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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围剿“奥数”，防止竞赛功利化
“奥数”，是国际数学奥林匹克（IMO）的简称，这是一项以中学生为对象的国际性数学竞赛活动。赛事由国际数学教育专家命题，其目的是“发现并鼓励世界上具有数学天分的青少年，为各国进行科学教育交流创造条件，增进各国师生间的友好关系”。奥数的题目难度较高，它崇尚的也是奥林匹克精神——“重要的不在于取胜，而在于参加”。
1956年，华罗庚首次尝试将奥数引入中国。由中国数学理事会发起，首次中学生数学竞赛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四个城市举行。
1978年，在中断多年以后，原国家教委和中国科协联合举办部分省市中学生数学竞赛，确定北京、上海等8省市为参赛省市，全国有20万在校生参加。1979年扩展为全国数学竞赛。 1980年，奥赛由官办转为民办。1990年，第31届IMO来到中国，奥数在中国蓬勃兴起。1998年，我国“小升初”取消统一考试，当以往单一的分数标准无法使用时，奥数就变成了一些学校升学的加分项，奥数下移到小学，成为许多父母、学生的入学“敲门砖”。各种补习机构的推波助澜，进一步加剧了奥数热。正如有评论所言，在中国，本应该是少数“天才”课外甜点的奥数却成了全民大餐。
当奥数的负面影响超过其正面的作用时，不仅教育行政部门开始叫停或限制，社会有识之士也对此忧心忡忡。2008年，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发表了《打倒万恶的奥数教育》的博文，对奥数进行了批评。中科院院士、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林群也指出，当前奥数已经变成了扼杀儿童数学兴趣、剥夺他们童年幸福的罪魁祸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科院院士还说：“奥数的祸害不比毒品差，现在是全社会‘吸毒’。它让家长疯狂，让学生受到煎熬，最后把优秀的学生都搜集给个别学校。这是很肮脏的交易。”
关于奥数的批评和争论虽然持续多年，但许多学校照常用奥数作为甄别学生的工具，补习机构照样开设相关的奥数课程，可谓批评声震耳欲聋，奥数热仍温度不降。
2012年，终于尘埃落定，“奥数”在重重围剿下败下阵来。先是2010年11月，教育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调整部分高考加分项目和进一步加强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除进入国际奥赛国家队集训的学生外，其余奥赛获奖者都不再有保送资格；只有获奥赛全国决赛一、二、三等奖的学生才能获得20分加分，省赛区获奖者不再享受加分。这是从高考政策的调整方面对奥数进行了限制。因为这个政策要到2014年才正式实施，所以，波澜未兴。
2012年8月18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对奥数进行了严厉抨击，连续报道、揭露奥数的负面影响。这是主流媒体第一次对奥数的重拳出击。节目播出后，北京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进行了专题研究。市教委也召集各区县教委负责人和部分学校校长进行部署。人大附中、北大附中、四中、八中等30所名校与市教委签订责任书，郑重向社会作出三项承诺：一是严格执行市教委的小升初入学政策，不直接或变相采取考试的方式选拔学生，不将奥数等各种竞赛成绩、奖励、证书作为入学依据，不举办以选拔生源为目的的任何形式的奥数竞赛培训班。二是严格依据国家课程标准进行教学和考试评价，严格控制课程容量与难度。在日常教学和考试中不出现繁、难、偏、怪等超出课程标准的内容，更不将有关奥数试题直接作为评价和区分学生的标准，切实减轻学生负担。三是大力加强教师基本功培训，着力提高教师实施新课程的能力，保证按规定课时在校内完成教学任务。加强教师管理和师德教育，不允许教师组织和参与奥数培训活动。
与此同时，北京市教委叫停“涉奥培训”，要求从8月29日起到10月31日，全市所有涉及奥数的培训暂停两月余，其间对涉奥培训机构的课程要求、广告宣传、任课教师主体、学校管理等方面进行治理整顿。治理完成后，奥数班仍可以兴趣班形式开办，但不得与升学挂钩。
其实，奥数本身并没有错。人大附中的刘彭芝校长曾经说：“奥数不是反革命。”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曹一鸣也说：“如今世界著名的一些 数学家正是当年数学奥赛的获奖者。”在我国，数学奥赛也的确选拔了一批在数学上有天赋的年轻人。所以，关键不是要不要取消奥数，而是如何看待奥数的作用，如何防止奥数的功利化，如何不把作为少数人智力体操的奥数变成所有学生的必修功课。
七、资格定期注册，打破教师铁饭碗
教师是决定教育品质的关键。如何建立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一直是教育行政部门和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的教师队伍存在着门槛低、出门难的问题，形成了事实上的铁饭碗、大锅饭。1993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只有那些“故意不完成教育教学任务给教育教学工作造成损失的”，“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教师，可以由所在学校、其他教育机构或者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而根据1995年发布的《教师资格条例》，具备教师资格条件的公民只需通过国家举办或者认可的教师资格考试，便可终身为教师，并无时限规定。
