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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湖北荆州籍作家王十月的长篇小说《收脚印的人》有着鲜明的元虚构与魔幻叙事的先锋性，但是此种形式先锋性不是为了凸显叙事的话语游戏，而是为了落实其济世度人的写作旨趣。从物质诗学角度来看，《收脚印的人》以其符号物质性、叙事物质性与事件物质性的文学实践展现了唯物主义的写作立场与现实关怀，以“大虚构”的先锋叙事重新书写“大真实”的历史事件，不仅凸显了王十月一贯所秉持的具有理想主义底色的现实主义文学立场，更彰显了文学实践活动作为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以自己的特定方式改变现实、改造世界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收脚印的人》;物质诗学;符号物质性;叙事物质性;事件物质性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768（2021）03-0058-07
被称作打工文学领军人物的湖北荆州籍作家王十月201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收脚印的人》与他之前描写打工生活的其它长篇小说《无碑》与《米岛》有着显著的不同，那就是《无碑》与《米岛》从宏观角度分别对无数无名打工者怀抱着梦想在城市漂泊及其所遭受的种种隐痛，以及农村面临污染与空心化等困境迫使打工者离开家乡进城打工的现实进行史诗性社会书写，而《收脚印的人》则是从微观角度对打工群体所遭受的隐痛与如何面对此种隐痛的个人性心灵书写。学界都一致注意到《收脚印的人》的元虚构与魔幻叙事的先锋性，但是此种叙事先锋性不是为了凸显叙事的话语游戏，而是为了落实作家济世度人（1）的写作旨趣。所以有学者说《收脚印的人》是披着现代主义色彩而有着浓厚现实关怀的现代现实主义小说，甚至是当代的《狂人日记》（2）。从物质诗学（3）的角度解读这部充满元虚构与魔幻色彩的小说，可以看到其疯癫与魔幻背后，以其符号物质性、叙事物质性与事件物质性的文学实践彰显了作家王十月文学创作的唯物主义立场与现实关怀。打破了传统先锋叙事沉迷于叙事圈套之流弊，以“大虚构”的先锋叙事重新书写“大真实”的历史事件，凸显了王十月一贯所秉持的具有理想主义底色（4）的现实主义文学立场。
一、符号物质性
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为代表的传统诗学理论固守符号与意义的物理性与封闭性不同，深受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物质诗学强调符号与意义的社会物质性（5），即符号文本不仅与伴随文本互相指涉组成互文性的社会关联，甚至符号文本的意义也是动态的社会性生成，并作为参与和改变社会现实的客观物质力量。《收脚印的人》以主人公王端午死前通过“收脚印”的方式重走自己一生的故事作为核心文本，把艾略特的诗歌《荒原》、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以及鲁迅的散文诗《野草》等核心伴随文本群吸纳进来组成一个“全文本”，隐射了包括主人公在内的部分国人面对权力与资本对打工群体伤害的历史现实选择保持沉默或选择性遗忘，在灵魂状态上呈现出怯懦、善忘与缺乏忏悔的精神荒原景象，隐喻灵魂的复活之难。
按照学者赵毅衡的说法，符号文本都是文本与伴随文本的结合体，伴随文本（6）是指“文本有许多附加因素，这些因素严重影响我们对文本的解释，经常不算作文本的一部分”[1]122。而全文本是指核心文本吸纳核心伴随文本，使核心伴随文本成为文本的一部分，在解释符号文本时发挥至关重要作用的现象[1]124-125。其中《收脚印的人》的核心文本是主人公王端午以荆州民间传说，即人死前要收完自己一生走过的脚印来回顾自己充满诗意、痛苦与愧疚的人生，以副文本的艾略特的《荒原》，型文本与前文本的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鲁迅的散文诗《野草》作为核心伴随文本。作为副文本的《荒原》以标题和题词的形式出现在《收脚印的人》当中，《收脚印的人》另一个题目是《我要给你看恐惧在一把尘土里》，题词是出自《荒原》第一章“死者葬仪”：
我要指点你一件事，它既不像你早起的影子，在你后面迈步;/也不像傍晚的，站起身来迎着你;/我要给你看恐惧在一把尘土里[2]。
《荒原》的“死者葬儀”隐喻现代西方人虽生犹死，王十月用来暗喻部分国人面对打工群体所受到权力与资本侵害的事实视而不见，而选择遗忘与逃避并怯懦地活着。王十月曾在接受《长江商报》的访谈也特别强调《收脚印的人》“这部书一度有三个标题，一是‘荒原’，二是‘我要给你看恐惧在一把尘土里’。三是现有的标题。我在题记中引用了艾略特《荒原》里的诗句。我想要给读者看的恐惧，其深层次是我们在未来完成复活，拒绝自我救赎。我在文中对这种恐惧进行了大量书写与批判”[3]。作为型文本的《复活》《野草》都是属于关注人类良知与心灵救赎的类似题材，二者唯一的区别是前者以聂赫留朵夫的良心的复活作为《收脚印的人》的理想指引与精神救赎，后者是写鲁迅面对启蒙失败与兄弟失和等心灵苦闷作为《收脚印的人》的现实批判与精神荒原;作为前文本的《复活》《野草》都以引文和暗示的方式告诉我们《收脚印的人》与二者存在深刻的互文性关联。在小说扉页、第一章、最后一章明确指出此小说是受到艾略特的《荒原》、托尔斯泰的《复活》、鲁迅的《野草》等世界文学经典的影响而创作。
作为物质性的文学符号文本是对我们现实生活的特定艺术表达，但是这种表达不是孤立与封闭的，而是与其它文学文本存在着或隐或显的社会物质性关联与指涉，并作为一种改变社会现实的客观物质力量与文学实践活动而存在。赵毅衡指出，作为文本与伴随文本结合体的符号文本携带了大量的社会约定和文化联系，这些约定和联系不一定显现于文本之中，而是隐藏于文本之后，文本之外，或文本边缘。因此，符号文本成为一个充满了社会文化因素的复杂社会构造[1]122。罗兰·巴特也有类似说法，符号意义的生成并不是静止的，而是受社会环境所制约的，就像流行现象一样没有固定意义，而是不断更新，并绝不脱离现实的意指作用的动态过程[4]。雷蒙·威廉斯亦持相似观点，符号表意行为“既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物质过程，即符号制作，又在其特有的核心性质上是一种实践意识，因而从一开始它就牵涉进人类所有其他的社会活动和物质活动之中”[5]。 如果说《收脚印的人》以艾略特的《荒原》与鲁迅的《野草》来隐喻当代部分国人精神荒原的灰暗景象，那么《复活》则表征国人精神复活与救赎的理想图景。王十月也说过：“《复活》是这部长篇小说的精神底色。这也是我为什么在开篇用大量笔墨写去俄罗斯，去托翁故居经历这一看似与后面的故事无关的篇章的用意所在。一边是复活，一边是荒原。我写的是中国版的‘复活’的故事。显然，我的小说中，人物未来完成复活，这意味着，荒原依然存在。我指的是中国人的精神荒原。记录历史重要，以史为鉴更为重要”[3]。《荒原》《野草》作为主人公王端午自己与某些国人精神荒原的显性主线与症候表征，《复活》作为连接主人公王端午的过去与现在的隐含主线与精神救赎。《复活》是自杀女孩陆北川的唯一遗物，《复活》先是出现在主人公和作为来自北川的女友夏天的生活当中，后来王端午又把《复活》给上大学的儿子被儿子所拒绝。他们都无法理解主人公多年来受良心折磨的精神世界;主人公王端午受《荒原》影响，写了两个不同版面的未完成的小说《荒原纪事》：一个版本是在打工女孩陆北川被逼自杀死亡后还续写了陆北川没有死亡而是成为惩恶扬善的复仇女杀手云雀;另一个版本是老板刘正确从一无所有的打工仔成为风光无限但是充满罪恶与内心不安的富豪，最后决定在五月份自杀。他自杀前随手翻开《荒原》第一章第一行诗句“我要死”成为他自杀的直接动因，与王端午昔日的兄弟老板李中标以大力行善来掩盖昔日罪恶，虚假地活着成为鲜明地对比。
