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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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回首2019年中国史学界的丰硕成果,其中李鸿宾教授的《墓志所见唐朝的胡汉关系与文化认同问题》,不啻为隋唐史研究中的一部精品力作,尤其值得庆贺和推介。该书已于2019年6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李鸿宾教授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此前已经出版过《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唐朝中央集权与民族关系——以北方区域为线索》《隋唐对河北地区的经营与双方的互动》等多部颇有影响力的著作,而今推出的这一部,更是其史论结合,追求理论创新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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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回首2019年中国史学界的丰硕成果,其中李鸿宾教授的《墓志所见唐朝的胡汉关系与文化认同问题》,不啻为隋唐史研究中的一部精品力作,尤其值得庆贺和推介。该书已于2019年6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李鸿宾教授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此前已经出版过《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唐朝中央集权与民族关系——以北方区域为线索》《隋唐对河北地区的经营与双方的互动》等多部颇有影响力的著作,而今推出的这一部,更是其史论结合,追求理论创新的典范之作。
其他文献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馆藏编号为NMK1、NMK2的两件大谷文书,与此前经过大津透、榎本淳一缀合并命名为《仪凤三年度支奏抄、四年金部旨符》的文书属同一案卷。通过与以往刊布的残片文书的缀合,这一组文书更为完整地提供了庸调等物征收与配送相关信息,对于具体了解唐前期的财赋管理制度,尤其是财政物质的征收配送细节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还可较清晰地展示财政类旨符的编写结构,便于从整体上把握此类文书的内容与性质。
受存世资料不足等因素的制约,目前学界关于中近古乡村研究明显陷入某种瓶颈状态。如果试图突破瓶颈,走向深入,加强对文献记载的辨析,由表及里,从稀少、零散而纷杂、多样的记载中爬梳解读出内里的真实历史信息,无疑是学人在研究中必须经历的一道“工序”。本文略就如何辨析宋代乡里单位文献记载问题谈一些笔者的体会。
司马光《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起三家分晋,迄后周将灭,以编年体记叙了一千多年的中国古代历史,向来是了解这一时段历史大势的佳作上选。其中《隋纪》及以下的部分,因为引据了大量实录国史、官方档案、杂史笔记而别具史料价值。
《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是北宋司马光与其助手刘恕、刘攽、范祖禹等历时二十余年勠力而成的一部编年体史学巨著,叙述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以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史事,其取材之丰赡宏富,考订之绵密精审,素为士林所称。
自郡县制建立起,中央将同一层级的行政区依据户口数划分为不同的等级,据之以实施地方管理。这是历代王朝的通行做法。隋代简化了汉魏以来的州县等第制度,形成了上、中、中下、下四等州县。唐初在隋制的基础上,依照户口和地理要素将州划分为上、中、下三等,将县划分为赤、畿、上、中、中下、下六等。
江西省修水县黄庭坚纪念馆藏有1973年出土黄庭坚撰并书《宋故朝奉郎知洺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上骑都尉借紫王君墓志铭》。虽然这块碑刻作为海内外为数不多黄庭坚墨迹而流传甚广,但是对于墓志铭主人王纯中我们却缺乏足够的了解,甚至不知其为秦桧的外祖父,可谓宋史研究的一大缺憾。
北宋刻本出现前,南北朝诸家正史多以写本形式流传,在传抄过程中存在大量文本散佚与增补现象。而唐宋类书多征引或转引早期正史文本,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其原始面貌。因此,以版本校为基础的现行校勘通则,未必适用于经历过写本时代的先宋诸正史。在先宋正史校勘中,学者当以辑佚与校勘相互配合、印证,将类书征引诸家正史文本视为独立的版本系统,对其加以识别、辑录,并据此通校今本正史;进而在此基础上将佚文落实到今本正史中,或采用附录形式措置无法落实的佚文,尽可能为古代文史研究者提供珍贵而新鲜的资料。
关于徽宗改元大观的直接动因,史籍中的记载都指向了彗星“天变”。不过,如果深入考察此次改元典故所出,以及北宋中期以降宋人有关《易·观》的经解,联系经解与政治的双重背景,就能够对大观改元在政治上所宣示的意味有一定新的认知,即天变的出现对君臣上下提出了警示,急进的“绍述”政治需要逐渐放缓,应当探求良善的治道以推行风教,而完善制礼作乐便是徽宗试图寻找的“神道”。基于此,徽宗及其朝廷从崇宁到政和的种种作为,亦可在追求“大观”之位的目标下进行理解。
尊号之制,是皇帝制度在唐代的新发展。唐朝之后,宋、辽、西夏甚至渤海国,都继承了尊号之制,甚至一直到清朝都有回响。表面上看,尊号只涉及皇帝,但事关政治理念和统治政策,并形成了一套程序性制度,是唐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尊号之制创始于武则天,武周给唐朝带来的不仅是挑战,也有制度创设。利用尊号展现新政治理念,从此成为唐朝政治的一个新现象。尊号之制,绝非单纯的朝廷政治游戏,因为与大赦联结在一起,从而成为政治宣导和社会治理的重要形式。
辽史研究素来以史料匮乏著称,据统计,“专记辽朝一代历史而幸存于今者,仅《辽史》和《契丹国志》两书而已”。①其中,《契丹国志》题名南宋叶隆礼撰,但实为元代书贾抄撮宋代文献拼凑而成的伪书;而《辽史》乃是元朝官修的一部正史,渊源有自,长期以来,这部史书尽管简陋殊甚,但一直是我们系统了解契丹王朝历史与制度最基本、最重要乃至具有唯一性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