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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个故事，我完全不确定它究竟有没有意义。但如果不说出来，我觉得更没有意义。总之，是那种不说不行的心情。
去年初秋，我从拥塞的市中区迁到了北部新区。乔迁理应是一件愉快的事，但如你男友常将你一个人扔在空旷的房子里——尤其是，你对这个陌生环境还有待适应与熟悉——难免就会有些火气。兼之，眼看就要国庆节了，而这个长假的目的地——因为他的原因迟迟无法确定。深夜十一点左右，我又跟他在电话里吵架了。我们吵得很厉害，要不是听到辣妹呕吐声，那场战争还要持续。
我寻声走进次卧，辣妹不知何时离开了那堆酣睡的小狗崽，窝边有几摊稀白的秽物，它侧躺在地板上，四肢微微抽搐。我马上求助一位附近的朋友，可她的狗一般都是去嘉陵江南岸的一家诊所，离这里远得可怕——辣妹可承受不了那么久。眼下它呼吸急促，瞳孔发白。不行！得赶紧就医。我抱起了辣妹，盲目地冲进外界的黑暗。
在街边我站了大概一刻钟，或许没那么久，只是那种时刻的等待让人有些绝望。这一片有点冷僻，这个时候很难有出租车经过，其间有一辆显示载客的出租车短暂犹豫了半秒，当看见我怀里抽搐的辣妹，噌地溜了。我不得不走到更远一些的立交桥下——站上街中心的绿化隔离带——似乎那样离希望会近一些。远远的，有一簇车灯往这边晃过来。我高高挥起手，随后又失望地放下，不是出租车。一辆黑色吉利轿车放慢速度，驶过我身旁，在离我大概七八米的地方，停住了。一个平头从车窗伸出来。
我陡然看到了一线希望，小跑过去，问能不能带一下。
“怎么，”他看着我怀里的辣妹，“狗狗生病了吗？”
我使劲点头。借着车灯，我看到他非常年轻，也就二十三四岁的样子，模样还算清秀，但透着一股颓劲。有平头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嬉皮的着装——在他胸前，那件青色立领夹克上绣着一朵硕大的红花。
“那，”他犹豫了那么一瞬，吊在车外的手臂摆动了一下，“上车吧。”
在这条单行道向前走了二十米左右，他问怎么走。我抱歉地告诉他，才搬到这边，并不知道这附近哪有宠物医院。“哦！”他拿手指敲了敲方向盘，思索了半秒，“前边十几公里的一个转盘附近，那里应该有，之前我找取款机时好像看见过。”“太好了！”我激动得有点语无伦次。
“它是怎么了？”
他从一个三岔口下道，回头问我。
“有可能是产后缺钙，”我说，“它刚生了一窝狗崽，半个月吧。”
他從车内后视镜里打量了一眼：“这条博美犬，是第一次生产吗？”
“不知道。”我说。
“嗯？”
“它是我男朋友从街上捡的——”我解释道，“我们才养了两个多月，也没什么经验。”
这是实话，如果我经验再多那么一点点，也不至于让辣妹怀上了。
“捡回来的？”他又从后视镜里觑了一眼。
“是的，不知道这么晚，宠物医院还开着不？”
我有点焦急。辣妹在我怀里时不时地痉挛着，呼吸越来越急促。
“别慌，”他说，“记得是有的。”
约一刻钟后，他绕过一个大转盘，将车停泊在街边，看着一侧黑咕隆咚的巷子：“就是这儿。”
抱着辣妹下车前，我试图给这个男孩一点酬谢，但他坚决不收，也没离开的意思——拉上手刹，将车熄了火，说道：“你找不到地方，我带你去。”
他在巷子里辨认着，找到了那个门店，敲了约半分钟，里面粗鲁地回应道：“哪个？”
“狗狗生病了！”我答道。
卷闸门霍然拉起来，一个冒着点酒气的老头瞪着我们，借助灯光可以看清这个杂乱的作坊一样的地方，到处堆着杂物，根本不像是正规的宠物医院，可还能怎么办呢？我简短地介绍了一下情况，老头拨开辣妹的眼皮瞧了瞧，说要输水。老头去找注射器时，我再次向这位男孩道谢，请他不必耽搁时间了。他摆摆手说：“没事，不用管我。”
老头让我按着辣妹，给它输液——可是在注射时遇到了问题，他几乎每次都扎不准。他解释（更像是抱怨），狗狗的血管太细了。辣妹左后腿被他扎得血淋淋的，只好换到右后腿，可几针下去——仍然没有扎到位置。我冒火了，跟这个庸医吵了起来。这时男孩不见了。不知什么时候他离开了。
当辣妹的第三条腿也浸满血污，我终于确信——再这么扎下去，辣妹将会死在这里。我果断抱着它离开，走到巷口，那个男孩站在街对面冲我招手，大声嚷道：“这边，是这家。”
原来，他也发现了不对头，跑到对街——他记得这里还有一家宠物医院（我特意观察了墙壁上的行医执照）——幸好，宠物医院的招牌灯亮着，他敲开了门。一位年轻的医师听诊之后，迅速扯了一张病危通知单，让我逐行填写责权书。医师自己则马不停蹄地配药，给辣妹敷药，接连输完三小瓶药液后，它终于脱离了危险。这期间，我没注意到那男孩何时又悄悄离开了。凌晨两点，除了四肢上残留的血污，辣妹已经平静下来了。它甚至不会知道自己差一点就没命了。
站在漆黑的街边等待出租车时，那辆黑色吉利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缓缓驶向我，男孩从车窗探出来：“太晚了，我送你回去。”
“你一直在这儿等我？”
我感到非常意外——我是说，或许因为危机得到处理，我的心智也渐渐恢复起来，大半夜的，陌生人……虽然看起来他不像什么坏人，面孔还略带青涩，但我仍隐隐有点不安。
“安姐，”他似乎知道我在担心什么，“上车吧。”
“你认识我？”这很让人意外。
“你出第一本书时，到我们学校做过一次讲座，我也常听你的节目，”他补充说，“我是重师的，毕业两年多了。”
我没再犹豫，抱着辣妹上了车。这次我坐在副驾驶座上。
回程时，我心里有一种失而复得的快活——之前两个小时我一直觉得，我就要永久地失去辣妹了。因为这个，车内的气氛也变得轻松起来。 我问他：“你应该也养过狗吧？”
“我们家养过。叫小白，一条比熊犬。”他说，“可是，它走丢了。”
“啊，太可惜了。”我表示遗憾。
“安姐，不瞒你说，我等着你，就是想给你说说这个事——”他扭着方向盘，车拐了个弯，驶出弯道，他苦涩地笑着，“我家的狗走丢后，我的父亲把自己也搞丢了。”
我为这句话感到迷惑。
他歪着头说：“你愿意听听吗？”
“我读大一那年，其实就是刚到校不久，父母突然就离婚了。这是后来寒假回家，母亲告诉我的——因为我爸那时已经从家里搬出去了，事情不可能包得住。那时她基本上也平静了，能够心平气和地跟我描述这个事。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震惊。
“我父母在一块生活了大概二十三年。他们都是普通的丈夫、普通的妻子。说起来，在心里我跟父亲要亲近一些。他戴个眼镜，比较温和——实际上他性子有点急。虽然话不多，但还是挺有趣的一人。对我没多少耐心，但绝不像其他父亲那样动不动就用拳头解决问题。在家里，我怕的反倒是妈妈。不过，父亲要是真的动怒，我还是畏惧的。那一定是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我也不像其他孩子那么逆反，总之就是很平淡也很平庸地度过了青春期。印象中，小时父母常常争执，也有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公允地说，总是我妈先动手，她脾气暴，最后得胜的人也是她——让步的多半是父亲。他们闹时我也尖起耳朵听，不是什么严重得不得了的事，净是些鸡毛蒜皮。吵得凶时，我妈就闹离婚，反正这么一说我父亲就■了。我上小学五年级时，父亲买了一台二手车，每到节假日就带我们外出旅行。我父亲喜欢古镇老街，我妈喜欢景区和农家乐。几年下来西南这一片我们差不多都走遍了。等我稍稍再大一点，他们基本上不怎么吵架了。很多同学都很羡慕我，虽然家境一般，但家庭氛围很融洽。做菜都是抢着做，而且他们做菜都好吃，各有各的拿手菜。所以我完全不能理解，怎么说离就离了呢？是他外面有人了吗？我妈否认了这个。她说：‘跟别人一点关系没有，我清清白白的，至于他，年轻时可能有点什么想法，但这次还真不是为这个。’‘那是为什么啊？’我问。我妈说：‘你开学前不久，咱们家的小白丢了，还记得吗？’‘记得啊，但小白跟你们离婚有什么关系？’她说：‘这也是我猜测的，我觉得起因就在这条狗身上。只能是这个原因。’
