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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湖南人，1925年参加革命，历任西满军区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黄克诚眼睛高度近视，戴着一副金边眼镜，上了前线，一看就是一个大官。
四野的老人说到黄克诚，常常喊他“黄瞎子”，因为黄克诚的眼睛高度近视。晚年他的眼睛完全失明。与一般叫绰号不同的是，不少人当面也喊黄克诚“黄瞎子”，喊得亲切，喊得热情。黄克诚毫不计较。在黄克诚自己心中和许多人的眼里，黄克诚“瞎子”不瞎，看问题比谁都清楚。生理上的“眼瞎”却也常常闹出不少笑话。
每逢夜间行军，黄克诚真的成为瞎子了，无奈，只好用毛巾拴在脖子上，让警卫员在前面拉着走。
一次行军，走着走着，黄克诚突然发现前面的战士好像停了下来。于是就上前拍了拍前面那位，叫道：“快点!快走啊!”话音落后，周围响起一阵笑声，原来，前面停下的是一头骡子，黄克诚的巴掌拍在了骡子的屁股上。
有时候，小战士们也有意地与黄克诚开玩笑。一次行军，一位头前领路的战士对黄克诚说：“政委，我怎么走，你就怎么走，我就是你的眼睛。”黄克诚连连点头，就跟着小战士走了。却不料，前面明明是平路，调皮的小战士偏偏一跳，黄克诚看不见，只好跟着一跳；一会儿小战士又故意在平路上绕了一圈，黄克诚也跟着绕了一圈，那动作还很认真。旁边的战士发现了不由得都笑了起来，黄克诚这才觉出不对劲，不由得也笑了，道：“你这个调皮鬼，不跟你走了!”
因为眼不好，打仗时他数次身陷绝境，幸好大难不死。
1930年晋坑作战，部队打乱了，黄克诚只好一个人进行指挥。当时正值夏季，他的脸上淌满汗水，眼镜片一沾汗水，一会儿视线就模糊了。
战斗激烈什么也不顾上了，黄克诚指挥部队朝前冲。当他一个人冲上去，这才隐约地发现前面有许多黑洞洞的枪口。不好!前面就是敌人，枪口正对着他呢!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黄克诚大喊了一声：“别开枪!”然后就势一个转身，顺着山坡滚了下去……
只听到子弹在耳旁“嗖嗖”地响，黄克诚以为自己这回死定了，滚到山下后一摸身子，居然没有中弹，只是那副眼镜滚丢了。
没有眼镜，他什么也看不清楚，周围一片模糊，辨不清方向，只好摸索着前进。天快黑的时候，他爬到公路边上，看到许多人正沿着公路呼喊着奔跑，定睛一看，这些人都带着红袖标。原来，白军已经溃败了，红军正在追赶敌人。
黄克诚回到了自己所在部队。而这时，部队里都以为他中弹牺牲了，悲痛万分。见他完好归来，又转悲为喜。
还有一次，部队在行军的时候，突然遭遇敌机的轰炸，黄克诚急忙指挥部队隐蔽。部队都疏散了，黄克诚却看见敌机落下的一颗重磅炸弹呼啸而下，直落到他的身旁。此时，躲已经来不及了……黄克诚心想，这下子完了!没想到愣了一会儿居然没动静，那颗炸弹落地后居然没有爆炸，真是捡回了一条命。
眼睛不好，打仗时就要比别人冒更多的危险。1933年，黄克诚任红4师政委，团村战斗打响后，红军猛打猛冲，将敌人击溃，并一路追击敌人。溃敌退守到一个寨子里，黄克诚和师长张锡龙来到寨子外察看敌情。或许他带着眼镜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正在观察时，敌人的机枪子弹扫了过来，一颗子弹打中了张锡龙的头部，又把黄克诚的眼镜震落到地上。没有眼镜，黄克诚什么也看不清，他急忙蹲下来四处寻找，摸了一会儿没摸着，赶忙拿出备用的一副戴上，这才看清张锡龙躺倒在地，已经牺牲了。张锡龙毕业于苏联莫斯科步兵学校，是红3军团中的出色指挥员。黄克诚抱着战友的遗体，痛惜不已。
战后，彭德怀批评了黄克诚，说：“黄瞎子，下次作战不许你再到前面去，那么大的一副眼镜片子，一看就是个官!”
黄克城不明白林彪为什么不回电报，依林彪的性格和军事才华看，是不该死守四平的。
1946年3月，苏军开始陆续从东北后撤，我军抓住时机，大力向北发展，控制了四平、长春等地，缴获了日军留下来的大批军用物资，增强了我军的战斗力。
国民党军不甘被动，4月，开始向北进犯，首先攻击四平。
四平位于东北中部平原，当时拥有10多万人口，它的位置正好处于中长、四洮、四梅两条重要铁路的交叉点上，是进出东南西北满的咽喉要地，是东北重要的交通枢纽。
我军占领着这个要地，国民党军自然想夺回，四平就成为双方进入东北后第一次决战的所在地，国共双方在此首次展开大较量。
4月，国民党军分3路进攻四平，我东北军进行防御。战前，林彪征询黄克诚的看法，黄克诚提出应先打三路中较弱的一路，这样可以打乱敌人的部署。林彪采纳了黄克诚的意见，将主力撤到城外，寻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城内只留有少量兵力。我军以四平城为中心，组织了3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坚守外围，控制有利地形，迫使敌人过早投入兵力，使我得以争取时间和夺取战场上的主动。第二道防线，在四平城边沿一带坚守。第三道防线，在城内，准备与敌打巷战。在四平城外围保卫战中，黄克诚的新四军3师全部参战，在其他部队的配合下，有力地阻击了国民党新1军和71军的进攻，歼敌7000多人。但3师自身的伤亡也不小，特别是第10旅伤亡最大，主力第28团几个连队打得只剩下十几个人。3师的英勇作战受到了林彪的通令嘉奖。
4月18日，国民党军完成了对四平的弧形包围，随即展开攻击。清晨，四平城即被一阵猛烈的炮火轰鸣声震醒了。国民党军第50师、30师在四平南面对新立屯、海丰屯及铁路东侧一线，发起了猛烈的进攻。飞机、大炮、坦克一齐开火，硝烟久久不散。3个小时后，国民党军开始冲锋，接近我军阵地时，遭到我阵地交叉火力的猛烈射击，被打得抱头鼠窜，我军随后又“引爆”预先埋设好的飞机炸弹，炸得敌人血肉横飞。这一天，蒋军发动了数次进攻，均被我军击退，阵地前留下了数百具蒋军尸体。
次日，蒋军发起了更为猛烈的进攻。由于第一天遭到痛击，蒋军将进攻队形疏散开来，在炮火的掩护下，成梯次接近我军阵地。我防守部队抱定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沉着应战，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战至黄昏，蒋军又以弃尸200多具，无任何进展而告失败。
