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末有一批明星，在红极一时的时候，纷纷出国深造，如今，在新世纪到来时，这些已年华不再的夕日明星又都带着自己的梦，回到国内，并希望能再塑空间。已经在美国旅居多年的罗燕，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份子。罗燕以其在《女大学生宿舍》、《红衣少女》等电影中的出色表演而深受观众喜爱，如今离开祖国十五年后，她带着美国传教士，走进了《庭院里的女人》。这部由美国环球公司、美国银梦电影公司共同投资并与北京电影制片厂联合制作的国际大片《庭院里的女人》，是罗燕筹备了三年的作品，她原本想重拍赛珍珠的名著《大地》，但该书版权太难买，意外竟发现赛珍珠的另外一部作品。在本片中，罗燕除了主演的身份外，也首次以制片人身份出现。
　　
　　“人”一定要念书
　　
　　罗燕从小就没和父母在一起，她的父母都在新疆。罗燕是和外公、外婆一起在上海长大的。从小到大，基本上的家庭教育都是外公、外婆给她的。他们灌输给她的理念是“人一定要念书的”。
　　12岁的时候，外公被整死了，16岁的时候，罗燕去纺织厂做了一名普通工人。也可能是因为家庭教育的关系，罗燕一直很看重知识。“文化大革命”时，罗燕甚至自己请了老师到家里来为她讲课。后来，大学开始招生，罗燕报考了戏剧学院。考戏剧学院的时候是“文革”后的第一年招考，也就是七七级。
　　罗燕成长的道路上没有任何后门和关系给她提供方便，即便是当年选中她演电影《女大学生宿舍》，也是完全公开招选的。
　　毕业后，罗燕被分配在上海人艺。工作了五年之后，就出国了。
　　


　　在美国的日子里
　　
　　刚到美国的日子不好过，那时一天要做12个小时的工作，一星期六天，星期天还要给房东吸尘、洗厕所、洗衣服、洗碗。
　　刚在餐厅打工时，甚至早晨起床，手都不能把自己撑起来，因为所有手指关节全肿了——那是端菜十几小时的结果。走太多，脚背发炎，动一下都疼痛难忍，那时的日子，天天反复数银行仅有的几百元血汗钱，三四年不敢买一件衣服、一枚首饰、一本书。
　　那时的美国，对于中国来说，的确像是另一个星球的世界。舞台、银幕、中国，如同烟雾那么的遥远。但是，罗燕从没失望过，她知道，自己的机会还没有到来。
　　有一次，罗燕在波士顿大学的戏里参加学生演出走台、对光。她提前到了，台上没人，她从侧幕走到台中央，想看看有多少座位。突然，泪水止不住地落了下来，美国同学开始进场排练，她咬牙忍了又忍，怕自己失控。也就是从那天起，罗燕才清楚地知道自己多么热爱演戏，它竟已悄悄地潜入了她的血液。
　　在罗燕读硕士生的三年里，当过女招待、保姆、钟点工。常常为某一地方打扫办公室到凌晨三四点才在冰天雪地里回家。上午八点半又坐在教室里听一半英文听不懂的专业课。
　　好不容易读完硕士，还得门门考B＋以上，不然奖学金就没有了，失去奖学金则意味着失去学生身份，没出路。
　　前段日子，有人问过罗燕：“你当时为什么不找个富人嫁了，就不用那么辛苦。”罗燕的答复是：“穷到连灰尘都不如的时候是没有美丽可言的，也不会真有什么富人娶灰姑娘。知识、能力不具备，嫁富人改变不了什么，何谈精神自由？”
　　谈到自己在美国的演艺之路时，罗燕说：“我从来没有忘记我还是一个演员。在美国这么多年来我也在演员的道路上发展过，可从宏观的角度讲，我认为这行对我来说不是明智之举。因为做演员实在是电影这样一盘大棋之下的一个小棋子。在电影厂，在一个电影的制作过程中，演员实在是很渺小，但是观众看到的他们很大。如果你是一个制片公司、制片人，如果你有钱，你就会有好导演、好演员，你会雇来的。当然你如果不能雇好的，也可以雇差的，但是你总是会让这件事情发生，这不是一件难事。而演员就很难做到这一点，他们的位置太低了。因为这个原因我愿意站在一个主动的位置上，我可以做演员，也可以不做。事实上我们公司现在搞的几个戏中我都有演出，但是我演起来心里会很轻松。美国有很多这样的女演员，比如朱迪·福斯特，她又是制片又是演员，芭芭拉·史翠珊，又是导演又是制片又是演员，这并不奇怪。当年到美国之初，我曾想做一个好演员，希望能够有一些机会演出好的角色，这是我当时的全部目标。但是现在的我已经完全离开了这个目标。每个人都是会死掉的，有钱人和有名望的人也一样。人也是会有梦想的。现在的我在做一个关键决定的时候常常这样想：如果我明天就要死掉了，或者明天我就60岁了，要退休了，我会怎样来决定这个事情，我会不会后悔？如果我不会后悔，我知道我该怎样做。”
　　罗燕15年的美国经历，造就了她在好莱坞今天的地位。她目前所做的事业是许多到美国来发展的中国影视人千百万次憧憬到却完成不了的事情，是一个直接而遥远的构想。很多人都会谈到这类构想，谈时，大家都被说得兴奋莫名，激动得整晚不睡。但是，过后又都只字不提了。
　　罗燕不同。她说自己一直这么“千万次地重复，不停地搞，多少年下来就行了”。
　　


