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保罗·德曼认为一切语言都必然是隐喻的，隐喻在本质上是“无根据”的。本文将保罗·德曼对隐喻的阐述放到隐喻研究的历史中，发现当隐喻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功能到雅各布森的“文学性”的一个理论概念范畴，再到保罗·德曼的一切语言。从亚里士多德的“善于使用隐喻还是有天赋的一个标志”，到雅各布森的隐喻可以“显示出个人的风格、兴趣和语言偏好”，再到保罗·德曼的“无根据”，这看似隐喻不断从边缘向中心发展的过程，却在保罗·德曼处看似到达了最高峰，实则取消了隐喻。保罗·德曼的隐喻研究是对传统隐喻研究的解构，妄想拉平一切的差异性。而他的这种放大的隐喻正好可以给“隐喻狂热”时代的研究者以警示。
关键词：保罗·德曼 隐喻 解构
当今西方，对于隐喻的研究远远超出了修辞学的范畴，大有囊括一切研究之势，隐喻研究呈现出约翰逊等人称的“隐喻狂热”时代。受之影响的中国学术界，关于隐喻的译介文字迅速增多，同时把隐喻与我国的“比兴”结合起来的研究也不断增加，在新闻传播领域、文学、艺术、影视作品及其评论文章中关于隐喻的应用与研究更是呈现蓬勃之势。在西方，研究隐喻的著作用汗牛充栋来形容是不为过的，作为耶鲁解构批评学派中的一员，保罗·德曼也许算不上专门的隐喻研究者，但他的研究却是所有隐喻研究者应该注意的。他认为一切语言都必然是隐喻的，隐喻在本质上是“无根据”的。其隐喻背后所昭示的是“隐喻狂热”时代终极的解构。
“隐喻”一词来自希腊语的metaphora，其字源meta的意思是“超越”，而Dhora的意思则是“传送”。它是指一套特殊的语言学程序，通过这种程序，一个对象的诸方面被“传送”或转换到另一个对象，以便使第二个对象似乎可以被说成第一个。
历史上第一位对隐喻现象进行系统论述的是亚里士多德。正如奥特尼所说的那样。任何有关隐喻的研究都几乎无一例外地肇始于亚里士多德的相关研究成果。既然保罗·德曼的隐喻之喻指向的是隐喻的解构。他自然不会放弃表明自己与亚里士多德的差别。当然。保罗·德曼是不会像理查兹一样公然地指责亚里士多德对隐喻的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因为他相信作品自己解构自己。
在分析保罗-德曼对隐喻的态度之前，我们还是先梳理一下亚里士多德在《诗学》和《修辞学》中论及的隐喻。在《诗学》的第21章中亚里士多德对隐喻进行了定义和论述：“用一个表示某物的词借喻他物。这个词便成了隐喻词，其应用范围包括以属喻种、以种喻属、以种喻种和彼此类推。”《诗学》一书围绕悲剧在讨论，这一段对隐喻的阐述是在较多地讨论了悲剧情节和性格之后，讨论言语的章节出现的。在第19章中亚里士多德说道：“至于言语有关的问题，有一种研究以言语的表达形式为对象。例如什么是命令，什么是祈求，什么是陈述、恐吓、提问和回答，等等。这门学问与演说技巧有关……所以，我们不打算多谈这个问题，因为它属于别的艺术，而不是诗艺的研究范畴。”
陈中梅在《诗学》第20章的注释中也写道：“第20至22章讨论语言的成分、合成词和词语的用法。这三章内容有点像是《诗学》中的一个‘插曲’，因为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论诗和研究语言往往不是关系十分密切的一码事。但是，在古希腊，诗和语法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密切；gram-matik百是研究和评析诗，尤其是荷马史诗的‘工具’。”
由上可知，隐喻在《诗学》一书中是文学作品的一个修辞概念，这样对于亚里士多德在第22章中所说的话就要好理解得多了，“要合理地使用上述各类词汇，包括双合词和外来词，这一点是重要的。但是。最重要的是要善于使用隐喻词。唯独这一点上，诗人不能领教于人。不仅如此，善于使用隐喻还是有天赋的一个标志，因为若想编出好的隐喻，就必先看出事物间可资借喻的相似之处”。古往今来把诗人与天才联系在一起或诗人是有天赋的言论是相当多的。而隐喻在伟大诗歌中所散发出来的独特魅力也是显而易见的。