为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解决事实上存在的教师队伍大锅饭的问题，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要“完善并严格实施教师准入制度，严把教师入口关”，“完善教师退出机制”。2012年9月10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进一步要求全面实施教师资格考试和定期注册制度。
据此要求，教育部进行大量的调研后，制定了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根据该办法，2011年在浙江、湖北两省启动了试点，2012年继续在广西、河北、海南、上海4个省市进行试点。这6个省市的教师资格考试改革和注册制度改革试点实施方案也已陆续出台。
2012年教师节前夕，上海市正式宣布，从当年开始，中小学教师资格在首次注册后将不再是终身制，而采取每5年一次的定期注册考核，连续5次合格才可以终身从教。如果考核不合格，将退出教师岗位。 教师资格定期注册问题，引起了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新华网举行的“对教师定期注册制度赞成与否”调查中，有53%的网友投赞成票，有46.1%的网友投反对票。许多人认为，出发点无疑非常好，就怕在实践中出现偏差。我们的教育政策，经常遇到这样的困境，而流于形式和加重负担。这是最让大家所担心的。上海交大附中嘉定校区副校长谭裘麟说：教师的工作归根到底还是课堂教学，定期考核注册教师资格的改革，在实行过程中往往会流于形式，或考核“论文化”“成果化”，那就会助长教师队伍中的功利主义倾向，也会让教师的工作重心出现偏离。还有人提出，对于老教师来说，重新学电脑也不现实，会加重他们的心理压力，改变他们长期形成的教学习惯，加重工作负担。更有一些反对的声音提出，教师定期注册不利于教师确立终身从事教育的思想，容易造成优秀教师的流失；对教师的考核容易变为形式主义，并容易导致部分教师为应付考核而放松教学工作。
关于“考什么、如何考”，也是争论的焦点。从试点省市的教师资格考试改革和注册制度改革试点实施方案来看，所有省市都没有涉及对论文和升学率的要求，一般把考核分为笔试和面试两部分。前者主要侧重教育理念、职业道德、教育法律法规知识、科学文化素养，阅读理解、语言表达、逻辑推理和信息处理等基本能力，教育教学、学生指导和班级管理的基本知识，拟任教学科（专业）领域的基本知识，教学设计、实施、评价的知识和方法，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教育教学实际问题的能力。后者主要考核申请人的职业道德、心理素质、仪表仪态、言语表达、思维品质等教师基本素养，以及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教学评价等基本技能。这些内容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这些内容靠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就能够准确评价吗？很多人担心，这样的考试要么会走过场，要么会出现“创造权力寻租机会”。大部分的省市方案中采取了师德一票否决制。但是，如何才能考核出真实的师德？对此，《新京报》的一篇评论认为，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智力的教育成果容易量化、考核，但心灵的培养则表现得更为隐性，难以量化。如果教师只是考试机器上的螺丝钉，只关心分数，不关心学生如何做人，这样的教育注定是失败的。教师定期注册考核要注重考核出教师真实的师德，才能使教师做到“既美其道， 又慎其行”，以自己的学识、品行和人格引领学生成长。
这场争论其实才刚刚开始，随着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制度在全国的推行，各种问题还将继续出现。所以，应该采取积极谨慎的态度，借鉴国内外成功的经验，结合我们的国情、省情，科学有序地推进。
八、从民间试验到政府推动，营养餐计划开始实施
2012年，农村中小学的营养餐计划也是被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营养干预计划，得到了世界银行、联合国粮食开发署和儿童伙伴组织的高度重视与好评。
2011年4月2日，500多名记者和国内数十家媒体联合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发起了一个民间的“免费午餐”公益活动。该活动倡议每天捐赠3元钱为贫困地区学童提供免费午餐。这项活动对于解决长期被忽视的农村中小学生营养不良、辍学等问题，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因此受到广泛的好评。
这项民间的公益活动也很快得到政府部门的响应。2011年10月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启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从2012年3月1日起全面实施。中央财政每年拨款160多亿元，按照每人每天3元的标准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普惠680个县市、约2600万在校学生。
