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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愁·智慧女性》语汇新解——自由捆绑的陷阱
截至2012年6月，我国网民数达5.38亿，连续四年保持全球第一；微博用户达2.74亿，是2010年的三倍，亦为世界第一（据《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2）》）。
以上数字验证着一件事：互联网在加速扩张。这扩张，得益于“扁平世界”的魅力——网络打破了种族、国家、文化等隔阂，让人类同处一片天空下，让机遇、资源自由流动，让个人影响力发挥到极致。
多么理想的世界。然而在繁华丰茂、自由张扬的背后，却有些东西，侵蚀着人们的幸福感，比如网络暴力。
一场场舌尖上的争斗中，人肉搜索、道德绑架事件……参与者一面实现着言论的自由意志，一面，不免被卷入无形的漩涡，任由命运操控，看着事态向无法掌控的方向，飞奔。
这片充满恐惧、焦躁、暴戾的漩涡，其能量却来源于每个个体。法国哲学家萨特，在剧本《禁闭》中写道：他人即地狱。这话形象地描述了人际间不可避免的冲突。而在网络上，失去种种束缚，有意无意中，人人都在为这堆冲突之火鼓风添柴。
无数失控的自由之力，挖掘出了一处大大的陷阱。每个人都可能陷足其中，身体、物质上因此受损，还会引发心理恐慌——社会容忍度下降，人们竭尽全力去批判，让他人沦为舌尖上的牺牲品，也让自己的心蒙上阴影。
但如果换种思维呢？
怀疑、不满被传递到我们面前时，不急着将它抛出。那么，就能安静下来，思考一下自己为何愤怒、焦虑；能换位体谅一下别人的处境；能期盼做一位建设者，想想“面对现状，我能担负什么社会责任”……那么，我们分享的将不再是痛苦焦躁，而是安宁释然。那是人类可以相互给予的、最好的礼物。2013的到来，也将因此意味着一个新的开端。
社会新角色成型过程中，行为边界模糊
2012年9月3日，雷先生在餐馆吃火锅，放在椅子上的苹果手机遭人顺手牵羊。他翻拍了监控视频中的嫌疑人图像，发在微博上求人肉搜索。这条微博被大量转发，不少网友痛斥小偷可恶，但也有人提出，在没有足够证据的前提下，发布嫌疑人的个人信息和肖像，涉嫌侵犯名誉权、隐私权、人格尊严权。
为何在现实中，人们很少触碰的警戒线，在网络上却不怕做得过火？
被“人肉”的当事人不堪压力，做出极端行为的事已不鲜见，但参与“人肉”的网民仍乐此不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其风险、危害没有清楚、感性的认识。
虽然网民不算新出现的群体，但作为一类社会角色，它还在成熟成长期。作为网民，该以什么面目出现、该处于哪种合适位置……都是在摸索中渐渐清晰。
自身角色定位不清，加上网络的互动性、开放性、同步性、主体性等特征，使网民有更多控制权、选择权、表达权和参与权；网络高匿名性，使人们对言行负责的程度减轻，也会扩大自我意识，强化认知偏差。
比如，民众制造舆论压力，影响司法判决，甚至代替司法部门公布隐私等，都是身份界限的混淆。
另外，网络风险成本很低，可能就是随手转发，随意回复顶帖，随机浏览便为事件的发展提供了支持，让事态失控。
因此，塑造网络理性的根本，就是让民众建立身份界限，明白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超出责任的外沿，不再借着“宏观正义”的外衣，对别人进行伪正义的伤害。
攻击别人的恶，其实是不放过自己的“不完美”