另外，作为前文本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资本论》与《收脚印的人》存在互文性关系，并借用马克思之口批判资本的消极作用。《收脚印的人》借主人公王端午之口说出了资本的正向价值与负向价值：
我认为，每一个改革开放的获利者，无论是像李中标这样获得了金钱，还是像黄德基这样获得了权力，或者说像我这样获得了名声的获利者，我们都是有罪的人。……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些地方政府对于无视人道、法律的做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在政策上一边倒地倾向资本，在劳工和资本发生冲突时，无条件地站在了一邊，于是，资本的利益得到了最大化。用马克思的话说，资本来到人间，每个毛孔里都沾满了肮脏的东西[6]131-132。
资本不仅“以肮脏的方式积累”，甚至还有“对环境的毁灭性破坏”[6]132。王十月自己坦陈，他面对当下中国现实感到困惑的时候之所以求助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等书籍，是因为其他知识分子的诸种学说无法让他完全信服，他只有读《资本论》之类的书才能让他看清楚中国的现实[7]。
二、叙事物质性
经典叙事学关注的是叙事与内在意义，但是以后殖民、女性主义、修辞叙事、跨媒介叙事、认知叙事等为代表的后经典叙事则关注作为话语的叙事，以及叙事与接受、语境、权力与意识形态等文化实践，但是此种研究过分追求话语的修辞性与能指狂欢会导致文学研究沦为与现实无涉的隐喻性话语游戏，而物质诗学恰恰恢复叙事的现实介入性 （7） 。伊格尔顿指出，叙事不仅仅是形式与意识形态，叙事本身同时也是物质性的。“生产艺术作品的物质历史几乎就刻写在作品的肌质和结构、句子的样式或叙事角度的运用、韵律的选择或修辞手法里”[8]。大卫·哈维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固然强调物质实践的重要性与优先性，但绝不是唯一性，“物质实践并非唯一的变迁杠杆，但是它们是这样一种环节，所有其他的作用和力量包括物质实践内部的作用和力量都必须聚集其上，以便变迁成为经验和物质的现实而不会仍然是一种想象和虚构”[9]。
《收脚印的人》采用魔幻叙事、元叙事与疯癫叙事的后现代主义手法写作对于曾经存在真实的收容遣送制度等现实进行批判与介入。
首先，魔幻叙事的物质性。詹姆逊指出，传奇与浪漫主义等魔幻叙事在世俗与祛魅的现代社会作为文类被运用不是为了让读者相信它是真实性存在，而是作为异质的因素、文类和话语共存于更复杂的共时性文本结构之中，“在非常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被重新占用和改变时，这种信息会持续存在，但在功能方面却必须被算作新形式”[10]131，并且“可以解读为旧形式的神奇的残存，它们在世俗社会里已经被降低到个人迷信的地步”[10]123。小说《收脚印的人》王端午死前通过收脚印回顾自己一生的魔幻叙事取材于荆楚巫鬼文化的传统（8）。此种魔幻叙事如果放在五四运动之前的中国社会，人们会相信这种魔幻是真实存在，但是经过科学与民主现代思想洗礼的当代中国却被当作个人迷信。从物理真实与科学真实角度来说，人面临死亡要去收自己一生走过的路的脚印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从艺术真实的角度来说却是可信的，也是主人公审视自己人生的途径（9）。多年以来，主人公王端午面对当年自己作为帮凶迫害打工妹陆北川跳河致死的罪行，一直都以写作来逃避内心的不安，可是直到面临死亡，他才有勇气去面对自己当年的罪行。王端午以收脚印的方式回顾自己的一生，向读者生动而详细地坦白自己当年的罪行与回到犯罪现场，“回到过去，收回遗落在岁月深处的脚印，是让真相重现最有效的途径”[6]145，真正是做到把小说当作社会力量来改变社会与反映风俗的民族志，以魔幻叙事手法却带来故事真实性的艺术效果与政治效果。
其次，元叙事的物质性对现实的批判。元叙事以具有自我意识的叙述者，和以指点为代表的公开评论为主要特征。具有自我意识的叙述者是指“叙事者或多或少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并出面说明自己在叙述。”“这类叙事者在作品中有意流露出写作的痕迹，津津乐道于把叙述行为作为叙述的对象”[11]46-47。同时叙述者对故事进行理解和评论，特别是“指点”“对叙事形式的挑明，即为什么写这部作品，如何构思、编排等”[11]108。在《收脚印的人》当中主人公故意向读者暴露创作过程，同时夹杂他对现实、生命、时间与记忆等问题的评论，形成杂语体与复调性文本，这些议论本身就是对现实有的放矢与干预。后经典叙事对经典叙事发展特点之一就是关注叙事的意识形态转向。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一书中就强调，叙事作为一种社会的象征行为，是对社会现实矛盾的想象性解决，具有明显的政治性或意识形态性。王十月就强调过，“因为是大真实，处理这样的题材，反而要大虚构。读者读这样一个不大真实的小说，如果感受到的是大真实，我的书写就成功了”[3]。比如在小说第四章引用王十月的散文《关卡》影射城市以边防证等“正常程序”对打工者的侵害，虽然今天中国已经废除了边防证等有形关卡，但是无形的关卡仍长期横亘在社会当中：“有‘层’的存在，就有隔膜存在。每个层与层之间，隔着的正是一道道的南头关。有形的南头关并不难拆除，然而无形的南头关，在可以想见的将来，还将横亘在人们的心中”[6]87。接着王端午对这篇散文进行评价，认为这篇散文写出了他的心声：“这是王十月的文章，可我有时觉得，这些文字分明是我所写。或者说他说出了我的心里话”[6]87。 最后，疯癫叙事的物质性恰恰批判了资本与权力的合谋对真实历史遮蔽。通常读者对叙述者较信赖，很少怀疑叙述者的描述和评价，但是我们要谨防疯癫、白痴与口是心非等等的不可靠叙述者，“他们或言辞偏颇，或者口是心非，若读者信以为真，就会上当受骗”[11]213。