2012年3月，这项惠及千万孩子的民生工程正式启动。但是，营养餐计划一开始就遭遇“水土不服”，出现了不少食品安全事故和回扣套利的丑闻。一份研究机构发布的“中西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项目”调研报告，指出了该计划存在的12个问题：地方营养改善经费下拨缓慢甚至被临时挪用；食堂建设存在大量资金缺口；缺乏营养改善的配套资金；多地购买定型食品，营养餐“营养”流失；营养品单一并面临存储问题；零食商补助中套利、学校吃回扣；企业供餐存在隐患，食品安全让人担忧；监督机制不健全，各地事故频发；过程管理存在漏洞；相关职能部门边界不清晰；营养知识比较匮乏；民间与政府力量的配合不默契等。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2年5月1日，全国学生营养办公布的监督举报电话和举报邮箱，就收到了来自中西部19个省级试点的举报81份。仅仅在2012年3月27日至4月23日的20多天里，就有约1240名学生成为食品安全事故的受害者。3月29日，贵州织金县一中学在实施国家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第四天，就发生了学生疑似集体中毒的事件，86名学生被送医院治疗。4月1日，广西那坡县等地曝出营养餐补助遭供货商和学校套利的内幕。4月9日，云南镇雄县塘房镇顶拉小学、猫猫抓树小学、椅子山小学1062名学生在食用顶拉小学食堂统一配送的营养午餐后，368人因身体不适入县医院检查治疗……
针对出现的各种问题，教育部等15个部门于6月14日印发《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细则》等5个配套文件，以确保学生营养餐计划能有效实施。实施细则规定，学生营养餐应以肉蛋奶为主要供餐内容，不得以保健品替代肉蛋奶，要保证学生充足的能量和营养摄入。供餐方式以学校食堂供餐为主，同时实行学校食品安全校长负责制和学校负责人陪餐制，建立由学生、父母、教师等代表组成的膳食委员会，充分发挥其在确定供餐模式、供餐单位、配餐食谱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等方面的作用。细则对学生营养餐的供餐准入和退出机制也进行了规定。为准确掌握享受营养餐的学生信息，防止虚报、冒领补助资金行为，在配套措施中还制定了实名制学生信息管理办法。
细则和配套文件的出台，对规范营养餐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从各地的情况来看，安全事故有了明显的减少。但是，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其中之一就是由于资金的短缺造成食堂、设备和厨师无法到位。以广西为例，在1.5万所农村中小学中，有食堂的不到5000家，缺口高达2/3。在29个国家营养改善试点中，农村义务教育学校6123所，有食堂2266个（其中简易食堂1692个），需要新建和改扩建点768个，需要投入资金12亿元。这还不包括食堂需要的蒸饭机、自动开水机、绞肉机、冰柜、不锈钢餐具等。另外，就是如何提升营养餐的安全度、专业度、透明度，建立一套专业、透明的管理机制与人才培养体系的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的王振耀认为，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专业的网络监督透明机制和一套专业的食品安全标准。 九、发布《校车安全管理条例》，防止悲剧再次发生
2012年8月18日，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2012年舆情蓝皮书《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2012）》。报告指出，2011年教育舆情事件中校园安全事件成为年度教育舆情重灾区，而在全部49起影响较大的校园安全类教育舆情事件中，由校车事故引发的舆情事件就有26起，占整体校车安全类舆情事件的53.1%。幼儿园和中小学校车安全事故多发，频频成为媒体及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
2011年8月，安徽省安庆市宜秀区育才双语幼儿园3岁女童颜颜、海南省三亚市吉阳镇博爱双语幼儿园3岁男童强强先后被遗忘在校车内窒息而亡。2011年9月9日，河北省迁安市交警在执勤时拦下一辆小面包车，本来只有8座的面包车密密麻麻地塞下了64名小孩，加上司机和老师共66人。其后不久的9月26日，山西灵石县冷泉村一接送学生的微型面包车与一辆大货车相撞，造成7名初中生死亡。而不到两个月以后的2011年11月16日，甘肃正宁校车事故造成20名幼儿死亡，42名幼儿受伤，更是将校车安全问题推到了舆论的制高点。
这一系列校车安全事故，不仅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受到政府和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2012年4月1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第617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正式颁布《校车安全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于校车安全问题与不适当地撤校并点有密切关系，所以《条例》第三条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学生数量和分布状况等因素，依法制定、调整学校设置规划，保障学生就近入学或者在寄宿制学校入学，减少学生上下学的交通风险。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及其教学点的设置、调整，应当充分听取学生家长等有关方面的意见。” 《条例》同时提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发展城市和农村的公共交通，合理规划、设置公共交通线路和站点，为需要乘车上下学的学生提供方便。要求教育、公安、交通运输以及工业和信息化、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等部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的规定，负责校车安全管理的有关工作。
