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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下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举行全校教师干部大会，中组部干部三局副局长赵凡宣读了梁桂的任免决定：任命梁桂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副部长级。
这是梁桂2010年11月从科技部交流到陕西任职以来的第二个单位、第三个岗位，也是首批中央交流到地方任职官员中，产生的至少第8名副部级官员。
一改挂职的交流方式，2010年8月，中组部首次从中央各部委及直属机构选派66名局级官员交流到地方任实职。这意味着这批官员以后的仕途存在变数：有可能在地方长期任职，也有可能提拔回中央。
三年后，他们的仕途如何？挂职变任职又带来了哪些变化？
已产生了8名副部级官员
5月，除了梁桂另有1名官员升任副部级。从国家工商总局交流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任盟长的刘俊臣，回到国家工商总局任副局长后，第一个调研地选在了内蒙古工商局。
《廉政瞭望》记者根据公开资料搜集整理的52名官员中，与刘俊臣升迁路径类似者，还有2人，都是回到原单位获提拔，与此前的挂职升迁路径类似。
梁桂等另外5人从正厅到副部的“华丽转身”则是在地方完成，成长路径各不相同。梁桂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任书记，走的是典型大学路径。从国土资源部交流到海南的冀文林，则一直在政府系统中任职，今年1月当选为副省长，尽管他之前只是海口市市长。而从审计署交流到吉林的王常松，任松原市委书记后，今年当选为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随着各地正部级官员调整完成，这批官员正在进入提拔的快车道。2012年，52人中还只有3人提拔为副省（部）；2013年时间尚未过半，就有5名获提拔。
没有获提拔的44名官员，也各有重用，除6名任副职外全部为地方或者部门正职，其中市委书记或直辖区区委书记6人，市长或直辖区区长13人，还有5人兼任县（市、区）委书记。
由于是任职而非挂职，这些官员的履历不再局限于一地。52名官员中，只有15名官员目前的任职跟履新时没有变动，其余的都已经在两个以上的地方任职，丰富了他们的仕途经历。
如邹天敬在2010年11月到山西之前，就一直在全国供销总社工作，基本没有基层工作经验。到山西后，他从太原市委常委到兼任迎泽区委书记，再到山西省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省、市、县三级岗位都没有落下。尤其是他任迎泽区委书记的2年，将在未来增大其上升空间。
竞争优势逐步显现
截止5月底，52名官员中只有4名回到原單位。中央显然不再把京官到地方任职当做其仕途的跳板，而是要求他们实在地在当地发展。
这些官员绝大多数将在交流地长期任职以获得提拔，他们面临的竞争也将会更激烈。从正厅到副部，地方的升迁几率小于2.5%。不过，他们具有自己的优势，并逐步显现。
首要的优势是年轻。首批交流官员平均年龄才46.5岁，年龄最小的41岁。他们基本上在大概42岁之前已经任正厅级职位，这在地方并不多见。到地方后，与同年纪的官员比，他们级别高；与同级别的官员比，他们年纪轻。
2009年一份对时任31个省份的省委书记履历的分析表明，他们初任地级市市委书记（或相当职务）的平均年龄为41岁，这样才能保证他们在大概53岁的时候升至正省部级。
在地方的多岗位任用，成为他们升迁的另一砝码。
2010年10月，喻红秋从全国总工会到贵阳任市委副书记。近半年后，她又获任遵义市委书记。在遵义1年后，她即当选为贵州省委常委，成为52名官员中第一个副部级官员。如此频繁的调动锻炼，对地方官员来是少有的。她的经历也印证了“小步快跑”这一升迁的不二法门。
与其他到地方的京官一样，他们长期在中央部委工作，积累了广泛的人脉资源，思维与眼界开阔，能站到更高层面思考问题，而且能一定程度超脱于地方人情网络，所以各地主政者也愿意将这些官员安排到重要岗位，比如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管理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地区和部门。而这些地区与岗位往往又是升迁的“福地”。
以杨省世为例，尽管他仍是正厅级，但在江苏每一次调动，都与江苏的区域战略吻合。
2010年11月从交通运输部交流到江苏镇江市委副书记的杨省世，在3个月后即调任连云港市长。在此一年前，江苏沿海开发战略刚上升为国家战略。在这个战略中，连云港占有重要的地位，被寄托成为在上海和青岛之间崛起一座特大型海港中心城市。