特别是要注意反讽型的不可靠叙述者，这类叙述者明明是一个很清醒的讲故事的人，“往往口是心非，言此而及彼，似乎在肯定某件事时骨子里却在否定它”[11]214。《收脚印的人》主人公王端午就是看似疯癫，其实自己很清醒的反讽型不可靠叙述者。整篇小说就是主人公王端午为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他所陈述当年的罪行都是真实，面向读者的辩护词，而决定王端午是否有罪的法官就是各位读者。王端午知道自己行将死亡，他要求当年另外两个主犯公安局长黄德基与老板李中标一起去公安局自首坦白罪行，但是另外两人拒绝认罪。王端午以请客喝酒之名欲毒死二人，结果李中标被毒死，机警的黄德基没有上当，最后王端午被黄德基运用权力诬蔑为精神病。实际上小说中王端午关于打工博物馆选址的建议恰恰证明了他精神的健全与理性，但是以黄德基为代表的权力企图遮蔽历史的隐痛与伤口。小说中说到官方想建一个打工博物馆，在选址的时候媒体采访了王端午，王端午建议选址在南头关，因为多少打工者的辛酸与悲喜剧在这里集中上演，最后官方拒绝了王端午的提议，把一处旧厂房改建为打工博物馆，因为官方认为“工厂更能代表中国制造的光荣历史，”而南头关“代表的却是中国制造背后的伤口”[6]81。但是王端午对过去罪恶历史充满真实性与现场感的描述却又是通过“收脚印”这种其他人看不到，只有临死之人才能看到的具有私人性与魔幻性手段得以实现的，所以他所说的一切在正常人看来就是疯言疯语的非理性话语，无法让人相信，又形成对他清醒证词的消解，达到反讽型修辞效果。
三、事件物质性
传统文本主义与历史主义认为文学与历史是存在等级关系的，要么文学优先于历史，要么历史优先于文学;同样，传统形式主义与社会历史批评则各执一端，或者是文学放逐社会现实凸显文本自身，或者是文学被社会现实凌驾于其上成为其婢女与陪衬。而作为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底色的物质诗学则认为，作为事件的文学是历史与社会现实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物质实践的文学事件（10）与历史、社会现实相互影响与塑造。以伊格尔顿为代表的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文学事件理论侧重文学的物质性即语言物质性与社会物质性的连通性，即文学事件是话语行为事件、历史文化事件与社会能量事件的三元辩证关系[12]，打破了传统诗学当中文本之内与文本之外对立，抑或说是文学与历史，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对立，使二者成为相互开放，相互塑造的物质性关系。
文学事件与历史相互影响与塑造。保罗·德曼认为，任何被铭写的文本“不仅是对历史的‘反映’或‘表达’，文本本身即是一種社会历史的物质性‘事件’，是塑造历史的能动力量，也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13]。文学事件不是传统历史观当中文学仅仅是对历史的镜像式的被动地反映，而是主动对历史进程进行塑造的能动物质力量。伊格尔顿也有类似说法，作为文学事件的诗歌语言物质性与社会物质性密不可分，“诗的物身（material body）得以向自身以外的世界敞开恰恰归功于它的内部作业。这一点适用于所有的语言，但诗歌的表现最为典型。诗的质地越细密就越自为地存在，同时就能够越指向它之外的事物”[14]。文学事件是作家对于历史变迁的情感性与精神性的审美表达，这种情感与精神是建立在特定社会实践经验之上，把历史状况物质化在文本当中，并对历史产生物质性影响。《收脚印的人》是王十月对改革开放资本积累过程当中曾经存在的收容遣送、边防证等等隐痛带来的“恐惧”历史进行文学书写与批判。王十月小说一贯都以恐惧为主题，《收脚印的人》曾经取名为《我要给你看恐惧在一把尘土里》，是被罪恶造成的恐惧，“对历史与罪恶的回避，才是最大的恐惧”[15]。即使是王十月最新创作的“未来现实主义”的科幻小说集《如果末日无期》也是书写他对高速发展的科技的无可预测的“恐惧”[15]。
文学事件与社会现实相互影响。传统的形式主义诗学与社会历史批评都在关于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上各执一端，而作为事件的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则是关系性存在。按照格林布拉特的说法，社会能量是社会现实变迁的动力，而文学文本则是社会能量流通的场域，与社会事件得以表演的平台。社会能量是零散、朴素的情感能量或力量碎片，但是此种能量是超个体的积极或消极的情感或力量。作为审美的社会能量能超越单个主体而到达特定群体，甚至引起不同阶层与信仰的人们的哀乐等复杂情感。并且此种社会能量经过审美编码与时间考验储存在审美形式当中，“不论经过多少次的变形和重塑，它们都仍旧包含着最初被编码进去的社会能量”[16]，在不同的语境与时空中持续进行能量流通与产生影响。反之，未经审美锻造的日常社会能量则消逝在历史长河中。
资本推动下的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我们的主流媒体、学术界与官方都有意无意淡化了这个无数奉献了自己青春与血汗的无名打工群体的巨大推动作用，以及资本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他们以看似中性“人口红利”四字抹杀了这个无名群体的巨大贡献。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打工者所遭受的暂住证、收容遣送等历史创伤与暗面会逐渐被人们所遗忘，所以《收脚印的人》当中的作家王端午质疑人们忘记国家经济腾飞背后那些无数廉价劳动力与血汗工厂的贡献，他要呐喊，“要喊出这些即将被尘封的事实”[6]104，把打工群体所遭受的苦难以及所产生的种种愤懑与痛苦等社会能量以审美文学的方式记录下来，因为他“不想就这样无声无息来到世界，又消没声息地离开。我要为我们这一代人的苦难作证”[6]110。正如小说之所言：
但最大的可能是，王十月和我一样，还有许多张十月李十月，太多的人，有过相同和相似的经历，我们所经历的，其实是一代人所经历的。如果我讲的是一部小说，那么，我的个人故事，就跳出了猎奇与个案，有了宏大的时代背景了[6]89。 主人公作家王端午、企业家李中标、公安局长黄德基、打工者马友贵他们四个人面对20年前在“溪头镇”共同犯下迫使打工妹陆北川自杀的罪恶，使他们四个人的命运与精神状态发生巨大改变：或者良心不安地活着（李中标），或者抱着赎罪之心痛苦地活着（王端午），或者冷漠地活着（黄德基），或者麻木地活着（马友贵）。小说还描写了王端午与女友夏天，与恋人阿立之不同命运——王端午与夏天谈恋爱是因为她来自于自杀女孩陆北川的家乡北川，女友夏天对王端午多年来执着于为昔日罪恶忏悔，甚至以收脚印的方式回到过去的种种行为经历了从不相信到相信，从不理解到理解的过程;王端午与恋人阿立因为晚上约会没有带暂住证而被送进收容所最后天各一方，一直到临死前他们的灵魂要收脚印时彼此才相见。所以“这个以个人经历为主的叙事其纵深度和视野均得到极大的扩展，从时间上来说，个人经历与一个群体/阶层的分化联系在一起，从空间上来说，个人经历又与各个群体/阶层的生活产生交集”[17]。所以作家于威这样评价到：“《收脚印的人》是一个人的心灵史，却又属于无限而模糊的广阔的人群”[18]。