　　庭院里女人
　　
　　罗燕现为美国银梦公司总经理，这次她和保罗·科林斯合作改编、并出演吴太太一角，在把握人物命运与性格方面，有她独特的理解和全新的演绎。一举手、一投足，都显示出大家闺秀的风范和气质，对爱情、对自由的渴望，表达得更是淋漓尽致。
　　《庭院里的女人》改编自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的小说《群芳亭》，电影删除了原作中有关中国文化的不实描写，糅入了日本侵华的历史背景，从一个新角度揭示了三十年代旧中国的社会现实。
　　影片描述抗日初期江南古镇一个大户人家，其儿媳妇（吴太太）不满封建礼教的束缚，和一个美国传教士产生的一段缠绵悱恻、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
　　美国传教士安德鲁，作为美国教会的志愿者来到中国，除了传教，还办起了孤儿院；他住进吴家，当了吴太太儿子的家庭教师。这种接近，在吴太太和她丈夫日益加深的矛盾中，起到了婚外情的催化作用，终于，当她丈夫上花船、入妓院，日夜不归之时，吴太太投进了安德鲁的怀抱里。
　　这段爱情故事产生之日，也是日本鬼子在中华大地疯狂肆虐之时：狂轰滥炸，奸淫虏掠、血腥屠杀。影片结尾展示了一队日本鬼子砍杀中国人的镜头，他们在进行杀人比赛：日本军官把一个生病的老人从床上拉出去，又把砍下的老人头挑起，向他的同伴哇哇大叫，显示他的“功劳”。鬼子兵狂喊：“加油！”传教士安德鲁目睹此情，义愤填膺，冲到鬼子身后夺到枪枝，打倒了一个鬼子兵，返身又刺死一个鬼子兵，并把枪掷向日本军官，刺进了他的胸膛。安德鲁和吴太太与鬼子展开生死搏斗，终因寡不敌众，安德鲁被枪击中，永远离开了吴太太，河面上泛起了这个传教士的鲜血。
　　


　　庭院外的中国人
　　
　　和《喜福会》一样，《庭院里的女人》演职人员阵容多是华裔面孔，但该片全部以英语发音，执导这部以东西文化冲击为题材的电影，导演严浩有很深的感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拍摄时和中国、美国双方制片沟通、开会、文件的来往、对事情的据理力争最为困难……”
　　拍摄《庭院里的女人》时，在苏州、上海物色了一些配角和群众演员，著名演员陈述虽然已80高龄，还饰演了管家一角，他一口流利的英语，使人惊喜，博得了好评。国际旅行社的英语翻译许佑瑾扮演了媒婆。有几个中学生临时当了丫环，幼儿院的小朋友扮演了孤儿院的孤儿，这些临时“抓”来的演员，经过认真反复的排练，不管正反角色、老小演员，演得都很投入，很像那么回事。
　　拍摄地点主要在苏州的东山、西山、浦庄、周庄以及古城区的留园、耦园、网师园、环秀山庄……幸运的是，江苏省人大通过的《园林法草案》规定：对凡已申报成功和开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园林，一律不得再拍电影、电视。只是这部电影的拍摄协议在先，才“搭乘了最后一班车”，成为最后一部摄有姑苏名园实景的故事影片。山明水秀的江南风光、小巧玲珑的亭台楼阁，尽收影片之中，诗情画意，再现了江南古镇三十年代的风貌。
　　拍摄期间环球公司老板亲临苏州看样片，喜出望外地说：“OK！我做梦也没想到拍得这么成功！”一向谦虚的严浩，这次也有点喜形于色，好像眼光也飞出中国，已经成了“卫星看地球”了！
　　


　　女人的“联合国”
　　
　　谈到这部影片的从准备到拍摄到后期完成，罗燕不无感慨地说：“其实我自己很清楚，拍这样一部片子对我来说是非常因难的事，但我尽力克服着……”
　　导演严浩可以说是罗燕克服困难的第一招。严浩曾以《滚滚红尘》、《天国逆子》及《太阳有耳》等片在国内外电影节获奖，对他来说，《庭院里的女人》将又是他导演风格的一种延续。
　　男主角威廉·德福是罗燕克服困难的第二招。威廉·德福是目前好莱坞的当红明星，曾主演过近四十部好莱坞电影，其中包括《生于七月四日》、《英国病人》、《生死时速2》、《基督最后的诱惑》、《密西西比的燃烧》、《证据》。威廉·德福杰出的演技为他带来了《野战排》——奥斯卡最佳男配角提名，以及2000年金球奖最佳男配角提名。
　　摄影潘恒生是罗燕克服困难的第三招。潘恒生被誉为香港电影界的三辆马车之一，《阮玲玉》、《倩女幽魂》以及成龙的《我是谁》都是由潘恒生掌镜。
　　灯光师姬建民是罗燕克服困难的第四招。姬建民作为西安电影制片厂杰出的灯光师之一，《红高粱》、《菊豆》都有他不可磨灭的贡献。
　　历经磨练完成的《庭院里的女人》，首先在新加坡曝光，环球公司邀国际发行商UIP公司亚洲各国高级主管先睹为快。各国主管们观后均表示，该片戏剧性强烈，摄影与音乐风格突出，女主角罗燕的演技让人印象深刻，是一部质量上乘的好片子。
　　昨日记者采访时得知，《庭院里的女人》华语版的配音已基本制作完成，很快就要面向全国发行，估计用不了多久，这部跨越国界的爱情史诗就能与观众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