除了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论及隐喻外，在《修辞学》中他也探讨了隐喻：“叙说事物时那种生动活泼而又引人人胜的谈话方式，是怎样产生的?这只有靠天赋的才能或者长期的实习，才可以办到，本文只是加以解说。我们人天生都很喜欢轻而易举地把握思想……而隐喻却可以使我们最好地获得某些新鲜的东西……语言的生动性，是来自使用比拟的隐喻和描绘的能力(也就是说让听众看到事物)。”亚里士多德认为“明晰”只属于非隐喻性的、“常规的”语言范畴，而隐喻则是一种可以使语言活泼、超凡的原料。
《修辞学》一书研究和分析的重点是日常的语篇、演讲术和散文，而在这样的书中同样探讨隐喻，那么，这里的隐喻是不是就与在《诗学》中所提到的隐喻有所区别呢?还是直接与“隐喻还是有天赋的一个标志”相矛盾呢?其实，亚里士多德早在《诗学》中就说过：“隐喻词最适用于短长格诗……在短长格诗里。由于此类诗行在用词方面尽可能地摹仿日常会话中的用语，所以，适用于散文的词也同样适用于它。这些词类是：普通词、隐喻词和装饰词。”这里的“短长格诗”就是指的悲剧中的话语部分。在欧里庇得斯率先将日常用语引入悲剧后，尽管史诗诗人仍在沿用日常会话中不用的词，然而。当时悲剧的用语已相当口语化。同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演讲或辩论中使用从悲剧中习得的隐喻来使得自己的语言更加生动，也就十分正常了。所以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上面《修辞学》一书中讲隐喻如何使得人们最好地获得某些新鲜的东西时引用诗人包括荷马的隐喻来做例子。
可见，亚里士多德认为“善于使用隐喻还是有天赋的一个标志”，而且这种隐喻，诗家不能领教于人。诗家不能领教于人的就是如何创隐喻，也就是亚里士多德说的“想编出好的隐喻”。日常生活的演说或者在其他除了诗艺的研究范畴中语言的生动性，是来自使用比拟的隐喻和描绘能力，而这一使用隐喻的能力是可以通过“长期的实习”得来，而实习的对象就是诗里面诗人所创造的隐喻。在所有亚里士多德关于隐喻的讨论中，无论将之视为天赋的标志还是可以实习的能力，它都是一个词替代另一个词来表达同一意义的语言手段，两者属于一种对比关系，是对于语言常规的一种背离，它都是围绕语言的丰富性和生动性展开的，其主要功能是修辞作用。同时，通过主体使用隐喻时是创造还是学习可以区分有天赋的诗人和普通人。
而保罗·德曼认为：“隐喻赋予自身以要求定义的总体性，但实际上，这只是对自身身份的同义反复。简单观念的论述就是比喻性或转义，如此也便创造了定义的虚妄错觉。”文学不会给人以清晰的意义，而揭示真理的哲学，在保罗·德曼看来：“哲学家的术语中充满了隐喻……它们是不可靠的。”(“保罗·德曼认为”隐喻这个问题是一直长期存在的。有时在哲学语言中，以及言而广之，一切包括史纂学和 文学分析在内的语言推演性运用中，出现尴尬局面的公认源泉”，他断言文学、哲学、批评，一切语言都必然是隐喻的，作品自己解构自己，文本不再给我们明确的意义。
伊格尔顿在分析保罗·德曼思想的时候也注意到了他对隐喻的阐释。伊格尔顿这样评述道，保罗·德曼认为“一切语言都必然是隐喻的。它依靠转义和比喻进行活动，相信任何语言都确切表达它们的字面意义是错误的。哲学、法律、政治理论也像诗一样依靠隐喻进行活动。因而它们也像诗一样是虚构的。因为隐喻在本质上是‘无根据的’，它只是一组符号对另一组符号的代替，所以正是在语言想要最有说服力的时候，它往往却暴露出它自己的虚构性和任意性”。在这里，伊格尔顿道破了保罗-德曼解构主义理论的套路。