2012年8月15日，有网友在网上发帖称，重庆的公交车上，一名白衣女孩面对抱小孩的妇女无动于衷。这位网友还贴出女孩的正面照，发动大家人肉搜索。该帖发出后，仅一天，点击量超过3万次，不少人在回帖中毫不留情地斥责、谩骂白衣女孩。
比“做错事”更可怕的是不原谅，不理解。
每个人都由“善”“恶”两部分组成。一个自认为完美无缺的人，不是因为真的没有缺点，而是他不能接受自己有缺点的事实。唯有自己是对的，他自然会对周围人非常挑剔，用自己的标尺衡量他人，并把对方当成敌人来攻击。因此最大的恶就是追求绝对的善。
绝对的恶人，绝对的圣人，在现实生活中都不存在。不承认自己的恶，便看不到对方的善。且恶意揣度的背后，常常是偏执的心态。因一个小污点，就遮蔽了他人善良的一面，更不要提站在对方立场，去猜测他是不是有难言之隐。
批判也许是对道德标准的坚持，但可能我们只看到了局部事实。为标榜道德，一些人只关心自己的表达，不惜忽视、漠视当事人的感受和真相。可以说，白衣女子受到的惩罚，远大于她应该付出的代价。
不能违背多数人的“正义”，使个体如履薄冰
2012年4月，一则“男子虐猫被人肉搜索后，伤人毁车进行报复”的新闻出现在各网站首页：王某的孟加拉猫吃了邻居李某家的鸡，李某为泄愤让自家的狗将猫咬死。王某要求赔偿，但被拒绝，于是将此事发到网上，引起包括明星等众多网民的关注。
网友进行人肉搜索，公布了李某的个人信息。二十余名自称爱猫协会的人来到李家，辱骂殴打他。事后李某情绪激动，将王某打伤，并砸坏两辆私家车。
李某虐猫自然不道德，而人肉搜索、辱骂殴打他也算不上道德。為什么网友会积极评价后者？是因为后者符合大多数人的意志。
这是很可怕的倾向，它在假借一个伟大名义——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并得出结论：凡跟多数人的正义相违背，就是邪恶。
以暴制暴似乎解气，却制造了新的伤害，远离了正义。如果以集体名义，剥夺个体的基本权利合理，那么每一个人都将如履薄冰。
一种行为是否正义，不仅要符合多数人的宏观正义，比如为了国家和人民，而且要考量微观正义，即是否尊重个体的生命、尊严。以暴制暴侵犯了个体生命和尊严，其宏观层面的正义便是个谎言。在巨著《狂热分子》中，美国政治学家埃里克·霍弗说：“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是可鄙的，他就会狂热地去攀附一些宏大的东西，那样就可以不去面对可鄙的自我了。” 因为他错在先，为了纠正他，即便做点不道德的事，也很正义——这种“负负得正”的逻辑相当荒唐，其实是一种合理化幻觉。其实质，是将自己置于道德制高点，赋予自己可以指责对方的资格，让自己的破坏行为师出有名。
迅速对别人产生一个评价，缘于刻板的心态
2012年8月10日下午，南京国际广场五楼一处电梯下部发生火灾。次日有媒体报道称，七楼某寿司店员工将卷帘门拉下，要求客人先买单再撤离。报道在微博传播后，网友纷纷批评商家“唯利是图”，表示要抵制这家寿司店。
事后消防部门通过官方微博，发布调查结果：店铺装的是消防卷帘，收到火警后自动放下，不存在店员私自拉门行为。“被要求先买单”的客人，也澄清说事实不是报道中写的那样。然而，这一切似乎来得有些晚，这家连锁店已陷入集体质疑之中。
心理学上有个词叫“刻板印象”，就是人们会对某些群体、事件，根据其所属类型，在短时间内产生判断。其积极作用，是简化认知过程，按固定看法直接得出结论，可节省大量时间、精力。它也有消极影响，在有限、肤浅的资料基础上做结论，会使人们忽视个体差异，导致判断错误。
