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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中国积贫积弱，西方人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唯有中国足球让他们不敢小觑。足球运动在中国起步较晚，但是发展很快。民国政府对足球运动基本不管，放之任之，足球运动完全是一种民间自发的原生态。有意思的是，就靠民间的自娱自乐，中国足球队称霸亚洲，走向世界，产生了与巴西球王贝利相比肩的著名球星李惠堂等人。1936年8月，中国足球队居然闯入德国柏林奥运会，虽然首战世界强旅英国队失利，但中国足球队良好的综合素质、球员的技战术能力，赢得了西方舆论的广泛好评：“中国足球水平绝不亚于欧洲各国”。
“大辫子”足球队
中国足球运动始于清末。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西方的各色风物纷纷涌进中国，洋人最先将足球运动引进上海。起初，洋人踢足球，中国人只是跟着看热闹。渐渐地一批时髦的中国人也甩开大辫子玩起了足球。为了使足球运动在中国正规化，上海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于1902年率先成立了“大辫子”足球队，引进外籍教练教中国学生踢足球。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南洋公学也成立了南洋公学足球队。这两支足球队被誉为足球界的“上海双雄”。
南洋公学校长唐文治是超级球迷，他把足球比赛当成学校发展的一件大事，不但亲自组织球赛，还亲临现场督战。每次赛事，他都亲率好几百人乘专车来到现场，组织啦啦队敲锣打鼓，拼命呐喊。吸引了学校附近居民闻讯赶来，甚至其它城市的球迷也专程来观看比赛。
球场上最滑稽的场面是球员脑后拖着油光光的大辫子。比赛刚开始时，辫子是盘在头上的。可几圈跑下来，辫子散了。赛事紧张，根本来不及再盘好，双方球员拼命奔跑，头上的辫子在空中飞旋。人在争抢皮球时，辫子也互不相让，纠缠起来煞是热闹。辫子甩在对方脸上，便是一道血痕。观众们看得面面相觑，洋人们更是个个胆寒。
一次比赛中，南洋的后卫队员在逼抢对方时，被辫子扫中，疼得捂住眼睛，对方前锋乘机射门，拔得头筹；裁判判对方赢球，唐文治不服，亲自出面交涉。裁判说：“辫子问题，向无规定。”唐文治说：“扫着我方球员要害，就应该算犯规，让我方罚球，否则太不合理！”裁判仍是坚持己见。比赛结果南洋输球而回，队员们垂头丧气，输球的唐校长情绪无法排解，竟当众抱头痛哭起来。
那时候，没有哪个洋人球队敢主动挑战中国“大辫子”球队，他们不是畏惧中国人的球技，而是忌惮中国球员头上的“大辫子”。
中国足球曾称霸亚洲
民国期间，中国足球日臻成熟，一举成为亚洲足坛上的“巨无霸”。
1913年至1934年间，一共召开了10届远东运动会，除了在第1届中国获得亚军，在其后的21年间，中国队连获9届足球冠军。当时与日本队的比赛中，中国队经常打出赢四五个球的大比分，压得日本足球几十年抬不起头，日本媒体纷纷感慨：“既生瑜，何生亮。”
为了洗雪前耻，日本高调筹备在本土召开的第6届远东运动会。他们针对当时中国队状况，一一对应做好周密准备。日本人以为这次稳操胜券。不料战事一开，中国队攻势如虹，一直将球压在日本的半场，皮球在日本球门前连连飘零举哀，险象环生。上半场中国队以3∶0领先，下半场又连进两球。为了给主办国一点面子，中国队主动让了一球，终致日本以1∶5大败。又惊又气的日本媒体纷纷印发号外，沮丧之情溢于言表。
上海《申报》将日本媒体的号外传回国内，把标题翻译为“中国足球铁军，堂堂十年连胜”。大胜日本的喜讯流传甚广，使中国足球队在亚洲体坛获得“铁军”的称号。
可圈可点的广东籍球星
一支球队的综合素质固然重要，但决不可以没有球星，因为球星是队伍的灵魂与核心。在双方激烈的竞技中，球星一记机智的射门或传球，或是哪怕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都会在全队起到凝心聚力的作用，甚至攸关此战生死。民国期间，中國足球长期称霸亚洲，关键是这支队伍中有一批技艺超群的球星。这批球星几乎全是来自广东。
