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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从形成体系到现在，已经有三、四千年的历史。其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汉语的发展，作为记录汉语的汉字符号系统，从字符的构形到书写体势，都有过几次重大的变化，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字体风格。一般认为，汉字发展史上所出现的主流字体主要有五种，即：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和楷书。探讨这些字体的成因，除了要从汉字自身的发展规律入手外，社会文化的影响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测点。而且，在个别字体身上，后者的影响有时甚至会超过前者。
拿甲骨文来说，这种字体其实就是当时特殊的社会文化——占卜文化的直接产物。甲骨文的内容绝大部分是关于占卜的记录，所以甲骨文又称卜辞。殷商时代，社会文明还比较落后，人们非常迷信，相信上天左右着一切，无论大事小事，如天气、收成、田猎，甚至做梦，都要卜之于天。当时的占卜材料主要是龟甲、兽骨。占卜时，先在龟甲、兽骨上钻凿出“丁”字形的槽穴，然后在有槽穴的地方进行灼烤，由于这些地方已经变薄，受热之后很容易发生崩裂，由于所凿的槽穴是“丁”字形的，出现的裂纹也多为“丁”字形。当时的人们就是根据这些兆纹去判断所卜之事的吉凶的。这看起来就好像是小孩子玩的游戏，但在那个时代，却被人们当做是极为神圣的事情。后来人们在造占卜的“卜”字时，就是取像于这些“丁”字形裂纹的形状，“卜”字的读音也是来源于龟甲、兽骨崩裂时所发出“bó-bó”声（“卜”古与“剥”音近）。
在龟甲、兽骨这样坚硬的质地上刻字，其难度可想而知。即使十分用力，也只能刻出纤细的笔道；本来该曲线的地方，也只能刻成生硬的折笔；遇到圆形的东西，就更难体现了，就像阿Q一样，那个圈儿怎么画也画不圆，无奈只好刻成个方形。如在下列字形中，太阳变成了方的，车轮变成方的，就连人头也都成方的了（请看下面甲骨文与金文的对比）。
这样，甲骨文便形成了“笔画瘦削，多有方折，刀笔味浓”的字体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从直接原因看是由于书写材料的坚硬，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卜这种特殊的文化活动。因为甲骨文并不是当时的日用字体，而只是占卜这一特殊文化领域的特殊产物。在当时，毛笔已经成了主要的书写工具。“笔”甲骨文作
，正像以手握毛笔状，说明当时确实已经有了毛笔。《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甲骨文作
等形，像用竹片或木片编成的简册之形。可见当时就有了竹简文，只是由于竹简易于腐烂，我们今天才没能看到，而当时用毛笔所写的竹简文，一定不会具有甲骨文“瘦削方折”的特点。因此说，甲骨并不是当时的普通书写材料，主要是为占卜这种特殊目的而选用的特殊材料。如果没有当时用龟甲、兽骨占卜的文化活动，甲骨文这种字体就不可能产生。
金文字体的形成和发展，也与特定的社会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汉字字体演变的一个特定阶段，金文是指商周时期继甲骨文之后运用于青铜器上的一种字体类型。青铜器早在商代以前就出现了，当时主要是一些日用器具，其上也没有铭文。商代前期，个别青铜器上开始出现族徽性的单字。商代后期，随着奴隶主宗法礼制的逐渐强化，青铜器开始具有一种特殊的藏礼作用。所谓藏礼，就是寓礼于器，是古代宗法礼制在青铜器上的物化。一些经常用于祭祀宴享的青铜器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具有了明贵贱、别尊卑的特殊功能。青铜器的不同组合方式代表着不同的身份和等级，如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等。青铜器成了国家的象征、家族的荣耀，“问鼎”便意味着侮蔑和挑战，“鼎迁”则意味着国家灭亡；家族成员立了战功，受了封赐，就要铸刻在青铜器上，以便昭示后人，使子孙后代永志不忘，世代为荣，故金文中常有“子子孙孙永宝用”的字样。到了西周，青铜器的这种作用达到了顶峰，其上的铭文也变得越来越长。西周末年的《毛公鼎》共铸有497字，是现知最长的一篇金文。西周以后，奴隶制开始向封建制过渡，“礼崩乐坏”的局面愈演愈烈，青铜器的藏礼作用逐渐衰落，到战国时期重又回复为日用器具，长篇铭文已非常罕见。
