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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年仅17岁的少年，因为时常犯些小错误，成为老师眼中的另类。校政教处副主任对他的成见更大，曾让少年的家长签了份如果再犯错误就按“自动退学”处理的“协议”，并仅因他和同学上学迟到而强逼其退学。结果师生间矛盾激化发生打斗，为人师表的政教处副主任竟用随身携带的折叠刀将其刺死……
梦想当歌手，他成了老师眼中的另类
1987年6月2日，曲源良出生在黑龙江省鸡西市成子河区杏花煤矿，母亲颜景霞是精英中学化学实验室实验员，父亲曲永喜是西二采区团支部书记，一家三口生活得幸福美满。
家庭的阴霾始于1997年，曲永喜下海经商，时常跟朋友在外面吃吃喝喝，对家里的事情不管不问，有时甚至彻夜不回。夫妻俩经常争吵，最终感情破裂。
2000年11月13日，颜景霞跟曲永喜离婚，曲源良判给了父亲，但他要求跟母亲一起生活。
虽然成了单亲孩子，但曲源良的性格却很开朗，而且学校组织的活动他都积极参加。
曲源良在精英中学上初四时（黑龙江有四年制初中），在一次班级足球赛中，摔折了右小腿，在家休养了3个多月，重返课堂时他已经跟不上了课程，母亲只好让他插班到原本低他一级的初四（三）班。
这个班级里有一名叫刘大勇的同学，跟曲源良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喜欢音乐，而且都梦想将来能成为一名歌手。俩人很快成了朋友，形影不离。
十六七岁正是淘气的时候，曲源良和刘大勇时常上学迟到，在课堂上说话，有时不交作业。班主任李万宝经常批评他们，但他们还是错误不断。后来因为曲源良和刘大勇跟同学打架，李万宝把他们交给政教处副主任李仁贵处理。
45岁的李仁贵1980年毕业于鸡西市矿务局师范学校，1987年从恒山矿中学调到杏花矿精英中学，1990年到哈尔滨师范大学进修，曾获得优秀班主任、教育创新科研成果、民助学校管理干部标兵等多种荣誉。用校长李德忱的话说，杏花矿的所有中学中只有精英中学的高中部仍保留着，与李仁贵在招生工作中付出的辛勤努力有绝对有关系。可学生们对李仁贵的评价却不怎么好，谁都害怕犯到他的手里。
刚开始，李仁贵对曲源良说：“你来到这个班没多长时间，还不了解刘大勇，以前他差点没将别人弄残废了，你不要跟他在一起。”
事后，曲源良问刘大勇怎么回事。刘大勇说：“有一次我跟同学打架用碎啤酒瓶把对方的手划伤了，校长李德忱将我锁在办公室里打我，把我的鼻骨都打断了，我妈妈拿着哈尔滨医科大学分校附属医院的CT检查报告单和杏花矿医院的诊断书找到学校。可李德忱竟然不承认，说我的鼻骨是跟同学打架时打断的，还说我将同学的手筋划断了。李仁贵因此对我的看法很不好。” 曲源良觉得刘大勇是冤枉的，也就没把李仁贵的话放在心上。
后来，李仁贵看到曲源良仍跟刘大勇缠在一起很生气，再犯错误时李仁贵对他们的处罚十分严厉，罚站、停课，让他们在全班同学面前检讨。
2003年6月，曲源良与刘大勇、李宗磊、任凤洁等人组建了“飞翔乐队”。这时，李仁贵又开始斥责曲源良不务正业，并让曲源良解散“飞翔乐队”。但曲源良没有这么做。此后李仁贵越发看不顺眼，说曲源良和刘大勇是“一路货色、不可救药”。
10月初，李万宝患糖尿病请了长假，葛玉老师接替班主任。可这位女老师是第一次带班，又年轻，学生们不怎么怕她。校长李德忱和书记郑守琴便让李仁贵协助葛玉管理。
一天中午，曲源良因为晚上放学后要跟刘大勇、李宗磊、任凤洁排练，就将吉他带到了学校。几名同学缠着让曲源良弹一曲，曲源良就弹了几支曲子。后来同学们越聚越多，外班的学生也被乐曲声吸引，堵在初四（三）班门外的走廊里。李仁贵发现后，质问曲源良：“谁让你在教室里弹吉他？”他分辩说：“现在又不是上课时间……”“你还有理了。”李仁贵上来要没收曲源良的吉他，他机灵地闪到一旁。李仁贵气恼地说：“就你这德行还想当歌手，你要是能当歌手，任何一个人都能当歌手！”李仁贵走后，曲源良流着眼泪要把吉他往课桌上砸，旁边的同学拦住了他。