战至第3天，情况变得更加紧张。担负正面防御任务的保1旅伤亡较大，“东总”命令黄克诚的3师7旅进行支援。7旅21团进入了四平。
国民党军曾扬言3天内拿下四平，然而连续进攻3天，战场上一无所获，并且伤亡惨重。为了挽回面子，国民党军孤注一掷。4月20日，国民党军的预备队新38师投入了战斗，利用夜色秘密绕到四平西北侧的三道林子，企图与正面的国民党军相配合，对我军形成南北夹击。
三道林子距四平城约2华里，是一条东西走向的长臂形高地，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是四平 西北面的制高点，一旦失守，四平将遭到蒋军的四面包围。因此，争夺三道林子成了能否坚守住四平的关键。
“东总”发现了敌人改变攻击方向的意图，马上抽调兵力增强了三道林子的防守。
蒋军在猛烈的炮火支援下再次发动进攻，但在我军的顽强抗击下再次遭到惨败。屡攻不下，蒋军气急败坏，调集了重炮对我军阵地实施狂轰滥炸。到4月25日，我军在三道林子的防御工事全部被炮火摧毁，我防守部队不得不后撤。“东总”见情况危急，急调刚刚参加解放长春的7师南下，从蒋军的侧背插了下去，给蒋军一个前后夹击，打得蒋军措手不及。蒋军死伤惨重，士气大损，不敢贸然发动进攻了。
国民党军见数日进攻毫无成果，又将第91师、第87师残余部队和第195师调来，向四平城东南迂回。为了粉碎敌人新的进攻企图，“东总”随即将主力部队先后转移到四平以东及西北一线布防，在蜿蜒100多华里的防御圈上，我军共有7个师的兵力进行防守。
然而，由于连续鏖战，我军伤亡也较大，加之后备兵力不足，也无力组织反击了。整个四平战场形成了双方对峙的局面。
蒋介石见拿不下四平，有些恼火，把进攻南满的国民党王牌军新6军调了过来，限令杜聿明一周时间拿下四平，还特派参谋总长白崇禧到沈阳督战。
国民党军这次共集中了8个师的兵力，其中的新1军、新6军和青年军第207师，全是美国帮助训练的精锐部队，曾经参加过远征军入缅甸对日作战，装备好，战斗力强。相比之下，我军在人数上和武器装备上要差得多。
两军实力已相差悬殊，生死搏斗再度开始。
看到了形势的危急，黄克诚就打电报给林彪说，敌人开始进攻的时候，我军打它一下，挫其锐气是完全必要的，现在敌人倾巢出动了，企图与我军决战，而我军暂时还不具备决战的条件。因此，应当把四平等地让出来，让敌人背上包袱，等其沉重得走不动了，我军再回头消灭它。
电报发出去了，林彪没有回电，也没有撤兵。
黄克诚又发去几封电报，仍是没有回音。
他着急了，于5月12日给中共中央打去电报，就四平保卫战和东北局势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黄克诚在电文中说：
(1)由山海关内进入东北之部队，经过几次大战斗，战斗部队人员消耗已达一半，连、排、班干部消耗则达一半以上。目前虽尚能补充一部分新兵，但战斗力已减弱。
(2)敌93军到达，如搬上大量炮兵及部分坦克用上来，四平坚守有极大困难，四平不守，长春亦难确保。
(3)如停战短期可以实现，则消耗主力保持四平、长春亦绝对必要。如长期打下去，则四平、长春固会丧失，主力亦将消耗到精疲力竭，不能继续战斗。故如停战不能在现状下取得，让出长春可以达到停战时，我意即让出长春，以求得一时期的停战也是好的。以求争取时间，休整主力，肃清土匪，巩固北满根据地，来应付将来决战。
(4)东北已不可能停战，应在全国打起来，以牵制国民党军向东北调动。东北则需逐步消灭国民党兵力，来达到控制全东北的目的。
(5)我对整个情况不了解，但目前关内不打，关外单独坚持消耗的局势感觉绝对不利，故提出上面意见，请考虑。
发给中央的电报也没有回音。
作为一名部队指挥官，在自己的意见未被采纳前，黄克诚仍是坚决地执行上级命令，率领部队在四平前线顽强阻击敌人。尽管部队伤亡很大，没有后退一步。
进攻四平的国民党军主力是廖耀湘统领的新6军，这是国民党五大王牌军之一，其编制内的新22师更是王牌中的王牌。廖耀湘当过新22师的师长，后又升任新6军的军长。
有人这样形容新22师：打了99场胜仗，最后一仗打败了，也就彻底完蛋了。
“最后一仗”指的是1948年底辽沈战役中的辽西会战。在这一仗中，廖耀湘兵团垮了，新22U币也覆灭了。
在此之前，新22师从来没有打过败仗，包括和东北解放军的多次交手，包括进攻四平这一仗。
5月14日，廖耀湘率领新6军由开原经中长路以东山地迂回到四平以东地区，攻击解放军的左侧背。由开原至四平东，公路两侧都是山地。西侧的山地纵深小，距中长路近，解放军不可能埋伏大部队。东侧正相反，是解放军进出南北的主要通道，也是新6军北进最危险的方向。
然而，廖耀湘偏偏选择了这条危险之路。因为他知道，“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是作战取胜的要诀，有时最危险的路，也是最安全的路。
5月14日上午，新6军左路前卫团在威远堡门与东北民主联军3纵部队遭遇，激战至下午，3纵主动撤离。在交战中，新6军的一个连长被打死，这是新6军到东北后阵亡的第一个连长。这次交手，使廖耀湘看到国共两军实力上的差距，既然3纵的主力不能阻止新6军一个团的攻击，那么更精锐的新22师就能击破北进路上的任何共军了。
国民党新6军很快就占领了四平郊区的西丰、平岗、哈福车站。天蒙蒙亮时，廖耀湘接到了杜聿明的电话，杜聿明要求他尽快拿下塔子山和三道林子，杜聿明还说已派空军前来协同作战。
廖耀湘刚放下电话，就听到头顶上飞机的轰鸣声，他睡意顿消，立即命令部队紧急集合。
10分钟后，廖耀湘爬上一辆坦克，高声朝部下喊道：“你们听见了吧!我们的飞机正在轰炸共军的阵地。新1军跟共军僵持了一个月，现在靠我们来打破僵局了!我们要用战绩来证明我们新6军才是真正的王牌军!现在我命令：立即拿下塔子山。”
新6军的官兵每人啃着一个大馒头出发了。廖耀湘站在奔驰的坦克车上，手里也捏着一个大馒头，突然，他发现先头部队没有吃馒头，于是纵身跳下坦克，上前询问道：“你们团长呢，叫他马上来见我!”过了一会儿，先头团团长从队伍前面跑到廖耀湘跟前站定，敬了个标准的军礼，还没容他开口，廖耀湘先问道：“部队为什么不吃饭?”先头团长回答道： “报告军座，我已经下了命令，拿下塔子山再吃早饭。”廖耀湘微微点了下头，朝先头团长的肩上捣了一拳，团长昂首挺胸，纹丝不动。廖耀湘笑道：“好样的，拿下塔子山升你当师长!”
5月17日，塔子山战斗打响。林彪深知塔子山的重要性，他命令黄克诚的3师10旅增援塔子山。
3师10旅接到林彪命令，立即向塔子山疾进。黄昏时分，部队赶到辽河边，先头部队不知河水的深浅，派人到附近村庄询问老乡，老乡说：“水深着咧，要过河非有船不行!”