“小白是我妈带回来的，那时我上高中不久。我妈知道我一直想要一条狗——但她不知道我想要的是大型犬，最好是阿拉斯加那种。总之带回来一条狗，就得有人照顾。我妈连我都顾不上，哪顾得上狗，我更不可能;養狗的事就只有甩给我爸了，相比我妈，他更像一个家庭妇女。
“小白走丢后，可能我妈觉得，一条狗嘛，丢了就丢了。说实话她好几次都想把它送走，因为养狗真的很麻烦，家里气味真的很大——只是你自己习惯了不觉得。但我爸就像掉了魂一样，天天带着狗绳出门找，打印了一堆寻狗启事四处张贴。一个多月后，我妈才晓得他竟然辞职了。问他：‘为什么一点沟通都没有就自作主张？’他不说话。我妈就问：‘为什么要辞职？’他居然说，找狗。我妈说：‘当时我简直要昏过去了，难道一条狗竟然比他的工作重要？比这个家，比我们都重要？’好半天我妈才缓过来，问道：‘看你这样子，是不是还准备一直找下去？’他想了想说，应该是的。他说这话时是很认真的。过了几天，我妈费了不少精力，好不容易才把我爸领导工作做通，让他重新上岗。回家后，我妈给他说这事，父亲却说：‘不用了，我们离婚吧。’问他原因，就是不说。我妈说：‘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你爸啊，肯定是中什么邪了，没救了。’”
“那么你问了你爸没？”我问道。
“问了啊。”他说，“就像母亲说的那样，父亲翻来覆去就只有一句：你要说具体为了什么，我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非这样不可了。”
“真不是出轨什么的？”
“应该没那回事，他生活得比狗还规律——我们家狗一天要遛五次，起码三次吧。我怀疑，离婚是不是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爸就说，跟我无关。”男孩说，“但是安姐，你想想，我难免要想啊，如果不是因为我，那到底是为啥呢？”
他痛苦的神情显示，父亲的行为给他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关键是，”他说道，“我得不到答案。他始终没给一个解释。”
我沉默着，觉得挺有意思，隐隐又有些残酷。
“安姐，”他说，“你是作家，又听过那么多故事，对这个，你怎么看？”
“我也说不好——除非，我能联系到你父亲，”我模模糊糊能够觉察到什么，但也说不准，“不然谁也不知道他究竟遇到了什么事，或他到底是怎么想的。要不，”我建议道，“我在节目里讲一讲这个事？”
男孩没有表态，我视之为一种默许吧。
我在交通广播电台负责主持的一档栏目名为《人间》，顾名思义，就是讲述各种各样的人生故事，有听众自己口述的，有我们在网上搜罗的，自然也有一部分是精心“编辑”的——老实说，故事不缺，每个讲述者也自以为惊心且独特，但在我们看来都是大同小异的，所以难免要制造一些耸动。总之，因这种职业便利，我收集了不少故事，将其中一些择选出来改写成小说并结集出版，但那本书从没畅销过，主要还是依托各种活动来推动销售，比如进高校讲座，然后签售——男孩见到我那回，就是去卖书的。由此可见，说故事和写故事是两码事。
一天后，我在节目里很顺便地提到了这个故事。简单得如白开水一样的小故事，意外地引发了让人吃惊的回应。我是说，它引发的连锁效应比以往我们觉得的那些“好故事”强烈得多。有不理解的——当然这太正常了;有理解的——但基本上说不出什么可信的缘由;还有诅咒谩骂的——有位听众愤愤然总结，现在哪是养宠物，不是把宠物当孙子，干脆就是给宠物当孙子！当然也有怀疑其真实性的——我无法猜测他们的脑子里装着什么样的棉絮，我何必编排这么一个毫无起伏的故事？我发现这个故事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只是因为一个严峻的现实，丢失宠物的人实在是太多了。甚至有很多听众提议，能不能专门开办一个寻狗的栏目？我苦笑时，我的编导若有所思：“好像真的可以做一个呢。”我捶了他一下：“你也疯了！” 第二天，编导找来两位嘉宾——一位女心理咨询师、一位男诗人——又顺着这个热点做了一期对话。心理咨询师是这样分析的（或作为一个女人的直觉）：这个男人如此积极地找狗，其实是一种心理投射，是对失败现实生活的逃避，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诗人则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案例，我们应警惕的是，在城市里宠物正逐渐成为平常家庭和情感缺失的一种替代品。不管怎样，“一个宠物时代已经到来了”。
第三天，在节目中，编导给我转接了一个电话，他站在窗前打着手势，低声提示：“是那个找狗的人。”
接通后，一个沙哑的男声急切地飘出来，兴许因为紧张，有些发颤：“……你们的节目我听了，我找狗是真的，但离婚什么的，真不是因为狗。”
“哦——”我反应过来，是那个男孩的父亲打来了。“不用急，您慢慢说。”
“我记得那是雨季前的最后一天，因为它走失后，接连下了十几天的雨。”就这样，他开始讲述起来。
那天中午，他在厨房炖汤，是孩子爱吃的排骨莲藕汤。中途他出去过一次，将满满的垃圾袋提到楼道口。应该是这时，它趁机从脚边溜出去了。肯定是闻到了母狗的味道。听说狗的嗅觉是人的一百倍。
发现它不在室内后，他趴在阳台朝下面喊叫，没有回应。应该是跑远了。它曾偷跑出去过几次，但每次都能在小区找到，或者天黑时它自己就会回来。每次回来，身上沾满了草籽、秽物，有时嘴巴上还沾着粪便，臭烘烘的。有次它脊背上挂了一个清晰的脚印，乌黑的，令人惊怖地凹陷在白色的毛发上。因为这，出门时他从来都是拴着它（他很讨厌那些不牵狗绳的主人）。开关房门也很小心，从不会轻易让它得逞。可是仍然有疏忽的时候，比如这次。
回想起来，他觉得自己最为错误的一个行为是，没立即下楼去找——当然也很难发现，之前几次都是这样——而是慢腾腾地吃了中饭，回卧室躺了一会儿。昨晚他失眠了，很疲累。很长时间他的睡眠情况很糟。
午睡后他带上狗绳在小区里走了一圈，没有见到它。天黑后，它仍然没有回来。他又出去找了一遍，按照它之前习惯逃离、停滞的方向，往小区的北面仔细盘查。那里曾有一只流浪狗，母的。一无所获。深夜他在小区里转悠。他回想起来，因为礼拜天的缘故，小区里遛狗的人很多，出门找狗时他遇见两个牵着金毛的业主。他的这只比熊犬特别惧怕大狗，每每与大狗相遇多半要叫嚣。它喜欢偷跑，但从没在外面过夜。这是一个不好的信息。这天晚上，他照旧失眠，睡得不安稳，他不停起夜，顺便拉开门——看看它是不是坐在门口。
翌日清晨，他在小区里逡巡了一番——更像是一种应尽的义务——就出门上班去了。到单位，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出差的妻子。她埋怨道：“一条狗你都招呼不住。”当时他是怎么想的？如果它不回家，就由它吧。他真是这样想的。他并没真正意识到“它不会再回来了”。再说，这条狗并不是他想要的，一直以来，他都这样想：这是强行塞给我的一个赘物。事实上也是如此。要一条狗，是孩子提出的，然后他妈妈真的物色到了这条——把照片从QQ上发给他：“你快看，这条狗怎么样？”他在开会，回复稍微迟了点，等他打通妻子电话时，她告诉他：“已经带回家啦。”
下班后他见到了它，根本不是图片上的那样，它小小的，脏不溜秋，在客厅里瑟瑟发抖。
他对它没有好感。小时他养过一条土狗，有天放学回家，看到它被父亲杀了，它的皮挂在后院，尸块在卤锅里，上下翻滚。他当时就吐了。从那时起他没吃过一块狗肉，也从未养过宠物。一只松鼠、一只乌龟、一条金鱼都没有。可现在他不得不成为一条狗的主人。同时他心里知道它会出现不全是孩子的需求，它的原主人是妻子的顶头上司——她觉得接手这个宠物，是一种关系的连接点。
这条叫小白的狗来到他家半个月，就是春节了。问题来了，这个假期，全家人已定了去鼓浪屿，那它怎么办？