《条例》还对学校和校车服务提供者、校车使用许可、校车驾驶人、校车通行安全、校车乘车安全以及相关的法律责任进行了具体规定。如第十条规定：“配备校车的学校和校车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健全校车安全管理制度，配备安全管理人员，加强校车的安全维护，定期对校车驾驶人进行安全教育，组织校车驾驶人学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以及安全防范、应急处置和应急救援知识，保障学生乘坐校车安全。”第十四条规定：“取得校车使用许可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车辆符合校车安全国家标准，取得机动车检验合格证明，并已经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二）有取得校车驾驶资格的驾驶人；（三）有包括行驶线路、开行时间和停靠站点的合理可行的校车运行方案；（四）有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五）已经投保机动车承运人责任保险。”
《条例》公布后不久，国家标准委也发布了《专用校车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幼儿校车的最大乘员数不超过45人，中小学生校车的最大乘员数应不超过56人。要求校车安装具有卫星定位功能的行驶记录仪、车内和车外录像监控系统、倒车语音提示系统及强制通风装置。《条例》及其配套文件借鉴了西方经验，把校车优先纳入规范之中，为校车安全提供了制度保障。这些举措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说：“在一个文明的国家里，就应该让孩子优先。”
当然，法规固然重要，而严格执法守法更加重要。许多专家和媒体呼吁，要真正让《条例》落到实处，不仅需要“车内”，还需要“车外”社会的共同努力，真正在全社会营造一种敬畏校车的氛围，让高标准校车行驶在良好的道路环境之中，让校车满载孩子们安全快乐地前行。
十、幼师虐童事件折射幼教软肋，加强学前教育迫在眉睫
2012年10月24日，微博上流传出浙江温岭城西街道蓝孔雀幼儿园里的一张照片：女老师一脸微笑，两只手分别揪着一名男童的左右耳朵， 将男童双脚提离地面约10厘米，男童耳朵被扯得变形，因剧痛张着嘴巴哇哇大哭。当被问及“为何要揪孩子耳朵，并让别人拍照”时，这位老师竟然称是“为了好玩”。差不多同时，网络爆出了另外一段发生在山西省太原市蓝天蒙特梭利幼儿园的视频：一位女老师对着年仅5岁的孩子们施暴，扇耳光、揪脸，下手毫不留情。监控录像表明，10月15日的下午4点左右，短短10分钟的时间，这位老师就在一个女童的脸上狂扇了70下耳光。而这一切的原因，只是因为孩子不会做“10 1”的算术。
几天以后，中国青年报记者报道了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海培金色摇篮幼儿园教师针扎幼童被拘的消息：每晚开灯睡觉是小强（化名）改不掉的习惯。这个5岁的男孩由于害怕被老师用针扎，每晚对爸爸说：“爸爸，不要关灯，你关了灯我就睡不着，我就害怕老师过来扎我。你开着灯我就知道老师不在。”
一时间，幼师虐童事件成为舆论焦点，也成为2012年中国教育的一个耻辱。尽管这一系列事件集中出现有偶然原因，其中的当事人可能也有各种原委。如有人透露，女幼师颜艳红虐待儿童，可能与感情受挫和低薪有关。她一直认为幼师是一份苦差事且低薪，她在微博和空间也曾多次写道：“他对我不好，我就要发泄！”“他不爱我，烦死了！”“对某些人的火，全发泄在学生们身上，烦！”
其实，这些事件本身折射出我们教育的许多内在矛盾和问题。最关键的是我们没有确立起儿童主体的权利。打骂孩子，是中国社会非常普通甚至正常的现象。据调查，中国的虐童现象，更多来自家庭内部，有数据表明：60.14%的孩子曾被父母打骂、罚站、不许吃饭或睡觉等；6.52%的孩子反映曾经被家长很重地打，鼻青脸肿；49.64%的孩子反映被家长轻微地打过。情感虐待的“冷暴力”在我国家庭中的比例已达到28%。许多父母对老师打骂孩子也不是十分介意，没有把它作为侵犯儿童权益、违背教育规律的事件。
另外，这些事件的频发也是因为长期对幼儿教育的投入不够，幼儿师资严重短缺造成的。肇事教师大多数没有受过相应的师范教育，或虽受过专业教育却没有取得教师资格证。全国幼儿园里这样的老师非常之多，教师打骂孩子的现象普遍存在。自“虐童”事件发生后，幼儿园师资问题得到教育行政部门的高度重视。教育部专门发布了《关于加强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提出国家将出台幼儿园教师配备标准，以满足正常教育教学需求。“采用派驻公办教师等方式对企事业单位办、集体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进行扶持。”同时，国家将全面实施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制度，幼儿园教师上岗须取得相应教师资格证书。具有其他学段教师资格证书的教师到幼儿园工作，应在上岗前接受教育部门组织的学前教育专业培训。
2012年的中国，教育热点还有许多，除前文所举外，还有“最美女教师”“香港国民教育”“李雷韩梅梅”“崔永元怒斥教育官员”“国旗下批判教育制度 ”“鹰爸”“南科大‘转正’”“代课老师手刨学生”“野鸡大学”“学霸姐”“新本科专业目录”“工蜂族”“义务教育新课标”“师姐抱抱团”“高考励志标语”“钱理群批评名校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高校取消长跑”“90后入职场”等。在所有的热点问题中，我们之所以把十八大提出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首要热点，是因为它不仅指明了今后一段时间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也是化解中国许多教育难点问题的药方。中国教育虽然出现的问题很多，面临的难题很多，但办法永远比困难更多。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