于是部队便在附近找船，搜寻了半天才搞到两只小船。这时，塔子山的战斗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而10旅却被一条大河阻住了，情急之下，一些战士跳入河中涉水过河。
塔子山的守军经过10多个小时的浴血奋战，渐渐不支，而国民党新6军的攻势却一波强过一波。
林彪接到塔子山前线的告急电，预感到战局将出现逆转，为了尽量减轻灾难性的后果，他着 手撤退的准备了。他目光始终在地图上打转，对着身旁的作战秘书说道：“命令塔子山部队，明天最少要坚持半天，不惜一切牺牲也要顶住。”
秘书刚要出去发电报，林彪又说道：“给中央发电，四平以东阵地失守数处，敌攻势猛烈，情况危急。”
秘书发完电报时，塔子山仍在我军手中，但周围阵地基本上都丢给了不可一世的新6军。
5月18日，东北民主联军相继撤出四平。
硬拼了1个月，我军最终撤出了四平，向北撤退。5月28日，我军撤至松花江以北。蒋军虽然在四平以南地区得手，但战线拉长，兵力分散，无力继续进攻。6月6日，国共双方又达成了东北停战协议。这个协议维持了近4个月的时间，东北地区出现了暂时的和平局面。
在解放战争初期，我军尚不具备打阵地防御战的条件，在四平数十日死打硬拼，使我军损失较大。但从另一方面看，1946年4月至5月间的四平保卫战，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使国民党军伤了元气，迫使国民党在东北实行休战，从而使民主联军在东北站稳了脚跟。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当时是坚决主张坚守四平的。
1946年4月6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电报中，就组织四平会战的事宜指示道：“必须准备数万人的伤亡，要有决心付此项代价，才能打出新局面。”
林彪最初不想打这一仗。对于黄克诚的意见，林彪是同意的，但他不能不执行毛泽东的决定，所以他就不给黄克诚回电。
林彪是机敏透顶的，他对毛泽东既不讲守得住，也不讲守不住，却又明确说明在四平不会出现奇迹，说最精恐锐的敌人还将发动新的进攻。他在4月23曰给中央的电报中说：“在保卫四平的战斗中，几个老主力旅伤亡均各有一千数百人，子弹消耗为数浩大。兹将第7旅彭明治部本旬报告转如下：
自4月徽泉头守备时，部队变化甚大，在泉头双庙忙哨半拉山门阻击敌军，迟滞敌人前进，仍然给敌人严重杀伤。自己本身的伤亡不下千数。在四平北郊的防御战中只20团10旅特务营伤亡500余人。昨晚战斗19团以猛攻小孤村占领村庄，我伤亡百余，20团猛攻任家屯之敌计伤亡百余。以上屡次战斗的伤亡已在1700多人，有的连队进行两连合一，有的剩班把人，基础一时恢复不起来。同时本月来在运动中冒雨行军；担任防御任务。白天与敌激战，夜间修作工事，休息时间甚少，体力精神疲劳，因此部队士气不像过去那样激昂，那种生气活泼的现象也不见有。”
5月17日，林彪又将3纵司令员程世才的电报转给中央：“兹将程世才来电转如下：
除大台山作战外，自10日至今，连续进行7日保卫战，部队没有睡过一通夜，昨日作战，转移做工事，甚疲劳，所携各种子弹炮弹已耗尽了，地方对我战斗动员差，找不到担架，前线伤员运不下……”
林彪把在前线浴血奋战的指战员推上第一线，用他们的嘴巴把自己想说的全说出了。前线官兵的话是最有说服力的。
5月17日，林彪又给中央发去这样的电报：“四平今日敌北面与西面的攻击被我击退，我获枪百余支，东南阵地则被敌攻占，现东南形势危急，该敌我正猛烈争夺中，已令各部拼死奋战，求得压倒敌之新攻势。”
实际上，这一天林彪的脑子里已经缜密地盘算好撤退的方案，告诉中央决心压倒敌人的新攻势，无非是装装样子，或者喊喊革命坚决的口号，就像他晚年在许多事情上的做法一样。当把一切想说的都说出来后，林彪终于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了。5月18日，他给中央发去电报，告诉中央“正在退出”四平，想否定也来不及了。
电文如下：
“敌本日以飞机大炮坦克车掩护步兵猛攻，城东北主要阵地失守，无法挽回，守城部队处于被敌切断的威胁下，现正进行退出战斗。”
而撤出四平后(随后又放弃了长春)，林彪就病了，许多人说是真病了。
只有黄克诚还在给毛泽东发电报。5月24日他在电报中说：“从3月下旬国民党进攻起，到长春撤退，我军除南满外，总伤亡15000人。仅西满四个旅及一部地方部队，伤亡达7000左右。7旅、10旅连排干部大部换了3次，部分营级亦换了3次……”在电报的末尾，黄克诚特意加上一句话：“我这个人往往报忧不报喜，好从坏处考虑问题，所看到的现象亦是坏的方面较多，故或许有片面之处，但都是事实。”
令人感叹的是，四平保卫战时，黄克诚并不在四平战场上，他当时担任西满分局书记，四平之战的功过本来没有他的事，他完全可以不声不响，但他却“多管闲事”，大泼冷水，惹了个一辈子的麻烦。
若是让黄克诚像林彪一样“精算”，那就不是黄克诚了。
黄克诚的职务多次被撤销，这在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家中，可能算是被撤职次数比较多的人了。
黄克诚是敢于直言、常常报忧不报喜的人，其命运自然坷坎。在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家中，他算得上被撤职比较多的一个人了。
1930年8月，红3军团与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1军团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红3军团仍由彭德怀任军团长。红1方面军成立后，出现了肃打“AB团”的问题。那是在红1军团攻克吉安时，发现了一批有关“AB团”的资料，涉及到江西省委和赣南特委的某些干部，红1方面军总前委认为问题严重，必须进行处理。
“AB”是英文“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AB团”是国民党特务头子陈果夫等人在江西建立的反动组织，在共产党的打击下，到1927年，“AB团”基本解体。在红军根据地里再次出现“AB团”问题，这其中有国民党的挑拨离间之阴谋。然而不幸的是，红军内部却进行“肃反”并且扩大化，以至造成了自己队伍的严重损失。
1930年12月，红军总前委派总政治部政务处长李韶九带领1个连来到江西省委所在地富田，实施肃反任务。李韶九一到富田，就采取逼供的手段，在省委和赣南特委机关大肆逮捕人，对被捕者轮番刑讯逼供，致使一些人屈打成招。李韶九又按照假口供继续逮捕人，使当时江西省的一些优秀干部先后被捕，搞得人人自危。
李韶九的过火行动，闹得怨声载道，一些坏人乘机挑动，造成了红20军哗变。他们扣留了李韶九，提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这就是有名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后，方面军总前委十分震惊，认为这是“AB团”里应外合，公开叛变，必须给予有力还击。总前委及方面军负责人相继发表公开信，号召对事变进行反击。在一错再错的混乱中，根据地的肃反斗争更加升级，不但红军中许多人被打成了“AB团”，地方上许多干部也被逮捕杀害了。一时间，江西的老百姓对红军心灰意冷，失去信任。
黄克诚当时任红4师第3团政委，在打“AB团”的行动中，他也按照中央的指示，在团里打掉了不少人，八九百人的一个团，一下子就打掉 了百把人。尽管与其他团队相比，这个数字还算少的，但也使部队伤了元气。
几十年后，回首那段历史，黄克诚仍感到无穷的内疚和惭愧。他在自述中这样说道：“在打‘AB团’扩大化的错误行动中，我对‘AB团’的存在及危害性，对‘阶级决战’的口号深信不疑，对上级的指示和部署，完全是自觉地遵照执行的，从而铸成遗憾终生的大错。至今回想起来，扰感沉痛不已。如果要细算历史旧账，仅此一笔，黄克诚颈上这一颗人头是不够抵偿的”。
黄克诚一生顶天立地，光明磊落。在他一生为数不多的他自己心中有愧的事件中，打“AB团”无疑对他的伤害最大，使他刻骨铭心，所以后来凡是碰上搞肃反、整人之类的政治运动，他就不再盲从了。
果然，在第三次反“围剿”前夕第二次大规模肃反打“AB团”的时候，黄克诚就开始有意识地抵制了。这时，黄克诚已经是红3师的政委。一天，肃反委员会给红3师交来一份“AB团”分子名单，要黄克诚抓人。黄克诚坚决不肯，说道：“以前是说地主富农钻进革命队伍破坏革命，可是在你们要抓的人里面，有哪一个是地主富农?这全是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干部啊!他们怎么会是反革命呢?”肃反委员会的人蛮横得很，说：“他们就是反革命，一定得抓。”黄克诚看到名单上有两人是优秀连队干部，实在不忍心让他们被抓走，就暗自派人传信，让这两人跑到附近山上躲起来。每天，黄克诚派人送饭上山去。
尽管如此，这两人的踪迹后来还是被肃反委员会的人发现了，他们抓走了这两个连队干部，并很快杀掉了。黄克诚悲痛万分，他质问肃反委员会为什么滥杀无辜，这一下他被怀疑有政治问题了，也被肃反委员会的人抓了起来。
彭德怀得知此事，立即赶到红3师，问委员会的人为什么要抓黄克诚，肃反委员会的人拿不出黄克诚是“AB团”的证据，就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气愤地说：“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可以斗争嘛，怎么能采取捕杀的办法呢?”
