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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昭君出塞，一直是历代中国文人诗歌创作的重要题材之一。在由唐至宋的历史时期，昭君诗的主题思想和情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唐宋昭君诗的差异，与不同时代背景下民族心理和文化传承方面有着复杂的关联。本文立足于唐宋时期不同的社会和文学环境，比较分析唐宋昭君诗风格迥异的原因。
关键词：昭君诗 诗歌主题 理学
一.昭君故事的产生和发展
（一）正史中的昭君形象
王昭君，名嫱，字昭君。西汉南郡秭归（今湖北宜昌市）人，西汉元帝时和亲宫女。关于王昭君出塞和亲的故事，正史中的记载为：
《汉书·元帝纪》记载：“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嫱为阏氏。”
《汉书·匈奴传》记载：“郅支既诛，……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
通过正史中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昭君本名王嫱，进宫之前本是一“良家子”，进宫后“待诏掖庭”。《汉书》的作者没有对昭君的其他方面进行多余的赘述，可能在当时历史环境下作者关注的是和亲这一事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正是因为史料记载的缺乏才给了后来历代文人墨客留下了广阔遐想空间。
（二）唐前昭君形象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人创作许多了关于王昭君出塞的诗作，使昭君的形象更加的丰满生动。因司马炎建立了晋朝，追封其父司马昭为晋文帝，为避司马昭讳，又称王昭君为“明妃”，王明君。
西晋石崇有《王明君辞》：
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
辞诀未及终，前驱已抗旌。
仆御涕流离，辕马为悲鸣。
哀郁伤五内，泣泪沾朱缨。
行行日已远，遂造匈奴城。
延我于穹庐，加我阏氏名。
殊类非所安，虽贵非所荣。
父子见凌辱，对之惭且惊。
杀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
苟生亦何聊，积思常愤盈。
愿假飞鸿翼，弃之以遐征。
飞鸿不我顾，伫立以屏营。
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
朝华不足欢，甘与秋草并。
传语后世人，远嫁难为情。
石崇的诗作前两句交代了昭君的身份，随即为全诗奠定了悲凉的基调。全诗记述了昭君自出汉宫后到达匈奴城的境况，并发表了石崇本人的评论。诗中“仆御涕流离，辕马为悲鸣。哀郁伤五内，泣泪沾朱缨。”这两句充分把昭君出塞的凄凉写到了极致，能使读者感到一个凄楚动人、心怀悲戚的怨女形象。同时，石崇的《王明君辞》也是开了王昭君从一个历史形象向文学形象转变的先河。
东晋葛洪《西京杂记·画工弃市》篇中记载：
“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
在《西京杂记》中首次出现了“毛延寿”这个人物，他负责给汉元帝的后宫嫔妃们画像并且利用这份差事来谋取钱财，这使得王昭君的故事变得更加的曲折离奇。昭君面容姣好本应为后宫第一，但因拒绝贿赂画师所以始终没有得到皇帝的召见。直到匈奴入朝求亲时，元帝才得以见得昭君真面目，为此后悔晚矣。虽然《西京杂记》属于小说范畴，其真实性有待商榷。但《西京杂记》首次把昭君悲惨命运的缘由归结到了画师的身上，从此毛延寿就成了造成昭君出塞远嫁的替罪羊。后世的文学作品中也多以此为依据，指责唾骂画师毛延寿是造成昭君悲剧命运的根源。所以《西京杂记》在东晋以降昭君文学形象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二.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唐宋昭君诗
（一）文治武功
“文治武功”出自《礼记》，讲的是：内部政治上统治很稳固，外部军事上用兵很有成就。
