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座博物馆都有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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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奴”樊建川:“我这一生就是用来建博物馆的”


  “现在有说房奴、车奴的,我称自己是‘馆奴’。”这是中国规模最大民营博物馆的馆长樊建川对自己的定位。
  十几年间,他倾尽自有资金20多亿元,在四川成都大邑县安仁镇建起了涵盖抗战、民俗、红色年代、抗震救灾、红军长征五个系列主题的29座博物馆。在取得巨大社会效益的同时,也让原本默默无闻的安仁镇转型成了中国最有名的“博物馆小镇”。
  在成为馆长前,樊建川主要是一个成功的房地产商人,他在成都最繁华的地段拥有大量的办公楼、商铺、加油站。成功人士的商业嗅觉,让他清楚地知道——做博物馆一定赔钱。但是,他还是产生了从“主要做房地产”转到“主要做博物馆”的想法,并且一做就是15年。
  “2005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这是一个甲子,是我们民族的一件大事,我必须有所舍弃了。”于是这一年,樊建川卖掉了自己的办公楼、商铺、加油站,把所有的钱投到做博物馆上。
  2005年8月15日,展现中国共产党发动领导抗战的“中流砥柱馆”、反映国民党抗战的“正面战场馆”、纪念美军飞行员援华的“飞虎奇兵馆”,还有“不屈战俘馆”“侵华日军罪行馆”,以“预展”形式如期开放。随后几年,樊建川再接再厉建成“川军抗战馆”“抗战老兵手印广场”等抗战系列场馆。手印广场一排排玻璃上已印有4000多名抗戰将领或老兵的鲜红手印,为取这些手印,樊建川跑遍全国,甚至多次跑入太平间。
  当过知青的樊建川,还特别建起了一座知青生活馆,献给活着的和已经离世的知青。2009年是知识青年集中返城30周年,樊建川拿了一个奖,颁奖词说:“正是他使我们的集体找到了回忆,使很多的个人找到了自己灵魂的皈依之处。”
  樊建川时常说:“我这一生就是用来做博物馆的。”正如诗人流沙河的评价“:他做博物馆立志救世,‘为人太多,自为太少’,很像庄子书中的尹文子。至于粗茶淡饭,布服素衣,‘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又很像墨子。”

藏家马未都:“国有博物馆做得不亲切,我要做得亲切点”


  北京朝阳区南皋乡一条不起眼的小马路旁,有一栋两层的红顶楼,只用一道铁门隔开了门外的喧嚣,铁门内就是赫赫有名的观复艺术博物馆。尽管这家博物馆规模不大、门票不贵,知道的人也并不算太多,但在中国博物馆史上,这里却有资格留下独一无二的一笔——1996年,收藏家马未都在这里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私人博物馆。
  今天的马未都,已经是文博界的资深名人。通过“百家讲坛”等电视节目,许多人认识了他,也了解了不少关于文物与收藏的基础知识。然而,当年马未都自己开始搞收藏的时候,事情却并没有这么简单。上个世纪80年代,北京还没有正式的古玩市场,玉渊潭东门的早市还处于半地下状态,这些地摊几乎都被他“扫”过。
  20年前,科长一个月的工资也不过八九十元。“别人的钱主要是用来改善生活,我却把改善生活的钱都用来收藏。”一切生活上的需求被马未都放在最后考虑。回忆让他印象最深的事时说:“当时很多家庭都有录像机,用来看录像片,我从来不买那玩艺儿。到最后儿子都很大了,为了他看动画片方便,我才去买了录像机,弄得同事很奇怪地问我,原来你家还没有录像机啊?”
  3000多平方米、六七个展厅,把观复博物馆参观一遍至少需要三四个小时,但你一圈走下来,却并不觉得累。青花瓷瓶里插上一大簇红梅,不由得眼前一亮;转角的回廊里放上一把木椅,坐下歇脚的同时也感受一下老家具;连被当作茶桌用的大鼓也是古董……费了那么多的心思,安插了那么多的景致,博物馆的主人如果不是同样抱着一种享受的心情,肯定不会坚持这么久。
  为什么要做博物馆?马未都的想法其实很简单:“我觉得国有博物馆做得不亲切,我要做得亲切点”。他还记得小时候参观博物馆时的情景,“那时学校组织看中国历史博物馆,一进去,老师就轰着‘赶紧跟上,赶紧走’,也没人给你讲解,看完就没了。最深的印象就是那天吃面包、吃鸡蛋,没别的。去博物馆就是去看热闹的。”而他希望做的是给所有观展的人,留下一个可以用心体会的空间。

故宫文物修复师:“择一事,终一生”


  2017年,在众多影视剧集、娱乐综艺的“重围”之下,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异军突起,全网热播。影片将镜头对准了尽人皆知的故宫博物院,然而呈现的并非帝王将相,而是一群此前鲜为人知的文博人的故事。
  走进古老的宫墙,一群文物修复师用他们一生的时间换取千年文化的延续。宫墙外的世界斗转星移,宫墙内的节奏仍不紧不慢,《我在故宫修文物》让我们看到了完整文物与我们短暂面对之前的断裂残损修复过程,也让我们看到了博物馆背后不为人知的秘辛。
  身为故宫博物院第三代宫廷钟表修复师,近40年的工作生涯给王津带来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超然体悟。一座乾隆皇帝收藏的宫廷钟表,上千个零件的严丝合缝得花上大半天的时间,寡言沉默的王津专注于工艺本身,面对物欲横流的社会,不逢迎亦不自失。
  “挺快的,人的一生工作几十年,一下就过去了!还有好多精品可能都遇不到了。”在王津看来,修复文物就像是与自己人生对话的过程,更何况修复的是提醒时间的钟表。
  一道斑驳的红墙,一边游人鼎沸,一边蝉鸣四起,在冷宫小院里修复青铜器的王有亮提起刚当学徒时,老师傅跟他说过的话:“闹心修不了青铜器,你得坐得住,慢慢来。”王有亮回忆起他曾修复过一件青铜鉴,几乎腐蚀了一般,散落的青铜碎片锈成一堆。“我和同事一点一点剥离、拼上,修了一整年,才将这件青铜鉴恢复原貌。”
  修着修着,便是30多年,王有亮也记不清修复过多少件文物,常年打磨着青铜器的后果,便是镜头拉近下掌心淡得看不出的手纹,代替的则是双手编织下的历史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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