肃反委员会的人理屈词穷，只好将黄克诚释放了。黄克诚幸免一死，但他的师政委职务被撤了，降到师司令部去当了个秘书。按级别论，他被连降5级。
这是他第一次被撤职。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开始在军事上露头。1932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作出决议，规定长江以南的红军夺取赣江流域的吉安、南昌等中心城市；长江以北的红军积极进攻，造成威胁武汉、平汉铁路的态势。
根据中央的指示，红1方面军开始进攻赣州，红3军团担任战役的主攻任务。黄克诚此时又被提为红1师的政委，他带着部队来到赣州城下，一看地形对红军进攻极为不利，组织部队攻击数次均受挫。黄克诚本来对红军贸然攻打大城市就持反对意见，这时更感到不应与敌人硬拼，于是他给军团部写信，要求撤围，但是没人理睬他。
过了几日，白军的援兵到达，赣州城内的白军乘势反扑，红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黄克诚看到形势危急，急忙下令撤退，减少了部队损失。
红军骨干保存了下来，黄克诚却遭到“左”倾盲动分子的批判。3月，军团政治部召开干部会议批判黄克诚，指责他对抗中央路线。黄克诚不服，在会上同批判他的人发生激烈争论，说：“现在不服，将来也不打算认错，准备再争论20年!”他这种态度激怒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认为他不能带兵，撤销了他的红1师政委的职务，下放到师教导营当了政委。这一降，又是降5级。
1933年4月，在彭德怀的直接干预下，黄克诚再度被启用，担任了红3军团政治部代主任，不久，任红4师政委。
这一年9月，蒋介石调动100万大军，对红军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其中用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兵力达50万人以上。而这时，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指挥中央红军作战的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他完全以正规战、阵地战的形式要求红军与白军作战，提出的作战方针是“保卫苏区每一寸土地”， “御敌于国门之外”。
对于这些错误的策略和方针，黄克诚很快就意识到了。他向军团领导谈了自己对形势的看法和建议。考虑到自己一再被批判为右倾，屡次向中央建议而不被采纳的情况，他恳请军团领导出面向中央建议。
黄克诚对彭德怀说：“这样打下去，红军是要被搞垮的，一点儿出路也没有。你现在讲话还能起点作用，是不是你向中央提个建议，请毛泽东出来指挥，或许可以扭转局势。”
彭德怀与黄克诚有同感，却有难言之隐。他对黄克诚说道：“你别再提意见了，再提你就要被赶出红军了。”
黄克诚道：“我又不是哑巴，有话怎么能不讲呢?”
彭德怀当时尚能忍耐，没有将黄克诚的意见向中央反映，但是到后来红军损失越来越大时，彭德怀也忍耐不住了，他当着李德的面，说李德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骂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
李德听了暴跳如雷，与彭德怀对骂了起来。
错误的军事策略和方针，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进行长征。
西行的征途艰苦而漫长。黄克诚率领红4师披荆斩棘，在强渡湘江时，部队损失折半。黄克诚对红军骨干的损失深感痛心，他找到一位上级领导谈了自己的想法。由于黄克诚长期以来被视为右倾，这次谈话再次被误解，上级怀疑他对革命悲观失望，缺乏信心，免去了他师政委的职务。过了一些日子，才让他至U红2师5团当政委。
这第三次撤职降了1级。
黄克诚第四次被“撤职”还是在长征路上。
红军穿过草地后，中央派了几个干部到红3军团工作。一天，他们发现3军团个别战士违反群众纪律，偷吃了老百姓的东西。本来这在当时极为艰苦的环境里算不上一件大事，许多红军战士是吃草根树皮翻过雪山涉过草地的，对“偷吃”东西的事教育一下即可。但中央来的干部却上纲上线，认为这些战上对革命失去了信心，提出要在红3军团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对他们认为问题严重的人，甚至要处死。
黄克诚当即对这种做法提出了反对意见，说违反纪律固然不对，但应以教育为主，不能采取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人。何况红军刚刚走出草地，大家被拖得精疲力竭，眼下的情况仍很困难，马上进行纪律整顿和审干很不合适。
结果，黄克诚又被认为不可靠，不适合带部队，不能当领导。先是免了他团政委的职务，到军事裁判所当所长。
红军在哈达铺稍作休整后，继续向陕北进发。由于这时红军官兵身体素质很差，掉队的人数逐日增加。部队保卫机关的某些人竟认为战士掉队与情绪萎靡有关，于是又采取了残酷的惩罚措施。
惩罚任务交给了军事裁判所，但是黄克诚实在不忍心下手处理那些战士，手下留情了。一天，部队抓到一个管理科长，他曾在作战中被打断一只胳膊，只因为掉队和丢掉几名伤兵，便被认为是叛变。保卫部门要处死这个科长，黄克诚于心不忍，便去找纵队司令说情。不料正碰上政治部 门两个领导，见状将黄克诚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说：“你连这点小事都处理不了，真不中用!”
那位管理科长被押走了。黄克诚这个军事裁判所长形同虚设姑且不说，他自己的处境也面临险恶。一个领导人当时冷冷地说：“像黄克诚这样的人，连当个红军战士也不够格。”言下之意，该把黄克诚清理出红军队伍。当时黄克诚身体极差，但他咬紧牙关跟着部队行军，生怕掉队被“处理”了。
红军到达陕北后，黄克诚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再度被启用。抗日战争爆发后，黄克诚担任了八路军115师344旅政委。1940年8月，344旅。挺进华中。10月，与陈毅率领的新四军在苏北会师。随后，黄克诚的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3师，黄克诚任U币长兼政委。
1942年1月，饶漱石代理中共华中局书记，他出于个人私利，不。顾大局，硬是将在新四军中威信很高的陈毅排挤出华中局。陈毅走后，饶漱石还在华中局会议上议论陈毅的是非。黄克诚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对饶漱石的做法提出批评，说：“不管怎么样，让陈毅军长离开华中局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对华中的整个工作是非常不利的。毛泽东和朱德在一起工作多年，彼此也有过不同意见和分歧，但他们始终团结合作得很好。你刚来不久，就把陈毅挤走了，实在不应该。”
说得饶漱石两眼直发愣，半晌无话。
1943年4月，华中局召开会议，布置开展“抢救运动”。黄克诚想起党内历次肃反扩大化的教训，对“抢救运动”提出了不同看法，建议大敌当前不要搞“抢救运动”，以免伤害无辜同志，但他的意见没有被接受。
会议结束后，黄克诚打定主意不搞“抢救运动”，他通知第3师和苏北各地委，一律不搞“抢救运动”。如果发现可疑情况，由主管部门解决处理。这样，在苏北和新四军3师的整风中，形势一直较平稳，最后也没发生什么问题。
一天，黄克诚遇上新四军7师政委曾希圣，发现他闷闷不乐，再三询问之下，曾希圣说自己的妻子可能是特务。
黄克诚大吃一惊，继而表示怀疑，问曾希圣怎么知道老婆是特务?
曾希圣说，有一个与他妻子是同学的女干部供认自己是特务，并揭发曾的妻子也是特务。
黄克诚觉得事情蹊跷，找到了那位“坦白交待”的女干部。那女干部见黄克诚找自己谈话，以为又是来套口供的，又大讲一通她们特务组织的情况，讲得有鼻子有眼，使人莫辨真假。然而黄克诚已经发现了里面的破绽，便耐心地做她的思想工作，要她打掉顾虑，向组织说实话，否则，既对革命事业不利，又害了自己和他人。
听到黄克诚这番话，那位女干部趴在桌子上放声大哭起来，说自己前面说的全是胡编乱造的假话。
黄克诚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女干部回答道，别人对她进行“抢救”，她说真话别人不相信，大会小会斗争逼供。她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胡乱编造一些事情，没想到胡编乱造反而受到表扬，从此她便开始胡说八道了。
黄克诚闻言感到痛心，自己的同志被自己人搞成这个样子，真是亲者痛仇者快!