（作者系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责 编 木 子）
“奥数”，是国际数学奥林匹克（IMO）的简称，这是一项以中学生为对象的国际性数学竞赛活动。赛事由国际数学教育专家命题，其目的是“发现并鼓励世界上具有数学天分的青少年，为各国进行科学教育交流创造条件，增进各国师生间的友好关系”。奥数的题目难度较高，它崇尚的也是奥林匹克精神——“重要的不在于取胜，而在于参加”。
1956年，华罗庚首次尝试将奥数引入中国。由中国数学理事会发起，首次中学生数学竞赛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四个城市举行。
1978年，在中断多年以后，原国家教委和中国科协联合举办部分省市中学生数学竞赛，确定北京、上海等8省市为参赛省市，全国有20万在校生参加。1979年扩展为全国数学竞赛。 1980年，奥赛由官办转为民办。1990年，第31届IMO来到中国，奥数在中国蓬勃兴起。1998年，我国“小升初”取消统一考试，当以往单一的分数标准无法使用时，奥数就变成了一些学校升学的加分项，奥数下移到小学，成为许多父母、学生的入学“敲门砖”。各种补习机构的推波助澜，进一步加剧了奥数热。正如有评论所言，在中国，本应该是少数“天才”课外甜点的奥数却成了全民大餐。
当奥数的负面影响超过其正面的作用时，不仅教育行政部门开始叫停或限制，社会有识之士也对此忧心忡忡。2008年，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发表了《打倒万恶的奥数教育》的博文，对奥数进行了批评。中科院院士、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林群也指出，当前奥数已经变成了扼杀儿童数学兴趣、剥夺他们童年幸福的罪魁祸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科院院士还说：“奥数的祸害不比毒品差，现在是全社会‘吸毒’。它让家长疯狂，让学生受到煎熬，最后把优秀的学生都搜集给个别学校。这是很肮脏的交易。”
关于奥数的批评和争论虽然持续多年，但许多学校照常用奥数作为甄别学生的工具，补习机构照样开设相关的奥数课程，可谓批评声震耳欲聋，奥数热仍温度不降。
2012年，终于尘埃落定，“奥数”在重重围剿下败下阵来。先是2010年11月，教育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调整部分高考加分项目和进一步加强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除进入国际奥赛国家队集训的学生外，其余奥赛获奖者都不再有保送资格；只有获奥赛全国决赛一、二、三等奖的学生才能获得20分加分，省赛区获奖者不再享受加分。这是从高考政策的调整方面对奥数进行了限制。因为这个政策要到2014年才正式实施，所以，波澜未兴。
2012年8月18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对奥数进行了严厉抨击，连续报道、揭露奥数的负面影响。这是主流媒体第一次对奥数的重拳出击。节目播出后，北京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进行了专题研究。市教委也召集各区县教委负责人和部分学校校长进行部署。人大附中、北大附中、四中、八中等30所名校与市教委签订责任书，郑重向社会作出三项承诺：一是严格执行市教委的小升初入学政策，不直接或变相采取考试的方式选拔学生，不将奥数等各种竞赛成绩、奖励、证书作为入学依据，不举办以选拔生源为目的的任何形式的奥数竞赛培训班。二是严格依据国家课程标准进行教学和考试评价，严格控制课程容量与难度。在日常教学和考试中不出现繁、难、偏、怪等超出课程标准的内容，更不将有关奥数试题直接作为评价和区分学生的标准，切实减轻学生负担。三是大力加强教师基本功培训，着力提高教师实施新课程的能力，保证按规定课时在校内完成教学任务。加强教师管理和师德教育，不允许教师组织和参与奥数培训活动。
与此同时，北京市教委叫停“涉奥培训”，要求从8月29日起到10月31日，全市所有涉及奥数的培训暂停两月余，其间对涉奥培训机构的课程要求、广告宣传、任课教师主体、学校管理等方面进行治理整顿。治理完成后，奥数班仍可以兴趣班形式开办，但不得与升学挂钩。
其实，奥数本身并没有错。人大附中的刘彭芝校长曾经说：“奥数不是反革命。”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曹一鸣也说：“如今世界著名的一些 数学家正是当年数学奥赛的获奖者。”在我国，数学奥赛也的确选拔了一批在数学上有天赋的年轻人。所以，关键不是要不要取消奥数，而是如何看待奥数的作用，如何防止奥数的功利化，如何不把作为少数人智力体操的奥数变成所有学生的必修功课。
七、资格定期注册，打破教师铁饭碗
教师是决定教育品质的关键。如何建立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一直是教育行政部门和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的教师队伍存在着门槛低、出门难的问题，形成了事实上的铁饭碗、大锅饭。1993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只有那些“故意不完成教育教学任务给教育教学工作造成损失的”，“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教师，可以由所在学校、其他教育机构或者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而根据1995年发布的《教师资格条例》，具备教师资格条件的公民只需通过国家举办或者认可的教师资格考试，便可终身为教师，并无时限规定。
为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解决事实上存在的教师队伍大锅饭的问题，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要“完善并严格实施教师准入制度，严把教师入口关”，“完善教师退出机制”。2012年9月10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进一步要求全面实施教师资格考试和定期注册制度。