他去宠物店寄养，可是接连兩家都不收。理由是：狗狗未满三个月，寄养风险很大。如果非要寄养，只能签免责协议——也就是，狗狗如果意外死亡与宠物店无关。他不理解，跟其中一个店主吵了一架。最终，它被存放到一个同事家。七天假期过后将它接回来，它开始拉稀，绿色的，恹恹的。拉稀到第三天，他觉得不对劲了，送到小区对面的宠物医院，抽血检查后，医生告诉他，是细小病毒。“这种病死亡率很高，你可以选择放弃。”“如果治疗呢？”他问。“治疗的药物有两种，进口的和国产的。”然后医生报了两种价格。他在心里权衡了一下，选择了国产的药物。即便如此，每天治疗费用大概七百元，需住院七到十天，且不做任何（治愈的）保证。
这个意义上，它又是彻底“属于”他的。他那瞬间的决定救了它。六天后——也就是花了四千元左右——它脱离了危险。他觉得自己用一笔不菲的额外费用“购买”了它。每天，他送它去宠物医院挂点滴，晚上接它回家。每次他离开，它总要拼命嘶叫，然后是绝望地嘶鸣。医生说那是它在哭。接它时，它哗地扑向他，就像他是自己的父亲。在这个家里，它只认他。不管愿意与否，这个家里能够照料它的只有自己。孩子要上学，妻子处于“事业上升期”，加班是常事。他在一家国有文化企业任职，不用非得天天打卡坐班。所以，小白成了他最日常的陪伴，或者说，养育成了他一个人的事。
养狗不单单是给食和遛狗，意味着更多。比如洗澡、除菌、梳毛、擦眼屎（比熊犬的泪腺十分发达），以及训练大小便。可惜最后这项很不成功。或者说，他根本就不耐烦也不擅长这些。总之，家里全部角落都有它的尿臊味。这让他烦不胜烦——毕竟，全家（除他以外的成员）已经默认的是，他才是它的主人。如果它便溺，那必定是监护人的责任。因而当它第一次偷跑时，他暗暗想，最好别回来了。可是，临睡前，他还是忍不住要出去找找，打开门——它傻傻地蹲在地上，伸着舌头，扑哧扑哧地，仰望自己。那一刻，他发现自己竟然充满惊喜。
妻子出差回来后，两人到小区四处找了一遍，然后去了物管办。他们在监控里找到了小白下楼的画面，但始终没看到它是什么时候出的小区。查看监控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又费眼又耗时。半小时后，妻子一脸疲惫地说，没用的，小区后门没设监控，而B区和C区入口监控有死角，小狗体积太小，就算它从那儿离开，也不一定能捕捉到影像。确实不是个办法，他也认为，如果它真的出了小区，意义也不大了。妻子打着哈欠说：“那咱们回家吧——兴许，今天晚上它耍累了，就回来了呢。” 但这种情况没有发生。
晚上他从小区转悠一圈回来，坐在客厅。妻子给孩子收拾各种冗杂的物品，恨不得把整个家都塞进行李箱。终于要离开这个家了，孩子很兴奋，那种即将得到自由的喜悦怎么也掩饰不住。他听着窗外的雨声，树叶被击打的声响越来越大，他想，那些雨水会把它兢兢业业积攒在小区的气味全部洗刷掉的。
清晨，妻子带着孩子驾车离开了。他站在阳台上，很焦躁，一种困兽的感觉。他不知道自己想要干吗，但他很清楚的是，必须要做点什么才行。他打开电脑，从文件夹里选了几张小白的照片，照着网上的模板写了一篇“寻狗启事”，打印了四张，墨盒就没墨了。他在小区的两个主要入口、物管办还有主干道上分别张贴了启事（像做贼一样）。回家时，发现遗留在沙发上的手机像是被打爆了——不是好心人打来的，全是单位的来电。办公室打过七八次，领导也打了两次。他这才想起，上午有一个重要的活动——“最美读书人”评审会，是单位承办的，每月一次。他是评审会主持（其实更像是导航服务员、接待员和酒司令）。这还不算最坏的，因为已定了他负责，领导也颇为放心地没来参会。但是，新上任的集团党委书记毫无预兆地来这个下属机构视察了。中午他赶到单位，被书记痛斥的领导，将那种愤怒有增无减地转移给了他，要他给个说法。“为什么没来——扔下一屋子的专家评审？”他实话实说：“我找狗去了。”领导瞪着眼珠：“找狗？”他说：“对，我的狗丢了。”
黄昏时，他独自站在阳台上，突然听到楼下传来狗吠声——像它！他马上冲下楼，是另一条小型犬。他沿着小区走，竖起耳朵，一路监听各个楼栋的狗叫声。他一直不相信它真的出了小区，会不会是被谁关起来了？他在每一栋有狗叫的楼底喊叫它的名字。当然没有收获。而且他发现，自己张贴的启事全部被揭掉了。勤勤恳恳的小区物管不会让这种东西存在太久。
晚上，又下雨了。他睡不着，爬起来在电脑上检索领养或走失宠物的信息。他发现，丢狗这种事简直太常见了。能够找回来的概率微乎其微。网上发帖没多少实际意义，什么“必有重谢”之类的语句已经被彻底厌弃，“酬金两千元”是基本线，悬赏两万元、五万元，甚至言称十万元酬金的都有——几乎难以想象。
之后他把范围扩大到周围的小区，清晨和黄昏——遛狗的时间段，带着它使用过的毛巾、狗窝里的被褥、自己的鞋袜等等，一边搜索一边将这些气味留在固定的地方。其间，宠物医院的刘医生建议他去狗市看看。在那里，汹涌的狗吠声让他感到一种剧烈的心悸，他没法在几百条狗里找到自己的狗，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但他清楚它们的命运。
“如果狗市里找不到，那就难了。”刘医生告诉他，荷兰科学家的一项研究发现，狗是用鼻子判断时间变化的。“闻到时间？”他觉得难以置信。医生解释道，时间的流逝也会带来气味的变化，而狗的鼻子可以捕捉到这种变化。“那它怎么还会走失？”医生苦笑：“狗毕竟不是人，它缺乏语言表达能力。狗是依靠气味来建立区域记忆的。与其说你把狗丢了，不如说是它丢失了你的气味。”这句话让他愣了好一阵。他回到家，进到卫生间时，浓烈的尿臊味似乎在显示，它根本就不曾离开，它刚刚就在这里，这么明晰。
他加大了夜间的搜寻。有人告诉他，凌晨一点半时它在好吃街出现过。凌晨他从家里出来，沿着好吃街一溜大排档逡巡。每晚如此。这时他已经接受了它走失的现实，但他仍然不能接受它成为流浪狗——他获悉了太多关于流浪狗的悲剧信息。很多年，他从未这么晚出门，他似乎看见了另一种世界：在药房门口，一个十几岁的青涩少男指挥女友进去购买情趣用品;他在一座小区背后的垃圾站旁被十几条闪烁着绿光的野狗围攻追赶;公园湖畔密林里有一对男女站着交媾，而离他们不远处的湖面上，有人在夜泳;一个人喝醉了，坐在绿化带里号啕大哭;夜市上，刚刚还推杯换盏的酒桌上突然大打出手，啤酒瓶的碎末溅在他的眉骨上，差一点点就伤到眼睛。
走在阴雨绵绵的夜里，他第一次意识到这个事实：自己或许永远都见不到它了。
“那么，离婚的事，是您提出的？”
关于这点，他的说法略有不同：“是我妻子提出的，我答应了。”
这完全可以理解，为找一条狗，他所显现的执着——包括放弃工作这件事——本身是不可理喻的，如果妻子对此有所反应，说说气话比如提出离婚什么的，也是正常的。不寻常的是，为什么他会偏执到这步田地？
我采用了一种委婉的说法：“您在外面……是不是有了其他选择？”
“如果你指的是情人什么的话，不，没有那回事。”
“这就更让人没法理解了。找到那条狗对您来说，真就那么重要？我记得您刚提到过，起初并不是很喜欢它。”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种寻找的愿望格外的强烈——我是说，非如此不可，去找它，不管最终结果如何。但这势必意味着，我必须放弃一些东西。”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我顿了顿，“您在它和家庭之间，做了一种选择？”
“不是，这就是我打电话来的原因，真不是，”他认真地解释，“我找它是一件事，我离婚是另外一件事。我把我的气味弄丢了。”
“气味？”
“……很难形容，”沉吟半秒后他说，“总之，小白走失后，我每天仍然可以清扫出很多它的东西，总有一些它的毛发、它的味道，但确确实实，它消失了，在这种消失中，我感觉自己的一种东西也被带走了。”
“那还是狗的缘故。”我说。
“可能有联系，但不是决定因素。”他笃定地说，“如果非得找这么一个借口的话，也许是因为一株花。”
“花？”