唐朝的统治者们本身就具有鲜卑血统，任用的官员中也不少来自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在对待少数民族上持开放的态度。唐太宗更是有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唐太宗改变了历代统治者“贵中华，贱夷狄”的观念，力求平等对待少数民族;尊重少数民族的习惯和生活方式;为官从政方面启用少数民族做官，尊敬少数民族的首领;太宗皇帝对待少数民族仁慈宽厚，因而被少数民族积极拥戴。在唐太宗东征西讨的对外战争中，少数民族将领和首领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并被少数民族们尊称为“天可汗”。唐太宗的这种开放包容的态度同时也影响了当时大多数的唐人，时有王睿创作的《解昭君怨》：“莫怨工人丑画身，莫嫌明主遣和亲。当时若不嫁胡虏，只是宫中一舞人。”因此唐代文人创作的诗篇大都内涵包容心，意境也较宋诗更为广阔。
相对于唐朝对待少数民族的包容心不同，宋朝统治者相对就局限了一些。只有半壁江山的大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的战争又是胜少败多，文化上占据优势的宋朝文人们长期的压抑得不到宣泄，由此逐步转化为狭隘的民族主义。纵观南宋一朝程朱理学始终是文化主流，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明确提出“华夷之辨高于君臣之分。”王安石的《明妃曲·其二》“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王文公在诗中用“胡儿”称呼北方游牧民族以表达蔑视之情，宋代与唐代对待少数民族不同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二）理学思想的影响
在分析比较唐宋昭君诗的内容方面，也可发现两朝文人在表达的思想情感上有着巨大的差异。赵宋以前的昭君诗在惋惜昭君远嫁匈奴、指责毛延寿冷酷无情的同时，对元帝刘奭也颇有微辞。但在两宋时期的昭君诗中这种现象几乎没有，期中内在的深层原因是受到当时统治思想理学的影响，理学强调了封建纲常名教的合理性和永恒性维护封建统治的合理性，即所谓的维护绝对的君主统治权。“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理学家的封建统治等级制度明显比宋代以前的儒学思想加强了。受到当时主流思想的影响，宋代文人尤其是南宋期间诗人的昭君诗多抒发了作者“志在为国和戎，而不以身之流落为念”的忠君爱国之心。所以南宋的范冲评王安石的“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为“坏人心术，无父无君”，因单于有恩于昭君就忘记了君王，这样的行为与禽獸何异！又如高似孙的《琵琶引》“……长城不战四夷平，臣妾一死鸿毛轻。回凭汉使报天子，为妾奏此琵琶声。……”;赵文的《昭君词》中“蜀江洗妍姿，万里献君王。君王不我幸，弃置何怨伤。君王要宁胡，借问谁能行。女伴各惧怯，畏此道路长。慨然欲自往，讵忍别恩光。……单于感汉恩，边境得安康。一朝所天死，掩泣涕沾裳。胡俗或妻母，何异豺与狼。仰天自引决，爱此夫妇网。大忠与大义，二者俱堂堂。可怜千古无人说，只道琵琶能断肠。”从宋代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文人把自己比作昭君，为了国家牺牲自己也再所不惜，表达了一种渴望能建功立业、报效君王的思想。 三.唐宋昭君诗主题之异
（一）昭君“怨”主题
唐代昭君诗的主题和情感基调大都以“怨”为主，如骆宾王“敛容辞豹尾，缄怨度龙鳞。”;李白的“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再到戴叔伦的“到死不得归，何人共南望”。这些诗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容貌出众却命运可悲的宫女形象，其内容主旨也莫不在写昭君由于命运的捉弄，空怀美貌不得圣眷垂怜，不得不泪别宫廷，远嫁夷地，死埋荒冢。其情感色彩也相应以悲叹怨恨为主。杜甫有三首昭君诗，其中最著名的是《咏怀古迹·其三》“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作者把自己比喻成昭君，自己虽学富五车满怀为国为民奉献一生的志向但却始终无法得到施展才华的机会。从唐代的诗词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唐代昭君诗中的主题还是以“怨”为主的，一般是作者将自身对命途多舛、空怀高志的思想寄托在昭君身上借物抒情。
（二）宋代昭君主题的拓展
相比于唐代单一的诗歌主题“怨”，宋代的昭君诗主题迎来了一个爆发期。其原因是宋代文人不拘泥了前代文人思想，对史料记载中的昭君出塞进行了重新的拆解和整合，进而开拓出了各式各样的昭君诗主题，其中最明显的是——以议论为题。
王文公的《明妃曲》一改前人昭君形象，大胆开拓创新主题，开创了以议论为题的新模式。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
