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已年近八旬,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就住在德胜门大街刘海胡同,至今已有60年了。当初我在公安部门工作,我的邻居就是北京市公安局西四区分局。刘海胡同西起德胜门内大街,东至松树街。再往东不远处,有一条弯弯曲曲的河道,叫小月河,其上游通后海,下游流向前海西小海。有一座小石桥跨于小月河之上,称作李广桥,沿河两岸街道称李广桥东西河沿。
　　李广桥始建于明代弘治年间。太监李广以占卜算命获得皇帝的恩宠,他在小月河路东,为自己建设一所宅苑,并引水入苑,十分豪华。有一次,公主患病,皇太后唤李广为其算命籙符,不料,随后,后宫失火,公主受惊吓而死。此后,有大臣奏本,说李广私引玉泉之水入宅。又胡编咒语殆害公主致死。为此,皇帝捉拿李广问罪,李广闻讯后,饮毒酒自杀而死。李广修造的那座桥,幸存于世。
　　在李广桥周边,涉及教会的团体较多。李广桥路东,或许就有当年李广宅第。后有辅仁圣言会天主堂,司铎书院、中国天主教神学院教堂;路西有教会办的辅仁大学(今师范大学)、辅仁大学附属中学;北口往西羊房胡同有天主教修女院,北口往东还有一家教会医院,叫什么名,记不清了,我记得叫怀仁医院,也许不太准确。有人说叫联合医院,大概不对,此处附近曾有过联合诊所,那是20世纪50年代末的事,是当地一些个体诊所联合起来办的一家诊所。
　　前面说的辅仁大学及其附属的中学旧址是涛贝勒府。涛贝勒即载涛,是醇贤亲王奕譞的第七子。1925年3月以16万元的租金租给了罗马教廷,由美国天主教本笃会在此创办辅仁大学(1933年改由美德两国圣言会接管),辅仁大学后面就是原贝勒府的花园,后来的辅仁大学附属中学就开办在这里,今为北京市第十三中学。
　　教会医院也是由天主教创办的。天主教信奉天主和耶稣基督,尊玛利亚为圣母。鸦片战争以后,传入中国的天主教一方面被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用作侵华工具。另一方面亦在中国致力于传教和社会福利事业。例如天主教在建设教堂的同时,也要建设学校、医院、婴儿院、图书馆等。接待中国信徒学习、就医、进修,有的教会开办的学校是免费的,实行义务教育,但必须信奉他们的天主耶稣基督。不是教徒者入学也行,收费也较低。教会开办的医院,医术挺好,收费也较低。天主教开办的育婴堂是接收弃婴的场所,也是免费的。所有这些作法,对于争取信众,团结教徒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期间,有的教堂开办的医院同情中国的抗日精神,设法向延安或晋察冀边区战地医院白求恩医院提供医药医械。西什库教堂医院院长法国人贝熙业大夫就是一位倍受尊敬的白求恩式的好医生。有的教堂主教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以传教为掩护,实则是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站。新街口南大街20号的基督教会礼拜堂就是这样的。
　　位于什刹海后海南岸李广桥东侧的教会医院大约创立于20世纪20年代。当初这一带是清代庆亲王府的产业。庆王府规模很大,西邻德胜门内大街,东至松树街,南邻定府大街,北至馓子胡同(今延年胡同),占地25000平方米。府内大小房屋上千间,朱红的大门,进门之后是主殿,高大如宫殿一般。庆亲王奕劻居住的宜春堂,是一座富丽堂皇的院落,前有垂花门,周边有抄手游廊,正房内有落地龙凤雕刻木隔扇,房顶上有精美的砖雕龙吻。美中不足的是整个王府内没一池之水,不像老府那样福池之内泉水瀜瀜,甚感遗憾。
　　奕劻当时可是位高权重的人物,曾出任御前大臣、总理外交事务大臣、军机大臣、奉命总理财政处、练兵处、陆军部。第一代庆亲王永璘,是嘉庆皇帝的弟弟。当时,有谚云:“和珅搬倒,嘉庆吃饱。”和珅事发问罪,抄家赐死。和珅的宅第就赏给了庆亲王永璘。此处宅第是有后花园的,园内有福池,引玉泉之水入园十分优美。
　　早在清代光绪末年,今柳荫街北端,有李广桥,桥头东岸路北,有一片大约8000平方米的空地。有一天庆亲王奕劻来到这里散步,他看到这块地儿西边临河,北边临海,便派人在桥头的东侧,沿北岸砌筑了一堵长约百米的墙,墙的西端,起于桥头,东端至海。墙体大体是直的。但圈出的地面是呈三角形的。因为水面是向东南倾斜的。这就成了庆王府的产业。欲建花园别墅而不惜填海造田。宅院北墙外就是什刹海后海,王府在此设下海码头和游船,仆人可以摇舟下海捕鱼捉虾,供主人赏鲜,主人也可以乘船在海上蕩游,享受人间逍遥生涯。不料,没有多少年的功夫,大清帝国覆亡,隆裕太后和溥仪退位。庆王府的势力也消亡了。庆亲王奕劻的儿子载振,就把这份产业租给了教会。随后,便在这里建成了一家教会医院。