可见保罗·德曼的批评特别致力于证明，文学语言不断在暗中破坏自己的意义。隐喻不是对日常语言的偏离，因为一切语言包括日常语言都是隐喻。在保罗·德曼的论述中，他笼统地使用着文本和语言，这使得他的说法看起来更具有普遍性，文学、哲学、批评。这些都是由语言组织起来的文本，都分享着其理论的套路，它们没有什么大的区分，不会给人以清晰的意义。在保罗·德曼这里，隐喻就是语言。就是一切。同时诗、哲学、法律、政治理论也是语言，所以这些诗、哲学、法律、政治理论也就是隐喻。又因为诗、哲学、法律、政治理论是虚构的，以此推之，那么隐喻也就是虚构的了。正如保罗·德曼自己所说“隐喻”本质是“无根据”的。在这里隐喻也就没有了区分意义，自然就不能认同亚里士多德的隐喻可以区分“有天赋的人”和“普通人”之说。保罗·德曼的隐喻所具备的这种“无根据”的本质想拉平一切的差异性。
如果继续分析保罗·德曼隐喻解构思维的模式我们就会发现，他的隐喻之喻还暗反了雅各布森的隐喻研究。一方面，雅各布森认为“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雅各布森对隐喻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把隐喻从亚里土多德的隐喻修辞功能以及是对语言的偏离处拉到了“文学性”当中。为隐喻在语言当中的中心地位进行了有说服力的争论，例如把隐喻作为研究文学流派浪漫主义的根本标志。在雅各布森的诗学体系中隐喻摆脱了修饰附庸的位置，不再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是对语言的一种“额外的附加”，而是作为一种科学的标志性概念进入理论框架的建设中。既然保罗·德曼认为文学语言不断在暗中破坏自己的意义，承受着语法和修辞的相互折磨，不能给人以清晰的意义，而且隐喻在本质上是“无根据”的，那么隐喻自然也就不能充当文学批评中标签的角色。
另一方面，雅各布森还指出隐喻和换喻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模式，代表了语言的共时性模式与历时性模式的根本对立的本质。雅各布森之所以要去揭示语言的本质，是基于他认为诗的本质必须通过语言的本质去解释。只有当诗歌使语言的本质得到真正的显示，从而突出了语言自身的性质与功能时，诗的本质才会得以完全的透视。所以说对隐喻的研究就是对诗的本质研究或是文学批评的一个研究途径。雅各布森的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无疑是保罗·德曼作为一个解构主义者最想要解构的。保罗·德曼通过解构式的阅读，使得语言明确的指涉性陷于瘫痪，意义被悬空了，以此来消解传统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形而上学所确定的本质和基础，并由此揭示其隐喻在本质上的“无根据”。另外，既然隐喻在本质上是“无根据”的，当然也就不能显示出在雅各布森看来基于对隐喻和换喻的不同组合使用可以显示出的个人风格、趣味和语言偏好。
当隐喻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功能到雅各布森“文学性”的一个理论概念范畴，再到保罗·德曼的一切语言，从亚里士多德的“善于使用隐喻还是有天赋的一个标志”到雅各布森的隐喻可以“显示出个人的风格、兴趣和语言偏好”，再到保罗·德曼的“无根据”。这看似是隐喻不断从边缘向中心发展的过程。却在保罗·德曼处看似达到了隐喻的最高峰，实则取消了隐喻。这就是保罗·德曼解构隐喻的手法。把一个概念无限放大。到最后陷入虚无。
