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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住在21世纪的美国，你能注意到，告诉你自己有多忙的人，并不是要在重症监护室连值两个班的护士，也不是每天坐着公车去打三份最低薪水的工人；他们不能说是忙碌，而是疲惫。精疲力竭，疲于奔命。所有抱怨自己有多忙的人，几乎都纯粹是自找的：他们在自愿承担工作和职责，他们在“鼓励”子女主动参加课外班和各种活动。他们忙碌，是因为个人的野心、动力或焦虑，是因为他们沉迷于忙碌，并且为可能要面对的闲散而紧张不已。
一点也不忙？听上去真可怕
我认识的每个人好像都在忙忙叨叨。当他们没有在工作，或是没有在做有利于工作的事情时，就会着急，心生负罪感。他们精心安排时间跟朋友会面，就跟积点分的学生见缝插针参加社会服务一样，因为这能让自己的大学申请信更好看。最近我写信给一个朋友，问他是否愿意在这周碰碰面，他回信说没时间，但如果有什么安排的话，他倒是能从工作中挤出几个小时。我想说明一点，我邀他碰面并不是说这是一个初步邀请，这就是邀请。但他的忙碌让人感觉，他是在搅拌机发出的巨大噪音中跟我喊了两嗓子，于是，我放弃了再跟他继续喊话。
如今的这种集体歇斯底里，对生活并非必需，也并非不可避免，它是我们在默许之后选择的结果。忙碌代表的是存在于世的安心，对抗空虚的保障；如果你这么忙碌，日程紧凑，每天的每一个小时都有人找你，那么你的生活显然就称不上懵懵懂懂、无关紧要或者毫无意义。在这个国家，有越来越多人不再从事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的制作生产，如果你的工作连理查德·斯卡瑞（注：美国儿童漫画作家）书里的猫或者蟒蛇（小说用拟人手法描述这些动物忙于一些重要的工作——编者注）都懒得做，说这份工作不可或缺，我还真是不信。
我忍不住好奇，那些装腔作势的疲态是不是只是用来掩饰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做的大部分事，其实并不重要。
无所事事就像维生素D
我一点也不忙。在我认识的人当中，要数本人最不上进。跟大部分作家一样，我也觉得只要哪天不动笔写作，就无异于一个一天也不应该活在这世上的无赖，但我同时又觉得，每天只要工作四五个小时，我就有资本在人世间多浪荡一天了。
大多数时候，我会在早上写作，下午骑很长时间自行车，再处理些杂务，到了晚上，我可以见朋友、读书，或者看部电影。这在我看来是个理智而又愉快的节奏。如果你打电话给我，问我是不是能搁下工作，去大都会博物馆看看翻修一新的美国之翼展厅，或是去中央公园看漂亮姑娘，或者喝上一天的冰粉红薄荷鸡尾酒，我会回答：咱们什么时间见？
但在最近几个月，由于工作需要，我也不知不觉变得忙碌起来。生平以来第一次，我可以绷着一张脸告诉别人，自己“太忙”，没法做他们希望我去做的这事或者那事。我明白人们为什么享受这种抱怨：它让你觉得自己很重要、很吃香、很有利用价值。只可惜我实在讨厌忙碌的感觉。每天大清早，我的邮箱里就堆满了邮件，要求我去做根本不想做的事情，或者立即着手解决什么问题。这让我越来越难以忍受，终于有一天，我逃离纽约，潜伏在某个秘而不宣的地方，在这里写下了这段文字。
无所事事远非一段假期、一种放纵或一种缺点那么简单，它对于大脑之不可或缺，正如维生素D对身体的作用。剥夺了无所事事的权利，我们的心智将遭受折磨，就像患上佝偻病的躯体将随之变形那样。无所事事赋予了我们空间与宁静，这对于我们是必要的，我们因此能从生活中退后一步，更全面地观望它，能发现意想不到的关联，等待电光火石般的灵感。就像一个悖论，想要把任何工作完成，你必须先让自己空下来。“做白日梦，往往是我们行事之精髓，”托马斯·品钦在论懒惰的随笔中这样写道。阿基米德在浴缸里大呼“尤里卡”（Eureka，意为找到了），牛顿在苹果树下顿悟，《化身博士》的创意和苯环结构的发现——在历史上可以找到大量关于灵感的故事，它都出现在人们无所事事、做着梦的时候。这让你不禁会去想，二流子、懒鬼以及没出息的人，为这个世界贡献的伟大理念、发明与杰作，也许跟孜孜不倦工作的人一样多。
“未来的目标是充分失业，这样我们才可享乐。因此我们需要摧毁现有的政治经济体制。”这听起来像是吸大麻的无政府主义者发出的宣言，实际上语出亚瑟·C·克拉克（Arthur C. Clarke），他在玩水肺潜水、打弹珠的间隙，写出了《童年的终结》，并提出了通信卫星的构思。我的老同事泰德·拉尔最近写了篇专栏，提出将收入与工作脱钩，为每份公民发放一份有保障的薪水，这想法听来简直疯狂，但一个世纪之后，它将跟废奴、普选和八小时工作制一样成为基本人权。清教徒将工作变成美德，他们显然忘了上帝发明工作的初衷是为了惩戒。
如果所有人都跟我一样，这个世界也许很快就会完蛋。但我觉得，理想的人生，应该介乎于我本人目空一切的懒散与世人无止境的疯狂之间。我的角色只是提供坏影响，我就像那个站在课室窗外，对端坐在书桌前的你做鬼脸的小孩，催促你找个什么借口溜出课堂，去外面玩耍，一次就好，下不为例。我本人决绝的懒惰与其说是优点，倒不如说是一种奢侈，但我是在很久以前就有意识地做出了决定，在时间与金钱之间选择了前者，因为我一直相信，这一生时光短暂，最好是将时间花在我喜欢的人身上。