李惠堂，广东五华人，1923年入选中国队。他技术全面，球艺精湛，奔跑快速，身材高大，在球场上鹤立鸡群；传球意识一流，头球摆渡、短传、长传都非常到位；控球出色，盘球过人轻而易举，善于强行突破；射门功夫深厚，起脚快，脚法好，脚头硬，更有依人卧射的绝招。“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这是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流传的一句话。一位体坛人物能够和京剧大师梅兰芳的名字相提并论，可见不凡。李惠堂参加了第6、7、9、10届远东运动会足球赛，4次都为中国队夺得冠军。在第7届远东运动会后，被评为“亚洲球王”而名扬海内外。1966年他担任亚洲足球协会和世界足球协会的副会长，1976年在西德一家足球杂志组织的评选活动中，与巴西的贝利、英国的马修斯、西班牙的斯蒂法诺、匈牙利的普斯卡什一道被评为世界五大球王。
孙锦顺，广东东莞人，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球员，被称为那个年代“最杰出的球星”之一。在比赛中，只见他在禁区外凌空一脚，飞旋的皮球如入无人之境冲入对方球门，仍不罢休，竟然一路疾进将球网射穿。当年他“铁腿”的美誉传遍神州，名扬东南亚。
孙锦顺之所以能踢破球网，与他从小踢一种特制的“油球”有关。那时，他们用机油把球浸透、晾干，使得皮球变得又沉又没有弹性。然后光着脚踢，长时间不懈地苦练，由此练就了出色的铁腿功。
1926年12月，香港足球协会足球场座无虚席：中国南华队对英国陆军联队。比赛中，孙锦顺禁区外射门，球如流星贯网而进，“孙铁腿”得到了验证。另一次，“孙铁腿”射门，对方守门员奋勇接球，球是接住了，却震得虎口崩裂，皮球脱手飞出，还是进了！一家杂志是这么写的：“当其侧身怒射，球出如矢，力挟千钧，能使门将手腕岌岌以将折，身子摇摇而欲倒……”
谭江柏、叶北华、冯景祥和李天生，是上世纪30年代雄霸广州球坛的“四大天王”。他们四人中最值得一说的是“铜头”谭江柏。 谭江柏是香港著名歌星谭咏麟的父亲。谭江柏担任左后卫，每场比赛他都敢打敢拼表现出色，最抢眼的是他的头球技术，能在关键时刻飞身顶球入对方球门。于是，每当谭江柏高高跃起争顶头球的时候，观众席上便响遍了尖叫声，谭铜头”的外号从此不胫而走。李惠堂后来在自己的著作《球圃菜根集》中也对谭江柏的头球技术充满赞叹：“如果我有江柏兄的顶上功夫，那我恐怕会有比现在大得多的成就了！”
首战奥运，足球队自筹资金
1936年8月，第11届奥运会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是奥委会成员国，理所当然要组团参加。这是中国第二次参加奥运会，4年前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10届奥运会上，中国仅派东北刘长春一人赴赛。由于中国足球在亚洲的影响，足球组队选拔尤其引人注目。由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主持，在香港举行选拔赛，经过十几场比赛，从各地代表队中选出22人进入中国足球代表队。
到柏林参赛需要一笔巨额经费，国民政府财政紧绌，以种种借口不承担代表团的费用。然而天无绝人之路，足球队决定去东南亚“闯江湖”，通过比赛招来观众，以门票收入凑经费。他们先向印尼的华侨借了开拔费，乘法国邮船去越南西贡、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后来又去了缅甸和印度。
在两个多月的旅途中，球员们为节约每一个铜板，就乘最低廉的船舱，住最便宜的旅馆。有时全体队员都住一间大统间，由于床位不够，有些人只好打地铺，行李自己动手搬。吃饭则是自己买菜，自己下厨，不知下馆子是何滋味。每到一地，还担心强队不跟中国队比赛，比赛时又担心老天下雨，会影响门票收入。每场比赛都担心当地主办单位作弊，球队分不到钱，除上场的11人外，所有人都到各入口去“监票”。为了多挣些钱，所有主力队员都要场场上阵，即使小伤、小病或体力不支，也要咬紧牙关坚持上场。