今年4月，杨省世回到镇江，出任镇江市委书记。在此前后，国家发改委印发《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规划》，南京、镇江、扬州三市提出多年的“宁镇扬大都市区”建设将面临的新的机遇。江苏寄望三地能再次引领、示范全国发展。
从挂到任，感触各不相同
2010年后，每年都有30多名官员以任职方式交流到地方。这正在成为中高级干部培养的新途径。与以往注重省部级官员到地方任职或者新进公务员直接到基层不同，这种方式更能巩固中间层次。
从挂到任，这些官员的感受如何呢？
曾任国家林业局新闻发言人的曹清尧到重庆市南川区任职以来，基本上很少在晚上一两点钟前入睡过。“白天要去基层，要开会，做研究；晚上要看文件，想办法。一个区有数十万的人口，你的每一个决策都直接影响到老百姓的生活，责任实在重大。”
从中央部委司长到地方官员，压力大基本上是他们共同感受。这既是因为他们身份的转变，也是因为地方对他们的期望。
“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对我们这批干部给予了很大的期望。”曹清尧说。南川区的一些退休干部曾经跟他说，你们这样的中央干部应该要多来一些。“我们就像是一个沟通上下的渠道，地方通过我们能更清楚地了解中央提出的宏观政策，而中央也能通过我们知道地方在具体实施这些政策时的问题。”
就公开报道来看，这批官员初到地方均表现得相对谨慎。
从财政部到湘潭任市长后，史耀斌选择的是“慎独”、“不语”。他来湘潭报到的第一天，就找来湘潭历年市委经济工作会议和“两会”报告材料。此后一连5天，他都待在房间里看材料。
通过一段时间的熟悉、磨合与锻炼过后，他们也开始将自己的思路在各地落实。
2012年，王晓东任张家口市委书记，提出张家口要进入“全方位对接首都新时代”，要通过与北京的全面合作，实现突破性、跨越式发展。
对接北京，是张家口的优势，也是劣势。为了服务首都，张家口必须做出一些牺牲，发展上有所取舍。张家口曾寄望得到北京的补偿，之后又希望承接北京的产业转移，均长期无果。
王晓东京官的身份，显然给张家口在与北京的博弈中，带来一点希望。2012年，北京与张家口签署《京张共建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合作协议》，开始在两地全产业链布局，涉及云计算、集成电路、高端装备、通用航空、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以及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
首批中央交流到地方任职官员中，至少产生了8名副部级官员。在未来仕途竞争中，他们的优势将进一步显现。
这是梁桂2010年11月从科技部交流到陕西任职以来的第二个单位、第三个岗位，也是首批中央交流到地方任职官员中，产生的至少第8名副部级官员。
一改挂职的交流方式，2010年8月，中组部首次从中央各部委及直属机构选派66名局级官员交流到地方任实职。这意味着这批官员以后的仕途存在变数：有可能在地方长期任职，也有可能提拔回中央。
三年后，他们的仕途如何？挂职变任职又带来了哪些变化？
已产生了8名副部级官员
5月，除了梁桂另有1名官员升任副部级。从国家工商总局交流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任盟长的刘俊臣，回到国家工商总局任副局长后，第一个调研地选在了内蒙古工商局。
《廉政瞭望》记者根据公开资料搜集整理的52名官员中，与刘俊臣升迁路径类似者，还有2人，都是回到原单位获提拔，与此前的挂职升迁路径类似。
梁桂等另外5人从正厅到副部的“华丽转身”则是在地方完成，成长路径各不相同。梁桂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任书记，走的是典型大学路径。从国土资源部交流到海南的冀文林，则一直在政府系统中任职，今年1月当选为副省长，尽管他之前只是海口市市长。而从审计署交流到吉林的王常松，任松原市委书记后，今年当选为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随着各地正部级官员调整完成，这批官员正在进入提拔的快车道。2012年，52人中还只有3人提拔为副省（部）；2013年时间尚未过半，就有5名获提拔。
没有获提拔的44名官员，也各有重用，除6名任副职外全部为地方或者部门正职，其中市委书记或直辖区区委书记6人，市长或直辖区区长13人，还有5人兼任县（市、区）委书记。
由于是任职而非挂职，这些官员的履历不再局限于一地。52名官员中，只有15名官员目前的任职跟履新时没有变动，其余的都已经在两个以上的地方任职，丰富了他们的仕途经历。
如邹天敬在2010年11月到山西之前，就一直在全国供销总社工作，基本没有基层工作经验。到山西后，他从太原市委常委到兼任迎泽区委书记，再到山西省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省、市、县三级岗位都没有落下。尤其是他任迎泽区委书记的2年，将在未来增大其上升空间。
