数不多。要提升批发效率，必须尽快实行批零分离，这样才能做到快进快出，提高场地和车辆的流转率。

村集体企业的出路

　　新发地的历史，是从1988年5月16日，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中心正式挂牌成立开始的。这一天，在丰台政府和工商局的支持下，以张玉玺为首的15名新发地青年用水泥杆和铁丝网圈住了15亩地，中间铺上焦渣。在启动资金中，丰台区和花乡各出资3万元，新发地村集体出资10万元，这使新发地在诞生之初，就是一家典型的村集体企业。
　　2008年，新发地进行了股份制改造。目前，新发地的三大股东分别是北京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中心，持股51.06%，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持股22%，及北京新希望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的15.45%股份。其中，绝对控股股东北京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中心的全部股权，由北京市丰台区新发地农工商联合公司持有，该公司为集体所有制，前身就是新发地生产大队。
　　即便改制后，新发地在基因上仍是一家村集体企业。据张玉玺在《农产品流通：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北京新发地市场的实践与经验》中自述，早期在管理上采取集中领导、逐级管理的方式，一方面保证市场人员的合理配置，另一方面积极解决当地村民就业。在对待本地村民就业上，采取的措施是“不挑不拣，十天就业”，使村民的就业率一直保持在100%。
　　他说这话时是在2009年，新发地已经完成了股份制改造，但在管理模式上还可以看出很深的村办集体企业烙印，比如经营上的就近原则，不是聘请专业团队，而是直接吸纳村民。 　　村集体企业的另一个典型表现是无法走出家族经营的怪圈。张玉玺退位后，其儿子张月琳成为新发地商业版图的核心，在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中心担任总经理和法定代表人。张玉玺的外甥张伟担任新发地宏业投资中心的总经理和法定代表人，该公司分管新发地长途客运站、新发地城市配送公司和汉龙货运公司等。另外，张玉玺的妻弟杨洪杰、杨洪凯和杨洪斌、外甥王永贵均在子公司中担任要职。
　　就在本轮疫情暴发十天前，国家商务部市场建设司的一位副司长曾来到新发地调研。据一位知情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副司长是来协调丰台区政府，希望尽快推动新发地的改造升级项目。该项目为一座总占地面积31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15万余平方米的蔬菜交易市场。
　　据了解，这是新发地的扩建项目，2018年4月已经启动，工程人员也已就位，但一直卡在土地审批这个环节，迟迟无法开工。目前，新发地正和丰台区政府在补缴土地出让金上进行沟通。
　　另据一份张玉玺2009年11月向北京市农委、编委领导的汇报提纲显示，新发地市场只有629亩地是政府批准的合法土地，剩余的400亩土地是绿地，受土地性质影响，致使市场无法升级改造，同时，还有土地租让金返还的问题。
　　张玉玺在报告里提出，新发地是一个村办集体所有制企业。受资金条件限制，21年来，市场几乎完全是靠年年挣一点、年年建一点的滚动模式发展，缺乏政府的大力支持，发展力度严重不足，希望政府能给予低息贷款和补助。
　　戴中久指出，中国的批发市场绝大多数得到长期发展的都是家族式或者乡办式企业，市场长期处于“谁投资、谁管理、谁运营、谁收益”的模式。这种情况下，批发市场需要考虑的是生存和收益的问题，对于那些需要大量投入人力、物力、资金又无法快速提高市场运营收益的基础设施建设，如信息化体系建设等方面就显得发展滞后。

农批市场体制问题

　　一位不愿具名的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市场流通顾问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政府对农批市场的监管，现在实行分段管理，农业部负责生产端，商务部管流通端，负责链条下游，发改委也有一些项目涉及物流升级和冷链建设。但总体而言，由于是分段管理，部门之间无法统一协调，没有在全国层面通盘考虑。“最后就像食品安全监管，到了薄弱環节，大家都不想管。”他说。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甄贞近日在《中国政协》上发表了她在湖南、海南、广东、吉林、陕西等地调研大量农贸一级批发市场后的考察报告。她发现，“农批市场对地方财政和税收的贡献不大，地方对此不够重视，政策支持不足。”
　　甄贞建议，政府应对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过程中含公益性的基础设施，包括交易棚厅、场区道路硬化、排污、电子结算系统、检验检测系统、冷链仓储设施、监控系统等，加大财政贴息或直补等资金支持，设立专项资金对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行扶持，并逐年递增。
　　多年来，专家一直呼吁中国出台《批发市场法》，在顶层设计上规范农产品流通的各个环节，明确属地政府的监管职责，但由于多种原因，一直没有落地。
　　而日本于1923年和1971年先后颁布了《中央批发市场法》和《批发市场法》， 并于1999年和2004年进行了修正，对批发市场的规划、开设、监管及财政支持均有详细规定。
　　201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通过投资入股、产权置换、公建配套、回购回租等方式，建设一批非营利性农产品批发、零售市场”。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又提出“开展公益性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试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流通产业研究室主任依绍华曾撰文指出，政府直接投资建市场的做法需要慎重考虑。由于全国范围批发市场格局已基本形成，新建一批公益性市场将会对现有体系造成冲击，并引发新的不公平竞争，导致市场秩序紊乱。
　　在戴中久看来，政府提高参股后可以在市场的管理和运营上有更多话语权。比如新发地，国资只有22%，政府对其干预只能表现在如果北京农产品价格出现一些异常波动，可以要求新发地控制好价格水平，但对其内部的管理，无法进行有效指导。“如果此前就有更深入的干预，可能这次疫情发生的概率就会降低。”他说。
　　从长远来看，他不认为“国进”就意味着“民退”，而是要实现主体的多元，更好地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但无论如何，一定要以法律的形式确定批发市场的公益属性。
　　全国城市农贸中心联合会会长马增俊则指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现实复杂性。他表示，公益性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功能很难实现。因为公益性农产品批发市场试点建设不只是一个市场的问题，而是要有一个网络体系的整套规划，统筹考虑从投资到监管、从产地到销地、从批发到零售等环节，搭建一整套完整的购销体系。
　　早在2013年底至2014年初，北京市做出将低端批发市场向郊区及京外地区外迁的决定后，关于新发地外迁的传言一度尘嚣甚上。2013年12月，北京市规划委明确表示，四大市场将整治或外迁，其中包括新发地。但到了次年3月，北京市丰台区委书记李超钢则表示，由于关乎北京全市的农副产品供应，新发地不会搬迁，但需要转型升级。
　　多位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预测，新发地未来搬迁的可能性很小，更大的可能是就地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