支撑保罗·德曼对隐喻解构的是他所处的解构主义大潮。在解构主义大潮中。保罗·德曼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罗蒂认为“解构主义有三个主要来源：德里达提供了哲学的纲领。而福柯则提供了左倾的政治观点。但他们俩却没建立一个学派，没有第三个源泉，即保罗·德曼的著作，就很难想象这个学派的存在”。然而无论是对保罗·德曼个人还是对解构主义的评价都是没有定论的。在这里引用保罗·德曼的观点就是为了使人们看到。如果任凭“隐喻狂热”无限度地向一切领域散射，隐喻作为自身将最终消失殆尽。那可就真的成了“没有任何东西属于隐喻的隐喻”了。
编校：董方晓
关键词：保罗·德曼 隐喻 解构
当今西方，对于隐喻的研究远远超出了修辞学的范畴，大有囊括一切研究之势，隐喻研究呈现出约翰逊等人称的“隐喻狂热”时代。受之影响的中国学术界，关于隐喻的译介文字迅速增多，同时把隐喻与我国的“比兴”结合起来的研究也不断增加，在新闻传播领域、文学、艺术、影视作品及其评论文章中关于隐喻的应用与研究更是呈现蓬勃之势。在西方，研究隐喻的著作用汗牛充栋来形容是不为过的，作为耶鲁解构批评学派中的一员，保罗·德曼也许算不上专门的隐喻研究者，但他的研究却是所有隐喻研究者应该注意的。他认为一切语言都必然是隐喻的，隐喻在本质上是“无根据”的。其隐喻背后所昭示的是“隐喻狂热”时代终极的解构。
“隐喻”一词来自希腊语的metaphora，其字源meta的意思是“超越”，而Dhora的意思则是“传送”。它是指一套特殊的语言学程序，通过这种程序，一个对象的诸方面被“传送”或转换到另一个对象，以便使第二个对象似乎可以被说成第一个。
历史上第一位对隐喻现象进行系统论述的是亚里士多德。正如奥特尼所说的那样。任何有关隐喻的研究都几乎无一例外地肇始于亚里士多德的相关研究成果。既然保罗·德曼的隐喻之喻指向的是隐喻的解构。他自然不会放弃表明自己与亚里士多德的差别。当然。保罗·德曼是不会像理查兹一样公然地指责亚里士多德对隐喻的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因为他相信作品自己解构自己。
在分析保罗-德曼对隐喻的态度之前，我们还是先梳理一下亚里士多德在《诗学》和《修辞学》中论及的隐喻。在《诗学》的第21章中亚里士多德对隐喻进行了定义和论述：“用一个表示某物的词借喻他物。这个词便成了隐喻词，其应用范围包括以属喻种、以种喻属、以种喻种和彼此类推。”《诗学》一书围绕悲剧在讨论，这一段对隐喻的阐述是在较多地讨论了悲剧情节和性格之后，讨论言语的章节出现的。在第19章中亚里士多德说道：“至于言语有关的问题，有一种研究以言语的表达形式为对象。例如什么是命令，什么是祈求，什么是陈述、恐吓、提问和回答，等等。这门学问与演说技巧有关……所以，我们不打算多谈这个问题，因为它属于别的艺术，而不是诗艺的研究范畴。”
陈中梅在《诗学》第20章的注释中也写道：“第20至22章讨论语言的成分、合成词和词语的用法。这三章内容有点像是《诗学》中的一个‘插曲’，因为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论诗和研究语言往往不是关系十分密切的一码事。但是，在古希腊，诗和语法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密切；gram-matik百是研究和评析诗，尤其是荷马史诗的‘工具’。”
由上可知，隐喻在《诗学》一书中是文学作品的一个修辞概念，这样对于亚里士多德在第22章中所说的话就要好理解得多了，“要合理地使用上述各类词汇，包括双合词和外来词，这一点是重要的。但是。最重要的是要善于使用隐喻词。唯独这一点上，诗人不能领教于人。不仅如此，善于使用隐喻还是有天赋的一个标志，因为若想编出好的隐喻，就必先看出事物间可资借喻的相似之处”。古往今来把诗人与天才联系在一起或诗人是有天赋的言论是相当多的。而隐喻在伟大诗歌中所散发出来的独特魅力也是显而易见的。