过后，他找到饶漱石，建议对被“抢救”的干部重新进行甄别或平反。这一次，饶漱石同意了。
在苏北地区，黄克诚遭遇了他一生中的第五次被撤职。那是在打曹甸的时候，黄克诚在战前对敌我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根据以往的作战经验，他致电华中指挥部说，我军无攻坚武器，历史上用速战速决猛打猛冲的战术攻击敌人的坚固据点，极少成功过。曹甸敌人的工事坚固，兵力较多。我军猛打猛冲不但胜利把握不大，并且将招致重大伤亡。
黄克诚建议，先扫清敌人据点外围工事，然后筑垒掘沟，逐渐消耗敌人。
华中指挥部没有采纳黄克诚的意见，仍采用猛打猛冲的战法。虽然突破了敌人的前沿阵地，终因敌核心阵地坚固，无法攻克，而我军却遭受较大的伤亡。
战斗没打好，上面却责怪黄克诚保守，作战乏力，撤了他的师长职务，只保留政委一职。
这次还算幸运，没有全撸，师政委还是正师职干部。
黄克诚眼睛高度近视，戴着一副金边眼镜，上了前线，一看就是一个大官。
四野的老人说到黄克诚，常常喊他“黄瞎子”，因为黄克诚的眼睛高度近视。晚年他的眼睛完全失明。与一般叫绰号不同的是，不少人当面也喊黄克诚“黄瞎子”，喊得亲切，喊得热情。黄克诚毫不计较。在黄克诚自己心中和许多人的眼里，黄克诚“瞎子”不瞎，看问题比谁都清楚。生理上的“眼瞎”却也常常闹出不少笑话。
每逢夜间行军，黄克诚真的成为瞎子了，无奈，只好用毛巾拴在脖子上，让警卫员在前面拉着走。
一次行军，走着走着，黄克诚突然发现前面的战士好像停了下来。于是就上前拍了拍前面那位，叫道：“快点!快走啊!”话音落后，周围响起一阵笑声，原来，前面停下的是一头骡子，黄克诚的巴掌拍在了骡子的屁股上。
有时候，小战士们也有意地与黄克诚开玩笑。一次行军，一位头前领路的战士对黄克诚说：“政委，我怎么走，你就怎么走，我就是你的眼睛。”黄克诚连连点头，就跟着小战士走了。却不料，前面明明是平路，调皮的小战士偏偏一跳，黄克诚看不见，只好跟着一跳；一会儿小战士又故意在平路上绕了一圈，黄克诚也跟着绕了一圈，那动作还很认真。旁边的战士发现了不由得都笑了起来，黄克诚这才觉出不对劲，不由得也笑了，道：“你这个调皮鬼，不跟你走了!”
因为眼不好，打仗时他数次身陷绝境，幸好大难不死。
1930年晋坑作战，部队打乱了，黄克诚只好一个人进行指挥。当时正值夏季，他的脸上淌满汗水，眼镜片一沾汗水，一会儿视线就模糊了。
战斗激烈什么也不顾上了，黄克诚指挥部队朝前冲。当他一个人冲上去，这才隐约地发现前面有许多黑洞洞的枪口。不好!前面就是敌人，枪口正对着他呢!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黄克诚大喊了一声：“别开枪!”然后就势一个转身，顺着山坡滚了下去……
只听到子弹在耳旁“嗖嗖”地响，黄克诚以为自己这回死定了，滚到山下后一摸身子，居然没有中弹，只是那副眼镜滚丢了。
没有眼镜，他什么也看不清楚，周围一片模糊，辨不清方向，只好摸索着前进。天快黑的时候，他爬到公路边上，看到许多人正沿着公路呼喊着奔跑，定睛一看，这些人都带着红袖标。原来，白军已经溃败了，红军正在追赶敌人。
黄克诚回到了自己所在部队。而这时，部队里都以为他中弹牺牲了，悲痛万分。见他完好归来，又转悲为喜。
还有一次，部队在行军的时候，突然遭遇敌机的轰炸，黄克诚急忙指挥部队隐蔽。部队都疏散了，黄克诚却看见敌机落下的一颗重磅炸弹呼啸而下，直落到他的身旁。此时，躲已经来不及了……黄克诚心想，这下子完了!没想到愣了一会儿居然没动静，那颗炸弹落地后居然没有爆炸，真是捡回了一条命。
眼睛不好，打仗时就要比别人冒更多的危险。1933年，黄克诚任红4师政委，团村战斗打响后，红军猛打猛冲，将敌人击溃，并一路追击敌人。溃敌退守到一个寨子里，黄克诚和师长张锡龙来到寨子外察看敌情。或许他带着眼镜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正在观察时，敌人的机枪子弹扫了过来，一颗子弹打中了张锡龙的头部，又把黄克诚的眼镜震落到地上。没有眼镜，黄克诚什么也看不清，他急忙蹲下来四处寻找，摸了一会儿没摸着，赶忙拿出备用的一副戴上，这才看清张锡龙躺倒在地，已经牺牲了。张锡龙毕业于苏联莫斯科步兵学校，是红3军团中的出色指挥员。黄克诚抱着战友的遗体，痛惜不已。
战后，彭德怀批评了黄克诚，说：“黄瞎子，下次作战不许你再到前面去，那么大的一副眼镜片子，一看就是个官!”
黄克城不明白林彪为什么不回电报，依林彪的性格和军事才华看，是不该死守四平的。
1946年3月，苏军开始陆续从东北后撤，我军抓住时机，大力向北发展，控制了四平、长春等地，缴获了日军留下来的大批军用物资，增强了我军的战斗力。
国民党军不甘被动，4月，开始向北进犯，首先攻击四平。
四平位于东北中部平原，当时拥有10多万人口，它的位置正好处于中长、四洮、四梅两条重要铁路的交叉点上，是进出东南西北满的咽喉要地，是东北重要的交通枢纽。
我军占领着这个要地，国民党军自然想夺回，四平就成为双方进入东北后第一次决战的所在地，国共双方在此首次展开大较量。
4月，国民党军分3路进攻四平，我东北军进行防御。战前，林彪征询黄克诚的看法，黄克诚提出应先打三路中较弱的一路，这样可以打乱敌人的部署。林彪采纳了黄克诚的意见，将主力撤到城外，寻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城内只留有少量兵力。我军以四平城为中心，组织了3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坚守外围，控制有利地形，迫使敌人过早投入兵力，使我得以争取时间和夺取战场上的主动。第二道防线，在四平城边沿一带坚守。第三道防线，在城内，准备与敌打巷战。在四平城外围保卫战中，黄克诚的新四军3师全部参战，在其他部队的配合下，有力地阻击了国民党新1军和71军的进攻，歼敌7000多人。但3师自身的伤亡也不小，特别是第10旅伤亡最大，主力第28团几个连队打得只剩下十几个人。3师的英勇作战受到了林彪的通令嘉奖。
4月18日，国民党军完成了对四平的弧形包围，随即展开攻击。清晨，四平城即被一阵猛烈的炮火轰鸣声震醒了。国民党军第50师、30师在四平南面对新立屯、海丰屯及铁路东侧一线，发起了猛烈的进攻。飞机、大炮、坦克一齐开火，硝烟久久不散。3个小时后，国民党军开始冲锋，接近我军阵地时，遭到我阵地交叉火力的猛烈射击，被打得抱头鼠窜，我军随后又“引爆”预先埋设好的飞机炸弹，炸得敌人血肉横飞。这一天，蒋军发动了数次进攻，均被我军击退，阵地前留下了数百具蒋军尸体。
次日，蒋军发起了更为猛烈的进攻。由于第一天遭到痛击，蒋军将进攻队形疏散开来，在炮火的掩护下，成梯次接近我军阵地。我防守部队抱定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沉着应战，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战至黄昏，蒋军又以弃尸200多具，无任何进展而告失败。