“对！小白走丢的第三天，我突然发现，阳台的巢凤梨不知何时死掉了。这是我搬入新居时从小区偷偷移植来的。十年了，除了浇浇水，我几乎没怎么管过它。它发了一枝又一枝，花开得红彤彤的，很蓬勃。老实说，我完全习惯了它的存在，也不觉得它有什么特别……”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但是，当突然发现它死掉时，我就像被什么东西敲了一下，就糊涂了，或者说一下就清晰了。当天我就写了辞职报告，当然，遞交的时候我也想到了那些后续，离婚、财产分割，或者别的什么，但那一刻我很轻松，特别放松……就像，终于扔掉了原本就不是我的几样什么东西。” 这番话——甚至比狗的那个理由——更加让人不能理解。我冥想时，他蓦然问道：“你多大年纪？”
“我吗？”我笼统地答道，“反正还不到三十岁。”
“那就是了，你还年轻。”他说，“一开始，我也不大理解为什么会突然这么竭力地想要去找它。我明明感觉这是不可能的，但偏偏就是迫切地想要寻找。后来我理解了，或许那就是一种心灵的使命。可能你现在还意识不到，就是我们人哪，常常被一些所谓‘重要’的概念束缚着，成了一种强大的惯性。实际上，人生没什么重大的事件，不过都是一些微小的东西。”
我第一次听到类似说法，有些新奇，有些不可理喻。
“那么，您现在以何为生？”
“我跑出租车。”他忽然有点腼腆，“业余也搞点摄影，我从很小就喜欢这个，也爱好收藏相机。但工作之后反倒没什么机会出去拍摄了。”
那么，他可能仍旧没有放弃寻找——带着镜头穿梭在街巷之间，眼角瞥向一侧的街角，看看暗处的流浪狗里是不是也有自己的那一条。我能想象那个画面。
“那条狗，后来您找到它没有？”
“这个，”他笑了笑，“你觉得重要吗？”
我试着联系那个男孩——那晚我特意找他要了电话号码，希望请他吃顿便饭表示谢意——可电话无人接听，再拨过去，电话已关机。我发了条短信，请他阅后回复。
接下来几天，他也一直没联系过我。
但我无暇相顾。节前总是非常忙碌，不光是工作，而是你所有未解决的事情都将皱成一团。当辣妹的最后一条狗崽被人领养走，第二天我就飞到了广州，与提前从北京飞来的男友会合，开始了一场计划已久的美食文化之旅。在陌生环境里，情人要么更容易融合在一起，要么就是更容易分崩离析。幸好，我们选了——或说均偏向于选择——前者。之前的争执、吵闹，对于彼此的指摘与诋毁，全部被我们有意无意地过滤掉了。一位诗人说，生活是一张网。是一张网，没错，但我认为它本质上更像一张滤网——如果你不能让更多的事物穿透，你将因无法承载而被覆没，也无法得到一点点可怜的结晶。生活的真相就是这些细小的滤口，属于你自己的东西真的不多，它们——不管它们是些什么——流逝得比你想象得更快。
七天假期过后，上午从江北机场出来，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去宠物寄存站。看见我那刻，辣妹简直就抓狂了，在笼子里上蹿下跳，眼里噙满了泪花——我根本没法抱住它，它呜咽着，两只前爪胡乱地扑腾，一个劲往我身上冲撞。禁锢的思念在这瞬间就像烟花一样，轰然炸开了。
回到家，给辣妹洗完澡，我听到电话在响，将手里的吹风机搁下。是那个男孩打来的，我摁了接听键，一个鲁莽的声音——不是他——冲了出来：“你是谁？”
我愣了一瞬，反问他：“你又是哪个？”
就这样，下午两点半我如约到了江北区公安局，一位身材高大的民警接待了我，他姓杨，北方口音，让我喊他大杨。
“你这心也忒大了吧，半夜三更地，随便什么陌生人的车都敢上，”他猛吸一口烟，斜着眼瞧我，“你还能坐在这儿，已经很幸运了。”
那个凌晨，遇见我之前，程木林——那个男孩的真名——与一个叫作赵晓晨的同伴，准确地说，是他的同性情侣，实施了一次恶意敲诈。
大概情况是这样的。大三下学年，他就退学了，父母完全不知情。他在社会上漂了一段时间，后来在酒吧结识了比他大两岁的赵晓晨——后者启发了他的另一面并成功将他“扳弯”。两人都没固定工作，想着要改变现状，但又并不愿意积极付出什么。一天，赵晓晨用交友软件钓到一条“大鱼”，对方不小心泄露了自己的信息：某单位二把手领导。他们做了充分准备。那晚，赵晓晨约那条“大鱼”到宾馆偷欢，用掺入安眠药的饮料迷晕对方，将之控制起来，并从他随身的手包里取出银行卡，然后将他弄醒，把用针孔摄影头录制的视频给他看后，他乖乖地交代了密码。随后，在楼下等待的程木林带着银行卡，开着租来的车沿途取款。等到清晨，他们将直接奔往机场，远走高飞。计划堪称完美，可一个小小的意外毁了一切——或反过来说，也成立——一个意外拯救了他们。那条“大鱼”出门前，不知自己妻子早就怀疑上他了。他不碰她，夜不归宿，总说加班。前几天，她很聪明地在他手机上偷偷设置了追踪模式。深夜，当发现丈夫的定位不是办公室而在某宾馆，她联系上两个堂弟，赶赴现场。赵晓晨甚至毫无防备地开了房门。大概就在那时刻前后，程木林恰好遇到了我——远远朝他挥手求助。
“他从始至终没伤害我的意思啊。”客观上，那晚我似乎危机四伏，但我觉得，没大杨渲染得那么悬乎。
“你可能不晓得，”大杨的神情说不清是讥讽还是什么，“他们两个也做了最坏的打算。你坐在车里，他脚下就是一把水果刀，还有一把钉锤。”他吐出一个浓浓的烟圈，“你要是看到了那些东西呢？万一，我是说，万一要发生点什么呢？”
这个推论让我顿觉毛骨悚然。
“我能见见他吗？”
但大杨说，现在还不行，要等审讯期结束。
兴许我真是幸运的，或许我要感谢自己的那点缺陷。我两只眼都有近视，其中左眼还有一百度的散光——在夜晚，这点缺陷表现得更为明显。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愿也一直不学驾驶的原因。
此后我总在琢磨这个：要是我发现了那把刀，或者他要是临时起意干点什么，结果会是怎么样？
说不清楚，真的很难说。
不过某个瞬间我似乎理解了那个男孩之前的心情——当他在父亲那里得不到答案的时候，他很轻易地迷失了。他一直处于迷失中。
差不多七个月后，我再次见到了程木林——既是私人性的，也是工作的一部分。我的编导期望他的故事能出现在我的节目上。“毕竟，你自己亲历的故事，对听众来说更有那种感染力。”编导这样说。
在监狱会客室里，他坐在我对面，有些腼腆，与那晚冷酷的形象相去甚远——脸颊胖了一些，眼神也清澈了许多，卑微而柔软。不知道时间和特殊的环境给予他什么样的指引。
“你现在的精神很好。”我说。
“还有一年多，”他伸出一根指头，“我就出去了。”
说到这点或许他该感谢我，那晚因为帮助我，他被耽搁了，他实际上没取到多少款项。这对他的判决起了一点积极作用。
他随后说：“最近我在重修原来的专业，以后出去也可以干点自媒体什么的。”
我投去鼓励的眼神。他读的是新闻传播专业，这是个不错的信号。
“当初你退学，是不是跟你父亲的事也有一定关系？”
他埋着头，过了一会儿说：“我也不知道。我就是不想回家，每次回去，总觉得背后有人在指指点点。”
我点点头，表示理解。
“对了，一直还没来得及告诉你——你父亲当时还打了电话来找我，就在节目播出的第三天。”
“噢？”他突然欢快起来，“他怎么没给我说啊！前不久他也来看过我。他花了三年学会捏泥和制陶。去年他租了一个废弃的窑厂，跟一个四川美院的退休教授把那儿改造成了一个陶艺茶馆——他自己都没想到，那儿突然就火了。”
“看起来，你好像已经不再怨恨他了。”
“其实也谈不上怨恨，就是不理解，不清楚到底为什么。”
于是，我开始转述他父亲的那些说法。他认真倾听着，不时露出迷惑的神情，几次想要打断我说些什么，但又富于耐心地止住了。
我讲完后，他笑起来。
“有什么不对吗？”我有点恼火。我觉得心底有什么东西被这孩子冒犯了。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很奇怪，它解答了我心里的一些疑问。但这里有一个偏差。”
“嗯？”我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我们家在一个老社区，是一栋单体楼。你刚说到监控，那儿肯定是没有的。我父亲也没开过出租车——他甚至不会开车。离婚后他一直住在虎峰山，他就是在那儿学会了制陶，他的窑厂也在那儿。”
“所以，”他又笑了笑，表情轻松地看着我，“我不知道给你打电话的那个人是谁，但他不是我父亲。不是。”
原刊责编 楊晓澜