历时两个多月，先后到达6个国家，踢了24场球，其中胜了21场，平3场，赚了20多万港元。去柏林參赛的经费解决了，可是谁也没想到，国民政府知道足球队挣到钱，即派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代表周家骐前来讨钱。全队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许多队员气愤得不行，表示不同意给：我们到东南亚拼命，政府什么都不管，分文不给，现在却要坐享其成。后来李惠堂、孙锦顺等人还是以大局为重，组织大家再行讨论，终于统一认识：我们勇闯东南亚，拼死拼活，为的是凑经费，现在目的达到了，但还有其它队伍在上海等钱买船票去柏林，我们不能不顾，应该有整个中国代表团的观念。
为了国家整体，足球队决定给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汇去十多万港元，支援其它代表队。足球队在印度孟买等候中国代表团会合，然后一起征战柏林。
奥运失利
7月20日，中国代表团到达柏林。到车站迎接的只是华侨和留学生，奥委会根本没有派人出面迎接。主办方德国人瞧不起中国人，事先没有考虑给中国足球队安排练习场地，队员们只得找些狭小的地方做些练习活动。
抽签的结果是对阵英国队。1936年8月6日是载入中国足球史的一天，中国足球队迎战世界头号强旅英国队。这天下午五点半，中国队第一次亮相世界赛场，与英国队在柏林康姆逊球场狭路相逢，观众多达万人。在上半场的激烈角逐中，中国队战术灵活，积极拼抢，迫使英国队门前险象环生，令英国球迷着实紧张。突然，中锋李惠堂一脚下底传中，“铁腿”前锋孙锦顺没给对方任何机会，乘势一记劲射，只见皮球凌空而起怒向球门冲去，英守门员跃起拦球，那球早已擦着手边入网。正当全场欢呼之际，裁判员却判孙锦顺越位，上半场0∶0打平。
下半场英国队攻势愈猛，中国队渐渐不支。这主要是球员的体力出了问题，这支球队到达德国前，连续踢了24场球，加之伙食不济，从印度去德国时又在海上漂泊了十多天，到达德国后“元气未恢复，人人精疲力竭，发挥不出原有水平”。最后20分钟，中国队连失两球，以0∶2告负。最终在16支参赛队中列第12，被淘汰出局。
当时许多欧洲球迷看完这场比赛后，对中国队的表现纷纷赞赏，西方报纸普遍认为，“中国足球水平绝不亚于欧洲各国”。
访赛六国，赢得声誉
结束奥运比赛后，中国足球队又转战欧洲各国，以再次筹集路费回家，不过这次他们已得到了整个欧洲足坛的尊重。回国途中，球队先后访问德国、法国、瑞士、奥地利、荷兰及英国。要知道，这些国家有世界最强悍的足球队伍。中国队进行了9场比赛，在法国时，与著名的巴黎红星队2∶2战平。赛后，红星队领队以年薪8000英镑，折合中国大洋6.4万块，恳请李惠堂留在法国踢球。李惠堂婉言谢绝：“我要保持业余球员身份，继续为中国队效力。”
当应邀到现代足球的发源地英国比赛时，中国足球队令一向傲慢的英国球迷刮目相看。原来，英国依士林顿业余足球会，为了确定是否邀请中国奥运足球队去英国比赛，特派了该会秘书长的女儿专程到德国观看比赛。如果中国队踢得好，就请去英国，否则就不邀请。虽然那场球中国队以0∶2输了，但是这位英国小姐认为“中国队踢得好！”她力主邀请中国队访英。那位秘书长听到女儿的汇报后，还要眼见为实，又亲赴法国观看中国队的比赛。恰巧那场赛事中法以2∶2踢平。其中，中国前锋孙锦顺一脚凌空射门，惊得法国守门员目瞪口呆。赛后在法国的欢送宴会上，这位秘书长说：“从未见过那样的好球！”旋即邀请中国队访英。中国足球队到达英国那天，有1000多英国球迷到车站迎接。
中国队在英国的第一场比赛是对阵英国业余足球冠军队依士林顿，这个队拥有4名英国职业球队队员。这场球双方都踢得竭尽全力，上半场中国队以2∶0领先，下半场被依士林顿队2∶2逼平。
第二场比赛对水晶宫足球队，中国队以1∶3告负。即使如此，英国报纸也认为“中国足球队踢得很出色，前锋线强，特别是14号球员（孙锦顺）踢得很好，完全是英国式踢法。我们英国过去有一句话叫‘Chinaman’（即‘中国人’——笔者注），看过他们两场比赛，今后我们不能再讲这句话了。”原来，英国人有一句瞧不起中国人的口头语：凡是做事做不好的人都被叫作Chinaman。