[编辑刘登]
E-mail：[email protected]
一点也不忙？听上去真可怕
我认识的每个人好像都在忙忙叨叨。当他们没有在工作，或是没有在做有利于工作的事情时，就会着急，心生负罪感。他们精心安排时间跟朋友会面，就跟积点分的学生见缝插针参加社会服务一样，因为这能让自己的大学申请信更好看。最近我写信给一个朋友，问他是否愿意在这周碰碰面，他回信说没时间，但如果有什么安排的话，他倒是能从工作中挤出几个小时。我想说明一点，我邀他碰面并不是说这是一个初步邀请，这就是邀请。但他的忙碌让人感觉，他是在搅拌机发出的巨大噪音中跟我喊了两嗓子，于是，我放弃了再跟他继续喊话。
如今的这种集体歇斯底里，对生活并非必需，也并非不可避免，它是我们在默许之后选择的结果。忙碌代表的是存在于世的安心，对抗空虚的保障；如果你这么忙碌，日程紧凑，每天的每一个小时都有人找你，那么你的生活显然就称不上懵懵懂懂、无关紧要或者毫无意义。在这个国家，有越来越多人不再从事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的制作生产，如果你的工作连理查德·斯卡瑞（注：美国儿童漫画作家）书里的猫或者蟒蛇（小说用拟人手法描述这些动物忙于一些重要的工作——编者注）都懒得做，说这份工作不可或缺，我还真是不信。
我忍不住好奇，那些装腔作势的疲态是不是只是用来掩饰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做的大部分事，其实并不重要。
无所事事就像维生素D
我一点也不忙。在我认识的人当中，要数本人最不上进。跟大部分作家一样，我也觉得只要哪天不动笔写作，就无异于一个一天也不应该活在这世上的无赖，但我同时又觉得，每天只要工作四五个小时，我就有资本在人世间多浪荡一天了。
大多数时候，我会在早上写作，下午骑很长时间自行车，再处理些杂务，到了晚上，我可以见朋友、读书，或者看部电影。这在我看来是个理智而又愉快的节奏。如果你打电话给我，问我是不是能搁下工作，去大都会博物馆看看翻修一新的美国之翼展厅，或是去中央公园看漂亮姑娘，或者喝上一天的冰粉红薄荷鸡尾酒，我会回答：咱们什么时间见？
但在最近几个月，由于工作需要，我也不知不觉变得忙碌起来。生平以来第一次，我可以绷着一张脸告诉别人，自己“太忙”，没法做他们希望我去做的这事或者那事。我明白人们为什么享受这种抱怨：它让你觉得自己很重要、很吃香、很有利用价值。只可惜我实在讨厌忙碌的感觉。每天大清早，我的邮箱里就堆满了邮件，要求我去做根本不想做的事情，或者立即着手解决什么问题。这让我越来越难以忍受，终于有一天，我逃离纽约，潜伏在某个秘而不宣的地方，在这里写下了这段文字。
无所事事远非一段假期、一种放纵或一种缺点那么简单，它对于大脑之不可或缺，正如维生素D对身体的作用。剥夺了无所事事的权利，我们的心智将遭受折磨，就像患上佝偻病的躯体将随之变形那样。无所事事赋予了我们空间与宁静，这对于我们是必要的，我们因此能从生活中退后一步，更全面地观望它，能发现意想不到的关联，等待电光火石般的灵感。就像一个悖论，想要把任何工作完成，你必须先让自己空下来。“做白日梦，往往是我们行事之精髓，”托马斯·品钦在论懒惰的随笔中这样写道。阿基米德在浴缸里大呼“尤里卡”（Eureka，意为找到了），牛顿在苹果树下顿悟，《化身博士》的创意和苯环结构的发现——在历史上可以找到大量关于灵感的故事，它都出现在人们无所事事、做着梦的时候。这让你不禁会去想，二流子、懒鬼以及没出息的人，为这个世界贡献的伟大理念、发明与杰作，也许跟孜孜不倦工作的人一样多。
“未来的目标是充分失业，这样我们才可享乐。因此我们需要摧毁现有的政治经济体制。”这听起来像是吸大麻的无政府主义者发出的宣言，实际上语出亚瑟·C·克拉克（Arthur C. Clarke），他在玩水肺潜水、打弹珠的间隙，写出了《童年的终结》，并提出了通信卫星的构思。我的老同事泰德·拉尔最近写了篇专栏，提出将收入与工作脱钩，为每份公民发放一份有保障的薪水，这想法听来简直疯狂，但一个世纪之后，它将跟废奴、普选和八小时工作制一样成为基本人权。清教徒将工作变成美德，他们显然忘了上帝发明工作的初衷是为了惩戒。
如果所有人都跟我一样，这个世界也许很快就会完蛋。但我觉得，理想的人生，应该介乎于我本人目空一切的懒散与世人无止境的疯狂之间。我的角色只是提供坏影响，我就像那个站在课室窗外，对端坐在书桌前的你做鬼脸的小孩，催促你找个什么借口溜出课堂，去外面玩耍，一次就好，下不为例。我本人决绝的懒惰与其说是优点，倒不如说是一种奢侈，但我是在很久以前就有意识地做出了决定，在时间与金钱之间选择了前者，因为我一直相信，这一生时光短暂，最好是将时间花在我喜欢的人身上。
[编辑刘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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