对于上述事件，网民有个直接推断过程，就是“着火后一定是店员怕客人趁机跑单，故意拉下卷闸门”。这样推测也有原因，之前天津蓟县大火，就有人爆料，说是商场经理怕顾客不付钱跑掉，让保安把大门锁上，才导致多人葬身火海。同样是火灾，同样门被关上，很容易让人产生类似想法。
但为何我们总从恶意的角度，揣度别人的动机？总会形成别人“不怀好意”这样的印象？
也许是我们的经历，塑造了看待别人的方式——我们的好意总是被曲解，我们的行为总被冠以自私，我们生存的社会总危机四伏，让我们不得不保持警惕。
也许是我们的教育，塑造了思考模式——从小便被教导，每道题只有一个标准答案，只要听从老师、家长给的答案就好了，从而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所以请善良、开放地看待别人，没有了定论、戒备、攻击，便不会产生“别人都是不可信任”的刻板印象。
被私心杂念推着向前跑的“沉默螺旋”
2012年10月17日，北京5岁男孩帅帅去世，一篇名为《爸爸妈妈，为什么不捐骨髓救我？》的网文点燃了舆论的怒火。之前，帅帅被确诊为急性双表型白血病，通过造血干细胞移植才可能康复。其父母都能移植，首选为父亲。
2012年5月，帅帅的母亲公开指责丈夫拒绝在“最佳移植期”给儿子捐骨髓，并拒付医疗费，帅帅父亲的信息被人肉搜索，不少网民指责他是禽兽。10月21日晚，一直沉默的父亲突然开设微博，发帖反驳：“是她一意孤行，在电视节目中隐瞒孩子前后错过两次‘最佳移植期’，却把最危险的时机称为‘最佳时期’，误导媒体和爱心网友！”
“用事实还原真相”是媒体追求的理想，遗憾的是，这追求有时会歪了方向。
大众多半希望用最少的时间、容易理解的叙述来了解一件复杂事件，为满足这种心态，媒体典型的叙事模式是这样的：一个弱势身份的受害者，与一个无恶不作的人；或一个“跟我们一样的底层人”，与一个占有特权社会资源的家伙；或是一个求告无门的“受欺凌者”，与一个强势的机关部门——很容易唤起民众的同情，引发强烈情绪。
正如上述例子中，前期报道里，极品奇葩的父亲、善良懂事的孩子的对比，令群情激愤。而后续采访，才揭示出之前存在大量失实内容。这些内容直到事件开始回归平静，才被报道，很大原因是民众需要将对“禽兽父亲”的愤怒先发泄出来。
传播学中有个沉默的螺旋理论：人们看到赞成的观点被广泛认同，就会积极参与表达，这类观点会得到更广泛传播；如果某一观点少有人理会，人们即使赞同它，也会保持沉默。如此循环，导致强势一方的意见影响越来越强，使言论向极端倾斜。
很多时候，网络舆情的气氛过于热烈时，很可能，背后就有看不见的手在推波助澜，比如某些媒体想“吸引眼球”的企图，比如某些人出于私人情绪的宣泄……当每个人都正义凛然地讨伐被贴上“坏人”标签的人时，传递的也许不是正气，而是戾气与偏见。
内在焦虑，让人们总看见扰动情绪的信息
2012年8月22日，一篇題为《欠费12万，医院扣留双胞胎》的报道出现在网络上。报道称在深圳市，梁先生夫妇无力结清双胞胎孩子近两个月的治疗费，医院方以欠费为由扣留了孩子。
消息一出，舆论四起，把涉事的宝安区妇幼保健院推向风口浪尖。但实际情况是这对早产的婴儿健康尚未达到出院标准，如强行出院不继续治疗，将有生命危险。
个体焦虑是心理问题，群体焦虑则是社会问题。
上述事件细加分析，能从中发现社会病灶，比如仇官仇富、医患冲突。这不是中国独有的集体创伤、集体幻灭。而我们需警惕的，是这类矛盾、冲突频发，造成的社会性焦虑。
当下大环境中，民众普遍缺乏安全感，对未来稳定生活缺乏信心。这种不安弥漫于所有阶层——贫困家庭担心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中产阶级忧虑生活状态难以持久，权贵阶层担心被仇官仇富，弱势群体心理泛化觉得处处受欺辱……人们的社会认同感降低，成员之间关系紧张。