在离开伦敦前，依士林顿球队专门设宴欢送中国足球队，伦敦市长作陪。宴会上，中国驻英大使满面笑容，他觉得来参加宴会脸上有光彩。大使馆武官说：“你们足球队到英国来为国争光不少，大使来英国，只是在报上第五、六页一小块地方登一下消息，而你们来，英国却登在封面上，伦敦市长还来参加宴会，是很不容易的。”
（作者系文史学者）
“大辫子”足球队
中国足球运动始于清末。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西方的各色风物纷纷涌进中国，洋人最先将足球运动引进上海。起初，洋人踢足球，中国人只是跟着看热闹。渐渐地一批时髦的中国人也甩开大辫子玩起了足球。为了使足球运动在中国正规化，上海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于1902年率先成立了“大辫子”足球队，引进外籍教练教中国学生踢足球。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南洋公学也成立了南洋公学足球队。这两支足球队被誉为足球界的“上海双雄”。
南洋公学校长唐文治是超级球迷，他把足球比赛当成学校发展的一件大事，不但亲自组织球赛，还亲临现场督战。每次赛事，他都亲率好几百人乘专车来到现场，组织啦啦队敲锣打鼓，拼命呐喊。吸引了学校附近居民闻讯赶来，甚至其它城市的球迷也专程来观看比赛。
球场上最滑稽的场面是球员脑后拖着油光光的大辫子。比赛刚开始时，辫子是盘在头上的。可几圈跑下来，辫子散了。赛事紧张，根本来不及再盘好，双方球员拼命奔跑，头上的辫子在空中飞旋。人在争抢皮球时，辫子也互不相让，纠缠起来煞是热闹。辫子甩在对方脸上，便是一道血痕。观众们看得面面相觑，洋人们更是个个胆寒。
一次比赛中，南洋的后卫队员在逼抢对方时，被辫子扫中，疼得捂住眼睛，对方前锋乘机射门，拔得头筹；裁判判对方赢球，唐文治不服，亲自出面交涉。裁判说：“辫子问题，向无规定。”唐文治说：“扫着我方球员要害，就应该算犯规，让我方罚球，否则太不合理！”裁判仍是坚持己见。比赛结果南洋输球而回，队员们垂头丧气，输球的唐校长情绪无法排解，竟当众抱头痛哭起来。
那时候，没有哪个洋人球队敢主动挑战中国“大辫子”球队，他们不是畏惧中国人的球技，而是忌惮中国球员头上的“大辫子”。
中国足球曾称霸亚洲
民国期间，中国足球日臻成熟，一举成为亚洲足坛上的“巨无霸”。
1913年至1934年间，一共召开了10届远东运动会，除了在第1届中国获得亚军，在其后的21年间，中国队连获9届足球冠军。当时与日本队的比赛中，中国队经常打出赢四五个球的大比分，压得日本足球几十年抬不起头，日本媒体纷纷感慨：“既生瑜，何生亮。”
为了洗雪前耻，日本高调筹备在本土召开的第6届远东运动会。他们针对当时中国队状况，一一对应做好周密准备。日本人以为这次稳操胜券。不料战事一开，中国队攻势如虹，一直将球压在日本的半场，皮球在日本球门前连连飘零举哀，险象环生。上半场中国队以3∶0领先，下半场又连进两球。为了给主办国一点面子，中国队主动让了一球，终致日本以1∶5大败。又惊又气的日本媒体纷纷印发号外，沮丧之情溢于言表。
上海《申报》将日本媒体的号外传回国内，把标题翻译为“中国足球铁军，堂堂十年连胜”。大胜日本的喜讯流传甚广，使中国足球队在亚洲体坛获得“铁军”的称号。
可圈可点的广东籍球星
一支球队的综合素质固然重要，但决不可以没有球星，因为球星是队伍的灵魂与核心。在双方激烈的竞技中，球星一记机智的射门或传球，或是哪怕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都会在全队起到凝心聚力的作用，甚至攸关此战生死。民国期间，中國足球长期称霸亚洲，关键是这支队伍中有一批技艺超群的球星。这批球星几乎全是来自广东。