由于金文是在这样特殊的场合，为着特殊的目的而使用，承载着祖宗的光辉荣耀和对子孙后代的美好愿景，肩负着敬宗守族的神圣职责，这就使得金文一定会具有与甲骨文不同的字体风格（见上面的例字）：笔画上一改甲骨文瘦削方折的特点，变得肥厚粗壮，圆浑丰润；整体风格庄重典雅，精致美观；字形大小基本一致，行款排列趋于整齐。这种风格的形成，当然与金文的实现过程有关，因为金文大多是铸造出来的，在铸造的砂模上写字要比在龟甲、兽骨上刻字容易得多，可以对字形进行精心加工，以求得字形上的庄重美观。但是，实现过程的便利，只是为金文的这种字体风格提供了实现的可能性，而真正促使这种风格最终成为现实的，则是宗法礼制对青铜器铭文所提出的文化诉求。只有典雅庄重的字体风格，才能与宗法文化庄严肃穆的氛围相和谐，才能真正承载起宗族的尊严，显示出凝聚宗族的力量。从这种意义上来讲，金文同样也不是当时日常使用的字体，而是青铜文化这一特殊领域的特殊产物。
西周之后，经过春秋时期的动荡，到战国时期已经形成了诸侯割据的局面。正如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所说的那样，当时“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对典籍的轻视，使得人们做事没了共同的依据，写字没了共同的标准，这样，便出现了“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当时各诸侯国文字之间的差异非常大，而且在地域分布上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距周王朝所在地越远，变化就越大。盘庚东迁之后，秦迁都于雍(今陕西凤翔附近)，这里原是西周故地。秦迁来后，基本上继承了西周文化，在文字上也与西周金文一脉相承。当时的秦国相对比较落后，政治经济上都较为保守，文字方面也没有太大的改变，除了书写风格上渐趋规整匀称之外，结构上的变化并不明显。而六国文字则变化剧烈，与西周金文差距越来越大。所以，人们往往把战国文字分作两大派系，即：秦系文字和六国文字。秦系文字在风格上端庄严谨，大小一致，笔形布局极有法度，偏旁部首的写法和位置也都基本定型；笔道粗细均匀，已基本实现线条化；整体风貌已与小篆十分近似，明显处于西周晚期金文向小篆的过渡阶段。如果仅从汉字发展的自身规律去分析，从西周金文，经过战国秦系文字的过渡，从而发展为秦朝标准的小篆，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种历史的可能性，如果秦国一直是一个弱小的国家，如果不是秦国统一了天下，那么，汉字在金文之后的代表性字体还依然是小篆么？小篆最终能够成为一种代表性字体，是汉字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还是依靠政治文化的力量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呢？相信我们从这些问题中，可以真正体会到文化在汉字字体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汉字字体发展的整个历史，也应该从文化的角度进行重新解读。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拿甲骨文来说，这种字体其实就是当时特殊的社会文化——占卜文化的直接产物。甲骨文的内容绝大部分是关于占卜的记录，所以甲骨文又称卜辞。殷商时代，社会文明还比较落后，人们非常迷信，相信上天左右着一切，无论大事小事，如天气、收成、田猎，甚至做梦，都要卜之于天。当时的占卜材料主要是龟甲、兽骨。占卜时，先在龟甲、兽骨上钻凿出“丁”字形的槽穴，然后在有槽穴的地方进行灼烤，由于这些地方已经变薄，受热之后很容易发生崩裂，由于所凿的槽穴是“丁”字形的，出现的裂纹也多为“丁”字形。当时的人们就是根据这些兆纹去判断所卜之事的吉凶的。这看起来就好像是小孩子玩的游戏，但在那个时代，却被人们当做是极为神圣的事情。后来人们在造占卜的“卜”字时，就是取像于这些“丁”字形裂纹的形状，“卜”字的读音也是来源于龟甲、兽骨崩裂时所发出“bó-bó”声（“卜”古与“剥”音近）。
在龟甲、兽骨这样坚硬的质地上刻字，其难度可想而知。即使十分用力，也只能刻出纤细的笔道；本来该曲线的地方，也只能刻成生硬的折笔；遇到圆形的东西，就更难体现了，就像阿Q一样，那个圈儿怎么画也画不圆，无奈只好刻成个方形。如在下列字形中，太阳变成了方的，车轮变成方的，就连人头也都成方的了（请看下面甲骨文与金文的对比）。
这样，甲骨文便形成了“笔画瘦削，多有方折，刀笔味浓”的字体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从直接原因看是由于书写材料的坚硬，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卜这种特殊的文化活动。因为甲骨文并不是当时的日用字体，而只是占卜这一特殊文化领域的特殊产物。在当时，毛笔已经成了主要的书写工具。“笔”甲骨文作