战至第3天，情况变得更加紧张。担负正面防御任务的保1旅伤亡较大，“东总”命令黄克诚的3师7旅进行支援。7旅21团进入了四平。
国民党军曾扬言3天内拿下四平，然而连续进攻3天，战场上一无所获，并且伤亡惨重。为了挽回面子，国民党军孤注一掷。4月20日，国民党军的预备队新38师投入了战斗，利用夜色秘密绕到四平西北侧的三道林子，企图与正面的国民党军相配合，对我军形成南北夹击。
三道林子距四平城约2华里，是一条东西走向的长臂形高地，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是四平 西北面的制高点，一旦失守，四平将遭到蒋军的四面包围。因此，争夺三道林子成了能否坚守住四平的关键。
“东总”发现了敌人改变攻击方向的意图，马上抽调兵力增强了三道林子的防守。
蒋军在猛烈的炮火支援下再次发动进攻，但在我军的顽强抗击下再次遭到惨败。屡攻不下，蒋军气急败坏，调集了重炮对我军阵地实施狂轰滥炸。到4月25日，我军在三道林子的防御工事全部被炮火摧毁，我防守部队不得不后撤。“东总”见情况危急，急调刚刚参加解放长春的7师南下，从蒋军的侧背插了下去，给蒋军一个前后夹击，打得蒋军措手不及。蒋军死伤惨重，士气大损，不敢贸然发动进攻了。
国民党军见数日进攻毫无成果，又将第91师、第87师残余部队和第195师调来，向四平城东南迂回。为了粉碎敌人新的进攻企图，“东总”随即将主力部队先后转移到四平以东及西北一线布防，在蜿蜒100多华里的防御圈上，我军共有7个师的兵力进行防守。
然而，由于连续鏖战，我军伤亡也较大，加之后备兵力不足，也无力组织反击了。整个四平战场形成了双方对峙的局面。
蒋介石见拿不下四平，有些恼火，把进攻南满的国民党王牌军新6军调了过来，限令杜聿明一周时间拿下四平，还特派参谋总长白崇禧到沈阳督战。
国民党军这次共集中了8个师的兵力，其中的新1军、新6军和青年军第207师，全是美国帮助训练的精锐部队，曾经参加过远征军入缅甸对日作战，装备好，战斗力强。相比之下，我军在人数上和武器装备上要差得多。
两军实力已相差悬殊，生死搏斗再度开始。
看到了形势的危急，黄克诚就打电报给林彪说，敌人开始进攻的时候，我军打它一下，挫其锐气是完全必要的，现在敌人倾巢出动了，企图与我军决战，而我军暂时还不具备决战的条件。因此，应当把四平等地让出来，让敌人背上包袱，等其沉重得走不动了，我军再回头消灭它。
电报发出去了，林彪没有回电，也没有撤兵。
黄克诚又发去几封电报，仍是没有回音。
他着急了，于5月12日给中共中央打去电报，就四平保卫战和东北局势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黄克诚在电文中说：
(1)由山海关内进入东北之部队，经过几次大战斗，战斗部队人员消耗已达一半，连、排、班干部消耗则达一半以上。目前虽尚能补充一部分新兵，但战斗力已减弱。
(2)敌93军到达，如搬上大量炮兵及部分坦克用上来，四平坚守有极大困难，四平不守，长春亦难确保。
(3)如停战短期可以实现，则消耗主力保持四平、长春亦绝对必要。如长期打下去，则四平、长春固会丧失，主力亦将消耗到精疲力竭，不能继续战斗。故如停战不能在现状下取得，让出长春可以达到停战时，我意即让出长春，以求得一时期的停战也是好的。以求争取时间，休整主力，肃清土匪，巩固北满根据地，来应付将来决战。
(4)东北已不可能停战，应在全国打起来，以牵制国民党军向东北调动。东北则需逐步消灭国民党兵力，来达到控制全东北的目的。
(5)我对整个情况不了解，但目前关内不打，关外单独坚持消耗的局势感觉绝对不利，故提出上面意见，请考虑。
发给中央的电报也没有回音。
作为一名部队指挥官，在自己的意见未被采纳前，黄克诚仍是坚决地执行上级命令，率领部队在四平前线顽强阻击敌人。尽管部队伤亡很大，没有后退一步。
进攻四平的国民党军主力是廖耀湘统领的新6军，这是国民党五大王牌军之一，其编制内的新22师更是王牌中的王牌。廖耀湘当过新22师的师长，后又升任新6军的军长。
有人这样形容新22师：打了99场胜仗，最后一仗打败了，也就彻底完蛋了。
“最后一仗”指的是1948年底辽沈战役中的辽西会战。在这一仗中，廖耀湘兵团垮了，新22U币也覆灭了。
在此之前，新22师从来没有打过败仗，包括和东北解放军的多次交手，包括进攻四平这一仗。
5月14日，廖耀湘率领新6军由开原经中长路以东山地迂回到四平以东地区，攻击解放军的左侧背。由开原至四平东，公路两侧都是山地。西侧的山地纵深小，距中长路近，解放军不可能埋伏大部队。东侧正相反，是解放军进出南北的主要通道，也是新6军北进最危险的方向。
然而，廖耀湘偏偏选择了这条危险之路。因为他知道，“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是作战取胜的要诀，有时最危险的路，也是最安全的路。
5月14日上午，新6军左路前卫团在威远堡门与东北民主联军3纵部队遭遇，激战至下午，3纵主动撤离。在交战中，新6军的一个连长被打死，这是新6军到东北后阵亡的第一个连长。这次交手，使廖耀湘看到国共两军实力上的差距，既然3纵的主力不能阻止新6军一个团的攻击，那么更精锐的新22师就能击破北进路上的任何共军了。
国民党新6军很快就占领了四平郊区的西丰、平岗、哈福车站。天蒙蒙亮时，廖耀湘接到了杜聿明的电话，杜聿明要求他尽快拿下塔子山和三道林子，杜聿明还说已派空军前来协同作战。
廖耀湘刚放下电话，就听到头顶上飞机的轰鸣声，他睡意顿消，立即命令部队紧急集合。
10分钟后，廖耀湘爬上一辆坦克，高声朝部下喊道：“你们听见了吧!我们的飞机正在轰炸共军的阵地。新1军跟共军僵持了一个月，现在靠我们来打破僵局了!我们要用战绩来证明我们新6军才是真正的王牌军!现在我命令：立即拿下塔子山。”
新6军的官兵每人啃着一个大馒头出发了。廖耀湘站在奔驰的坦克车上，手里也捏着一个大馒头，突然，他发现先头部队没有吃馒头，于是纵身跳下坦克，上前询问道：“你们团长呢，叫他马上来见我!”过了一会儿，先头团团长从队伍前面跑到廖耀湘跟前站定，敬了个标准的军礼，还没容他开口，廖耀湘先问道：“部队为什么不吃饭?”先头团长回答道： “报告军座，我已经下了命令，拿下塔子山再吃早饭。”廖耀湘微微点了下头，朝先头团长的肩上捣了一拳，团长昂首挺胸，纹丝不动。廖耀湘笑道：“好样的，拿下塔子山升你当师长!”
5月17日，塔子山战斗打响。林彪深知塔子山的重要性，他命令黄克诚的3师10旅增援塔子山。
3师10旅接到林彪命令，立即向塔子山疾进。黄昏时分，部队赶到辽河边，先头部队不知河水的深浅，派人到附近村庄询问老乡，老乡说：“水深着咧，要过河非有船不行!”