李惠堂，广东五华人，1923年入选中国队。他技术全面，球艺精湛，奔跑快速，身材高大，在球场上鹤立鸡群；传球意识一流，头球摆渡、短传、长传都非常到位；控球出色，盘球过人轻而易举，善于强行突破；射门功夫深厚，起脚快，脚法好，脚头硬，更有依人卧射的绝招。“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这是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流传的一句话。一位体坛人物能够和京剧大师梅兰芳的名字相提并论，可见不凡。李惠堂参加了第6、7、9、10届远东运动会足球赛，4次都为中国队夺得冠军。在第7届远东运动会后，被评为“亚洲球王”而名扬海内外。1966年他担任亚洲足球协会和世界足球协会的副会长，1976年在西德一家足球杂志组织的评选活动中，与巴西的贝利、英国的马修斯、西班牙的斯蒂法诺、匈牙利的普斯卡什一道被评为世界五大球王。
孙锦顺，广东东莞人，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球员，被称为那个年代“最杰出的球星”之一。在比赛中，只见他在禁区外凌空一脚，飞旋的皮球如入无人之境冲入对方球门，仍不罢休，竟然一路疾进将球网射穿。当年他“铁腿”的美誉传遍神州，名扬东南亚。
孙锦顺之所以能踢破球网，与他从小踢一种特制的“油球”有关。那时，他们用机油把球浸透、晾干，使得皮球变得又沉又没有弹性。然后光着脚踢，长时间不懈地苦练，由此练就了出色的铁腿功。
1926年12月，香港足球协会足球场座无虚席：中国南华队对英国陆军联队。比赛中，孙锦顺禁区外射门，球如流星贯网而进，“孙铁腿”得到了验证。另一次，“孙铁腿”射门，对方守门员奋勇接球，球是接住了，却震得虎口崩裂，皮球脱手飞出，还是进了！一家杂志是这么写的：“当其侧身怒射，球出如矢，力挟千钧，能使门将手腕岌岌以将折，身子摇摇而欲倒……”
谭江柏、叶北华、冯景祥和李天生，是上世纪30年代雄霸广州球坛的“四大天王”。他们四人中最值得一说的是“铜头”谭江柏。 谭江柏是香港著名歌星谭咏麟的父亲。谭江柏担任左后卫，每场比赛他都敢打敢拼表现出色，最抢眼的是他的头球技术，能在关键时刻飞身顶球入对方球门。于是，每当谭江柏高高跃起争顶头球的时候，观众席上便响遍了尖叫声，谭铜头”的外号从此不胫而走。李惠堂后来在自己的著作《球圃菜根集》中也对谭江柏的头球技术充满赞叹：“如果我有江柏兄的顶上功夫，那我恐怕会有比现在大得多的成就了！”
首战奥运，足球队自筹资金
1936年8月，第11届奥运会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是奥委会成员国，理所当然要组团参加。这是中国第二次参加奥运会，4年前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10届奥运会上，中国仅派东北刘长春一人赴赛。由于中国足球在亚洲的影响，足球组队选拔尤其引人注目。由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主持，在香港举行选拔赛，经过十几场比赛，从各地代表队中选出22人进入中国足球代表队。
到柏林参赛需要一笔巨额经费，国民政府财政紧绌，以种种借口不承担代表团的费用。然而天无绝人之路，足球队决定去东南亚“闯江湖”，通过比赛招来观众，以门票收入凑经费。他们先向印尼的华侨借了开拔费，乘法国邮船去越南西贡、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后来又去了缅甸和印度。
在两个多月的旅途中，球员们为节约每一个铜板，就乘最低廉的船舱，住最便宜的旅馆。有时全体队员都住一间大统间，由于床位不够，有些人只好打地铺，行李自己动手搬。吃饭则是自己买菜，自己下厨，不知下馆子是何滋味。每到一地，还担心强队不跟中国队比赛，比赛时又担心老天下雨，会影响门票收入。每场比赛都担心当地主办单位作弊，球队分不到钱，除上场的11人外，所有人都到各入口去“监票”。为了多挣些钱，所有主力队员都要场场上阵，即使小伤、小病或体力不支，也要咬紧牙关坚持上场。
历时两个多月，先后到达6个国家，踢了24场球，其中胜了21场，平3场，赚了20多万港元。去柏林參赛的经费解决了，可是谁也没想到，国民政府知道足球队挣到钱，即派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代表周家骐前来讨钱。全队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许多队员气愤得不行，表示不同意给：我们到东南亚拼命，政府什么都不管，分文不给，现在却要坐享其成。后来李惠堂、孙锦顺等人还是以大局为重，组织大家再行讨论，终于统一认识：我们勇闯东南亚，拼死拼活，为的是凑经费，现在目的达到了，但还有其它队伍在上海等钱买船票去柏林，我们不能不顾，应该有整个中国代表团的观念。