下午，曲源良没有上课，刘大勇一直陪着他。曲源良买了一盒国宾烟，连着闷声抽了几支后，不停地咳嗽着，说：“我们怎么努力也扭转不了李仁贵对我们的看法了。”刘大勇把手里的烟头往外一扔：“扭转不了就不要再努力了，反正我们也是他眼中的坏学生了，大不了被他开除。”
从这以后，曲源良和刘大勇在学校里我行我素，并且较之先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李仁贵和其他老师的批评训斥也左耳进右耳出。
感念好老师赏识教导，奈何偏执的老师成见深深
李仁贵让班主任葛玉将曲源良在学校的表现反映给颜景霞。颜景霞跟儿子发了一通火，但得知原委后，她劝导儿子：“李主任说的话是重了点但也是为了你好，你以后别再做让他不高兴的事不就什么麻烦都没有了吗。”颜景霞跟政教处主任张晓春有些私交，她嘱托张晓春在学校多教育曲源良。张晓春时常对曲源良说：“你妈妈带着你不容易，你得让她少操点心。没有文化修养的人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歌手的，不管哪门功课你都得用功学习。李主任让你解散乐队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你不应该产生抵触情绪，如果你不想解散乐队就要在方方面面严加约束自己……”以前没有哪个老师对曲源良说过这样的话，他因此很尊敬张晓春。
除了张晓春政治老师宋艳红也对曲源良很好，并能跟他像朋友一样推心置腹地交谈。有一次，曲源良问宋艳红：“宋老师，多数的老师都对我没什么好印象，为什么你跟他们不一样呢？”宋艳红说：“因为你有理想并能付诸行动，我相信你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可我身上有很多毛病你也是知道的。”宋艳红笑了：“哪个人年轻的时候没有点毛病，也许我上学时还不如你呢。”这番话让曲源良感到格外亲切，甚而还有些感动。
张晓春的语重心长和宋艳红的赏识触动了曲源良，他学习比以前勤奋了。在一次政治考试中考了第一名，宋艳红老师在课堂上表扬了他，同学们惊讶之余开始对他另眼相看。曲源良有了自信，每周的文娱课都主动登台教同学们唱歌。他还劝刘大勇：“以前我们总让老师和家长失望，今后要做出点样子来……”
鸡西市琴行刘永老师的朋友肖先生听说曲源良的吉他弹得好，问他：“能不能帮忙给我新创作的一首歌和曲？”曲源良说：“我试试看吧。”结果他不但把曲子和下来了，而且效果让肖先生连声惊叹后生可畏。王炳珍老奶奶提起曲源良就赞不绝口：“这孩子什么时候见到我都笑呵呵地跟我打招呼，秋天的时候我在市场买了50斤萝卜，他一直给我背到家里……”
曲源良毕竟还是个孩子，难免有时犯错误，每当这时李仁贵就挖苦他。11月底，曲源良在课间见两个同年级的学生在打另一个学生，他就劝他们别打了，可那两个学生反而骂他。曲源良生气了，打了其中一个学生一拳。旁边那个学生看到同学的鼻子流血了，就跟曲源良打了起来，后来还向班主任葛玉告了一状。班主任让曲源良把家长找来，曲源良向班主任承了认错误，但班主任说：“是政教处李主任让你找家长，你这些话向他去说吧。”李仁贵一见到曲源良就怒气冲冲地说：“你最近不是装得挺像个人吗，怎么不一直装到底……”
曲源良想，这次自己打人有错，李仁贵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他把内心的想法对妈妈说了，颜景霞发现儿子能够自我检讨了，也就没有过多指责他。颜景霞来到学校后，李仁贵说：“你儿子我们管不了，他再这样下去你就把他领回去吧。”颜景霞替儿子解释：“他这次打架是偶然的……”李仁贵从办公桌的抽屉里取出一张纸，递到她的面前：“你先看看这个吧。”颜景霞看到上面写着：曲源良没什么优点，经常上学迟到，上课说话、吵闹，扰乱课堂，旷课、逃课、不上课间操，在教室里弹吉他，吸烟、跟同学打架，犯错误不能接受老师批评，老师批评后还犯。今后必须把以前的毛病改掉，如再犯以上错误按自动退学处理。颜景霞看完后，李仁贵对她说：“如果你没有什么意见就在这份‘协议书’上签字。”颜景霞问：“我儿子再犯错误学校真会开除他吗？”李仁贵强调：“不是开除是自动退学。”颜景霞说出心中的忧虑：“也许签了这份‘协议’会影响到孩子的情绪。”李仁贵不耐烦了：“学校不能因为个别学生影响到多数学生。”颜景霞不好推却，只好签了。