于是部队便在附近找船，搜寻了半天才搞到两只小船。这时，塔子山的战斗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而10旅却被一条大河阻住了，情急之下，一些战士跳入河中涉水过河。
塔子山的守军经过10多个小时的浴血奋战，渐渐不支，而国民党新6军的攻势却一波强过一波。
林彪接到塔子山前线的告急电，预感到战局将出现逆转，为了尽量减轻灾难性的后果，他着 手撤退的准备了。他目光始终在地图上打转，对着身旁的作战秘书说道：“命令塔子山部队，明天最少要坚持半天，不惜一切牺牲也要顶住。”
秘书刚要出去发电报，林彪又说道：“给中央发电，四平以东阵地失守数处，敌攻势猛烈，情况危急。”
秘书发完电报时，塔子山仍在我军手中，但周围阵地基本上都丢给了不可一世的新6军。
5月18日，东北民主联军相继撤出四平。
硬拼了1个月，我军最终撤出了四平，向北撤退。5月28日，我军撤至松花江以北。蒋军虽然在四平以南地区得手，但战线拉长，兵力分散，无力继续进攻。6月6日，国共双方又达成了东北停战协议。这个协议维持了近4个月的时间，东北地区出现了暂时的和平局面。
在解放战争初期，我军尚不具备打阵地防御战的条件，在四平数十日死打硬拼，使我军损失较大。但从另一方面看，1946年4月至5月间的四平保卫战，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使国民党军伤了元气，迫使国民党在东北实行休战，从而使民主联军在东北站稳了脚跟。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当时是坚决主张坚守四平的。
1946年4月6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电报中，就组织四平会战的事宜指示道：“必须准备数万人的伤亡，要有决心付此项代价，才能打出新局面。”
林彪最初不想打这一仗。对于黄克诚的意见，林彪是同意的，但他不能不执行毛泽东的决定，所以他就不给黄克诚回电。
林彪是机敏透顶的，他对毛泽东既不讲守得住，也不讲守不住，却又明确说明在四平不会出现奇迹，说最精恐锐的敌人还将发动新的进攻。他在4月23曰给中央的电报中说：“在保卫四平的战斗中，几个老主力旅伤亡均各有一千数百人，子弹消耗为数浩大。兹将第7旅彭明治部本旬报告转如下：
自4月徽泉头守备时，部队变化甚大，在泉头双庙忙哨半拉山门阻击敌军，迟滞敌人前进，仍然给敌人严重杀伤。自己本身的伤亡不下千数。在四平北郊的防御战中只20团10旅特务营伤亡500余人。昨晚战斗19团以猛攻小孤村占领村庄，我伤亡百余，20团猛攻任家屯之敌计伤亡百余。以上屡次战斗的伤亡已在1700多人，有的连队进行两连合一，有的剩班把人，基础一时恢复不起来。同时本月来在运动中冒雨行军；担任防御任务。白天与敌激战，夜间修作工事，休息时间甚少，体力精神疲劳，因此部队士气不像过去那样激昂，那种生气活泼的现象也不见有。”
5月17日，林彪又将3纵司令员程世才的电报转给中央：“兹将程世才来电转如下：
除大台山作战外，自10日至今，连续进行7日保卫战，部队没有睡过一通夜，昨日作战，转移做工事，甚疲劳，所携各种子弹炮弹已耗尽了，地方对我战斗动员差，找不到担架，前线伤员运不下……”
林彪把在前线浴血奋战的指战员推上第一线，用他们的嘴巴把自己想说的全说出了。前线官兵的话是最有说服力的。
5月17日，林彪又给中央发去这样的电报：“四平今日敌北面与西面的攻击被我击退，我获枪百余支，东南阵地则被敌攻占，现东南形势危急，该敌我正猛烈争夺中，已令各部拼死奋战，求得压倒敌之新攻势。”
实际上，这一天林彪的脑子里已经缜密地盘算好撤退的方案，告诉中央决心压倒敌人的新攻势，无非是装装样子，或者喊喊革命坚决的口号，就像他晚年在许多事情上的做法一样。当把一切想说的都说出来后，林彪终于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了。5月18日，他给中央发去电报，告诉中央“正在退出”四平，想否定也来不及了。
电文如下：
“敌本日以飞机大炮坦克车掩护步兵猛攻，城东北主要阵地失守，无法挽回，守城部队处于被敌切断的威胁下，现正进行退出战斗。”
而撤出四平后(随后又放弃了长春)，林彪就病了，许多人说是真病了。
只有黄克诚还在给毛泽东发电报。5月24日他在电报中说：“从3月下旬国民党进攻起，到长春撤退，我军除南满外，总伤亡15000人。仅西满四个旅及一部地方部队，伤亡达7000左右。7旅、10旅连排干部大部换了3次，部分营级亦换了3次……”在电报的末尾，黄克诚特意加上一句话：“我这个人往往报忧不报喜，好从坏处考虑问题，所看到的现象亦是坏的方面较多，故或许有片面之处，但都是事实。”
令人感叹的是，四平保卫战时，黄克诚并不在四平战场上，他当时担任西满分局书记，四平之战的功过本来没有他的事，他完全可以不声不响，但他却“多管闲事”，大泼冷水，惹了个一辈子的麻烦。
若是让黄克诚像林彪一样“精算”，那就不是黄克诚了。
黄克诚的职务多次被撤销，这在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家中，可能算是被撤职次数比较多的人了。
黄克诚是敢于直言、常常报忧不报喜的人，其命运自然坷坎。在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家中，他算得上被撤职比较多的一个人了。
1930年8月，红3军团与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1军团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红3军团仍由彭德怀任军团长。红1方面军成立后，出现了肃打“AB团”的问题。那是在红1军团攻克吉安时，发现了一批有关“AB团”的资料，涉及到江西省委和赣南特委的某些干部，红1方面军总前委认为问题严重，必须进行处理。
“AB”是英文“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AB团”是国民党特务头子陈果夫等人在江西建立的反动组织，在共产党的打击下，到1927年，“AB团”基本解体。在红军根据地里再次出现“AB团”问题，这其中有国民党的挑拨离间之阴谋。然而不幸的是，红军内部却进行“肃反”并且扩大化，以至造成了自己队伍的严重损失。
1930年12月，红军总前委派总政治部政务处长李韶九带领1个连来到江西省委所在地富田，实施肃反任务。李韶九一到富田，就采取逼供的手段，在省委和赣南特委机关大肆逮捕人，对被捕者轮番刑讯逼供，致使一些人屈打成招。李韶九又按照假口供继续逮捕人，使当时江西省的一些优秀干部先后被捕，搞得人人自危。
李韶九的过火行动，闹得怨声载道，一些坏人乘机挑动，造成了红20军哗变。他们扣留了李韶九，提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这就是有名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后，方面军总前委十分震惊，认为这是“AB团”里应外合，公开叛变，必须给予有力还击。总前委及方面军负责人相继发表公开信，号召对事变进行反击。在一错再错的混乱中，根据地的肃反斗争更加升级，不但红军中许多人被打成了“AB团”，地方上许多干部也被逮捕杀害了。一时间，江西的老百姓对红军心灰意冷，失去信任。
黄克诚当时任红4师第3团政委，在打“AB团”的行动中，他也按照中央的指示，在团里打掉了不少人，八九百人的一个团，一下子就打掉 了百把人。尽管与其他团队相比，这个数字还算少的，但也使部队伤了元气。
几十年后，回首那段历史，黄克诚仍感到无穷的内疚和惭愧。他在自述中这样说道：“在打‘AB团’扩大化的错误行动中，我对‘AB团’的存在及危害性，对‘阶级决战’的口号深信不疑，对上级的指示和部署，完全是自觉地遵照执行的，从而铸成遗憾终生的大错。至今回想起来，扰感沉痛不已。如果要细算历史旧账，仅此一笔，黄克诚颈上这一颗人头是不够抵偿的”。
黄克诚一生顶天立地，光明磊落。在他一生为数不多的他自己心中有愧的事件中，打“AB团”无疑对他的伤害最大，使他刻骨铭心，所以后来凡是碰上搞肃反、整人之类的政治运动，他就不再盲从了。
果然，在第三次反“围剿”前夕第二次大规模肃反打“AB团”的时候，黄克诚就开始有意识地抵制了。这时，黄克诚已经是红3师的政委。一天，肃反委员会给红3师交来一份“AB团”分子名单，要黄克诚抓人。黄克诚坚决不肯，说道：“以前是说地主富农钻进革命队伍破坏革命，可是在你们要抓的人里面，有哪一个是地主富农?这全是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干部啊!他们怎么会是反革命呢?”肃反委员会的人蛮横得很，说：“他们就是反革命，一定得抓。”黄克诚看到名单上有两人是优秀连队干部，实在不忍心让他们被抓走，就暗自派人传信，让这两人跑到附近山上躲起来。每天，黄克诚派人送饭上山去。
尽管如此，这两人的踪迹后来还是被肃反委员会的人发现了，他们抓走了这两个连队干部，并很快杀掉了。黄克诚悲痛万分，他质问肃反委员会为什么滥杀无辜，这一下他被怀疑有政治问题了，也被肃反委员会的人抓了起来。
彭德怀得知此事，立即赶到红3师，问委员会的人为什么要抓黄克诚，肃反委员会的人拿不出黄克诚是“AB团”的证据，就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气愤地说：“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可以斗争嘛，怎么能采取捕杀的办法呢?”