网络提供的信息，本身很具主观性，而人们倾向于“我信什么，就会有意识地看见符合这些信念的言论，忽略跟信念相反的信息”。因此网络暴力的实质，是借机发泄无意识中的负面情绪。它反映着我们对当下的思考、对未来的预期，对人们的影响漫长、深远，深刻。
网络上的“拼爹、炫富、破格提拔”只是表象。每个人似乎都有不同焦虑，而这背后，有着焦虑的共源——贫富差距加大，资源分配不公，社会阶层流动板结……所有人因此产生了身份焦虑、生存焦虑、发展焦虑。
缓解社会性焦虑，是国家和政府必须面对的课题。保障社会的基本公平正义，维护权力在合法轨道上运行，维持生活成本在合理范围稳定增长，维护社会阶层流动渠道顺畅，则民众的情绪必然会有效缓解。这项工作任重而道远。 在“完美世界”的监牢里削薄自己
韩松落
研究明星久了，发现一个现象，老一代的明星，都比新生代明星显得有个性，比年轻明星坦荡敢言。北野武、高仓健、黄秋生……在任何场合，都敢于批评影视界不良现象。
这种疙里疙瘩的做派，在公众人物身上，越来越少了。固然因为，这些疙里疙瘩老男人的地位难以撼动，更因为，他们在网络出现之前便成就了自己，和那些与网络共生的新一代明星截然不同。
网络时代，貌似给了人更大的自由，那自由却捆绑着陷阱。因为，自由的真正含义是：别人拥有同样的自由，自身的自由于是被淹没，被别人的自由限制。你尽可以大鸣大放，但后果完全无法预料，任何微小如蝴蝶扇动翅膀的表达，或许都引发失控局面。“暴力从未消失，只是改变了面貌”，正可以概括发生在网络上的这场“残留的战争”。
人的个性于是被摧毁，每个人的生活都在摇晃。公众人物尤其如此，他们得学习做“平均人”——不能说喜欢红，因为粉丝中肯定有人喜欢蓝；不能只说喜欢猫，因为喜欢狗的粉丝恐怕大有人在；得散发正面能量，得喜欢小孩，得第一时间为天灾人祸点蜡烛，不能恐同，不能歧视女性，得像政客一样，让各个群体满意，以便争取最大限度的喜爱。
即便这样周全，也难免失手。刘翔摔倒那天，赵薇在微博上发自拍而不是慰问，引发网民围攻。黄秋生在微博上说句“罗志祥是谁”，一场粉丝骂战拉开大幕。春节联欢晚会的看点之一，竟然是“想骂谁就直接@到脸上”。
就算远离网络，也可能被人发布偷拍照和录音，被动地拖进网络，接受雷轰电击。网络是个更宽广的世界，却也是个更大的监牢，人们都得在这个完美世界里，被磨平、粉碎，做个“没个性的人”。
于是，每个人都战战兢兢，削薄个性。就连李开复在微博上发起抵制《非你莫属》的活动，也要留条后路。他辛辛苦苦搜集了骂他的微博——“共177位水军，骂1250条（77条多次使用）”，并做成长微博，原因竟是“公开证据，这样以后有什么我的负面，大家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他还语重心长地总结了“被網民公愤群攻的六条建议”，比如，“不适合口水战，以一对多必败无疑”
虚拟和现实的界限正变得模糊不明，虚拟世界，已成为我们行动的驱动力，甚至放大器。奥地利导演迈克尔·哈内克就常常在他的电影里，讨论这种境况。他1997年的电影《滑稽游戏》里，杀人狂在行凶的中途，突然停下动作，扭头向镜头，问：“还要不要继续？”他在征求观众的意见。继续观看，就等于同意他的杀戮，剧中人就会因为我们的观看而死去。他作为剧中人，或许也是为了拥有被观看的价值，而实施杀戮的。
网络的世界里，存在一个死循环，那就是所有的受害者，往往也是加害者。我们得试着让这个循环在自己这里终止，让那些充满戾气的批评、那些貌似无心的围观、那些高潮迭起的转发，就到此为止吧。
