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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长篇《红高粱家族》在对启蒙与革命的现代历史主义叙事法则的突破中建构起现代历史主体。这一主体经历了构建超越历史的生命乌托邦到与历史的缠斗这两种确认自身的不同方式。在与历史的缠斗中,主体呈现出内在的分裂与悖谬。这既是一个试图超越历史的自由自信的主体,又是一个自我怀疑、自我贬低的主体。主体的分裂性与悖谬性的叙事表征,便是小说从生命象征到主体寓言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