【作者简介】宋尾，1973年生于湖北天门，诗人、小说家。著有诗集《给过去的信》、小说集《到世界里去》、长篇小说《完美的七天》。现居重庆。
去年初秋，我从拥塞的市中区迁到了北部新区。乔迁理应是一件愉快的事，但如你男友常将你一个人扔在空旷的房子里——尤其是，你对这个陌生环境还有待适应与熟悉——难免就会有些火气。兼之，眼看就要国庆节了，而这个长假的目的地——因为他的原因迟迟无法确定。深夜十一点左右，我又跟他在电话里吵架了。我们吵得很厉害，要不是听到辣妹呕吐声，那场战争还要持续。
我寻声走进次卧，辣妹不知何时离开了那堆酣睡的小狗崽，窝边有几摊稀白的秽物，它侧躺在地板上，四肢微微抽搐。我马上求助一位附近的朋友，可她的狗一般都是去嘉陵江南岸的一家诊所，离这里远得可怕——辣妹可承受不了那么久。眼下它呼吸急促，瞳孔发白。不行！得赶紧就医。我抱起了辣妹，盲目地冲进外界的黑暗。
在街边我站了大概一刻钟，或许没那么久，只是那种时刻的等待让人有些绝望。这一片有点冷僻，这个时候很难有出租车经过，其间有一辆显示载客的出租车短暂犹豫了半秒，当看见我怀里抽搐的辣妹，噌地溜了。我不得不走到更远一些的立交桥下——站上街中心的绿化隔离带——似乎那样离希望会近一些。远远的，有一簇车灯往这边晃过来。我高高挥起手，随后又失望地放下，不是出租车。一辆黑色吉利轿车放慢速度，驶过我身旁，在离我大概七八米的地方，停住了。一个平头从车窗伸出来。
我陡然看到了一线希望，小跑过去，问能不能带一下。
“怎么，”他看着我怀里的辣妹，“狗狗生病了吗？”
我使劲点头。借着车灯，我看到他非常年轻，也就二十三四岁的样子，模样还算清秀，但透着一股颓劲。有平头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嬉皮的着装——在他胸前，那件青色立领夹克上绣着一朵硕大的红花。
“那，”他犹豫了那么一瞬，吊在车外的手臂摆动了一下，“上车吧。”
在这条单行道向前走了二十米左右，他问怎么走。我抱歉地告诉他，才搬到这边，并不知道这附近哪有宠物医院。“哦！”他拿手指敲了敲方向盘，思索了半秒，“前边十几公里的一个转盘附近，那里应该有，之前我找取款机时好像看见过。”“太好了！”我激动得有点语无伦次。
“它是怎么了？”
他从一个三岔口下道，回头问我。
“有可能是产后缺钙，”我说，“它刚生了一窝狗崽，半个月吧。”
他從车内后视镜里打量了一眼：“这条博美犬，是第一次生产吗？”
“不知道。”我说。
“嗯？”
“它是我男朋友从街上捡的——”我解释道，“我们才养了两个多月，也没什么经验。”
这是实话，如果我经验再多那么一点点，也不至于让辣妹怀上了。
“捡回来的？”他又从后视镜里觑了一眼。
“是的，不知道这么晚，宠物医院还开着不？”
我有点焦急。辣妹在我怀里时不时地痉挛着，呼吸越来越急促。
“别慌，”他说，“记得是有的。”
约一刻钟后，他绕过一个大转盘，将车停泊在街边，看着一侧黑咕隆咚的巷子：“就是这儿。”
抱着辣妹下车前，我试图给这个男孩一点酬谢，但他坚决不收，也没离开的意思——拉上手刹，将车熄了火，说道：“你找不到地方，我带你去。”
他在巷子里辨认着，找到了那个门店，敲了约半分钟，里面粗鲁地回应道：“哪个？”
“狗狗生病了！”我答道。
卷闸门霍然拉起来，一个冒着点酒气的老头瞪着我们，借助灯光可以看清这个杂乱的作坊一样的地方，到处堆着杂物，根本不像是正规的宠物医院，可还能怎么办呢？我简短地介绍了一下情况，老头拨开辣妹的眼皮瞧了瞧，说要输水。老头去找注射器时，我再次向这位男孩道谢，请他不必耽搁时间了。他摆摆手说：“没事，不用管我。”
老头让我按着辣妹，给它输液——可是在注射时遇到了问题，他几乎每次都扎不准。他解释（更像是抱怨），狗狗的血管太细了。辣妹左后腿被他扎得血淋淋的，只好换到右后腿，可几针下去——仍然没有扎到位置。我冒火了，跟这个庸医吵了起来。这时男孩不见了。不知什么时候他离开了。
当辣妹的第三条腿也浸满血污，我终于确信——再这么扎下去，辣妹将会死在这里。我果断抱着它离开，走到巷口，那个男孩站在街对面冲我招手，大声嚷道：“这边，是这家。”
原来，他也发现了不对头，跑到对街——他记得这里还有一家宠物医院（我特意观察了墙壁上的行医执照）——幸好，宠物医院的招牌灯亮着，他敲开了门。一位年轻的医师听诊之后，迅速扯了一张病危通知单，让我逐行填写责权书。医师自己则马不停蹄地配药，给辣妹敷药，接连输完三小瓶药液后，它终于脱离了危险。这期间，我没注意到那男孩何时又悄悄离开了。凌晨两点，除了四肢上残留的血污，辣妹已经平静下来了。它甚至不会知道自己差一点就没命了。
站在漆黑的街边等待出租车时，那辆黑色吉利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缓缓驶向我，男孩从车窗探出来：“太晚了，我送你回去。”
“你一直在这儿等我？”
我感到非常意外——我是说，或许因为危机得到处理，我的心智也渐渐恢复起来，大半夜的，陌生人……虽然看起来他不像什么坏人，面孔还略带青涩，但我仍隐隐有点不安。
“安姐，”他似乎知道我在担心什么，“上车吧。”
“你认识我？”这很让人意外。
“你出第一本书时，到我们学校做过一次讲座，我也常听你的节目，”他补充说，“我是重师的，毕业两年多了。”
我没再犹豫，抱着辣妹上了车。这次我坐在副驾驶座上。
回程时，我心里有一种失而复得的快活——之前两个小时我一直觉得，我就要永久地失去辣妹了。因为这个，车内的气氛也变得轻松起来。 我问他：“你应该也养过狗吧？”
“我们家养过。叫小白，一条比熊犬。”他说，“可是，它走丢了。”
“啊，太可惜了。”我表示遗憾。
“安姐，不瞒你说，我等着你，就是想给你说说这个事——”他扭着方向盘，车拐了个弯，驶出弯道，他苦涩地笑着，“我家的狗走丢后，我的父亲把自己也搞丢了。”
我为这句话感到迷惑。
他歪着头说：“你愿意听听吗？”
“我读大一那年，其实就是刚到校不久，父母突然就离婚了。这是后来寒假回家，母亲告诉我的——因为我爸那时已经从家里搬出去了，事情不可能包得住。那时她基本上也平静了，能够心平气和地跟我描述这个事。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震惊。
“我父母在一块生活了大概二十三年。他们都是普通的丈夫、普通的妻子。说起来，在心里我跟父亲要亲近一些。他戴个眼镜，比较温和——实际上他性子有点急。虽然话不多，但还是挺有趣的一人。对我没多少耐心，但绝不像其他父亲那样动不动就用拳头解决问题。在家里，我怕的反倒是妈妈。不过，父亲要是真的动怒，我还是畏惧的。那一定是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我也不像其他孩子那么逆反，总之就是很平淡也很平庸地度过了青春期。印象中，小时父母常常争执，也有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公允地说，总是我妈先动手，她脾气暴，最后得胜的人也是她——让步的多半是父亲。他们闹时我也尖起耳朵听，不是什么严重得不得了的事，净是些鸡毛蒜皮。吵得凶时，我妈就闹离婚，反正这么一说我父亲就■了。我上小学五年级时，父亲买了一台二手车，每到节假日就带我们外出旅行。我父亲喜欢古镇老街，我妈喜欢景区和农家乐。几年下来西南这一片我们差不多都走遍了。等我稍稍再大一点，他们基本上不怎么吵架了。很多同学都很羡慕我，虽然家境一般，但家庭氛围很融洽。做菜都是抢着做，而且他们做菜都好吃，各有各的拿手菜。所以我完全不能理解，怎么说离就离了呢？是他外面有人了吗？我妈否认了这个。她说：‘跟别人一点关系没有，我清清白白的，至于他，年轻时可能有点什么想法，但这次还真不是为这个。’‘那是为什么啊？’我问。我妈说：‘你开学前不久，咱们家的小白丢了，还记得吗？’‘记得啊，但小白跟你们离婚有什么关系？’她说：‘这也是我猜测的，我觉得起因就在这条狗身上。只能是这个原因。’
“小白是我妈带回来的，那时我上高中不久。我妈知道我一直想要一条狗——但她不知道我想要的是大型犬，最好是阿拉斯加那种。总之带回来一条狗，就得有人照顾。我妈连我都顾不上，哪顾得上狗，我更不可能;養狗的事就只有甩给我爸了，相比我妈，他更像一个家庭妇女。