肃反委员会的人理屈词穷，只好将黄克诚释放了。黄克诚幸免一死，但他的师政委职务被撤了，降到师司令部去当了个秘书。按级别论，他被连降5级。
这是他第一次被撤职。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开始在军事上露头。1932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作出决议，规定长江以南的红军夺取赣江流域的吉安、南昌等中心城市；长江以北的红军积极进攻，造成威胁武汉、平汉铁路的态势。
根据中央的指示，红1方面军开始进攻赣州，红3军团担任战役的主攻任务。黄克诚此时又被提为红1师的政委，他带着部队来到赣州城下，一看地形对红军进攻极为不利，组织部队攻击数次均受挫。黄克诚本来对红军贸然攻打大城市就持反对意见，这时更感到不应与敌人硬拼，于是他给军团部写信，要求撤围，但是没人理睬他。
过了几日，白军的援兵到达，赣州城内的白军乘势反扑，红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黄克诚看到形势危急，急忙下令撤退，减少了部队损失。
红军骨干保存了下来，黄克诚却遭到“左”倾盲动分子的批判。3月，军团政治部召开干部会议批判黄克诚，指责他对抗中央路线。黄克诚不服，在会上同批判他的人发生激烈争论，说：“现在不服，将来也不打算认错，准备再争论20年!”他这种态度激怒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认为他不能带兵，撤销了他的红1师政委的职务，下放到师教导营当了政委。这一降，又是降5级。
1933年4月，在彭德怀的直接干预下，黄克诚再度被启用，担任了红3军团政治部代主任，不久，任红4师政委。
这一年9月，蒋介石调动100万大军，对红军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其中用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兵力达50万人以上。而这时，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指挥中央红军作战的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他完全以正规战、阵地战的形式要求红军与白军作战，提出的作战方针是“保卫苏区每一寸土地”， “御敌于国门之外”。
对于这些错误的策略和方针，黄克诚很快就意识到了。他向军团领导谈了自己对形势的看法和建议。考虑到自己一再被批判为右倾，屡次向中央建议而不被采纳的情况，他恳请军团领导出面向中央建议。
黄克诚对彭德怀说：“这样打下去，红军是要被搞垮的，一点儿出路也没有。你现在讲话还能起点作用，是不是你向中央提个建议，请毛泽东出来指挥，或许可以扭转局势。”
彭德怀与黄克诚有同感，却有难言之隐。他对黄克诚说道：“你别再提意见了，再提你就要被赶出红军了。”
黄克诚道：“我又不是哑巴，有话怎么能不讲呢?”
彭德怀当时尚能忍耐，没有将黄克诚的意见向中央反映，但是到后来红军损失越来越大时，彭德怀也忍耐不住了，他当着李德的面，说李德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骂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
李德听了暴跳如雷，与彭德怀对骂了起来。
错误的军事策略和方针，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进行长征。
西行的征途艰苦而漫长。黄克诚率领红4师披荆斩棘，在强渡湘江时，部队损失折半。黄克诚对红军骨干的损失深感痛心，他找到一位上级领导谈了自己的想法。由于黄克诚长期以来被视为右倾，这次谈话再次被误解，上级怀疑他对革命悲观失望，缺乏信心，免去了他师政委的职务。过了一些日子，才让他至U红2师5团当政委。
这第三次撤职降了1级。
黄克诚第四次被“撤职”还是在长征路上。
红军穿过草地后，中央派了几个干部到红3军团工作。一天，他们发现3军团个别战士违反群众纪律，偷吃了老百姓的东西。本来这在当时极为艰苦的环境里算不上一件大事，许多红军战士是吃草根树皮翻过雪山涉过草地的，对“偷吃”东西的事教育一下即可。但中央来的干部却上纲上线，认为这些战上对革命失去了信心，提出要在红3军团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对他们认为问题严重的人，甚至要处死。
黄克诚当即对这种做法提出了反对意见，说违反纪律固然不对，但应以教育为主，不能采取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人。何况红军刚刚走出草地，大家被拖得精疲力竭，眼下的情况仍很困难，马上进行纪律整顿和审干很不合适。
结果，黄克诚又被认为不可靠，不适合带部队，不能当领导。先是免了他团政委的职务，到军事裁判所当所长。
红军在哈达铺稍作休整后，继续向陕北进发。由于这时红军官兵身体素质很差，掉队的人数逐日增加。部队保卫机关的某些人竟认为战士掉队与情绪萎靡有关，于是又采取了残酷的惩罚措施。
惩罚任务交给了军事裁判所，但是黄克诚实在不忍心下手处理那些战士，手下留情了。一天，部队抓到一个管理科长，他曾在作战中被打断一只胳膊，只因为掉队和丢掉几名伤兵，便被认为是叛变。保卫部门要处死这个科长，黄克诚于心不忍，便去找纵队司令说情。不料正碰上政治部 门两个领导，见状将黄克诚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说：“你连这点小事都处理不了，真不中用!”
那位管理科长被押走了。黄克诚这个军事裁判所长形同虚设姑且不说，他自己的处境也面临险恶。一个领导人当时冷冷地说：“像黄克诚这样的人，连当个红军战士也不够格。”言下之意，该把黄克诚清理出红军队伍。当时黄克诚身体极差，但他咬紧牙关跟着部队行军，生怕掉队被“处理”了。
红军到达陕北后，黄克诚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再度被启用。抗日战争爆发后，黄克诚担任了八路军115师344旅政委。1940年8月，344旅。挺进华中。10月，与陈毅率领的新四军在苏北会师。随后，黄克诚的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3师，黄克诚任U币长兼政委。
1942年1月，饶漱石代理中共华中局书记，他出于个人私利，不。顾大局，硬是将在新四军中威信很高的陈毅排挤出华中局。陈毅走后，饶漱石还在华中局会议上议论陈毅的是非。黄克诚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对饶漱石的做法提出批评，说：“不管怎么样，让陈毅军长离开华中局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对华中的整个工作是非常不利的。毛泽东和朱德在一起工作多年，彼此也有过不同意见和分歧，但他们始终团结合作得很好。你刚来不久，就把陈毅挤走了，实在不应该。”
说得饶漱石两眼直发愣，半晌无话。
1943年4月，华中局召开会议，布置开展“抢救运动”。黄克诚想起党内历次肃反扩大化的教训，对“抢救运动”提出了不同看法，建议大敌当前不要搞“抢救运动”，以免伤害无辜同志，但他的意见没有被接受。
会议结束后，黄克诚打定主意不搞“抢救运动”，他通知第3师和苏北各地委，一律不搞“抢救运动”。如果发现可疑情况，由主管部门解决处理。这样，在苏北和新四军3师的整风中，形势一直较平稳，最后也没发生什么问题。
一天，黄克诚遇上新四军7师政委曾希圣，发现他闷闷不乐，再三询问之下，曾希圣说自己的妻子可能是特务。
黄克诚大吃一惊，继而表示怀疑，问曾希圣怎么知道老婆是特务?
曾希圣说，有一个与他妻子是同学的女干部供认自己是特务，并揭发曾的妻子也是特务。
黄克诚觉得事情蹊跷，找到了那位“坦白交待”的女干部。那女干部见黄克诚找自己谈话，以为又是来套口供的，又大讲一通她们特务组织的情况，讲得有鼻子有眼，使人莫辨真假。然而黄克诚已经发现了里面的破绽，便耐心地做她的思想工作，要她打掉顾虑，向组织说实话，否则，既对革命事业不利，又害了自己和他人。
听到黄克诚这番话，那位女干部趴在桌子上放声大哭起来，说自己前面说的全是胡编乱造的假话。
黄克诚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女干部回答道，别人对她进行“抢救”，她说真话别人不相信，大会小会斗争逼供。她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胡乱编造一些事情，没想到胡编乱造反而受到表扬，从此她便开始胡说八道了。
黄克诚闻言感到痛心，自己的同志被自己人搞成这个样子，真是亲者痛仇者快!
过后，他找到饶漱石，建议对被“抢救”的干部重新进行甄别或平反。这一次，饶漱石同意了。
在苏北地区，黄克诚遭遇了他一生中的第五次被撤职。那是在打曹甸的时候，黄克诚在战前对敌我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根据以往的作战经验，他致电华中指挥部说，我军无攻坚武器，历史上用速战速决猛打猛冲的战术攻击敌人的坚固据点，极少成功过。曹甸敌人的工事坚固，兵力较多。我军猛打猛冲不但胜利把握不大，并且将招致重大伤亡。
黄克诚建议，先扫清敌人据点外围工事，然后筑垒掘沟，逐渐消耗敌人。
华中指挥部没有采纳黄克诚的意见，仍采用猛打猛冲的战法。虽然突破了敌人的前沿阵地，终因敌核心阵地坚固，无法攻克，而我军却遭受较大的伤亡。
战斗没打好，上面却责怪黄克诚保守，作战乏力，撤了他的师长职务，只保留政委一职。
这次还算幸运，没有全撸，师政委还是正师职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