，正像以手握毛笔状，说明当时确实已经有了毛笔。《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甲骨文作等形，像用竹片或木片编成的简册之形。可见当时就有了竹简文，只是由于竹简易于腐烂，我们今天才没能看到，而当时用毛笔所写的竹简文，一定不会具有甲骨文“瘦削方折”的特点。因此说，甲骨并不是当时的普通书写材料，主要是为占卜这种特殊目的而选用的特殊材料。如果没有当时用龟甲、兽骨占卜的文化活动，甲骨文这种字体就不可能产生。
金文字体的形成和发展，也与特定的社会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汉字字体演变的一个特定阶段，金文是指商周时期继甲骨文之后运用于青铜器上的一种字体类型。青铜器早在商代以前就出现了，当时主要是一些日用器具，其上也没有铭文。商代前期，个别青铜器上开始出现族徽性的单字。商代后期，随着奴隶主宗法礼制的逐渐强化，青铜器开始具有一种特殊的藏礼作用。所谓藏礼，就是寓礼于器，是古代宗法礼制在青铜器上的物化。一些经常用于祭祀宴享的青铜器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具有了明贵贱、别尊卑的特殊功能。青铜器的不同组合方式代表着不同的身份和等级，如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等。青铜器成了国家的象征、家族的荣耀，“问鼎”便意味着侮蔑和挑战，“鼎迁”则意味着国家灭亡；家族成员立了战功，受了封赐，就要铸刻在青铜器上，以便昭示后人，使子孙后代永志不忘，世代为荣，故金文中常有“子子孙孙永宝用”的字样。到了西周，青铜器的这种作用达到了顶峰，其上的铭文也变得越来越长。西周末年的《毛公鼎》共铸有497字，是现知最长的一篇金文。西周以后，奴隶制开始向封建制过渡，“礼崩乐坏”的局面愈演愈烈，青铜器的藏礼作用逐渐衰落，到战国时期重又回复为日用器具，长篇铭文已非常罕见。
由于金文是在这样特殊的场合，为着特殊的目的而使用，承载着祖宗的光辉荣耀和对子孙后代的美好愿景，肩负着敬宗守族的神圣职责，这就使得金文一定会具有与甲骨文不同的字体风格（见上面的例字）：笔画上一改甲骨文瘦削方折的特点，变得肥厚粗壮，圆浑丰润；整体风格庄重典雅，精致美观；字形大小基本一致，行款排列趋于整齐。这种风格的形成，当然与金文的实现过程有关，因为金文大多是铸造出来的，在铸造的砂模上写字要比在龟甲、兽骨上刻字容易得多，可以对字形进行精心加工，以求得字形上的庄重美观。但是，实现过程的便利，只是为金文的这种字体风格提供了实现的可能性，而真正促使这种风格最终成为现实的，则是宗法礼制对青铜器铭文所提出的文化诉求。只有典雅庄重的字体风格，才能与宗法文化庄严肃穆的氛围相和谐，才能真正承载起宗族的尊严，显示出凝聚宗族的力量。从这种意义上来讲，金文同样也不是当时日常使用的字体，而是青铜文化这一特殊领域的特殊产物。
西周之后，经过春秋时期的动荡，到战国时期已经形成了诸侯割据的局面。正如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所说的那样，当时“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对典籍的轻视，使得人们做事没了共同的依据，写字没了共同的标准，这样，便出现了“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当时各诸侯国文字之间的差异非常大，而且在地域分布上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距周王朝所在地越远，变化就越大。盘庚东迁之后，秦迁都于雍(今陕西凤翔附近)，这里原是西周故地。秦迁来后，基本上继承了西周文化，在文字上也与西周金文一脉相承。当时的秦国相对比较落后，政治经济上都较为保守，文字方面也没有太大的改变，除了书写风格上渐趋规整匀称之外，结构上的变化并不明显。而六国文字则变化剧烈，与西周金文差距越来越大。所以，人们往往把战国文字分作两大派系，即：秦系文字和六国文字。秦系文字在风格上端庄严谨，大小一致，笔形布局极有法度，偏旁部首的写法和位置也都基本定型；笔道粗细均匀，已基本实现线条化；整体风貌已与小篆十分近似，明显处于西周晚期金文向小篆的过渡阶段。如果仅从汉字发展的自身规律去分析，从西周金文，经过战国秦系文字的过渡，从而发展为秦朝标准的小篆，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种历史的可能性，如果秦国一直是一个弱小的国家，如果不是秦国统一了天下，那么，汉字在金文之后的代表性字体还依然是小篆么？小篆最终能够成为一种代表性字体，是汉字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还是依靠政治文化的力量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呢？相信我们从这些问题中，可以真正体会到文化在汉字字体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汉字字体发展的整个历史，也应该从文化的角度进行重新解读。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