“小白走丢后，可能我妈觉得，一条狗嘛，丢了就丢了。说实话她好几次都想把它送走，因为养狗真的很麻烦，家里气味真的很大——只是你自己习惯了不觉得。但我爸就像掉了魂一样，天天带着狗绳出门找，打印了一堆寻狗启事四处张贴。一个多月后，我妈才晓得他竟然辞职了。问他：‘为什么一点沟通都没有就自作主张？’他不说话。我妈就问：‘为什么要辞职？’他居然说，找狗。我妈说：‘当时我简直要昏过去了，难道一条狗竟然比他的工作重要？比这个家，比我们都重要？’好半天我妈才缓过来，问道：‘看你这样子，是不是还准备一直找下去？’他想了想说，应该是的。他说这话时是很认真的。过了几天，我妈费了不少精力，好不容易才把我爸领导工作做通，让他重新上岗。回家后，我妈给他说这事，父亲却说：‘不用了，我们离婚吧。’问他原因，就是不说。我妈说：‘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你爸啊，肯定是中什么邪了，没救了。’”
“那么你问了你爸没？”我问道。
“问了啊。”他说，“就像母亲说的那样，父亲翻来覆去就只有一句：你要说具体为了什么，我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非这样不可了。”
“真不是出轨什么的？”
“应该没那回事，他生活得比狗还规律——我们家狗一天要遛五次，起码三次吧。我怀疑，离婚是不是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爸就说，跟我无关。”男孩说，“但是安姐，你想想，我难免要想啊，如果不是因为我，那到底是为啥呢？”
他痛苦的神情显示，父亲的行为给他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关键是，”他说道，“我得不到答案。他始终没给一个解释。”
我沉默着，觉得挺有意思，隐隐又有些残酷。
“安姐，”他说，“你是作家，又听过那么多故事，对这个，你怎么看？”
“我也说不好——除非，我能联系到你父亲，”我模模糊糊能够觉察到什么，但也说不准，“不然谁也不知道他究竟遇到了什么事，或他到底是怎么想的。要不，”我建议道，“我在节目里讲一讲这个事？”
男孩没有表态，我视之为一种默许吧。
我在交通广播电台负责主持的一档栏目名为《人间》，顾名思义，就是讲述各种各样的人生故事，有听众自己口述的，有我们在网上搜罗的，自然也有一部分是精心“编辑”的——老实说，故事不缺，每个讲述者也自以为惊心且独特，但在我们看来都是大同小异的，所以难免要制造一些耸动。总之，因这种职业便利，我收集了不少故事，将其中一些择选出来改写成小说并结集出版，但那本书从没畅销过，主要还是依托各种活动来推动销售，比如进高校讲座，然后签售——男孩见到我那回，就是去卖书的。由此可见，说故事和写故事是两码事。
一天后，我在节目里很顺便地提到了这个故事。简单得如白开水一样的小故事，意外地引发了让人吃惊的回应。我是说，它引发的连锁效应比以往我们觉得的那些“好故事”强烈得多。有不理解的——当然这太正常了;有理解的——但基本上说不出什么可信的缘由;还有诅咒谩骂的——有位听众愤愤然总结，现在哪是养宠物，不是把宠物当孙子，干脆就是给宠物当孙子！当然也有怀疑其真实性的——我无法猜测他们的脑子里装着什么样的棉絮，我何必编排这么一个毫无起伏的故事？我发现这个故事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只是因为一个严峻的现实，丢失宠物的人实在是太多了。甚至有很多听众提议，能不能专门开办一个寻狗的栏目？我苦笑时，我的编导若有所思：“好像真的可以做一个呢。”我捶了他一下：“你也疯了！” 第二天，编导找来两位嘉宾——一位女心理咨询师、一位男诗人——又顺着这个热点做了一期对话。心理咨询师是这样分析的（或作为一个女人的直觉）：这个男人如此积极地找狗，其实是一种心理投射，是对失败现实生活的逃避，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诗人则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案例，我们应警惕的是，在城市里宠物正逐渐成为平常家庭和情感缺失的一种替代品。不管怎样，“一个宠物时代已经到来了”。
第三天，在节目中，编导给我转接了一个电话，他站在窗前打着手势，低声提示：“是那个找狗的人。”
接通后，一个沙哑的男声急切地飘出来，兴许因为紧张，有些发颤：“……你们的节目我听了，我找狗是真的，但离婚什么的，真不是因为狗。”
“哦——”我反应过来，是那个男孩的父亲打来了。“不用急，您慢慢说。”
“我记得那是雨季前的最后一天，因为它走失后，接连下了十几天的雨。”就这样，他开始讲述起来。
那天中午，他在厨房炖汤，是孩子爱吃的排骨莲藕汤。中途他出去过一次，将满满的垃圾袋提到楼道口。应该是这时，它趁机从脚边溜出去了。肯定是闻到了母狗的味道。听说狗的嗅觉是人的一百倍。
发现它不在室内后，他趴在阳台朝下面喊叫，没有回应。应该是跑远了。它曾偷跑出去过几次，但每次都能在小区找到，或者天黑时它自己就会回来。每次回来，身上沾满了草籽、秽物，有时嘴巴上还沾着粪便，臭烘烘的。有次它脊背上挂了一个清晰的脚印，乌黑的，令人惊怖地凹陷在白色的毛发上。因为这，出门时他从来都是拴着它（他很讨厌那些不牵狗绳的主人）。开关房门也很小心，从不会轻易让它得逞。可是仍然有疏忽的时候，比如这次。
回想起来，他觉得自己最为错误的一个行为是，没立即下楼去找——当然也很难发现，之前几次都是这样——而是慢腾腾地吃了中饭，回卧室躺了一会儿。昨晚他失眠了，很疲累。很长时间他的睡眠情况很糟。
午睡后他带上狗绳在小区里走了一圈，没有见到它。天黑后，它仍然没有回来。他又出去找了一遍，按照它之前习惯逃离、停滞的方向，往小区的北面仔细盘查。那里曾有一只流浪狗，母的。一无所获。深夜他在小区里转悠。他回想起来，因为礼拜天的缘故，小区里遛狗的人很多，出门找狗时他遇见两个牵着金毛的业主。他的这只比熊犬特别惧怕大狗，每每与大狗相遇多半要叫嚣。它喜欢偷跑，但从没在外面过夜。这是一个不好的信息。这天晚上，他照旧失眠，睡得不安稳，他不停起夜，顺便拉开门——看看它是不是坐在门口。
翌日清晨，他在小区里逡巡了一番——更像是一种应尽的义务——就出门上班去了。到单位，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出差的妻子。她埋怨道：“一条狗你都招呼不住。”当时他是怎么想的？如果它不回家，就由它吧。他真是这样想的。他并没真正意识到“它不会再回来了”。再说，这条狗并不是他想要的，一直以来，他都这样想：这是强行塞给我的一个赘物。事实上也是如此。要一条狗，是孩子提出的，然后他妈妈真的物色到了这条——把照片从QQ上发给他：“你快看，这条狗怎么样？”他在开会，回复稍微迟了点，等他打通妻子电话时，她告诉他：“已经带回家啦。”
下班后他见到了它，根本不是图片上的那样，它小小的，脏不溜秋，在客厅里瑟瑟发抖。
他对它没有好感。小时他养过一条土狗，有天放学回家，看到它被父亲杀了，它的皮挂在后院，尸块在卤锅里，上下翻滚。他当时就吐了。从那时起他没吃过一块狗肉，也从未养过宠物。一只松鼠、一只乌龟、一条金鱼都没有。可现在他不得不成为一条狗的主人。同时他心里知道它会出现不全是孩子的需求，它的原主人是妻子的顶头上司——她觉得接手这个宠物，是一种关系的连接点。
这条叫小白的狗来到他家半个月，就是春节了。问题来了，这个假期，全家人已定了去鼓浪屿，那它怎么办？