据此要求，教育部进行大量的调研后，制定了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根据该办法，2011年在浙江、湖北两省启动了试点，2012年继续在广西、河北、海南、上海4个省市进行试点。这6个省市的教师资格考试改革和注册制度改革试点实施方案也已陆续出台。
2012年教师节前夕，上海市正式宣布，从当年开始，中小学教师资格在首次注册后将不再是终身制，而采取每5年一次的定期注册考核，连续5次合格才可以终身从教。如果考核不合格，将退出教师岗位。 教师资格定期注册问题，引起了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新华网举行的“对教师定期注册制度赞成与否”调查中，有53%的网友投赞成票，有46.1%的网友投反对票。许多人认为，出发点无疑非常好，就怕在实践中出现偏差。我们的教育政策，经常遇到这样的困境，而流于形式和加重负担。这是最让大家所担心的。上海交大附中嘉定校区副校长谭裘麟说：教师的工作归根到底还是课堂教学，定期考核注册教师资格的改革，在实行过程中往往会流于形式，或考核“论文化”“成果化”，那就会助长教师队伍中的功利主义倾向，也会让教师的工作重心出现偏离。还有人提出，对于老教师来说，重新学电脑也不现实，会加重他们的心理压力，改变他们长期形成的教学习惯，加重工作负担。更有一些反对的声音提出，教师定期注册不利于教师确立终身从事教育的思想，容易造成优秀教师的流失；对教师的考核容易变为形式主义，并容易导致部分教师为应付考核而放松教学工作。
关于“考什么、如何考”，也是争论的焦点。从试点省市的教师资格考试改革和注册制度改革试点实施方案来看，所有省市都没有涉及对论文和升学率的要求，一般把考核分为笔试和面试两部分。前者主要侧重教育理念、职业道德、教育法律法规知识、科学文化素养，阅读理解、语言表达、逻辑推理和信息处理等基本能力，教育教学、学生指导和班级管理的基本知识，拟任教学科（专业）领域的基本知识，教学设计、实施、评价的知识和方法，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教育教学实际问题的能力。后者主要考核申请人的职业道德、心理素质、仪表仪态、言语表达、思维品质等教师基本素养，以及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教学评价等基本技能。这些内容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这些内容靠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就能够准确评价吗？很多人担心，这样的考试要么会走过场，要么会出现“创造权力寻租机会”。大部分的省市方案中采取了师德一票否决制。但是，如何才能考核出真实的师德？对此，《新京报》的一篇评论认为，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智力的教育成果容易量化、考核，但心灵的培养则表现得更为隐性，难以量化。如果教师只是考试机器上的螺丝钉，只关心分数，不关心学生如何做人，这样的教育注定是失败的。教师定期注册考核要注重考核出教师真实的师德，才能使教师做到“既美其道， 又慎其行”，以自己的学识、品行和人格引领学生成长。
这场争论其实才刚刚开始，随着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制度在全国的推行，各种问题还将继续出现。所以，应该采取积极谨慎的态度，借鉴国内外成功的经验，结合我们的国情、省情，科学有序地推进。
八、从民间试验到政府推动，营养餐计划开始实施
2012年，农村中小学的营养餐计划也是被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营养干预计划，得到了世界银行、联合国粮食开发署和儿童伙伴组织的高度重视与好评。
2011年4月2日，500多名记者和国内数十家媒体联合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发起了一个民间的“免费午餐”公益活动。该活动倡议每天捐赠3元钱为贫困地区学童提供免费午餐。这项活动对于解决长期被忽视的农村中小学生营养不良、辍学等问题，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因此受到广泛的好评。
这项民间的公益活动也很快得到政府部门的响应。2011年10月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启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从2012年3月1日起全面实施。中央财政每年拨款160多亿元，按照每人每天3元的标准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普惠680个县市、约2600万在校学生。
2012年3月，这项惠及千万孩子的民生工程正式启动。但是，营养餐计划一开始就遭遇“水土不服”，出现了不少食品安全事故和回扣套利的丑闻。一份研究机构发布的“中西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项目”调研报告，指出了该计划存在的12个问题：地方营养改善经费下拨缓慢甚至被临时挪用；食堂建设存在大量资金缺口；缺乏营养改善的配套资金；多地购买定型食品，营养餐“营养”流失；营养品单一并面临存储问题；零食商补助中套利、学校吃回扣；企业供餐存在隐患，食品安全让人担忧；监督机制不健全，各地事故频发；过程管理存在漏洞；相关职能部门边界不清晰；营养知识比较匮乏；民间与政府力量的配合不默契等。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2年5月1日，全国学生营养办公布的监督举报电话和举报邮箱，就收到了来自中西部19个省级试点的举报81份。仅仅在2012年3月27日至4月23日的20多天里，就有约1240名学生成为食品安全事故的受害者。3月29日，贵州织金县一中学在实施国家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第四天，就发生了学生疑似集体中毒的事件，86名学生被送医院治疗。4月1日，广西那坡县等地曝出营养餐补助遭供货商和学校套利的内幕。4月9日，云南镇雄县塘房镇顶拉小学、猫猫抓树小学、椅子山小学1062名学生在食用顶拉小学食堂统一配送的营养午餐后，368人因身体不适入县医院检查治疗……