竞争优势逐步显现
截止5月底，52名官员中只有4名回到原單位。中央显然不再把京官到地方任职当做其仕途的跳板，而是要求他们实在地在当地发展。
这些官员绝大多数将在交流地长期任职以获得提拔，他们面临的竞争也将会更激烈。从正厅到副部，地方的升迁几率小于2.5%。不过，他们具有自己的优势，并逐步显现。
首要的优势是年轻。首批交流官员平均年龄才46.5岁，年龄最小的41岁。他们基本上在大概42岁之前已经任正厅级职位，这在地方并不多见。到地方后，与同年纪的官员比，他们级别高；与同级别的官员比，他们年纪轻。
2009年一份对时任31个省份的省委书记履历的分析表明，他们初任地级市市委书记（或相当职务）的平均年龄为41岁，这样才能保证他们在大概53岁的时候升至正省部级。
在地方的多岗位任用，成为他们升迁的另一砝码。
2010年10月，喻红秋从全国总工会到贵阳任市委副书记。近半年后，她又获任遵义市委书记。在遵义1年后，她即当选为贵州省委常委，成为52名官员中第一个副部级官员。如此频繁的调动锻炼，对地方官员来是少有的。她的经历也印证了“小步快跑”这一升迁的不二法门。
与其他到地方的京官一样，他们长期在中央部委工作，积累了广泛的人脉资源，思维与眼界开阔，能站到更高层面思考问题，而且能一定程度超脱于地方人情网络，所以各地主政者也愿意将这些官员安排到重要岗位，比如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管理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地区和部门。而这些地区与岗位往往又是升迁的“福地”。
以杨省世为例，尽管他仍是正厅级，但在江苏每一次调动，都与江苏的区域战略吻合。
2010年11月从交通运输部交流到江苏镇江市委副书记的杨省世，在3个月后即调任连云港市长。在此一年前，江苏沿海开发战略刚上升为国家战略。在这个战略中，连云港占有重要的地位，被寄托成为在上海和青岛之间崛起一座特大型海港中心城市。
今年4月，杨省世回到镇江，出任镇江市委书记。在此前后，国家发改委印发《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规划》，南京、镇江、扬州三市提出多年的“宁镇扬大都市区”建设将面临的新的机遇。江苏寄望三地能再次引领、示范全国发展。
从挂到任，感触各不相同
2010年后，每年都有30多名官员以任职方式交流到地方。这正在成为中高级干部培养的新途径。与以往注重省部级官员到地方任职或者新进公务员直接到基层不同，这种方式更能巩固中间层次。
从挂到任，这些官员的感受如何呢？
曾任国家林业局新闻发言人的曹清尧到重庆市南川区任职以来，基本上很少在晚上一两点钟前入睡过。“白天要去基层，要开会，做研究；晚上要看文件，想办法。一个区有数十万的人口，你的每一个决策都直接影响到老百姓的生活，责任实在重大。”
从中央部委司长到地方官员，压力大基本上是他们共同感受。这既是因为他们身份的转变，也是因为地方对他们的期望。
“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对我们这批干部给予了很大的期望。”曹清尧说。南川区的一些退休干部曾经跟他说，你们这样的中央干部应该要多来一些。“我们就像是一个沟通上下的渠道，地方通过我们能更清楚地了解中央提出的宏观政策，而中央也能通过我们知道地方在具体实施这些政策时的问题。”
就公开报道来看，这批官员初到地方均表现得相对谨慎。
从财政部到湘潭任市长后，史耀斌选择的是“慎独”、“不语”。他来湘潭报到的第一天，就找来湘潭历年市委经济工作会议和“两会”报告材料。此后一连5天，他都待在房间里看材料。
通过一段时间的熟悉、磨合与锻炼过后，他们也开始将自己的思路在各地落实。
2012年，王晓东任张家口市委书记，提出张家口要进入“全方位对接首都新时代”，要通过与北京的全面合作，实现突破性、跨越式发展。
对接北京，是张家口的优势，也是劣势。为了服务首都，张家口必须做出一些牺牲，发展上有所取舍。张家口曾寄望得到北京的补偿，之后又希望承接北京的产业转移，均长期无果。
王晓东京官的身份，显然给张家口在与北京的博弈中，带来一点希望。2012年，北京与张家口签署《京张共建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合作协议》，开始在两地全产业链布局，涉及云计算、集成电路、高端装备、通用航空、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以及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
首批中央交流到地方任职官员中，至少产生了8名副部级官员。在未来仕途竞争中，他们的优势将进一步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