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
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
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
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王文公从明妃刚出汉宫时的景象着手，通过“鸿雁”、“毡城”“长门”等多个意象烘托气氛。用浓重的笔墨描写昭君惊为天人的美貌和初出汉宫时的依依不舍之情。紧接着作者想象了昭君出塞后的生活，虽然明知远嫁匈奴此生再难回来，却依然不忘故土，离别时仍旧穿着大汉的服饰。王文公在诗中为画师鸣冤是这篇诗歌中的一处亮点，“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此句作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人的美丑形态不是一个画师能简单描摹出来的，纵使毛延寿再优秀也无法生动传神的刻画出昭君的美貌。作者另辟蹊径为画师鸣不平，认为不是毛延寿刻意把昭君画丑的，并在诗文传达出了此篇文章的核心思想，是当时统治者的昏聩无能导致了明妃的人生悲剧。
唐诗主情，宋诗主理。喜发议论是宋代文人的一大特征，而且要发前人所未发。自王安石的《明妃曲》开始，就开为毛延寿翻案之滥觞。北宋昭君诗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诗中渗透的理性思考，如“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不仅化解了前人笔下昭君难遣的怨恨，更渗透着理性的思考。彰显宋诗主理的时代特色，内容较之先唐深厚而发人深省。
参考文献
[1]（东汉）班固著;赵一生点校.汉书[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2]（晋）葛洪撰.西京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殷康焕.唐代昭君诗研究[D].兰州大学，2008.
[5]楊翠翠.唐代昭君诗研究[D].河北大学，2013.
[6]解婷婷.昭君诗的唐宋之变[J].东方论坛，2018（01）：47-53.
（作者介绍：孔玺铭，江南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张旻，江南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昭君诗 诗歌主题 理学
一.昭君故事的产生和发展
（一）正史中的昭君形象
王昭君，名嫱，字昭君。西汉南郡秭归（今湖北宜昌市）人，西汉元帝时和亲宫女。关于王昭君出塞和亲的故事，正史中的记载为：
《汉书·元帝纪》记载：“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嫱为阏氏。”
《汉书·匈奴传》记载：“郅支既诛，……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
通过正史中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昭君本名王嫱，进宫之前本是一“良家子”，进宫后“待诏掖庭”。《汉书》的作者没有对昭君的其他方面进行多余的赘述，可能在当时历史环境下作者关注的是和亲这一事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正是因为史料记载的缺乏才给了后来历代文人墨客留下了广阔遐想空间。
（二）唐前昭君形象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人创作许多了关于王昭君出塞的诗作，使昭君的形象更加的丰满生动。因司马炎建立了晋朝，追封其父司马昭为晋文帝，为避司马昭讳，又称王昭君为“明妃”，王明君。
西晋石崇有《王明君辞》：
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
辞诀未及终，前驱已抗旌。
仆御涕流离，辕马为悲鸣。
哀郁伤五内，泣泪沾朱缨。
行行日已远，遂造匈奴城。
延我于穹庐，加我阏氏名。
殊类非所安，虽贵非所荣。
父子见凌辱，对之惭且惊。
杀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
苟生亦何聊，积思常愤盈。
愿假飞鸿翼，弃之以遐征。
飞鸿不我顾，伫立以屏营。
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