除了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论及隐喻外，在《修辞学》中他也探讨了隐喻：“叙说事物时那种生动活泼而又引人人胜的谈话方式，是怎样产生的?这只有靠天赋的才能或者长期的实习，才可以办到，本文只是加以解说。我们人天生都很喜欢轻而易举地把握思想……而隐喻却可以使我们最好地获得某些新鲜的东西……语言的生动性，是来自使用比拟的隐喻和描绘的能力(也就是说让听众看到事物)。”亚里士多德认为“明晰”只属于非隐喻性的、“常规的”语言范畴，而隐喻则是一种可以使语言活泼、超凡的原料。
《修辞学》一书研究和分析的重点是日常的语篇、演讲术和散文，而在这样的书中同样探讨隐喻，那么，这里的隐喻是不是就与在《诗学》中所提到的隐喻有所区别呢?还是直接与“隐喻还是有天赋的一个标志”相矛盾呢?其实，亚里士多德早在《诗学》中就说过：“隐喻词最适用于短长格诗……在短长格诗里。由于此类诗行在用词方面尽可能地摹仿日常会话中的用语，所以，适用于散文的词也同样适用于它。这些词类是：普通词、隐喻词和装饰词。”这里的“短长格诗”就是指的悲剧中的话语部分。在欧里庇得斯率先将日常用语引入悲剧后，尽管史诗诗人仍在沿用日常会话中不用的词，然而。当时悲剧的用语已相当口语化。同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演讲或辩论中使用从悲剧中习得的隐喻来使得自己的语言更加生动，也就十分正常了。所以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上面《修辞学》一书中讲隐喻如何使得人们最好地获得某些新鲜的东西时引用诗人包括荷马的隐喻来做例子。
可见，亚里士多德认为“善于使用隐喻还是有天赋的一个标志”，而且这种隐喻，诗家不能领教于人。诗家不能领教于人的就是如何创隐喻，也就是亚里士多德说的“想编出好的隐喻”。日常生活的演说或者在其他除了诗艺的研究范畴中语言的生动性，是来自使用比拟的隐喻和描绘能力，而这一使用隐喻的能力是可以通过“长期的实习”得来，而实习的对象就是诗里面诗人所创造的隐喻。在所有亚里士多德关于隐喻的讨论中，无论将之视为天赋的标志还是可以实习的能力，它都是一个词替代另一个词来表达同一意义的语言手段，两者属于一种对比关系，是对于语言常规的一种背离，它都是围绕语言的丰富性和生动性展开的，其主要功能是修辞作用。同时，通过主体使用隐喻时是创造还是学习可以区分有天赋的诗人和普通人。
而保罗·德曼认为：“隐喻赋予自身以要求定义的总体性，但实际上，这只是对自身身份的同义反复。简单观念的论述就是比喻性或转义，如此也便创造了定义的虚妄错觉。”文学不会给人以清晰的意义，而揭示真理的哲学，在保罗·德曼看来：“哲学家的术语中充满了隐喻……它们是不可靠的。”(“保罗·德曼认为”隐喻这个问题是一直长期存在的。有时在哲学语言中，以及言而广之，一切包括史纂学和 文学分析在内的语言推演性运用中，出现尴尬局面的公认源泉”，他断言文学、哲学、批评，一切语言都必然是隐喻的，作品自己解构自己，文本不再给我们明确的意义。
伊格尔顿在分析保罗·德曼思想的时候也注意到了他对隐喻的阐释。伊格尔顿这样评述道，保罗·德曼认为“一切语言都必然是隐喻的。它依靠转义和比喻进行活动，相信任何语言都确切表达它们的字面意义是错误的。哲学、法律、政治理论也像诗一样依靠隐喻进行活动。因而它们也像诗一样是虚构的。因为隐喻在本质上是‘无根据的’，它只是一组符号对另一组符号的代替，所以正是在语言想要最有说服力的时候，它往往却暴露出它自己的虚构性和任意性”。在这里，伊格尔顿道破了保罗-德曼解构主义理论的套路。
可见保罗·德曼的批评特别致力于证明，文学语言不断在暗中破坏自己的意义。隐喻不是对日常语言的偏离，因为一切语言包括日常语言都是隐喻。在保罗·德曼的论述中，他笼统地使用着文本和语言，这使得他的说法看起来更具有普遍性，文学、哲学、批评。这些都是由语言组织起来的文本，都分享着其理论的套路，它们没有什么大的区分，不会给人以清晰的意义。在保罗·德曼这里，隐喻就是语言。就是一切。同时诗、哲学、法律、政治理论也是语言，所以这些诗、哲学、法律、政治理论也就是隐喻。又因为诗、哲学、法律、政治理论是虚构的，以此推之，那么隐喻也就是虚构的了。正如保罗·德曼自己所说“隐喻”本质是“无根据”的。在这里隐喻也就没有了区分意义，自然就不能认同亚里士多德的隐喻可以区分“有天赋的人”和“普通人”之说。保罗·德曼的隐喻所具备的这种“无根据”的本质想拉平一切的差异性。