后来曲源良听刘大勇说，李仁贵也让刘大勇的家长签了同样的“协议”。曲源良怕再被李仁贵抓到什么短处，也确实想改掉身上存在的毛病，就每天都提前到校，严格遵守学校纪律……可即便是这样，灭难还是降临在了他的身上。
饮恨“自动退学协议”，如花生命竟成老师刀下亡魂
2003年12月10日，曲源良和刘大勇早晨醒后已经8点多了，他们一看上学迟到了饭都没吃就往学校跑。可他们刚坐到座位上，班主任葛玉把他们叫到办公室。葛玉问明曲源良和刘大勇迟到的原因后，对他们严厉批评。这时李仁贵走进来，把他们叫到政教处，说根据他们平日的表现和与校方鉴定的“协议”，他们这次又做出违背“协议”内容的行为应视为自动退学，并让他们签字不再回学校。曲源良一再请求：“老师，我们是为班级元旦晚会准备节目才迟到的，再给我们一次改过的机会吧！”但李仁贵说：“你们是咎由自取，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了。”曲源良知道李仁贵正在气头上，跟他说什么都没有用，只得和刘大勇离开学校。
上午10点，李仁贵让葛玉将曲源良和刘大勇“自动退学”的事通知他们的家长。
这次，曲源良对母亲说了很多心里话，还说如果李仁贵执意让他退学，他就转学或在家里自学。颜景霞教导儿子，老师的严厉都是为了学生好，她让儿子找老师好好谈谈，保证今后不再迟到了，恳求老师留下他。曲源良答应了母亲。
下午上课之前，曲源良找到刘大勇时遇到一些同学，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李仁贵让他们俩退学的事。“他这种人没有人情味，真该打他一顿。”同学们义愤填膺。同学们的话勾起了曲源良和刘大勇对李仁贵的愤恨，不免附和大家几句。没想到，有一名同学将曲源良和刘大勇对同学们说的话写在纸条上交给了李仁贵。
15时，李仁贵给颜景霞打电话，说：“你儿子找了一帮学生要跟我算账，我通知你们家长了……”他说完就把电话撂了。颜景霞连忙把电话打过去，说：“我中午做我儿子的思想工作了……”“不管了，反正通知你了。”李仁贵又把电话挂断了。颜景霞没想到他竟然这种态度，加之相信儿子不会做傻事， 就没往心里去。
17时学校放学，曲源良和刘大勇在校园门口等葛玉、张晓春和李德忱。这时李仁贵和他的儿子李库也从学校里走出来，曲源良立即迎过去，说 ：“李老师，我们保证以后不再犯错误了，能不能不让我们退学，我们想上学。”李仁贵态度十分强硬地说：“你们这两个小兔崽子，再也别想到这个学校来上学了。” 曲源良和刘大勇跟他商量六七分钟，三四十名学生围成一圈看热闹，后来双方发生争吵。
站在旁边的李库用书包抡了刘大勇一下，两人打了起来。曲源良怕刘大勇吃亏，在一旁帮着他。李仁贵怒气冲冲地扑向曲源良和刘大勇，在厮打的过程中，身材矮小的他被打倒在地。李仁贵起来后，掏出随身携带的折叠刀，向刘大勇刺去。幸亏跑到近前的李宗磊挥手挡了一下，刀没有刺到刘大勇，却将李宗磊的手腕划出一道口子。李仁贵紧跟着第二刀刺在刘大勇的身上，刘大勇捂着伤口蹲在地上。围观的同学们急忙把他扶起来，送到杏花矿医院。
李仁贵又去追曲源良，吓得曲源良直往后退，但最终还是被他刺中腹部……护送曲源良到医院的同学说，途中，他对同学们只断断续续地说了几句话，此后再也没有开口。
经检查，刘大勇左肋中刀，但没有生命危险。曲源良被刺中肝脏，导致腹腔大量积血，出现瞳孔放大、脉搏消失等症状。杏花矿医院立即对曲源良进行紧急抢救。
而这时李仁贵竟来到杏花矿派出所对值班民警说：“我和我儿子在回家的路上被一群学生围攻殴打，为了自卫我曾用随身携带的—把折叠刀进行还击，至于刀子捅到了谁，捅的部位，由于天色太黑，场面混乱，我自己也说不清了。”民警问他：“你为什么身上带刀？”李仁贵回答说：“由于我家里有两个孩子还有老人，学校领导准许我在学校里销售矿泉水，我用这把刀启瓶盖和晚上带钱回家时防身……”