（编辑 赵莹 [email protected]）
截至2012年6月，我国网民数达5.38亿，连续四年保持全球第一；微博用户达2.74亿，是2010年的三倍，亦为世界第一（据《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2）》）。
以上数字验证着一件事：互联网在加速扩张。这扩张，得益于“扁平世界”的魅力——网络打破了种族、国家、文化等隔阂，让人类同处一片天空下，让机遇、资源自由流动，让个人影响力发挥到极致。
多么理想的世界。然而在繁华丰茂、自由张扬的背后，却有些东西，侵蚀着人们的幸福感，比如网络暴力。
一场场舌尖上的争斗中，人肉搜索、道德绑架事件……参与者一面实现着言论的自由意志，一面，不免被卷入无形的漩涡，任由命运操控，看着事态向无法掌控的方向，飞奔。
这片充满恐惧、焦躁、暴戾的漩涡，其能量却来源于每个个体。法国哲学家萨特，在剧本《禁闭》中写道：他人即地狱。这话形象地描述了人际间不可避免的冲突。而在网络上，失去种种束缚，有意无意中，人人都在为这堆冲突之火鼓风添柴。
无数失控的自由之力，挖掘出了一处大大的陷阱。每个人都可能陷足其中，身体、物质上因此受损，还会引发心理恐慌——社会容忍度下降，人们竭尽全力去批判，让他人沦为舌尖上的牺牲品，也让自己的心蒙上阴影。
但如果换种思维呢？
怀疑、不满被传递到我们面前时，不急着将它抛出。那么，就能安静下来，思考一下自己为何愤怒、焦虑；能换位体谅一下别人的处境；能期盼做一位建设者，想想“面对现状，我能担负什么社会责任”……那么，我们分享的将不再是痛苦焦躁，而是安宁释然。那是人类可以相互给予的、最好的礼物。2013的到来，也将因此意味着一个新的开端。
社会新角色成型过程中，行为边界模糊
2012年9月3日，雷先生在餐馆吃火锅，放在椅子上的苹果手机遭人顺手牵羊。他翻拍了监控视频中的嫌疑人图像，发在微博上求人肉搜索。这条微博被大量转发，不少网友痛斥小偷可恶，但也有人提出，在没有足够证据的前提下，发布嫌疑人的个人信息和肖像，涉嫌侵犯名誉权、隐私权、人格尊严权。
为何在现实中，人们很少触碰的警戒线，在网络上却不怕做得过火？
被“人肉”的当事人不堪压力，做出极端行为的事已不鲜见，但参与“人肉”的网民仍乐此不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其风险、危害没有清楚、感性的认识。
虽然网民不算新出现的群体，但作为一类社会角色，它还在成熟成长期。作为网民，该以什么面目出现、该处于哪种合适位置……都是在摸索中渐渐清晰。
自身角色定位不清，加上网络的互动性、开放性、同步性、主体性等特征，使网民有更多控制权、选择权、表达权和参与权；网络高匿名性，使人们对言行负责的程度减轻，也会扩大自我意识，强化认知偏差。
比如，民众制造舆论压力，影响司法判决，甚至代替司法部门公布隐私等，都是身份界限的混淆。
另外，网络风险成本很低，可能就是随手转发，随意回复顶帖，随机浏览便为事件的发展提供了支持，让事态失控。
因此，塑造网络理性的根本，就是让民众建立身份界限，明白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超出责任的外沿，不再借着“宏观正义”的外衣，对别人进行伪正义的伤害。
攻击别人的恶，其实是不放过自己的“不完美”
2012年8月15日，有网友在网上发帖称，重庆的公交车上，一名白衣女孩面对抱小孩的妇女无动于衷。这位网友还贴出女孩的正面照，发动大家人肉搜索。该帖发出后，仅一天，点击量超过3万次，不少人在回帖中毫不留情地斥责、谩骂白衣女孩。