　　教会医院的建筑,大多是利用原庆王府花园的建筑。当年奕劻和他的儿子载振曾在此居住过,里面有数十间房屋是相当讲究的,除了华丽的客厅和幽静的寝室之外,还有茶坊、厨房、库房、佣人住房、回事房等,还有一条游廊可供主人沿海岸浏览什刹海后海风光。教会医院将建筑稍加修饰后,无须改建成哥德式建筑,挂上十字架和被钉在上面的耶稣基督,以及高悬玛利亚圣母像。这是教会医院的象征物。里面再挂上内科、外科、妇科等牌子,就开始营业了。与当时别的医院不同的是:这家医院的大夫都是由神父组成的,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看护(护士)都是修女。有一位年过八旬的老邻居刘老先生介绍说,那会儿他在一家教会中学读书,有一次突然肚子疼、拉稀,老师送他来到这家教会医院又测体温、又抽血、又打针,说是肠胃炎,清洗肠子之后,吃了几片盘尼西林和其他几片西药,第二天就好了。他还说这家医院只设西医,不设中医。照那时的中医作法,看病先生给摸一摸脑门,看发不发烧,再给按摩按摩肚子,看看有无痼疾,再号一号脉,看看心跳是否正常,如无大碍,给开个方子,吃付汤药或成药,回家喝碗红糖水,兴许也会好的。这是传统做法。这西医可使他大开眼界,首先是洗肠子,这是头一回,吃盘尼西林也是头一回,没想到这么点小药片这么管事儿。那时候,我们中国人还不会制造盘尼西林。
　　据刘老翁说,教会医院的看护都是中国人,都是十七八岁的姑娘,她们或许是从西什库教堂附属的仁慈堂里培养出来的。从小家中贫穷,父母放弃抚养,被送往仁慈堂。入了天主教,长大了,当了修女,修女是不许结婚的,要虔诚读经,严格宗教生活,遵循道德规范。衣着打扮也格外素朴。学得一些护理常识,到医院当个看护,也是一门本事,兴许未来还能有个出头之日。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全城实行军事管制,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的第一号通令就是废除以前同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没收官僚资本,取缔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解放后,逮捕镇压了一百二十多名反动道首)。天主教属于合法宗教,但是某些教堂中的上层人士私设电台、密藏武器,从事反革命活动,有个叫黎培基的天主教神父,因从事帝国主义间谍活动,被抓了起来。后被驱逐出境。对于普通外籍教士,则让他们到人民政府登记。经确认无罪行者,可允许他们继续留京传教。但是传教讲经只许在教堂内进行,而对中国人来说,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但不干预天主教在教堂宣传有神论,甚至还允许天主教把神学院的牌子悬挂教堂门前。辅仁圣言会天主堂的牌子也可堂而皇之的悬挂在教堂门前,教堂医院就是隶属于这家教堂的。对于传教士中有某些轻微犯罪行为,又不愿意向人民政府申请登记者,允许他们限期离境回国。对于继续留京的传教士,只许他们在教堂中传经布道,不许他们有双重身份。既是神父又是医生、既是神父又是教员,那是不行的。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依军管会布告精神,按官僚资本产业将教会医院没收。医院的医生,外籍医生按《外侨登记办法》处理。不愿登记留京者,便纷纷回国了。中国籍医生,经教育之后,便同看护一起被分别安置在附近的官办医院。此处房屋便成逆产而被军事接管,遂被用作首长驻地。后来徐向前、杨成武就曾寓居于此。至今院内尚存部分古屋和古树。
　　我问刘老翁,那些修女看护的下落如何?刘老翁说,当时她们被安置在就近的北京大学附属医院或者是被北医合并过来的天主教北堂西什库医院,有的被培养成优秀护士或医生。后来积水潭医院落成,又被调往积水潭医院,支援那里的医护工作。这都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如果当年那些富有青春年华的修女看护还健在的话,那么她们至少应当是九十岁高龄的老祖母或外祖母了。“但愿为我打针的那位护士姐姐至今还活在人间,正在享受着幸福的晚年生活。”刘老翁很动情地对我说。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