17时40分，颜景霞见儿子还没回来，就在家里留了个纸条，“儿子回来速到姥姥家，妈妈在姥姥家等你”。可她刚出门就被曲源良的同学挡住了：“阿姨，你家曲源良让人用刀给捅了！”颜景霞忙问情况，但她们都不说。
颜景霞跑到急诊室，曲源良的眼睛已经定住了，她喊了声儿子的小名，曲源良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再无反应。颜景霞当时就哭了，医生把她抱出急诊室，说：“赶紧准备钱，给你儿子输血！”颜景霞说：“钱没事，不行转院吧……”医生说：“转院就得扔在半路上！” 颜景霞一听这话，给曲源良的爸爸打电话：“儿子的命恐怕保不住了，转院都转不了了……”
曲永喜马上给杏花矿范局长打电话，范局长安排杏花矿医院院长从鸡西市矿务局总医院请来外科专家宋志龙。可19时曲源良上手术台后，刚开腹，腹腔里的积血就喷出来了……
杏花矿派出所立即将李仁贵控制起来，并将案件移交鸡西市成子河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当晚，法医给曲源良的尸体做了鉴定：腹部刀伤，下腔静脉、肝脏动脉损伤，肝脏破裂。
第二天，曲源良的死讯在精英中学引起强烈的震动，学生们对李仁贵愤恨难消的同时，也为曲源良感到深深的惋惜。初四年级有两个班开始罢课，医院太平间外、住院处的走廊里，挤满了吊唁曲源良和看望刘大勇的学生……
躺在病床上的刘大勇抱着颜景霞涕泪横流……曲源良家的邻居和熟悉他的人，也忍不住拭泪：“李仁贵完全可以在接到那张纸条后，采取报警、通知学校等方法避免发生意外事件，可他竟在两个孩子都无法还手的情况下挥刀紧逼，哪里还有老师的形象？”
曲源良死后第9天，颜景霞和曲永喜见事情迟迟得不到解决，只得将儿子的尸体火化。当灵车行驶到学校附近时，学生们在校园的铁栅栏里密密麻麻地站成一排，很多学生家长、杏花矿的父老乡亲、曲源良家的亲朋好友，纷纷赶来为惨死的少年送行。多达千人的葬礼在小小的杏花矿还不多见……
采访中，已经哭干了眼泪的颜景霞悲愤地对笔者说：“我是一个母亲一个学生家长，但我也曾是一名教师，我儿子还在9年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都明确规定：不得使在校接受教育的未成年人辍学。可李仁贵不但炮制‘自动退学协议’还动刀行凶，最终害了我儿子也害了他自己，不当的教育方法比杀人的利刃更可怕，但愿我儿子的死能够给那些野蛮的施教者敲响警钟！”
2005年2月23日，鸡西市人民法院以李仁贵“故意伤害致死罪”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并赔偿刑事附带民事原告诉讼人颜景霞12万元。
后记
《新京报》曾刊登文章《对犯错学生宜拉不宜推》：如果有人问“当学生犯错误时，是拉一把还是推一下”时，恐怕回答的都是“拉一把”，可一到实行操作，就很容易变了味。有人误以为“开除”具有“杀一儆百”的警醒作用，但我以为，这种“吓”的作用是有限的，任何好的管理都是靠严密的制度和严明的执行，而不是靠头脑发热去通过“斩立决”“吓”出来的。只要不是十分必要，就应该尽量避免使用这种简单甚至有点粗暴的方法。“开除”一个人是很容易的，痛快倒是很痛快，但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却是非常不利，而且对于社会稳定也会带来负面影响。管理学生尤其需要采用教育引导的手段。学校是育人的，学生是来求学的，对于世界观、人生观正在形成之中的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偶然犯下的错误，只要没有触及法律，构不成犯罪，那么，学校就应该通过适当的方法来促使他们认识问题、改正错误、提高自己，而决不能“一棍子打死”。