他去宠物店寄养，可是接连兩家都不收。理由是：狗狗未满三个月，寄养风险很大。如果非要寄养，只能签免责协议——也就是，狗狗如果意外死亡与宠物店无关。他不理解，跟其中一个店主吵了一架。最终，它被存放到一个同事家。七天假期过后将它接回来，它开始拉稀，绿色的，恹恹的。拉稀到第三天，他觉得不对劲了，送到小区对面的宠物医院，抽血检查后，医生告诉他，是细小病毒。“这种病死亡率很高，你可以选择放弃。”“如果治疗呢？”他问。“治疗的药物有两种，进口的和国产的。”然后医生报了两种价格。他在心里权衡了一下，选择了国产的药物。即便如此，每天治疗费用大概七百元，需住院七到十天，且不做任何（治愈的）保证。
这个意义上，它又是彻底“属于”他的。他那瞬间的决定救了它。六天后——也就是花了四千元左右——它脱离了危险。他觉得自己用一笔不菲的额外费用“购买”了它。每天，他送它去宠物医院挂点滴，晚上接它回家。每次他离开，它总要拼命嘶叫，然后是绝望地嘶鸣。医生说那是它在哭。接它时，它哗地扑向他，就像他是自己的父亲。在这个家里，它只认他。不管愿意与否，这个家里能够照料它的只有自己。孩子要上学，妻子处于“事业上升期”，加班是常事。他在一家国有文化企业任职，不用非得天天打卡坐班。所以，小白成了他最日常的陪伴，或者说，养育成了他一个人的事。
养狗不单单是给食和遛狗，意味着更多。比如洗澡、除菌、梳毛、擦眼屎（比熊犬的泪腺十分发达），以及训练大小便。可惜最后这项很不成功。或者说，他根本就不耐烦也不擅长这些。总之，家里全部角落都有它的尿臊味。这让他烦不胜烦——毕竟，全家（除他以外的成员）已经默认的是，他才是它的主人。如果它便溺，那必定是监护人的责任。因而当它第一次偷跑时，他暗暗想，最好别回来了。可是，临睡前，他还是忍不住要出去找找，打开门——它傻傻地蹲在地上，伸着舌头，扑哧扑哧地，仰望自己。那一刻，他发现自己竟然充满惊喜。
妻子出差回来后，两人到小区四处找了一遍，然后去了物管办。他们在监控里找到了小白下楼的画面，但始终没看到它是什么时候出的小区。查看监控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又费眼又耗时。半小时后，妻子一脸疲惫地说，没用的，小区后门没设监控，而B区和C区入口监控有死角，小狗体积太小，就算它从那儿离开，也不一定能捕捉到影像。确实不是个办法，他也认为，如果它真的出了小区，意义也不大了。妻子打着哈欠说：“那咱们回家吧——兴许，今天晚上它耍累了，就回来了呢。” 但这种情况没有发生。
晚上他从小区转悠一圈回来，坐在客厅。妻子给孩子收拾各种冗杂的物品，恨不得把整个家都塞进行李箱。终于要离开这个家了，孩子很兴奋，那种即将得到自由的喜悦怎么也掩饰不住。他听着窗外的雨声，树叶被击打的声响越来越大，他想，那些雨水会把它兢兢业业积攒在小区的气味全部洗刷掉的。
清晨，妻子带着孩子驾车离开了。他站在阳台上，很焦躁，一种困兽的感觉。他不知道自己想要干吗，但他很清楚的是，必须要做点什么才行。他打开电脑，从文件夹里选了几张小白的照片，照着网上的模板写了一篇“寻狗启事”，打印了四张，墨盒就没墨了。他在小区的两个主要入口、物管办还有主干道上分别张贴了启事（像做贼一样）。回家时，发现遗留在沙发上的手机像是被打爆了——不是好心人打来的，全是单位的来电。办公室打过七八次，领导也打了两次。他这才想起，上午有一个重要的活动——“最美读书人”评审会，是单位承办的，每月一次。他是评审会主持（其实更像是导航服务员、接待员和酒司令）。这还不算最坏的，因为已定了他负责，领导也颇为放心地没来参会。但是，新上任的集团党委书记毫无预兆地来这个下属机构视察了。中午他赶到单位，被书记痛斥的领导，将那种愤怒有增无减地转移给了他，要他给个说法。“为什么没来——扔下一屋子的专家评审？”他实话实说：“我找狗去了。”领导瞪着眼珠：“找狗？”他说：“对，我的狗丢了。”
黄昏时，他独自站在阳台上，突然听到楼下传来狗吠声——像它！他马上冲下楼，是另一条小型犬。他沿着小区走，竖起耳朵，一路监听各个楼栋的狗叫声。他一直不相信它真的出了小区，会不会是被谁关起来了？他在每一栋有狗叫的楼底喊叫它的名字。当然没有收获。而且他发现，自己张贴的启事全部被揭掉了。勤勤恳恳的小区物管不会让这种东西存在太久。
晚上，又下雨了。他睡不着，爬起来在电脑上检索领养或走失宠物的信息。他发现，丢狗这种事简直太常见了。能够找回来的概率微乎其微。网上发帖没多少实际意义，什么“必有重谢”之类的语句已经被彻底厌弃，“酬金两千元”是基本线，悬赏两万元、五万元，甚至言称十万元酬金的都有——几乎难以想象。
之后他把范围扩大到周围的小区，清晨和黄昏——遛狗的时间段，带着它使用过的毛巾、狗窝里的被褥、自己的鞋袜等等，一边搜索一边将这些气味留在固定的地方。其间，宠物医院的刘医生建议他去狗市看看。在那里，汹涌的狗吠声让他感到一种剧烈的心悸，他没法在几百条狗里找到自己的狗，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但他清楚它们的命运。
“如果狗市里找不到，那就难了。”刘医生告诉他，荷兰科学家的一项研究发现，狗是用鼻子判断时间变化的。“闻到时间？”他觉得难以置信。医生解释道，时间的流逝也会带来气味的变化，而狗的鼻子可以捕捉到这种变化。“那它怎么还会走失？”医生苦笑：“狗毕竟不是人，它缺乏语言表达能力。狗是依靠气味来建立区域记忆的。与其说你把狗丢了，不如说是它丢失了你的气味。”这句话让他愣了好一阵。他回到家，进到卫生间时，浓烈的尿臊味似乎在显示，它根本就不曾离开，它刚刚就在这里，这么明晰。
他加大了夜间的搜寻。有人告诉他，凌晨一点半时它在好吃街出现过。凌晨他从家里出来，沿着好吃街一溜大排档逡巡。每晚如此。这时他已经接受了它走失的现实，但他仍然不能接受它成为流浪狗——他获悉了太多关于流浪狗的悲剧信息。很多年，他从未这么晚出门，他似乎看见了另一种世界：在药房门口，一个十几岁的青涩少男指挥女友进去购买情趣用品;他在一座小区背后的垃圾站旁被十几条闪烁着绿光的野狗围攻追赶;公园湖畔密林里有一对男女站着交媾，而离他们不远处的湖面上，有人在夜泳;一个人喝醉了，坐在绿化带里号啕大哭;夜市上，刚刚还推杯换盏的酒桌上突然大打出手，啤酒瓶的碎末溅在他的眉骨上，差一点点就伤到眼睛。
走在阴雨绵绵的夜里，他第一次意识到这个事实：自己或许永远都见不到它了。
“那么，离婚的事，是您提出的？”
关于这点，他的说法略有不同：“是我妻子提出的，我答应了。”
这完全可以理解，为找一条狗，他所显现的执着——包括放弃工作这件事——本身是不可理喻的，如果妻子对此有所反应，说说气话比如提出离婚什么的，也是正常的。不寻常的是，为什么他会偏执到这步田地？
我采用了一种委婉的说法：“您在外面……是不是有了其他选择？”
“如果你指的是情人什么的话，不，没有那回事。”
“这就更让人没法理解了。找到那条狗对您来说，真就那么重要？我记得您刚提到过，起初并不是很喜欢它。”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种寻找的愿望格外的强烈——我是说，非如此不可，去找它，不管最终结果如何。但这势必意味着，我必须放弃一些东西。”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我顿了顿，“您在它和家庭之间，做了一种选择？”
“不是，这就是我打电话来的原因，真不是，”他认真地解释，“我找它是一件事，我离婚是另外一件事。我把我的气味弄丢了。”
“气味？”
“……很难形容，”沉吟半秒后他说，“总之，小白走失后，我每天仍然可以清扫出很多它的东西，总有一些它的毛发、它的味道，但确确实实，它消失了，在这种消失中，我感觉自己的一种东西也被带走了。”
“那还是狗的缘故。”我说。
“可能有联系，但不是决定因素。”他笃定地说，“如果非得找这么一个借口的话，也许是因为一株花。”
“花？”
“对！小白走丢的第三天，我突然发现，阳台的巢凤梨不知何时死掉了。这是我搬入新居时从小区偷偷移植来的。十年了，除了浇浇水，我几乎没怎么管过它。它发了一枝又一枝，花开得红彤彤的，很蓬勃。老实说，我完全习惯了它的存在，也不觉得它有什么特别……”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但是，当突然发现它死掉时，我就像被什么东西敲了一下，就糊涂了，或者说一下就清晰了。当天我就写了辞职报告，当然，遞交的时候我也想到了那些后续，离婚、财产分割，或者别的什么，但那一刻我很轻松，特别放松……就像，终于扔掉了原本就不是我的几样什么东西。” 这番话——甚至比狗的那个理由——更加让人不能理解。我冥想时，他蓦然问道：“你多大年纪？”