四、结语
从物质诗学来说，王十月长篇小说《收脚印的人》以其符号物质性、叙事物质性与事件物质性的文学实践展现了唯物主义的写作立场与现实关怀，打破了先锋文学极端强调文本封闭性与传统现实主义文学过分推崇社会历史的文学困境，以“大虚构”的先锋叙事重新书写“大真实”的历史事件。同是打工作家的曾楚桥曾这样评价王十月作品批判现实的巨大勇气与力度：“作为写作者，很多人并不愿意也不可能把伤口翻给读者看，因为那很可能就是作家内心最不为人所知的黑。王十月和别的写作者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敢于翻出那血淋淋的伤口，他甚至指着那伤口对所有人说，看，这个地方曾生过蛆。勇于面对才彰显其批判现实的力度”[19]。《收脚印的人》以巨大的艺术勇气与强有力的笔触向读者袒露主人公的内心伤口并为“依然被遮蔽的过往”作证，不仅凸显了王十月一贯所秉持的具有理想主义底色的现实主义文学立场，更彰显了文学实践活动作为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以自己的特定方式改变现实、改造世界的艺术魅力。
注释：
（1）王十月在不同场合说过，他的文学追求不是度自己的小道文学（小乘文学），而是度众生的大道文学（大乘文学）。分别参见 王十月：《创作自述：一些寻常话》，《小说评论》2018年第5期;王十月：《小乘与大乘》，《当代文坛》2009年第3期。
（2）徐威指出，《收脚印的人》是披着现代主义外衣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李俏梅认为，“‘收脚印’，这个途径意味着王端午所有的话都是诞妄，都是精神分裂症的臆想，真实的历史无人相信，于是《收脚印的人》成为另一部含义深远的《狂人日记》”。参见 徐威《自省的姿态与未竟的救赎——论王十月<收脚印的人>》，《当代文坛》2017年第2期;李俏梅《作为时代在场者的见证文学——论王十月的小說》，《新文学评论》2019年第2期。
（3）综合国内学者物质诗学的主要提出者张进教授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立场，本文所运用的物质诗学理论是指从物质性角度阐释包括符号物质性、历史物质性、事件物质性等等在内的文学活动的理论，坚持物质性对文学文化的基础性构成作用为前提，同时也坚持从文化/历史的角度阐释物质性，强调物质性的诗性内涵、文化属性的相对独立性与精神属性。作为物质性的文学文化活动是一种创造意义、改变现实的物质实践力量。参见 张进《物质性诗学》，《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4期;张进《通向一种物性诗学》，《兰州学刊》2016年第5期。
（4）王十月曾经说，文学家要为政治家、商人等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游戏的玩家制定更高的人的准则，那就是人道主义。谢有顺则认为王十月赓续了鲁迅开创的在自我与私人的尺度的“密室写作”外更注重天地，受天道人心规约的“旷野写作”。王十月面向时代发言，特别是关注部分人群的精神荒原的强力写作则构成其理想主义为底色的现实主义。分别参见王十月：《抖音谈艺录》，《红岩》2020年第5期;谢有顺：《现实主义者王十月——主持人语》，《当代文坛》2009年第3期。
（5）张进认为，符号的社会物质性立足于符号的物理物质性，符号的社会物质性意味着语言符号不仅是携带各种社会矛盾、冲突与对话的斗争焦点，还是意识形态的载体与表征。文化研究，特别是英国文化唯物主义更是将文化视为一种“物质形式”，可以看作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强化与淡化。说是强化是为唯物主义注入精神，说是淡化是模糊了唯物主义当中经济与文化的森严界限。 参见 张进《物质性诗学》，《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4期。
（6）伴随文本有三类六种，分别为显性伴随文本、生成性伴随文本与解释性伴随文本等三类文本。显性伴随文本有副文本与型文本，生成性伴随文本有前文本，解释性伴随文本有评论文本、链文本与先后文本。其中显性伴随文本是指完全“显露”在文本表现层的伴随因素，它们比文本更为醒目，包括书籍的标题、题词、序言等等作为文本框架因素的副文本，以及表明文本所从属同一题材，同一风格与同一派别等等集群的型文本，即“文化背景规定的文本归类方式”。生成性伴随文本是指“文本生成过程中，各种因素留下的痕迹。”包括引文、典故、戏仿与暗示在内的先前的文本对此文本所产生影响的前文本。特别要指出的是，赵毅衡先生强调他的“伴随文本”概念与克里斯蒂娃的“文本间性”概念不一样。克里斯蒂娃的“文本间性”没有落实到符号的文本形态，而赵毅衡先生提出的“前文本”相当于克里斯蒂娃的“文本间性”概念。参见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修订版），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139-147页。
（7）张进认为，从“语言运作”来考察“物质经验”的来龙去脉，是理解和解释文学的物质性的基本途径。参见 张进《物质性诗学》，《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4期。
（8）王十月强调，以收脚印为代表的荆楚巫鬼文化是他人生底色之一。“我出生在湖北荆州，楚文化发源地。从小在巫鬼文化氛围中长大，这些神秘未知的东西，是我骨里的。事实上，对我影响最深的，一是打工生活，另一个就是荆楚大地的巫鬼文化。”参见《70后青年作家系列之王十月：收脚印的人》，《青年报》2016年12月25日第（A02）版。 （9）关于小说《收脚印的人》的取名原因，王十月这样回答：“我认为这是一种时间旅行。人是健忘的，记忆是不可靠的。通过‘收脚印’回到过去，意味着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参见 唐诗云《王十月：我用写作来完成自我救赎》，《长江商报》2015年12月21日第（A22）版。
（10） 综合国内外关于“文学事件”理论的研究成果，文学事件的理论内涵大致存在三個维度：作为话语维度的文学事件，作为真理维度的文学事件以及作为社会维度的文学事件。江守义认为，文学事件的内涵包括语言维度的话语行为事件，以及社会维度的文学作为伦理道德事件、社会文化事件乃至政治事件。刘欣指出，文学事件包括话语维度的创造意义，和真理维度的文学承载真理。分别参见 江守义《文学事件的两个维度》，《中国文学研究》2017年第3期;刘欣《西方文论关键词：事件》，《外国文学》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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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好义]