从某种角度来说，学生基本上属于弱势群体，他们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学习、生活、工作等问题。无论是家长，还是学校，都应该伸出热情的双手“拉”他们一把，让他们的压力得到缓解，使得他们能够健康成长，而决不能在他们迷茫的时候、跌入误区的时候“推”一把。一“推”好像就万事大吉了，其实是把问题推给社会、推给了别人。这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梦想当歌手，他成了老师眼中的另类
1987年6月2日，曲源良出生在黑龙江省鸡西市成子河区杏花煤矿，母亲颜景霞是精英中学化学实验室实验员，父亲曲永喜是西二采区团支部书记，一家三口生活得幸福美满。
家庭的阴霾始于1997年，曲永喜下海经商，时常跟朋友在外面吃吃喝喝，对家里的事情不管不问，有时甚至彻夜不回。夫妻俩经常争吵，最终感情破裂。
2000年11月13日，颜景霞跟曲永喜离婚，曲源良判给了父亲，但他要求跟母亲一起生活。
虽然成了单亲孩子，但曲源良的性格却很开朗，而且学校组织的活动他都积极参加。
曲源良在精英中学上初四时（黑龙江有四年制初中），在一次班级足球赛中，摔折了右小腿，在家休养了3个多月，重返课堂时他已经跟不上了课程，母亲只好让他插班到原本低他一级的初四（三）班。
这个班级里有一名叫刘大勇的同学，跟曲源良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喜欢音乐，而且都梦想将来能成为一名歌手。俩人很快成了朋友，形影不离。
十六七岁正是淘气的时候，曲源良和刘大勇时常上学迟到，在课堂上说话，有时不交作业。班主任李万宝经常批评他们，但他们还是错误不断。后来因为曲源良和刘大勇跟同学打架，李万宝把他们交给政教处副主任李仁贵处理。
45岁的李仁贵1980年毕业于鸡西市矿务局师范学校，1987年从恒山矿中学调到杏花矿精英中学，1990年到哈尔滨师范大学进修，曾获得优秀班主任、教育创新科研成果、民助学校管理干部标兵等多种荣誉。用校长李德忱的话说，杏花矿的所有中学中只有精英中学的高中部仍保留着，与李仁贵在招生工作中付出的辛勤努力有绝对有关系。可学生们对李仁贵的评价却不怎么好，谁都害怕犯到他的手里。
刚开始，李仁贵对曲源良说：“你来到这个班没多长时间，还不了解刘大勇，以前他差点没将别人弄残废了，你不要跟他在一起。”
事后，曲源良问刘大勇怎么回事。刘大勇说：“有一次我跟同学打架用碎啤酒瓶把对方的手划伤了，校长李德忱将我锁在办公室里打我，把我的鼻骨都打断了，我妈妈拿着哈尔滨医科大学分校附属医院的CT检查报告单和杏花矿医院的诊断书找到学校。可李德忱竟然不承认，说我的鼻骨是跟同学打架时打断的，还说我将同学的手筋划断了。李仁贵因此对我的看法很不好。” 曲源良觉得刘大勇是冤枉的，也就没把李仁贵的话放在心上。
后来，李仁贵看到曲源良仍跟刘大勇缠在一起很生气，再犯错误时李仁贵对他们的处罚十分严厉，罚站、停课，让他们在全班同学面前检讨。
2003年6月，曲源良与刘大勇、李宗磊、任凤洁等人组建了“飞翔乐队”。这时，李仁贵又开始斥责曲源良不务正业，并让曲源良解散“飞翔乐队”。但曲源良没有这么做。此后李仁贵越发看不顺眼，说曲源良和刘大勇是“一路货色、不可救药”。
10月初，李万宝患糖尿病请了长假，葛玉老师接替班主任。可这位女老师是第一次带班，又年轻，学生们不怎么怕她。校长李德忱和书记郑守琴便让李仁贵协助葛玉管理。
一天中午，曲源良因为晚上放学后要跟刘大勇、李宗磊、任凤洁排练，就将吉他带到了学校。几名同学缠着让曲源良弹一曲，曲源良就弹了几支曲子。后来同学们越聚越多，外班的学生也被乐曲声吸引，堵在初四（三）班门外的走廊里。李仁贵发现后，质问曲源良：“谁让你在教室里弹吉他？”他分辩说：“现在又不是上课时间……”“你还有理了。”李仁贵上来要没收曲源良的吉他，他机灵地闪到一旁。李仁贵气恼地说：“就你这德行还想当歌手，你要是能当歌手，任何一个人都能当歌手！”李仁贵走后，曲源良流着眼泪要把吉他往课桌上砸，旁边的同学拦住了他。
下午，曲源良没有上课，刘大勇一直陪着他。曲源良买了一盒国宾烟，连着闷声抽了几支后，不停地咳嗽着，说：“我们怎么努力也扭转不了李仁贵对我们的看法了。”刘大勇把手里的烟头往外一扔：“扭转不了就不要再努力了，反正我们也是他眼中的坏学生了，大不了被他开除。”