“我吗？”我笼统地答道，“反正还不到三十岁。”
“那就是了，你还年轻。”他说，“一开始，我也不大理解为什么会突然这么竭力地想要去找它。我明明感觉这是不可能的，但偏偏就是迫切地想要寻找。后来我理解了，或许那就是一种心灵的使命。可能你现在还意识不到，就是我们人哪，常常被一些所谓‘重要’的概念束缚着，成了一种强大的惯性。实际上，人生没什么重大的事件，不过都是一些微小的东西。”
我第一次听到类似说法，有些新奇，有些不可理喻。
“那么，您现在以何为生？”
“我跑出租车。”他忽然有点腼腆，“业余也搞点摄影，我从很小就喜欢这个，也爱好收藏相机。但工作之后反倒没什么机会出去拍摄了。”
那么，他可能仍旧没有放弃寻找——带着镜头穿梭在街巷之间，眼角瞥向一侧的街角，看看暗处的流浪狗里是不是也有自己的那一条。我能想象那个画面。
“那条狗，后来您找到它没有？”
“这个，”他笑了笑，“你觉得重要吗？”
我试着联系那个男孩——那晚我特意找他要了电话号码，希望请他吃顿便饭表示谢意——可电话无人接听，再拨过去，电话已关机。我发了条短信，请他阅后回复。
接下来几天，他也一直没联系过我。
但我无暇相顾。节前总是非常忙碌，不光是工作，而是你所有未解决的事情都将皱成一团。当辣妹的最后一条狗崽被人领养走，第二天我就飞到了广州，与提前从北京飞来的男友会合，开始了一场计划已久的美食文化之旅。在陌生环境里，情人要么更容易融合在一起，要么就是更容易分崩离析。幸好，我们选了——或说均偏向于选择——前者。之前的争执、吵闹，对于彼此的指摘与诋毁，全部被我们有意无意地过滤掉了。一位诗人说，生活是一张网。是一张网，没错，但我认为它本质上更像一张滤网——如果你不能让更多的事物穿透，你将因无法承载而被覆没，也无法得到一点点可怜的结晶。生活的真相就是这些细小的滤口，属于你自己的东西真的不多，它们——不管它们是些什么——流逝得比你想象得更快。
七天假期过后，上午从江北机场出来，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去宠物寄存站。看见我那刻，辣妹简直就抓狂了，在笼子里上蹿下跳，眼里噙满了泪花——我根本没法抱住它，它呜咽着，两只前爪胡乱地扑腾，一个劲往我身上冲撞。禁锢的思念在这瞬间就像烟花一样，轰然炸开了。
回到家，给辣妹洗完澡，我听到电话在响，将手里的吹风机搁下。是那个男孩打来的，我摁了接听键，一个鲁莽的声音——不是他——冲了出来：“你是谁？”
我愣了一瞬，反问他：“你又是哪个？”
就这样，下午两点半我如约到了江北区公安局，一位身材高大的民警接待了我，他姓杨，北方口音，让我喊他大杨。
“你这心也忒大了吧，半夜三更地，随便什么陌生人的车都敢上，”他猛吸一口烟，斜着眼瞧我，“你还能坐在这儿，已经很幸运了。”
那个凌晨，遇见我之前，程木林——那个男孩的真名——与一个叫作赵晓晨的同伴，准确地说，是他的同性情侣，实施了一次恶意敲诈。
大概情况是这样的。大三下学年，他就退学了，父母完全不知情。他在社会上漂了一段时间，后来在酒吧结识了比他大两岁的赵晓晨——后者启发了他的另一面并成功将他“扳弯”。两人都没固定工作，想着要改变现状，但又并不愿意积极付出什么。一天，赵晓晨用交友软件钓到一条“大鱼”，对方不小心泄露了自己的信息：某单位二把手领导。他们做了充分准备。那晚，赵晓晨约那条“大鱼”到宾馆偷欢，用掺入安眠药的饮料迷晕对方，将之控制起来，并从他随身的手包里取出银行卡，然后将他弄醒，把用针孔摄影头录制的视频给他看后，他乖乖地交代了密码。随后，在楼下等待的程木林带着银行卡，开着租来的车沿途取款。等到清晨，他们将直接奔往机场，远走高飞。计划堪称完美，可一个小小的意外毁了一切——或反过来说，也成立——一个意外拯救了他们。那条“大鱼”出门前，不知自己妻子早就怀疑上他了。他不碰她，夜不归宿，总说加班。前几天，她很聪明地在他手机上偷偷设置了追踪模式。深夜，当发现丈夫的定位不是办公室而在某宾馆，她联系上两个堂弟，赶赴现场。赵晓晨甚至毫无防备地开了房门。大概就在那时刻前后，程木林恰好遇到了我——远远朝他挥手求助。
“他从始至终没伤害我的意思啊。”客观上，那晚我似乎危机四伏，但我觉得，没大杨渲染得那么悬乎。
“你可能不晓得，”大杨的神情说不清是讥讽还是什么，“他们两个也做了最坏的打算。你坐在车里，他脚下就是一把水果刀，还有一把钉锤。”他吐出一个浓浓的烟圈，“你要是看到了那些东西呢？万一，我是说，万一要发生点什么呢？”
这个推论让我顿觉毛骨悚然。
“我能见见他吗？”
但大杨说，现在还不行，要等审讯期结束。
兴许我真是幸运的，或许我要感谢自己的那点缺陷。我两只眼都有近视，其中左眼还有一百度的散光——在夜晚，这点缺陷表现得更为明显。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愿也一直不学驾驶的原因。
此后我总在琢磨这个：要是我发现了那把刀，或者他要是临时起意干点什么，结果会是怎么样？
说不清楚，真的很难说。
不过某个瞬间我似乎理解了那个男孩之前的心情——当他在父亲那里得不到答案的时候，他很轻易地迷失了。他一直处于迷失中。
差不多七个月后，我再次见到了程木林——既是私人性的，也是工作的一部分。我的编导期望他的故事能出现在我的节目上。“毕竟，你自己亲历的故事，对听众来说更有那种感染力。”编导这样说。
在监狱会客室里，他坐在我对面，有些腼腆，与那晚冷酷的形象相去甚远——脸颊胖了一些，眼神也清澈了许多，卑微而柔软。不知道时间和特殊的环境给予他什么样的指引。
“你现在的精神很好。”我说。
“还有一年多，”他伸出一根指头，“我就出去了。”
说到这点或许他该感谢我，那晚因为帮助我，他被耽搁了，他实际上没取到多少款项。这对他的判决起了一点积极作用。
他随后说：“最近我在重修原来的专业，以后出去也可以干点自媒体什么的。”
我投去鼓励的眼神。他读的是新闻传播专业，这是个不错的信号。
“当初你退学，是不是跟你父亲的事也有一定关系？”
他埋着头，过了一会儿说：“我也不知道。我就是不想回家，每次回去，总觉得背后有人在指指点点。”
我点点头，表示理解。
“对了，一直还没来得及告诉你——你父亲当时还打了电话来找我，就在节目播出的第三天。”
“噢？”他突然欢快起来，“他怎么没给我说啊！前不久他也来看过我。他花了三年学会捏泥和制陶。去年他租了一个废弃的窑厂，跟一个四川美院的退休教授把那儿改造成了一个陶艺茶馆——他自己都没想到，那儿突然就火了。”
“看起来，你好像已经不再怨恨他了。”
“其实也谈不上怨恨，就是不理解，不清楚到底为什么。”
于是，我开始转述他父亲的那些说法。他认真倾听着，不时露出迷惑的神情，几次想要打断我说些什么，但又富于耐心地止住了。
我讲完后，他笑起来。
“有什么不对吗？”我有点恼火。我觉得心底有什么东西被这孩子冒犯了。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很奇怪，它解答了我心里的一些疑问。但这里有一个偏差。”
“嗯？”我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我们家在一个老社区，是一栋单体楼。你刚说到监控，那儿肯定是没有的。我父亲也没开过出租车——他甚至不会开车。离婚后他一直住在虎峰山，他就是在那儿学会了制陶，他的窑厂也在那儿。”
“所以，”他又笑了笑，表情轻松地看着我，“我不知道给你打电话的那个人是谁，但他不是我父亲。不是。”
原刊责编 楊晓澜
【作者简介】宋尾，1973年生于湖北天门，诗人、小说家。著有诗集《给过去的信》、小说集《到世界里去》、长篇小说《完美的七天》。现居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