朝华不足欢，甘与秋草并。
传语后世人，远嫁难为情。
石崇的诗作前两句交代了昭君的身份，随即为全诗奠定了悲凉的基调。全诗记述了昭君自出汉宫后到达匈奴城的境况，并发表了石崇本人的评论。诗中“仆御涕流离，辕马为悲鸣。哀郁伤五内，泣泪沾朱缨。”这两句充分把昭君出塞的凄凉写到了极致，能使读者感到一个凄楚动人、心怀悲戚的怨女形象。同时，石崇的《王明君辞》也是开了王昭君从一个历史形象向文学形象转变的先河。
东晋葛洪《西京杂记·画工弃市》篇中记载：
“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
在《西京杂记》中首次出现了“毛延寿”这个人物，他负责给汉元帝的后宫嫔妃们画像并且利用这份差事来谋取钱财，这使得王昭君的故事变得更加的曲折离奇。昭君面容姣好本应为后宫第一，但因拒绝贿赂画师所以始终没有得到皇帝的召见。直到匈奴入朝求亲时，元帝才得以见得昭君真面目，为此后悔晚矣。虽然《西京杂记》属于小说范畴，其真实性有待商榷。但《西京杂记》首次把昭君悲惨命运的缘由归结到了画师的身上，从此毛延寿就成了造成昭君出塞远嫁的替罪羊。后世的文学作品中也多以此为依据，指责唾骂画师毛延寿是造成昭君悲剧命运的根源。所以《西京杂记》在东晋以降昭君文学形象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二.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唐宋昭君诗
（一）文治武功
“文治武功”出自《礼记》，讲的是：内部政治上统治很稳固，外部军事上用兵很有成就。
唐朝的统治者们本身就具有鲜卑血统，任用的官员中也不少来自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在对待少数民族上持开放的态度。唐太宗更是有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唐太宗改变了历代统治者“贵中华，贱夷狄”的观念，力求平等对待少数民族;尊重少数民族的习惯和生活方式;为官从政方面启用少数民族做官，尊敬少数民族的首领;太宗皇帝对待少数民族仁慈宽厚，因而被少数民族积极拥戴。在唐太宗东征西讨的对外战争中，少数民族将领和首领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并被少数民族们尊称为“天可汗”。唐太宗的这种开放包容的态度同时也影响了当时大多数的唐人，时有王睿创作的《解昭君怨》：“莫怨工人丑画身，莫嫌明主遣和亲。当时若不嫁胡虏，只是宫中一舞人。”因此唐代文人创作的诗篇大都内涵包容心，意境也较宋诗更为广阔。
相对于唐朝对待少数民族的包容心不同，宋朝统治者相对就局限了一些。只有半壁江山的大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的战争又是胜少败多，文化上占据优势的宋朝文人们长期的压抑得不到宣泄，由此逐步转化为狭隘的民族主义。纵观南宋一朝程朱理学始终是文化主流，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明确提出“华夷之辨高于君臣之分。”王安石的《明妃曲·其二》“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王文公在诗中用“胡儿”称呼北方游牧民族以表达蔑视之情，宋代与唐代对待少数民族不同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二）理学思想的影响
在分析比较唐宋昭君诗的内容方面，也可发现两朝文人在表达的思想情感上有着巨大的差异。赵宋以前的昭君诗在惋惜昭君远嫁匈奴、指责毛延寿冷酷无情的同时，对元帝刘奭也颇有微辞。但在两宋时期的昭君诗中这种现象几乎没有，期中内在的深层原因是受到当时统治思想理学的影响，理学强调了封建纲常名教的合理性和永恒性维护封建统治的合理性，即所谓的维护绝对的君主统治权。“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理学家的封建统治等级制度明显比宋代以前的儒学思想加强了。受到当时主流思想的影响，宋代文人尤其是南宋期间诗人的昭君诗多抒发了作者“志在为国和戎，而不以身之流落为念”的忠君爱国之心。所以南宋的范冲评王安石的“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为“坏人心术，无父无君”，因单于有恩于昭君就忘记了君王，这样的行为与禽獸何异！又如高似孙的《琵琶引》“……长城不战四夷平，臣妾一死鸿毛轻。回凭汉使报天子，为妾奏此琵琶声。……”;赵文的《昭君词》中“蜀江洗妍姿，万里献君王。君王不我幸，弃置何怨伤。君王要宁胡，借问谁能行。女伴各惧怯，畏此道路长。慨然欲自往，讵忍别恩光。……单于感汉恩，边境得安康。一朝所天死，掩泣涕沾裳。胡俗或妻母，何异豺与狼。仰天自引决，爱此夫妇网。大忠与大义，二者俱堂堂。可怜千古无人说，只道琵琶能断肠。”从宋代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文人把自己比作昭君，为了国家牺牲自己也再所不惜，表达了一种渴望能建功立业、报效君王的思想。 三.唐宋昭君诗主题之异