从这以后，曲源良和刘大勇在学校里我行我素，并且较之先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李仁贵和其他老师的批评训斥也左耳进右耳出。
感念好老师赏识教导，奈何偏执的老师成见深深
李仁贵让班主任葛玉将曲源良在学校的表现反映给颜景霞。颜景霞跟儿子发了一通火，但得知原委后，她劝导儿子：“李主任说的话是重了点但也是为了你好，你以后别再做让他不高兴的事不就什么麻烦都没有了吗。”颜景霞跟政教处主任张晓春有些私交，她嘱托张晓春在学校多教育曲源良。张晓春时常对曲源良说：“你妈妈带着你不容易，你得让她少操点心。没有文化修养的人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歌手的，不管哪门功课你都得用功学习。李主任让你解散乐队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你不应该产生抵触情绪，如果你不想解散乐队就要在方方面面严加约束自己……”以前没有哪个老师对曲源良说过这样的话，他因此很尊敬张晓春。
除了张晓春政治老师宋艳红也对曲源良很好，并能跟他像朋友一样推心置腹地交谈。有一次，曲源良问宋艳红：“宋老师，多数的老师都对我没什么好印象，为什么你跟他们不一样呢？”宋艳红说：“因为你有理想并能付诸行动，我相信你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可我身上有很多毛病你也是知道的。”宋艳红笑了：“哪个人年轻的时候没有点毛病，也许我上学时还不如你呢。”这番话让曲源良感到格外亲切，甚而还有些感动。
张晓春的语重心长和宋艳红的赏识触动了曲源良，他学习比以前勤奋了。在一次政治考试中考了第一名，宋艳红老师在课堂上表扬了他，同学们惊讶之余开始对他另眼相看。曲源良有了自信，每周的文娱课都主动登台教同学们唱歌。他还劝刘大勇：“以前我们总让老师和家长失望，今后要做出点样子来……”
鸡西市琴行刘永老师的朋友肖先生听说曲源良的吉他弹得好，问他：“能不能帮忙给我新创作的一首歌和曲？”曲源良说：“我试试看吧。”结果他不但把曲子和下来了，而且效果让肖先生连声惊叹后生可畏。王炳珍老奶奶提起曲源良就赞不绝口：“这孩子什么时候见到我都笑呵呵地跟我打招呼，秋天的时候我在市场买了50斤萝卜，他一直给我背到家里……”
曲源良毕竟还是个孩子，难免有时犯错误，每当这时李仁贵就挖苦他。11月底，曲源良在课间见两个同年级的学生在打另一个学生，他就劝他们别打了，可那两个学生反而骂他。曲源良生气了，打了其中一个学生一拳。旁边那个学生看到同学的鼻子流血了，就跟曲源良打了起来，后来还向班主任葛玉告了一状。班主任让曲源良把家长找来，曲源良向班主任承了认错误，但班主任说：“是政教处李主任让你找家长，你这些话向他去说吧。”李仁贵一见到曲源良就怒气冲冲地说：“你最近不是装得挺像个人吗，怎么不一直装到底……”
曲源良想，这次自己打人有错，李仁贵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他把内心的想法对妈妈说了，颜景霞发现儿子能够自我检讨了，也就没有过多指责他。颜景霞来到学校后，李仁贵说：“你儿子我们管不了，他再这样下去你就把他领回去吧。”颜景霞替儿子解释：“他这次打架是偶然的……”李仁贵从办公桌的抽屉里取出一张纸，递到她的面前：“你先看看这个吧。”颜景霞看到上面写着：曲源良没什么优点，经常上学迟到，上课说话、吵闹，扰乱课堂，旷课、逃课、不上课间操，在教室里弹吉他，吸烟、跟同学打架，犯错误不能接受老师批评，老师批评后还犯。今后必须把以前的毛病改掉，如再犯以上错误按自动退学处理。颜景霞看完后，李仁贵对她说：“如果你没有什么意见就在这份‘协议书’上签字。”颜景霞问：“我儿子再犯错误学校真会开除他吗？”李仁贵强调：“不是开除是自动退学。”颜景霞说出心中的忧虑：“也许签了这份‘协议’会影响到孩子的情绪。”李仁贵不耐烦了：“学校不能因为个别学生影响到多数学生。”颜景霞不好推却，只好签了。