为了国家整体，足球队决定给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汇去十多万港元，支援其它代表队。足球队在印度孟买等候中国代表团会合，然后一起征战柏林。
奥运失利
7月20日，中国代表团到达柏林。到车站迎接的只是华侨和留学生，奥委会根本没有派人出面迎接。主办方德国人瞧不起中国人，事先没有考虑给中国足球队安排练习场地，队员们只得找些狭小的地方做些练习活动。
抽签的结果是对阵英国队。1936年8月6日是载入中国足球史的一天，中国足球队迎战世界头号强旅英国队。这天下午五点半，中国队第一次亮相世界赛场，与英国队在柏林康姆逊球场狭路相逢，观众多达万人。在上半场的激烈角逐中，中国队战术灵活，积极拼抢，迫使英国队门前险象环生，令英国球迷着实紧张。突然，中锋李惠堂一脚下底传中，“铁腿”前锋孙锦顺没给对方任何机会，乘势一记劲射，只见皮球凌空而起怒向球门冲去，英守门员跃起拦球，那球早已擦着手边入网。正当全场欢呼之际，裁判员却判孙锦顺越位，上半场0∶0打平。
下半场英国队攻势愈猛，中国队渐渐不支。这主要是球员的体力出了问题，这支球队到达德国前，连续踢了24场球，加之伙食不济，从印度去德国时又在海上漂泊了十多天，到达德国后“元气未恢复，人人精疲力竭，发挥不出原有水平”。最后20分钟，中国队连失两球，以0∶2告负。最终在16支参赛队中列第12，被淘汰出局。
当时许多欧洲球迷看完这场比赛后，对中国队的表现纷纷赞赏，西方报纸普遍认为，“中国足球水平绝不亚于欧洲各国”。
访赛六国，赢得声誉
结束奥运比赛后，中国足球队又转战欧洲各国，以再次筹集路费回家，不过这次他们已得到了整个欧洲足坛的尊重。回国途中，球队先后访问德国、法国、瑞士、奥地利、荷兰及英国。要知道，这些国家有世界最强悍的足球队伍。中国队进行了9场比赛，在法国时，与著名的巴黎红星队2∶2战平。赛后，红星队领队以年薪8000英镑，折合中国大洋6.4万块，恳请李惠堂留在法国踢球。李惠堂婉言谢绝：“我要保持业余球员身份，继续为中国队效力。”
当应邀到现代足球的发源地英国比赛时，中国足球队令一向傲慢的英国球迷刮目相看。原来，英国依士林顿业余足球会，为了确定是否邀请中国奥运足球队去英国比赛，特派了该会秘书长的女儿专程到德国观看比赛。如果中国队踢得好，就请去英国，否则就不邀请。虽然那场球中国队以0∶2输了，但是这位英国小姐认为“中国队踢得好！”她力主邀请中国队访英。那位秘书长听到女儿的汇报后，还要眼见为实，又亲赴法国观看中国队的比赛。恰巧那场赛事中法以2∶2踢平。其中，中国前锋孙锦顺一脚凌空射门，惊得法国守门员目瞪口呆。赛后在法国的欢送宴会上，这位秘书长说：“从未见过那样的好球！”旋即邀请中国队访英。中国足球队到达英国那天，有1000多英国球迷到车站迎接。
中国队在英国的第一场比赛是对阵英国业余足球冠军队依士林顿，这个队拥有4名英国职业球队队员。这场球双方都踢得竭尽全力，上半场中国队以2∶0领先，下半场被依士林顿队2∶2逼平。
第二场比赛对水晶宫足球队，中国队以1∶3告负。即使如此，英国报纸也认为“中国足球队踢得很出色，前锋线强，特别是14号球员（孙锦顺）踢得很好，完全是英国式踢法。我们英国过去有一句话叫‘Chinaman’（即‘中国人’——笔者注），看过他们两场比赛，今后我们不能再讲这句话了。”原来，英国人有一句瞧不起中国人的口头语：凡是做事做不好的人都被叫作Chinaman。
在离开伦敦前，依士林顿球队专门设宴欢送中国足球队，伦敦市长作陪。宴会上，中国驻英大使满面笑容，他觉得来参加宴会脸上有光彩。大使馆武官说：“你们足球队到英国来为国争光不少，大使来英国，只是在报上第五、六页一小块地方登一下消息，而你们来，英国却登在封面上，伦敦市长还来参加宴会，是很不容易的。”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