关键词：《收脚印的人》;物质诗学;符号物质性;叙事物质性;事件物质性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768（2021）03-0058-07
被称作打工文学领军人物的湖北荆州籍作家王十月201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收脚印的人》与他之前描写打工生活的其它长篇小说《无碑》与《米岛》有着显著的不同，那就是《无碑》与《米岛》从宏观角度分别对无数无名打工者怀抱着梦想在城市漂泊及其所遭受的种种隐痛，以及农村面临污染与空心化等困境迫使打工者离开家乡进城打工的现实进行史诗性社会书写，而《收脚印的人》则是从微观角度对打工群体所遭受的隐痛与如何面对此种隐痛的个人性心灵书写。学界都一致注意到《收脚印的人》的元虚构与魔幻叙事的先锋性，但是此种叙事先锋性不是为了凸显叙事的话语游戏，而是为了落实作家济世度人（1）的写作旨趣。所以有学者说《收脚印的人》是披着现代主义色彩而有着浓厚现实关怀的现代现实主义小说，甚至是当代的《狂人日记》（2）。从物质诗学（3）的角度解读这部充满元虚构与魔幻色彩的小说，可以看到其疯癫与魔幻背后，以其符号物质性、叙事物质性与事件物质性的文学实践彰显了作家王十月文学创作的唯物主义立场与现实关怀。打破了传统先锋叙事沉迷于叙事圈套之流弊，以“大虚构”的先锋叙事重新书写“大真实”的历史事件，凸显了王十月一贯所秉持的具有理想主义底色（4）的现实主义文学立场。
一、符号物质性
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为代表的传统诗学理论固守符号与意义的物理性与封闭性不同，深受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物质诗学强调符号与意义的社会物质性（5），即符号文本不仅与伴随文本互相指涉组成互文性的社会关联，甚至符号文本的意义也是动态的社会性生成，并作为参与和改变社会现实的客观物质力量。《收脚印的人》以主人公王端午死前通过“收脚印”的方式重走自己一生的故事作为核心文本，把艾略特的诗歌《荒原》、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以及鲁迅的散文诗《野草》等核心伴随文本群吸纳进来组成一个“全文本”，隐射了包括主人公在内的部分国人面对权力与资本对打工群体伤害的历史现实选择保持沉默或选择性遗忘，在灵魂状态上呈现出怯懦、善忘与缺乏忏悔的精神荒原景象，隐喻灵魂的复活之难。
按照学者赵毅衡的说法，符号文本都是文本与伴随文本的结合体，伴随文本（6）是指“文本有许多附加因素，这些因素严重影响我们对文本的解释，经常不算作文本的一部分”[1]122。而全文本是指核心文本吸纳核心伴随文本，使核心伴随文本成为文本的一部分，在解释符号文本时发挥至关重要作用的现象[1]124-125。其中《收脚印的人》的核心文本是主人公王端午以荆州民间传说，即人死前要收完自己一生走过的脚印来回顾自己充满诗意、痛苦与愧疚的人生，以副文本的艾略特的《荒原》，型文本与前文本的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鲁迅的散文诗《野草》作为核心伴随文本。作为副文本的《荒原》以标题和题词的形式出现在《收脚印的人》当中，《收脚印的人》另一个题目是《我要给你看恐惧在一把尘土里》，题词是出自《荒原》第一章“死者葬仪”：
我要指点你一件事，它既不像你早起的影子，在你后面迈步;/也不像傍晚的，站起身来迎着你;/我要给你看恐惧在一把尘土里[2]。
《荒原》的“死者葬儀”隐喻现代西方人虽生犹死，王十月用来暗喻部分国人面对打工群体所受到权力与资本侵害的事实视而不见，而选择遗忘与逃避并怯懦地活着。王十月曾在接受《长江商报》的访谈也特别强调《收脚印的人》“这部书一度有三个标题，一是‘荒原’，二是‘我要给你看恐惧在一把尘土里’。三是现有的标题。我在题记中引用了艾略特《荒原》里的诗句。我想要给读者看的恐惧，其深层次是我们在未来完成复活，拒绝自我救赎。我在文中对这种恐惧进行了大量书写与批判”[3]。作为型文本的《复活》《野草》都是属于关注人类良知与心灵救赎的类似题材，二者唯一的区别是前者以聂赫留朵夫的良心的复活作为《收脚印的人》的理想指引与精神救赎，后者是写鲁迅面对启蒙失败与兄弟失和等心灵苦闷作为《收脚印的人》的现实批判与精神荒原;作为前文本的《复活》《野草》都以引文和暗示的方式告诉我们《收脚印的人》与二者存在深刻的互文性关联。在小说扉页、第一章、最后一章明确指出此小说是受到艾略特的《荒原》、托尔斯泰的《复活》、鲁迅的《野草》等世界文学经典的影响而创作。
作为物质性的文学符号文本是对我们现实生活的特定艺术表达，但是这种表达不是孤立与封闭的，而是与其它文学文本存在着或隐或显的社会物质性关联与指涉，并作为一种改变社会现实的客观物质力量与文学实践活动而存在。赵毅衡指出，作为文本与伴随文本结合体的符号文本携带了大量的社会约定和文化联系，这些约定和联系不一定显现于文本之中，而是隐藏于文本之后，文本之外，或文本边缘。因此，符号文本成为一个充满了社会文化因素的复杂社会构造[1]122。罗兰·巴特也有类似说法，符号意义的生成并不是静止的，而是受社会环境所制约的，就像流行现象一样没有固定意义，而是不断更新，并绝不脱离现实的意指作用的动态过程[4]。雷蒙·威廉斯亦持相似观点，符号表意行为“既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物质过程，即符号制作，又在其特有的核心性质上是一种实践意识，因而从一开始它就牵涉进人类所有其他的社会活动和物质活动之中”[5]。 如果说《收脚印的人》以艾略特的《荒原》与鲁迅的《野草》来隐喻当代部分国人精神荒原的灰暗景象，那么《复活》则表征国人精神复活与救赎的理想图景。王十月也说过：“《复活》是这部长篇小说的精神底色。这也是我为什么在开篇用大量笔墨写去俄罗斯，去托翁故居经历这一看似与后面的故事无关的篇章的用意所在。一边是复活，一边是荒原。我写的是中国版的‘复活’的故事。显然，我的小说中，人物未来完成复活，这意味着，荒原依然存在。我指的是中国人的精神荒原。记录历史重要，以史为鉴更为重要”[3]。《荒原》《野草》作为主人公王端午自己与某些国人精神荒原的显性主线与症候表征，《复活》作为连接主人公王端午的过去与现在的隐含主线与精神救赎。《复活》是自杀女孩陆北川的唯一遗物，《复活》先是出现在主人公和作为来自北川的女友夏天的生活当中，后来王端午又把《复活》给上大学的儿子被儿子所拒绝。他们都无法理解主人公多年来受良心折磨的精神世界;主人公王端午受《荒原》影响，写了两个不同版面的未完成的小说《荒原纪事》：一个版本是在打工女孩陆北川被逼自杀死亡后还续写了陆北川没有死亡而是成为惩恶扬善的复仇女杀手云雀;另一个版本是老板刘正确从一无所有的打工仔成为风光无限但是充满罪恶与内心不安的富豪，最后决定在五月份自杀。他自杀前随手翻开《荒原》第一章第一行诗句“我要死”成为他自杀的直接动因，与王端午昔日的兄弟老板李中标以大力行善来掩盖昔日罪恶，虚假地活着成为鲜明地对比。