后来曲源良听刘大勇说，李仁贵也让刘大勇的家长签了同样的“协议”。曲源良怕再被李仁贵抓到什么短处，也确实想改掉身上存在的毛病，就每天都提前到校，严格遵守学校纪律……可即便是这样，灭难还是降临在了他的身上。
饮恨“自动退学协议”，如花生命竟成老师刀下亡魂
2003年12月10日，曲源良和刘大勇早晨醒后已经8点多了，他们一看上学迟到了饭都没吃就往学校跑。可他们刚坐到座位上，班主任葛玉把他们叫到办公室。葛玉问明曲源良和刘大勇迟到的原因后，对他们严厉批评。这时李仁贵走进来，把他们叫到政教处，说根据他们平日的表现和与校方鉴定的“协议”，他们这次又做出违背“协议”内容的行为应视为自动退学，并让他们签字不再回学校。曲源良一再请求：“老师，我们是为班级元旦晚会准备节目才迟到的，再给我们一次改过的机会吧！”但李仁贵说：“你们是咎由自取，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了。”曲源良知道李仁贵正在气头上，跟他说什么都没有用，只得和刘大勇离开学校。
上午10点，李仁贵让葛玉将曲源良和刘大勇“自动退学”的事通知他们的家长。
这次，曲源良对母亲说了很多心里话，还说如果李仁贵执意让他退学，他就转学或在家里自学。颜景霞教导儿子，老师的严厉都是为了学生好，她让儿子找老师好好谈谈，保证今后不再迟到了，恳求老师留下他。曲源良答应了母亲。
下午上课之前，曲源良找到刘大勇时遇到一些同学，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李仁贵让他们俩退学的事。“他这种人没有人情味，真该打他一顿。”同学们义愤填膺。同学们的话勾起了曲源良和刘大勇对李仁贵的愤恨，不免附和大家几句。没想到，有一名同学将曲源良和刘大勇对同学们说的话写在纸条上交给了李仁贵。
15时，李仁贵给颜景霞打电话，说：“你儿子找了一帮学生要跟我算账，我通知你们家长了……”他说完就把电话撂了。颜景霞连忙把电话打过去，说：“我中午做我儿子的思想工作了……”“不管了，反正通知你了。”李仁贵又把电话挂断了。颜景霞没想到他竟然这种态度，加之相信儿子不会做傻事， 就没往心里去。
17时学校放学，曲源良和刘大勇在校园门口等葛玉、张晓春和李德忱。这时李仁贵和他的儿子李库也从学校里走出来，曲源良立即迎过去，说 ：“李老师，我们保证以后不再犯错误了，能不能不让我们退学，我们想上学。”李仁贵态度十分强硬地说：“你们这两个小兔崽子，再也别想到这个学校来上学了。” 曲源良和刘大勇跟他商量六七分钟，三四十名学生围成一圈看热闹，后来双方发生争吵。
站在旁边的李库用书包抡了刘大勇一下，两人打了起来。曲源良怕刘大勇吃亏，在一旁帮着他。李仁贵怒气冲冲地扑向曲源良和刘大勇，在厮打的过程中，身材矮小的他被打倒在地。李仁贵起来后，掏出随身携带的折叠刀，向刘大勇刺去。幸亏跑到近前的李宗磊挥手挡了一下，刀没有刺到刘大勇，却将李宗磊的手腕划出一道口子。李仁贵紧跟着第二刀刺在刘大勇的身上，刘大勇捂着伤口蹲在地上。围观的同学们急忙把他扶起来，送到杏花矿医院。
李仁贵又去追曲源良，吓得曲源良直往后退，但最终还是被他刺中腹部……护送曲源良到医院的同学说，途中，他对同学们只断断续续地说了几句话，此后再也没有开口。
经检查，刘大勇左肋中刀，但没有生命危险。曲源良被刺中肝脏，导致腹腔大量积血，出现瞳孔放大、脉搏消失等症状。杏花矿医院立即对曲源良进行紧急抢救。
而这时李仁贵竟来到杏花矿派出所对值班民警说：“我和我儿子在回家的路上被一群学生围攻殴打，为了自卫我曾用随身携带的—把折叠刀进行还击，至于刀子捅到了谁，捅的部位，由于天色太黑，场面混乱，我自己也说不清了。”民警问他：“你为什么身上带刀？”李仁贵回答说：“由于我家里有两个孩子还有老人，学校领导准许我在学校里销售矿泉水，我用这把刀启瓶盖和晚上带钱回家时防身……”
17时40分，颜景霞见儿子还没回来，就在家里留了个纸条，“儿子回来速到姥姥家，妈妈在姥姥家等你”。可她刚出门就被曲源良的同学挡住了：“阿姨，你家曲源良让人用刀给捅了！”颜景霞忙问情况，但她们都不说。