比“做错事”更可怕的是不原谅，不理解。
每个人都由“善”“恶”两部分组成。一个自认为完美无缺的人，不是因为真的没有缺点，而是他不能接受自己有缺点的事实。唯有自己是对的，他自然会对周围人非常挑剔，用自己的标尺衡量他人，并把对方当成敌人来攻击。因此最大的恶就是追求绝对的善。
绝对的恶人，绝对的圣人，在现实生活中都不存在。不承认自己的恶，便看不到对方的善。且恶意揣度的背后，常常是偏执的心态。因一个小污点，就遮蔽了他人善良的一面，更不要提站在对方立场，去猜测他是不是有难言之隐。
批判也许是对道德标准的坚持，但可能我们只看到了局部事实。为标榜道德，一些人只关心自己的表达，不惜忽视、漠视当事人的感受和真相。可以说，白衣女子受到的惩罚，远大于她应该付出的代价。
不能违背多数人的“正义”，使个体如履薄冰
2012年4月，一则“男子虐猫被人肉搜索后，伤人毁车进行报复”的新闻出现在各网站首页：王某的孟加拉猫吃了邻居李某家的鸡，李某为泄愤让自家的狗将猫咬死。王某要求赔偿，但被拒绝，于是将此事发到网上，引起包括明星等众多网民的关注。
网友进行人肉搜索，公布了李某的个人信息。二十余名自称爱猫协会的人来到李家，辱骂殴打他。事后李某情绪激动，将王某打伤，并砸坏两辆私家车。
李某虐猫自然不道德，而人肉搜索、辱骂殴打他也算不上道德。為什么网友会积极评价后者？是因为后者符合大多数人的意志。
这是很可怕的倾向，它在假借一个伟大名义——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并得出结论：凡跟多数人的正义相违背，就是邪恶。
以暴制暴似乎解气，却制造了新的伤害，远离了正义。如果以集体名义，剥夺个体的基本权利合理，那么每一个人都将如履薄冰。
一种行为是否正义，不仅要符合多数人的宏观正义，比如为了国家和人民，而且要考量微观正义，即是否尊重个体的生命、尊严。以暴制暴侵犯了个体生命和尊严，其宏观层面的正义便是个谎言。在巨著《狂热分子》中，美国政治学家埃里克·霍弗说：“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是可鄙的，他就会狂热地去攀附一些宏大的东西，那样就可以不去面对可鄙的自我了。” 因为他错在先，为了纠正他，即便做点不道德的事，也很正义——这种“负负得正”的逻辑相当荒唐，其实是一种合理化幻觉。其实质，是将自己置于道德制高点，赋予自己可以指责对方的资格，让自己的破坏行为师出有名。
迅速对别人产生一个评价，缘于刻板的心态
2012年8月10日下午，南京国际广场五楼一处电梯下部发生火灾。次日有媒体报道称，七楼某寿司店员工将卷帘门拉下，要求客人先买单再撤离。报道在微博传播后，网友纷纷批评商家“唯利是图”，表示要抵制这家寿司店。
事后消防部门通过官方微博，发布调查结果：店铺装的是消防卷帘，收到火警后自动放下，不存在店员私自拉门行为。“被要求先买单”的客人，也澄清说事实不是报道中写的那样。然而，这一切似乎来得有些晚，这家连锁店已陷入集体质疑之中。
心理学上有个词叫“刻板印象”，就是人们会对某些群体、事件，根据其所属类型，在短时间内产生判断。其积极作用，是简化认知过程，按固定看法直接得出结论，可节省大量时间、精力。它也有消极影响，在有限、肤浅的资料基础上做结论，会使人们忽视个体差异，导致判断错误。
对于上述事件，网民有个直接推断过程，就是“着火后一定是店员怕客人趁机跑单，故意拉下卷闸门”。这样推测也有原因，之前天津蓟县大火，就有人爆料，说是商场经理怕顾客不付钱跑掉，让保安把大门锁上，才导致多人葬身火海。同样是火灾，同样门被关上，很容易让人产生类似想法。