另外，作为前文本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资本论》与《收脚印的人》存在互文性关系，并借用马克思之口批判资本的消极作用。《收脚印的人》借主人公王端午之口说出了资本的正向价值与负向价值：
我认为，每一个改革开放的获利者，无论是像李中标这样获得了金钱，还是像黄德基这样获得了权力，或者说像我这样获得了名声的获利者，我们都是有罪的人。……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些地方政府对于无视人道、法律的做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在政策上一边倒地倾向资本，在劳工和资本发生冲突时，无条件地站在了一邊，于是，资本的利益得到了最大化。用马克思的话说，资本来到人间，每个毛孔里都沾满了肮脏的东西[6]131-132。
资本不仅“以肮脏的方式积累”，甚至还有“对环境的毁灭性破坏”[6]132。王十月自己坦陈，他面对当下中国现实感到困惑的时候之所以求助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等书籍，是因为其他知识分子的诸种学说无法让他完全信服，他只有读《资本论》之类的书才能让他看清楚中国的现实[7]。
二、叙事物质性
经典叙事学关注的是叙事与内在意义，但是以后殖民、女性主义、修辞叙事、跨媒介叙事、认知叙事等为代表的后经典叙事则关注作为话语的叙事，以及叙事与接受、语境、权力与意识形态等文化实践，但是此种研究过分追求话语的修辞性与能指狂欢会导致文学研究沦为与现实无涉的隐喻性话语游戏，而物质诗学恰恰恢复叙事的现实介入性 （7） 。伊格尔顿指出，叙事不仅仅是形式与意识形态，叙事本身同时也是物质性的。“生产艺术作品的物质历史几乎就刻写在作品的肌质和结构、句子的样式或叙事角度的运用、韵律的选择或修辞手法里”[8]。大卫·哈维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固然强调物质实践的重要性与优先性，但绝不是唯一性，“物质实践并非唯一的变迁杠杆，但是它们是这样一种环节，所有其他的作用和力量包括物质实践内部的作用和力量都必须聚集其上，以便变迁成为经验和物质的现实而不会仍然是一种想象和虚构”[9]。
《收脚印的人》采用魔幻叙事、元叙事与疯癫叙事的后现代主义手法写作对于曾经存在真实的收容遣送制度等现实进行批判与介入。
首先，魔幻叙事的物质性。詹姆逊指出，传奇与浪漫主义等魔幻叙事在世俗与祛魅的现代社会作为文类被运用不是为了让读者相信它是真实性存在，而是作为异质的因素、文类和话语共存于更复杂的共时性文本结构之中，“在非常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被重新占用和改变时，这种信息会持续存在，但在功能方面却必须被算作新形式”[10]131，并且“可以解读为旧形式的神奇的残存，它们在世俗社会里已经被降低到个人迷信的地步”[10]123。小说《收脚印的人》王端午死前通过收脚印回顾自己一生的魔幻叙事取材于荆楚巫鬼文化的传统（8）。此种魔幻叙事如果放在五四运动之前的中国社会，人们会相信这种魔幻是真实存在，但是经过科学与民主现代思想洗礼的当代中国却被当作个人迷信。从物理真实与科学真实角度来说，人面临死亡要去收自己一生走过的路的脚印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从艺术真实的角度来说却是可信的，也是主人公审视自己人生的途径（9）。多年以来，主人公王端午面对当年自己作为帮凶迫害打工妹陆北川跳河致死的罪行，一直都以写作来逃避内心的不安，可是直到面临死亡，他才有勇气去面对自己当年的罪行。王端午以收脚印的方式回顾自己的一生，向读者生动而详细地坦白自己当年的罪行与回到犯罪现场，“回到过去，收回遗落在岁月深处的脚印，是让真相重现最有效的途径”[6]145，真正是做到把小说当作社会力量来改变社会与反映风俗的民族志，以魔幻叙事手法却带来故事真实性的艺术效果与政治效果。
其次，元叙事的物质性对现实的批判。元叙事以具有自我意识的叙述者，和以指点为代表的公开评论为主要特征。具有自我意识的叙述者是指“叙事者或多或少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并出面说明自己在叙述。”“这类叙事者在作品中有意流露出写作的痕迹，津津乐道于把叙述行为作为叙述的对象”[11]46-47。同时叙述者对故事进行理解和评论，特别是“指点”“对叙事形式的挑明，即为什么写这部作品，如何构思、编排等”[11]108。在《收脚印的人》当中主人公故意向读者暴露创作过程，同时夹杂他对现实、生命、时间与记忆等问题的评论，形成杂语体与复调性文本，这些议论本身就是对现实有的放矢与干预。后经典叙事对经典叙事发展特点之一就是关注叙事的意识形态转向。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一书中就强调，叙事作为一种社会的象征行为，是对社会现实矛盾的想象性解决，具有明显的政治性或意识形态性。王十月就强调过，“因为是大真实，处理这样的题材，反而要大虚构。读者读这样一个不大真实的小说，如果感受到的是大真实，我的书写就成功了”[3]。比如在小说第四章引用王十月的散文《关卡》影射城市以边防证等“正常程序”对打工者的侵害，虽然今天中国已经废除了边防证等有形关卡，但是无形的关卡仍长期横亘在社会当中：“有‘层’的存在，就有隔膜存在。每个层与层之间，隔着的正是一道道的南头关。有形的南头关并不难拆除，然而无形的南头关，在可以想见的将来，还将横亘在人们的心中”[6]87。接着王端午对这篇散文进行评价，认为这篇散文写出了他的心声：“这是王十月的文章，可我有时觉得，这些文字分明是我所写。或者说他说出了我的心里话”[6]87。 最后，疯癫叙事的物质性恰恰批判了资本与权力的合谋对真实历史遮蔽。通常读者对叙述者较信赖，很少怀疑叙述者的描述和评价，但是我们要谨防疯癫、白痴与口是心非等等的不可靠叙述者，“他们或言辞偏颇，或者口是心非，若读者信以为真，就会上当受骗”[11]213。特别是要注意反讽型的不可靠叙述者，这类叙述者明明是一个很清醒的讲故事的人，“往往口是心非，言此而及彼，似乎在肯定某件事时骨子里却在否定它”[11]214。《收脚印的人》主人公王端午就是看似疯癫，其实自己很清醒的反讽型不可靠叙述者。整篇小说就是主人公王端午为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他所陈述当年的罪行都是真实，面向读者的辩护词，而决定王端午是否有罪的法官就是各位读者。王端午知道自己行将死亡，他要求当年另外两个主犯公安局长黄德基与老板李中标一起去公安局自首坦白罪行，但是另外两人拒绝认罪。王端午以请客喝酒之名欲毒死二人，结果李中标被毒死，机警的黄德基没有上当，最后王端午被黄德基运用权力诬蔑为精神病。实际上小说中王端午关于打工博物馆选址的建议恰恰证明了他精神的健全与理性，但是以黄德基为代表的权力企图遮蔽历史的隐痛与伤口。小说中说到官方想建一个打工博物馆，在选址的时候媒体采访了王端午，王端午建议选址在南头关，因为多少打工者的辛酸与悲喜剧在这里集中上演，最后官方拒绝了王端午的提议，把一处旧厂房改建为打工博物馆，因为官方认为“工厂更能代表中国制造的光荣历史，”而南头关“代表的却是中国制造背后的伤口”[6]81。但是王端午对过去罪恶历史充满真实性与现场感的描述却又是通过“收脚印”这种其他人看不到，只有临死之人才能看到的具有私人性与魔幻性手段得以实现的，所以他所说的一切在正常人看来就是疯言疯语的非理性话语，无法让人相信，又形成对他清醒证词的消解，达到反讽型修辞效果。