（一）昭君“怨”主题
唐代昭君诗的主题和情感基调大都以“怨”为主，如骆宾王“敛容辞豹尾，缄怨度龙鳞。”;李白的“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再到戴叔伦的“到死不得归，何人共南望”。这些诗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容貌出众却命运可悲的宫女形象，其内容主旨也莫不在写昭君由于命运的捉弄，空怀美貌不得圣眷垂怜，不得不泪别宫廷，远嫁夷地，死埋荒冢。其情感色彩也相应以悲叹怨恨为主。杜甫有三首昭君诗，其中最著名的是《咏怀古迹·其三》“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作者把自己比喻成昭君，自己虽学富五车满怀为国为民奉献一生的志向但却始终无法得到施展才华的机会。从唐代的诗词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唐代昭君诗中的主题还是以“怨”为主的，一般是作者将自身对命途多舛、空怀高志的思想寄托在昭君身上借物抒情。
（二）宋代昭君主题的拓展
相比于唐代单一的诗歌主题“怨”，宋代的昭君诗主题迎来了一个爆发期。其原因是宋代文人不拘泥了前代文人思想，对史料记载中的昭君出塞进行了重新的拆解和整合，进而开拓出了各式各样的昭君诗主题，其中最明显的是——以议论为题。
王文公的《明妃曲》一改前人昭君形象，大胆开拓创新主题，开创了以议论为题的新模式。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
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
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
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
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王文公从明妃刚出汉宫时的景象着手，通过“鸿雁”、“毡城”“长门”等多个意象烘托气氛。用浓重的笔墨描写昭君惊为天人的美貌和初出汉宫时的依依不舍之情。紧接着作者想象了昭君出塞后的生活，虽然明知远嫁匈奴此生再难回来，却依然不忘故土，离别时仍旧穿着大汉的服饰。王文公在诗中为画师鸣冤是这篇诗歌中的一处亮点，“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此句作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人的美丑形态不是一个画师能简单描摹出来的，纵使毛延寿再优秀也无法生动传神的刻画出昭君的美貌。作者另辟蹊径为画师鸣不平，认为不是毛延寿刻意把昭君画丑的，并在诗文传达出了此篇文章的核心思想，是当时统治者的昏聩无能导致了明妃的人生悲剧。
唐诗主情，宋诗主理。喜发议论是宋代文人的一大特征，而且要发前人所未发。自王安石的《明妃曲》开始，就开为毛延寿翻案之滥觞。北宋昭君诗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诗中渗透的理性思考，如“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不仅化解了前人笔下昭君难遣的怨恨，更渗透着理性的思考。彰显宋诗主理的时代特色，内容较之先唐深厚而发人深省。
参考文献
[1]（东汉）班固著;赵一生点校.汉书[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2]（晋）葛洪撰.西京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殷康焕.唐代昭君诗研究[D].兰州大学，2008.
[5]楊翠翠.唐代昭君诗研究[D].河北大学，2013.
[6]解婷婷.昭君诗的唐宋之变[J].东方论坛，2018（01）：47-53.
（作者介绍：孔玺铭，江南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张旻，江南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