如果继续分析保罗·德曼隐喻解构思维的模式我们就会发现，他的隐喻之喻还暗反了雅各布森的隐喻研究。一方面，雅各布森认为“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雅各布森对隐喻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把隐喻从亚里土多德的隐喻修辞功能以及是对语言的偏离处拉到了“文学性”当中。为隐喻在语言当中的中心地位进行了有说服力的争论，例如把隐喻作为研究文学流派浪漫主义的根本标志。在雅各布森的诗学体系中隐喻摆脱了修饰附庸的位置，不再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是对语言的一种“额外的附加”，而是作为一种科学的标志性概念进入理论框架的建设中。既然保罗·德曼认为文学语言不断在暗中破坏自己的意义，承受着语法和修辞的相互折磨，不能给人以清晰的意义，而且隐喻在本质上是“无根据”的，那么隐喻自然也就不能充当文学批评中标签的角色。
另一方面，雅各布森还指出隐喻和换喻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模式，代表了语言的共时性模式与历时性模式的根本对立的本质。雅各布森之所以要去揭示语言的本质，是基于他认为诗的本质必须通过语言的本质去解释。只有当诗歌使语言的本质得到真正的显示，从而突出了语言自身的性质与功能时，诗的本质才会得以完全的透视。所以说对隐喻的研究就是对诗的本质研究或是文学批评的一个研究途径。雅各布森的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无疑是保罗·德曼作为一个解构主义者最想要解构的。保罗·德曼通过解构式的阅读，使得语言明确的指涉性陷于瘫痪，意义被悬空了，以此来消解传统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形而上学所确定的本质和基础，并由此揭示其隐喻在本质上的“无根据”。另外，既然隐喻在本质上是“无根据”的，当然也就不能显示出在雅各布森看来基于对隐喻和换喻的不同组合使用可以显示出的个人风格、趣味和语言偏好。
当隐喻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功能到雅各布森“文学性”的一个理论概念范畴，再到保罗·德曼的一切语言，从亚里士多德的“善于使用隐喻还是有天赋的一个标志”到雅各布森的隐喻可以“显示出个人的风格、兴趣和语言偏好”，再到保罗·德曼的“无根据”。这看似是隐喻不断从边缘向中心发展的过程。却在保罗·德曼处看似达到了隐喻的最高峰，实则取消了隐喻。这就是保罗·德曼解构隐喻的手法。把一个概念无限放大。到最后陷入虚无。
支撑保罗·德曼对隐喻解构的是他所处的解构主义大潮。在解构主义大潮中。保罗·德曼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罗蒂认为“解构主义有三个主要来源：德里达提供了哲学的纲领。而福柯则提供了左倾的政治观点。但他们俩却没建立一个学派，没有第三个源泉，即保罗·德曼的著作，就很难想象这个学派的存在”。然而无论是对保罗·德曼个人还是对解构主义的评价都是没有定论的。在这里引用保罗·德曼的观点就是为了使人们看到。如果任凭“隐喻狂热”无限度地向一切领域散射，隐喻作为自身将最终消失殆尽。那可就真的成了“没有任何东西属于隐喻的隐喻”了。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