三、事件物质性
传统文本主义与历史主义认为文学与历史是存在等级关系的，要么文学优先于历史，要么历史优先于文学;同样，传统形式主义与社会历史批评则各执一端，或者是文学放逐社会现实凸显文本自身，或者是文学被社会现实凌驾于其上成为其婢女与陪衬。而作为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底色的物质诗学则认为，作为事件的文学是历史与社会现实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物质实践的文学事件（10）与历史、社会现实相互影响与塑造。以伊格尔顿为代表的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文学事件理论侧重文学的物质性即语言物质性与社会物质性的连通性，即文学事件是话语行为事件、历史文化事件与社会能量事件的三元辩证关系[12]，打破了传统诗学当中文本之内与文本之外对立，抑或说是文学与历史，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对立，使二者成为相互开放，相互塑造的物质性关系。
文学事件与历史相互影响与塑造。保罗·德曼认为，任何被铭写的文本“不仅是对历史的‘反映’或‘表达’，文本本身即是一種社会历史的物质性‘事件’，是塑造历史的能动力量，也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13]。文学事件不是传统历史观当中文学仅仅是对历史的镜像式的被动地反映，而是主动对历史进程进行塑造的能动物质力量。伊格尔顿也有类似说法，作为文学事件的诗歌语言物质性与社会物质性密不可分，“诗的物身（material body）得以向自身以外的世界敞开恰恰归功于它的内部作业。这一点适用于所有的语言，但诗歌的表现最为典型。诗的质地越细密就越自为地存在，同时就能够越指向它之外的事物”[14]。文学事件是作家对于历史变迁的情感性与精神性的审美表达，这种情感与精神是建立在特定社会实践经验之上，把历史状况物质化在文本当中，并对历史产生物质性影响。《收脚印的人》是王十月对改革开放资本积累过程当中曾经存在的收容遣送、边防证等等隐痛带来的“恐惧”历史进行文学书写与批判。王十月小说一贯都以恐惧为主题，《收脚印的人》曾经取名为《我要给你看恐惧在一把尘土里》，是被罪恶造成的恐惧，“对历史与罪恶的回避，才是最大的恐惧”[15]。即使是王十月最新创作的“未来现实主义”的科幻小说集《如果末日无期》也是书写他对高速发展的科技的无可预测的“恐惧”[15]。
文学事件与社会现实相互影响。传统的形式主义诗学与社会历史批评都在关于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上各执一端，而作为事件的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则是关系性存在。按照格林布拉特的说法，社会能量是社会现实变迁的动力，而文学文本则是社会能量流通的场域，与社会事件得以表演的平台。社会能量是零散、朴素的情感能量或力量碎片，但是此种能量是超个体的积极或消极的情感或力量。作为审美的社会能量能超越单个主体而到达特定群体，甚至引起不同阶层与信仰的人们的哀乐等复杂情感。并且此种社会能量经过审美编码与时间考验储存在审美形式当中，“不论经过多少次的变形和重塑，它们都仍旧包含着最初被编码进去的社会能量”[16]，在不同的语境与时空中持续进行能量流通与产生影响。反之，未经审美锻造的日常社会能量则消逝在历史长河中。
资本推动下的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我们的主流媒体、学术界与官方都有意无意淡化了这个无数奉献了自己青春与血汗的无名打工群体的巨大推动作用，以及资本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他们以看似中性“人口红利”四字抹杀了这个无名群体的巨大贡献。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打工者所遭受的暂住证、收容遣送等历史创伤与暗面会逐渐被人们所遗忘，所以《收脚印的人》当中的作家王端午质疑人们忘记国家经济腾飞背后那些无数廉价劳动力与血汗工厂的贡献，他要呐喊，“要喊出这些即将被尘封的事实”[6]104，把打工群体所遭受的苦难以及所产生的种种愤懑与痛苦等社会能量以审美文学的方式记录下来，因为他“不想就这样无声无息来到世界，又消没声息地离开。我要为我们这一代人的苦难作证”[6]110。正如小说之所言：
但最大的可能是，王十月和我一样，还有许多张十月李十月，太多的人，有过相同和相似的经历，我们所经历的，其实是一代人所经历的。如果我讲的是一部小说，那么，我的个人故事，就跳出了猎奇与个案，有了宏大的时代背景了[6]89。 主人公作家王端午、企业家李中标、公安局长黄德基、打工者马友贵他们四个人面对20年前在“溪头镇”共同犯下迫使打工妹陆北川自杀的罪恶，使他们四个人的命运与精神状态发生巨大改变：或者良心不安地活着（李中标），或者抱着赎罪之心痛苦地活着（王端午），或者冷漠地活着（黄德基），或者麻木地活着（马友贵）。小说还描写了王端午与女友夏天，与恋人阿立之不同命运——王端午与夏天谈恋爱是因为她来自于自杀女孩陆北川的家乡北川，女友夏天对王端午多年来执着于为昔日罪恶忏悔，甚至以收脚印的方式回到过去的种种行为经历了从不相信到相信，从不理解到理解的过程;王端午与恋人阿立因为晚上约会没有带暂住证而被送进收容所最后天各一方，一直到临死前他们的灵魂要收脚印时彼此才相见。所以“这个以个人经历为主的叙事其纵深度和视野均得到极大的扩展，从时间上来说，个人经历与一个群体/阶层的分化联系在一起，从空间上来说，个人经历又与各个群体/阶层的生活产生交集”[17]。所以作家于威这样评价到：“《收脚印的人》是一个人的心灵史，却又属于无限而模糊的广阔的人群”[18]。
四、结语