针对出现的各种问题，教育部等15个部门于6月14日印发《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细则》等5个配套文件，以确保学生营养餐计划能有效实施。实施细则规定，学生营养餐应以肉蛋奶为主要供餐内容，不得以保健品替代肉蛋奶，要保证学生充足的能量和营养摄入。供餐方式以学校食堂供餐为主，同时实行学校食品安全校长负责制和学校负责人陪餐制，建立由学生、父母、教师等代表组成的膳食委员会，充分发挥其在确定供餐模式、供餐单位、配餐食谱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等方面的作用。细则对学生营养餐的供餐准入和退出机制也进行了规定。为准确掌握享受营养餐的学生信息，防止虚报、冒领补助资金行为，在配套措施中还制定了实名制学生信息管理办法。
细则和配套文件的出台，对规范营养餐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从各地的情况来看，安全事故有了明显的减少。但是，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其中之一就是由于资金的短缺造成食堂、设备和厨师无法到位。以广西为例，在1.5万所农村中小学中，有食堂的不到5000家，缺口高达2/3。在29个国家营养改善试点中，农村义务教育学校6123所，有食堂2266个（其中简易食堂1692个），需要新建和改扩建点768个，需要投入资金12亿元。这还不包括食堂需要的蒸饭机、自动开水机、绞肉机、冰柜、不锈钢餐具等。另外，就是如何提升营养餐的安全度、专业度、透明度，建立一套专业、透明的管理机制与人才培养体系的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的王振耀认为，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专业的网络监督透明机制和一套专业的食品安全标准。 九、发布《校车安全管理条例》，防止悲剧再次发生
2012年8月18日，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2012年舆情蓝皮书《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2012）》。报告指出，2011年教育舆情事件中校园安全事件成为年度教育舆情重灾区，而在全部49起影响较大的校园安全类教育舆情事件中，由校车事故引发的舆情事件就有26起，占整体校车安全类舆情事件的53.1%。幼儿园和中小学校车安全事故多发，频频成为媒体及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
2011年8月，安徽省安庆市宜秀区育才双语幼儿园3岁女童颜颜、海南省三亚市吉阳镇博爱双语幼儿园3岁男童强强先后被遗忘在校车内窒息而亡。2011年9月9日，河北省迁安市交警在执勤时拦下一辆小面包车，本来只有8座的面包车密密麻麻地塞下了64名小孩，加上司机和老师共66人。其后不久的9月26日，山西灵石县冷泉村一接送学生的微型面包车与一辆大货车相撞，造成7名初中生死亡。而不到两个月以后的2011年11月16日，甘肃正宁校车事故造成20名幼儿死亡，42名幼儿受伤，更是将校车安全问题推到了舆论的制高点。
这一系列校车安全事故，不仅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受到政府和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2012年4月1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第617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正式颁布《校车安全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于校车安全问题与不适当地撤校并点有密切关系，所以《条例》第三条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学生数量和分布状况等因素，依法制定、调整学校设置规划，保障学生就近入学或者在寄宿制学校入学，减少学生上下学的交通风险。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及其教学点的设置、调整，应当充分听取学生家长等有关方面的意见。” 《条例》同时提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发展城市和农村的公共交通，合理规划、设置公共交通线路和站点，为需要乘车上下学的学生提供方便。要求教育、公安、交通运输以及工业和信息化、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等部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的规定，负责校车安全管理的有关工作。