颜景霞跑到急诊室，曲源良的眼睛已经定住了，她喊了声儿子的小名，曲源良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再无反应。颜景霞当时就哭了，医生把她抱出急诊室，说：“赶紧准备钱，给你儿子输血！”颜景霞说：“钱没事，不行转院吧……”医生说：“转院就得扔在半路上！” 颜景霞一听这话，给曲源良的爸爸打电话：“儿子的命恐怕保不住了，转院都转不了了……”
曲永喜马上给杏花矿范局长打电话，范局长安排杏花矿医院院长从鸡西市矿务局总医院请来外科专家宋志龙。可19时曲源良上手术台后，刚开腹，腹腔里的积血就喷出来了……
杏花矿派出所立即将李仁贵控制起来，并将案件移交鸡西市成子河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当晚，法医给曲源良的尸体做了鉴定：腹部刀伤，下腔静脉、肝脏动脉损伤，肝脏破裂。
第二天，曲源良的死讯在精英中学引起强烈的震动，学生们对李仁贵愤恨难消的同时，也为曲源良感到深深的惋惜。初四年级有两个班开始罢课，医院太平间外、住院处的走廊里，挤满了吊唁曲源良和看望刘大勇的学生……
躺在病床上的刘大勇抱着颜景霞涕泪横流……曲源良家的邻居和熟悉他的人，也忍不住拭泪：“李仁贵完全可以在接到那张纸条后，采取报警、通知学校等方法避免发生意外事件，可他竟在两个孩子都无法还手的情况下挥刀紧逼，哪里还有老师的形象？”
曲源良死后第9天，颜景霞和曲永喜见事情迟迟得不到解决，只得将儿子的尸体火化。当灵车行驶到学校附近时，学生们在校园的铁栅栏里密密麻麻地站成一排，很多学生家长、杏花矿的父老乡亲、曲源良家的亲朋好友，纷纷赶来为惨死的少年送行。多达千人的葬礼在小小的杏花矿还不多见……
采访中，已经哭干了眼泪的颜景霞悲愤地对笔者说：“我是一个母亲一个学生家长，但我也曾是一名教师，我儿子还在9年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都明确规定：不得使在校接受教育的未成年人辍学。可李仁贵不但炮制‘自动退学协议’还动刀行凶，最终害了我儿子也害了他自己，不当的教育方法比杀人的利刃更可怕，但愿我儿子的死能够给那些野蛮的施教者敲响警钟！”
2005年2月23日，鸡西市人民法院以李仁贵“故意伤害致死罪”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并赔偿刑事附带民事原告诉讼人颜景霞12万元。
后记
《新京报》曾刊登文章《对犯错学生宜拉不宜推》：如果有人问“当学生犯错误时，是拉一把还是推一下”时，恐怕回答的都是“拉一把”，可一到实行操作，就很容易变了味。有人误以为“开除”具有“杀一儆百”的警醒作用，但我以为，这种“吓”的作用是有限的，任何好的管理都是靠严密的制度和严明的执行，而不是靠头脑发热去通过“斩立决”“吓”出来的。只要不是十分必要，就应该尽量避免使用这种简单甚至有点粗暴的方法。“开除”一个人是很容易的，痛快倒是很痛快，但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却是非常不利，而且对于社会稳定也会带来负面影响。管理学生尤其需要采用教育引导的手段。学校是育人的，学生是来求学的，对于世界观、人生观正在形成之中的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偶然犯下的错误，只要没有触及法律，构不成犯罪，那么，学校就应该通过适当的方法来促使他们认识问题、改正错误、提高自己，而决不能“一棍子打死”。
从某种角度来说，学生基本上属于弱势群体，他们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学习、生活、工作等问题。无论是家长，还是学校，都应该伸出热情的双手“拉”他们一把，让他们的压力得到缓解，使得他们能够健康成长，而决不能在他们迷茫的时候、跌入误区的时候“推”一把。一“推”好像就万事大吉了，其实是把问题推给社会、推给了别人。这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