从物质诗学来说，王十月长篇小说《收脚印的人》以其符号物质性、叙事物质性与事件物质性的文学实践展现了唯物主义的写作立场与现实关怀，打破了先锋文学极端强调文本封闭性与传统现实主义文学过分推崇社会历史的文学困境，以“大虚构”的先锋叙事重新书写“大真实”的历史事件。同是打工作家的曾楚桥曾这样评价王十月作品批判现实的巨大勇气与力度：“作为写作者，很多人并不愿意也不可能把伤口翻给读者看，因为那很可能就是作家内心最不为人所知的黑。王十月和别的写作者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敢于翻出那血淋淋的伤口，他甚至指着那伤口对所有人说，看，这个地方曾生过蛆。勇于面对才彰显其批判现实的力度”[19]。《收脚印的人》以巨大的艺术勇气与强有力的笔触向读者袒露主人公的内心伤口并为“依然被遮蔽的过往”作证，不仅凸显了王十月一贯所秉持的具有理想主义底色的现实主义文学立场，更彰显了文学实践活动作为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以自己的特定方式改变现实、改造世界的艺术魅力。
注释：
（1）王十月在不同场合说过，他的文学追求不是度自己的小道文学（小乘文学），而是度众生的大道文学（大乘文学）。分别参见 王十月：《创作自述：一些寻常话》，《小说评论》2018年第5期;王十月：《小乘与大乘》，《当代文坛》2009年第3期。
（2）徐威指出，《收脚印的人》是披着现代主义外衣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李俏梅认为，“‘收脚印’，这个途径意味着王端午所有的话都是诞妄，都是精神分裂症的臆想，真实的历史无人相信，于是《收脚印的人》成为另一部含义深远的《狂人日记》”。参见 徐威《自省的姿态与未竟的救赎——论王十月<收脚印的人>》，《当代文坛》2017年第2期;李俏梅《作为时代在场者的见证文学——论王十月的小說》，《新文学评论》2019年第2期。
（3）综合国内学者物质诗学的主要提出者张进教授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立场，本文所运用的物质诗学理论是指从物质性角度阐释包括符号物质性、历史物质性、事件物质性等等在内的文学活动的理论，坚持物质性对文学文化的基础性构成作用为前提，同时也坚持从文化/历史的角度阐释物质性，强调物质性的诗性内涵、文化属性的相对独立性与精神属性。作为物质性的文学文化活动是一种创造意义、改变现实的物质实践力量。参见 张进《物质性诗学》，《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4期;张进《通向一种物性诗学》，《兰州学刊》2016年第5期。
（4）王十月曾经说，文学家要为政治家、商人等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游戏的玩家制定更高的人的准则，那就是人道主义。谢有顺则认为王十月赓续了鲁迅开创的在自我与私人的尺度的“密室写作”外更注重天地，受天道人心规约的“旷野写作”。王十月面向时代发言，特别是关注部分人群的精神荒原的强力写作则构成其理想主义为底色的现实主义。分别参见王十月：《抖音谈艺录》，《红岩》2020年第5期;谢有顺：《现实主义者王十月——主持人语》，《当代文坛》2009年第3期。
（5）张进认为，符号的社会物质性立足于符号的物理物质性，符号的社会物质性意味着语言符号不仅是携带各种社会矛盾、冲突与对话的斗争焦点，还是意识形态的载体与表征。文化研究，特别是英国文化唯物主义更是将文化视为一种“物质形式”，可以看作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强化与淡化。说是强化是为唯物主义注入精神，说是淡化是模糊了唯物主义当中经济与文化的森严界限。 参见 张进《物质性诗学》，《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4期。
（6）伴随文本有三类六种，分别为显性伴随文本、生成性伴随文本与解释性伴随文本等三类文本。显性伴随文本有副文本与型文本，生成性伴随文本有前文本，解释性伴随文本有评论文本、链文本与先后文本。其中显性伴随文本是指完全“显露”在文本表现层的伴随因素，它们比文本更为醒目，包括书籍的标题、题词、序言等等作为文本框架因素的副文本，以及表明文本所从属同一题材，同一风格与同一派别等等集群的型文本，即“文化背景规定的文本归类方式”。生成性伴随文本是指“文本生成过程中，各种因素留下的痕迹。”包括引文、典故、戏仿与暗示在内的先前的文本对此文本所产生影响的前文本。特别要指出的是，赵毅衡先生强调他的“伴随文本”概念与克里斯蒂娃的“文本间性”概念不一样。克里斯蒂娃的“文本间性”没有落实到符号的文本形态，而赵毅衡先生提出的“前文本”相当于克里斯蒂娃的“文本间性”概念。参见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修订版），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139-147页。
（7）张进认为，从“语言运作”来考察“物质经验”的来龙去脉，是理解和解释文学的物质性的基本途径。参见 张进《物质性诗学》，《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4期。
（8）王十月强调，以收脚印为代表的荆楚巫鬼文化是他人生底色之一。“我出生在湖北荆州，楚文化发源地。从小在巫鬼文化氛围中长大，这些神秘未知的东西，是我骨里的。事实上，对我影响最深的，一是打工生活，另一个就是荆楚大地的巫鬼文化。”参见《70后青年作家系列之王十月：收脚印的人》，《青年报》2016年12月25日第（A02）版。 （9）关于小说《收脚印的人》的取名原因，王十月这样回答：“我认为这是一种时间旅行。人是健忘的，记忆是不可靠的。通过‘收脚印’回到过去，意味着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参见 唐诗云《王十月：我用写作来完成自我救赎》，《长江商报》2015年12月21日第（A22）版。
（10） 综合国内外关于“文学事件”理论的研究成果，文学事件的理论内涵大致存在三個维度：作为话语维度的文学事件，作为真理维度的文学事件以及作为社会维度的文学事件。江守义认为，文学事件的内涵包括语言维度的话语行为事件，以及社会维度的文学作为伦理道德事件、社会文化事件乃至政治事件。刘欣指出，文学事件包括话语维度的创造意义，和真理维度的文学承载真理。分别参见 江守义《文学事件的两个维度》，《中国文学研究》2017年第3期;刘欣《西方文论关键词：事件》，《外国文学》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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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好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