《条例》还对学校和校车服务提供者、校车使用许可、校车驾驶人、校车通行安全、校车乘车安全以及相关的法律责任进行了具体规定。如第十条规定：“配备校车的学校和校车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健全校车安全管理制度，配备安全管理人员，加强校车的安全维护，定期对校车驾驶人进行安全教育，组织校车驾驶人学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以及安全防范、应急处置和应急救援知识，保障学生乘坐校车安全。”第十四条规定：“取得校车使用许可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车辆符合校车安全国家标准，取得机动车检验合格证明，并已经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二）有取得校车驾驶资格的驾驶人；（三）有包括行驶线路、开行时间和停靠站点的合理可行的校车运行方案；（四）有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五）已经投保机动车承运人责任保险。”
《条例》公布后不久，国家标准委也发布了《专用校车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幼儿校车的最大乘员数不超过45人，中小学生校车的最大乘员数应不超过56人。要求校车安装具有卫星定位功能的行驶记录仪、车内和车外录像监控系统、倒车语音提示系统及强制通风装置。《条例》及其配套文件借鉴了西方经验，把校车优先纳入规范之中，为校车安全提供了制度保障。这些举措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说：“在一个文明的国家里，就应该让孩子优先。”
当然，法规固然重要，而严格执法守法更加重要。许多专家和媒体呼吁，要真正让《条例》落到实处，不仅需要“车内”，还需要“车外”社会的共同努力，真正在全社会营造一种敬畏校车的氛围，让高标准校车行驶在良好的道路环境之中，让校车满载孩子们安全快乐地前行。
十、幼师虐童事件折射幼教软肋，加强学前教育迫在眉睫
2012年10月24日，微博上流传出浙江温岭城西街道蓝孔雀幼儿园里的一张照片：女老师一脸微笑，两只手分别揪着一名男童的左右耳朵， 将男童双脚提离地面约10厘米，男童耳朵被扯得变形，因剧痛张着嘴巴哇哇大哭。当被问及“为何要揪孩子耳朵，并让别人拍照”时，这位老师竟然称是“为了好玩”。差不多同时，网络爆出了另外一段发生在山西省太原市蓝天蒙特梭利幼儿园的视频：一位女老师对着年仅5岁的孩子们施暴，扇耳光、揪脸，下手毫不留情。监控录像表明，10月15日的下午4点左右，短短10分钟的时间，这位老师就在一个女童的脸上狂扇了70下耳光。而这一切的原因，只是因为孩子不会做“10 1”的算术。
几天以后，中国青年报记者报道了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海培金色摇篮幼儿园教师针扎幼童被拘的消息：每晚开灯睡觉是小强（化名）改不掉的习惯。这个5岁的男孩由于害怕被老师用针扎，每晚对爸爸说：“爸爸，不要关灯，你关了灯我就睡不着，我就害怕老师过来扎我。你开着灯我就知道老师不在。”
一时间，幼师虐童事件成为舆论焦点，也成为2012年中国教育的一个耻辱。尽管这一系列事件集中出现有偶然原因，其中的当事人可能也有各种原委。如有人透露，女幼师颜艳红虐待儿童，可能与感情受挫和低薪有关。她一直认为幼师是一份苦差事且低薪，她在微博和空间也曾多次写道：“他对我不好，我就要发泄！”“他不爱我，烦死了！”“对某些人的火，全发泄在学生们身上，烦！”
其实，这些事件本身折射出我们教育的许多内在矛盾和问题。最关键的是我们没有确立起儿童主体的权利。打骂孩子，是中国社会非常普通甚至正常的现象。据调查，中国的虐童现象，更多来自家庭内部，有数据表明：60.14%的孩子曾被父母打骂、罚站、不许吃饭或睡觉等；6.52%的孩子反映曾经被家长很重地打，鼻青脸肿；49.64%的孩子反映被家长轻微地打过。情感虐待的“冷暴力”在我国家庭中的比例已达到28%。许多父母对老师打骂孩子也不是十分介意，没有把它作为侵犯儿童权益、违背教育规律的事件。
另外，这些事件的频发也是因为长期对幼儿教育的投入不够，幼儿师资严重短缺造成的。肇事教师大多数没有受过相应的师范教育，或虽受过专业教育却没有取得教师资格证。全国幼儿园里这样的老师非常之多，教师打骂孩子的现象普遍存在。自“虐童”事件发生后，幼儿园师资问题得到教育行政部门的高度重视。教育部专门发布了《关于加强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提出国家将出台幼儿园教师配备标准，以满足正常教育教学需求。“采用派驻公办教师等方式对企事业单位办、集体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进行扶持。”同时，国家将全面实施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制度，幼儿园教师上岗须取得相应教师资格证书。具有其他学段教师资格证书的教师到幼儿园工作，应在上岗前接受教育部门组织的学前教育专业培训。
2012年的中国，教育热点还有许多，除前文所举外，还有“最美女教师”“香港国民教育”“李雷韩梅梅”“崔永元怒斥教育官员”“国旗下批判教育制度 ”“鹰爸”“南科大‘转正’”“代课老师手刨学生”“野鸡大学”“学霸姐”“新本科专业目录”“工蜂族”“义务教育新课标”“师姐抱抱团”“高考励志标语”“钱理群批评名校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高校取消长跑”“90后入职场”等。在所有的热点问题中，我们之所以把十八大提出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首要热点，是因为它不仅指明了今后一段时间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也是化解中国许多教育难点问题的药方。中国教育虽然出现的问题很多，面临的难题很多，但办法永远比困难更多。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
（作者系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责 编 木 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