但为何我们总从恶意的角度，揣度别人的动机？总会形成别人“不怀好意”这样的印象？
也许是我们的经历，塑造了看待别人的方式——我们的好意总是被曲解，我们的行为总被冠以自私，我们生存的社会总危机四伏，让我们不得不保持警惕。
也许是我们的教育，塑造了思考模式——从小便被教导，每道题只有一个标准答案，只要听从老师、家长给的答案就好了，从而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所以请善良、开放地看待别人，没有了定论、戒备、攻击，便不会产生“别人都是不可信任”的刻板印象。
被私心杂念推着向前跑的“沉默螺旋”
2012年10月17日，北京5岁男孩帅帅去世，一篇名为《爸爸妈妈，为什么不捐骨髓救我？》的网文点燃了舆论的怒火。之前，帅帅被确诊为急性双表型白血病，通过造血干细胞移植才可能康复。其父母都能移植，首选为父亲。
2012年5月，帅帅的母亲公开指责丈夫拒绝在“最佳移植期”给儿子捐骨髓，并拒付医疗费，帅帅父亲的信息被人肉搜索，不少网民指责他是禽兽。10月21日晚，一直沉默的父亲突然开设微博，发帖反驳：“是她一意孤行，在电视节目中隐瞒孩子前后错过两次‘最佳移植期’，却把最危险的时机称为‘最佳时期’，误导媒体和爱心网友！”
“用事实还原真相”是媒体追求的理想，遗憾的是，这追求有时会歪了方向。
大众多半希望用最少的时间、容易理解的叙述来了解一件复杂事件，为满足这种心态，媒体典型的叙事模式是这样的：一个弱势身份的受害者，与一个无恶不作的人；或一个“跟我们一样的底层人”，与一个占有特权社会资源的家伙；或是一个求告无门的“受欺凌者”，与一个强势的机关部门——很容易唤起民众的同情，引发强烈情绪。
正如上述例子中，前期报道里，极品奇葩的父亲、善良懂事的孩子的对比，令群情激愤。而后续采访，才揭示出之前存在大量失实内容。这些内容直到事件开始回归平静，才被报道，很大原因是民众需要将对“禽兽父亲”的愤怒先发泄出来。
传播学中有个沉默的螺旋理论：人们看到赞成的观点被广泛认同，就会积极参与表达，这类观点会得到更广泛传播；如果某一观点少有人理会，人们即使赞同它，也会保持沉默。如此循环，导致强势一方的意见影响越来越强，使言论向极端倾斜。
很多时候，网络舆情的气氛过于热烈时，很可能，背后就有看不见的手在推波助澜，比如某些媒体想“吸引眼球”的企图，比如某些人出于私人情绪的宣泄……当每个人都正义凛然地讨伐被贴上“坏人”标签的人时，传递的也许不是正气，而是戾气与偏见。
内在焦虑，让人们总看见扰动情绪的信息
2012年8月22日，一篇題为《欠费12万，医院扣留双胞胎》的报道出现在网络上。报道称在深圳市，梁先生夫妇无力结清双胞胎孩子近两个月的治疗费，医院方以欠费为由扣留了孩子。
消息一出，舆论四起，把涉事的宝安区妇幼保健院推向风口浪尖。但实际情况是这对早产的婴儿健康尚未达到出院标准，如强行出院不继续治疗，将有生命危险。
个体焦虑是心理问题，群体焦虑则是社会问题。
上述事件细加分析，能从中发现社会病灶，比如仇官仇富、医患冲突。这不是中国独有的集体创伤、集体幻灭。而我们需警惕的，是这类矛盾、冲突频发，造成的社会性焦虑。
当下大环境中，民众普遍缺乏安全感，对未来稳定生活缺乏信心。这种不安弥漫于所有阶层——贫困家庭担心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中产阶级忧虑生活状态难以持久，权贵阶层担心被仇官仇富，弱势群体心理泛化觉得处处受欺辱……人们的社会认同感降低，成员之间关系紧张。
网络提供的信息，本身很具主观性，而人们倾向于“我信什么，就会有意识地看见符合这些信念的言论，忽略跟信念相反的信息”。因此网络暴力的实质，是借机发泄无意识中的负面情绪。它反映着我们对当下的思考、对未来的预期，对人们的影响漫长、深远，深刻。
网络上的“拼爹、炫富、破格提拔”只是表象。每个人似乎都有不同焦虑，而这背后，有着焦虑的共源——贫富差距加大，资源分配不公，社会阶层流动板结……所有人因此产生了身份焦虑、生存焦虑、发展焦虑。
缓解社会性焦虑，是国家和政府必须面对的课题。保障社会的基本公平正义，维护权力在合法轨道上运行，维持生活成本在合理范围稳定增长，维护社会阶层流动渠道顺畅，则民众的情绪必然会有效缓解。这项工作任重而道远。 在“完美世界”的监牢里削薄自己
韩松落
研究明星久了，发现一个现象，老一代的明星，都比新生代明星显得有个性，比年轻明星坦荡敢言。北野武、高仓健、黄秋生……在任何场合，都敢于批评影视界不良现象。
这种疙里疙瘩的做派，在公众人物身上，越来越少了。固然因为，这些疙里疙瘩老男人的地位难以撼动，更因为，他们在网络出现之前便成就了自己，和那些与网络共生的新一代明星截然不同。
网络时代，貌似给了人更大的自由，那自由却捆绑着陷阱。因为，自由的真正含义是：别人拥有同样的自由，自身的自由于是被淹没，被别人的自由限制。你尽可以大鸣大放，但后果完全无法预料，任何微小如蝴蝶扇动翅膀的表达，或许都引发失控局面。“暴力从未消失，只是改变了面貌”，正可以概括发生在网络上的这场“残留的战争”。
人的个性于是被摧毁，每个人的生活都在摇晃。公众人物尤其如此，他们得学习做“平均人”——不能说喜欢红，因为粉丝中肯定有人喜欢蓝；不能只说喜欢猫，因为喜欢狗的粉丝恐怕大有人在；得散发正面能量，得喜欢小孩，得第一时间为天灾人祸点蜡烛，不能恐同，不能歧视女性，得像政客一样，让各个群体满意，以便争取最大限度的喜爱。
即便这样周全，也难免失手。刘翔摔倒那天，赵薇在微博上发自拍而不是慰问，引发网民围攻。黄秋生在微博上说句“罗志祥是谁”，一场粉丝骂战拉开大幕。春节联欢晚会的看点之一，竟然是“想骂谁就直接@到脸上”。
就算远离网络，也可能被人发布偷拍照和录音，被动地拖进网络，接受雷轰电击。网络是个更宽广的世界，却也是个更大的监牢，人们都得在这个完美世界里，被磨平、粉碎，做个“没个性的人”。
于是，每个人都战战兢兢，削薄个性。就连李开复在微博上发起抵制《非你莫属》的活动，也要留条后路。他辛辛苦苦搜集了骂他的微博——“共177位水军，骂1250条（77条多次使用）”，并做成长微博，原因竟是“公开证据，这样以后有什么我的负面，大家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他还语重心长地总结了“被網民公愤群攻的六条建议”，比如，“不适合口水战，以一对多必败无疑”
虚拟和现实的界限正变得模糊不明，虚拟世界，已成为我们行动的驱动力，甚至放大器。奥地利导演迈克尔·哈内克就常常在他的电影里，讨论这种境况。他1997年的电影《滑稽游戏》里，杀人狂在行凶的中途，突然停下动作，扭头向镜头，问：“还要不要继续？”他在征求观众的意见。继续观看，就等于同意他的杀戮，剧中人就会因为我们的观看而死去。他作为剧中人，或许也是为了拥有被观看的价值，而实施杀戮的。
网络的世界里，存在一个死循环，那就是所有的受害者，往往也是加害者。我们得试着让这个循环在自己这里终止，让那些充满戾气的批评、那些貌似无心的围观、那些高潮迭起的转发，就到此为止吧。
（编辑 赵莹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