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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锡德尼的《为诗辩护》一文，集欧洲文艺复兴诗学与人文主义思想之大成，在西方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以《为诗辩护》中锡德尼对柏拉图诗学思想的解读与重构为切入点，通过客观分析锡德尼文艺批评思想的缘起、策略及重要意义，正确认识柏拉图的诗学思想，把握锡德尼“诗辩”的内在本质。
关键词：锡德尼;为诗辩护;柏拉图;诗学
菲利普·锡德尼（Philip Sidney，1554—1586）生活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时代，集诗人、学者、文艺理论家、战士等多重身份于一身，是恩格斯笔下将笔舌和刀剑“两者并用地进行斗争”[1]的人文主义斗士、“英国第一位古典主义理论评论家”[2]。其《为诗辩护》（The Defence of Poesie）一文，被“公认为德莱顿以前最好的评论文章，而且德莱顿也未必写过这样好的文章”[3]，成为英国近代诗学和美学的开端。
以内容为要，可将《为诗辩护》大致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中，锡德尼以诗的创造性本质、虚构的创作手段以及教化悦性的社会功用为依托，有力驳斥了宗教禁欲主义和柏拉图对诗的攻讦，为诗正名。第二部分则主要是对英诗发展脉络的梳理，以及未来的展望。本文以第一部分中锡德尼对柏拉图诗学思想的解读与重构为切入点，分析锡德尼文艺批评思想的缘起、策略及重要意义，以期为正确认识柏拉图的诗学思想，挖掘“诗辩”的内在本质拓展思路、提供借鉴。
一、“诗辩”缘起
菲利普·锡德尼所处的伊丽莎白时代，正值英国文艺复兴运动的高潮。彼时，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内部形成人文主义和清教思想，两种不同的倾向。在人文主义者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旗帜下，诗歌、戏剧等传统艺术重获生机，小说等新兴艺术大放异彩。而以禁欲主义的阴暗眼光看待文艺的清教徒，则对打破天主教会精神独裁的世俗文化持强烈的否定态度，他们仇视艺术，在文学领域特别憎恶戏剧与诗歌。其时，英国一位清教派作家斯蒂芬·高森（Stephen Gosson，1554-1624），于1579年先后发表《恶习的学校》（The School of Abuse）和《为<为恶习的学校>辩》（A Short Apolpgy of the School of Abuse）两篇长文，指摘诗人、吹笛手、演员、小丑及其他世俗作家欺骗公众、道德败坏，并将文章指名道姓地题献给“正直高贵的绅士菲利普·锡德尼大师先生”。
面对如此攻讦，为了证明诗歌、戏剧等艺术存在的正当性以及诗歌和诗人的崇高性，锡德尼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传统文艺观为基础，创造性地融入基督教精神和时代新思想[4]，创作了《为诗辩护》一文。他以新教徒的身份，从艺术创作过程和艺术理念两个方面，把诗人的创造与上帝的神性创造并列，以凸显诗人的创造性价值，重塑诗人的尊严，从而实现为诗正名的目的。
二、锡德尼的“诗辩”策略
西方诗学史上先后出现过三次关于诗学的论辩，分别是古典时期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文艺复兴时期锡德尼的《为诗辩护》以及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时期雪莱的《诗辩》。而诗辩之始，即来自柏拉图对诗和诗人的批判。
在柏拉图看来，人们感官所及的一切事物都不是真实的存在，在现实感性世界之外必然还存在一个永恒的、绝对的、真实的理念世界。艺术是对现实感性世界的模仿（mimesis，又译为摹仿），而感性的现实世界又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如此一来，诗歌作为模仿的模仿，是“影子的影子”，与真理之间隔了“三层”，并不具备传递真理的功能。同时，诗人在创作中并不具有主导作用，而是依靠神灵的凭附，陷入“迷狂”状态，才得以做成诗歌。他们“除了知道如何模仿外一无所知”，既不能理性把握所创作的诗歌内容，也无法准确认识事物间的本质联系。更重要的是，作为道德教育的重要手段，诗歌虚假的本性容易腐蚀人心，激发人们灵魂中低劣的非理性部分，使人们与真理正义渐行渐远。因此，从维护城邦利益的角度出发，柏拉图不得不主张将诗人和诗歌驱逐出理想国。
但柏拉图本性上并不拒斥诗歌，他自命为真正的诗人，在列举诗歌种种罪责的同时又表现出对诗歌的热爱之情。如其在《理想国》中借苏格拉底的死后化身之口所说：“我们是最美好、最高贵的悲剧诗人”，因为“我们的城邦制度是对最美好、最高贵生活的模仿，而我们认为这是最真实的悲剧”[5]。因此，柏拉图所说的驱逐，并不是将诗人一概从城邦中赶出，而是允许有德性的诗人存在：“如果为娱乐而写作的诗歌和戏剧能有理由证明，在一个管理良好的城邦里是需要它们的，我们会很高兴地接纳它”。
面对柏拉图的挑战，锡德尼在《为诗辩护》中“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对柏拉图的诗学思想进行了巧妙解读和重构[6]。他提出，“在一切哲学家中，柏拉图是最具诗性的”。对柏拉图列举的诗歌的罪状进行了正面驳斥：“哲学家已经从诗歌的甜蜜的神秘中拣出了那确有真知灼见的知识要点之后，他们就把它整理出来，而把诗人只用一种神妙的怡悦来传授的东西改造成一种学院的艺术，于是就开始踢开他们的向导，像没有良心的学徒（prentices）一样，用尽方法来中伤他们的师傅（masters）”[7]。锡德尼把哲学家比作“学徒（prentices）”，把诗人比作“师傅（masters）”，以此说明诗歌的存在先于哲学。纵使是柏拉图这样受人敬仰的哲学家，也同样受恩于诗歌的培育，作品的外表和美丽也同样最为依靠诗。
对于柏拉图对待诗人的态度，锡德尼则通过区分诗与诗的滥用，指出：“柏拉图防范的是诗的滥用，而不是诗”。锡德尼提出，柏拉图赋以诗歌神圣的灵感力量，赞美诗的崇高性和神妙性，他应当是诗人的保护者（patorn）而非诗人的敌人。锡德尼还进一步援引柏拉图的理念，指出人类的一切技艺或知识包括天文学、几何学、数学、哲学、法学乃至形而上学等，无不“遵从自然”或自然的规律，唯有诗人不被这种服从所束缚，能够“自由地在自己才智的黄道带中游行”，创造出比自然效果更集中更动人的形象，真正做到驾驭自然。因此，如果把上帝称为“自然”的诗人，那诗人则是“第二自然”的、更好的作者（maker），用锡德尼本人的话说即“自然的世界是铜的，而只有诗人才给予我们金的”。在锡德尼心目中，诗人就是创造者。
既有正面驳斥，也有对其理念的创新性解读，锡德尼将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话语传统巧妙嫁接，反转了柏拉图对诗人的指控，同时与后者化敌为友，指出诗歌可以反映真理，诗人是“学术之父”。因此，与其说《为诗辩护》是对清教徒高森攻讦诗歌的驳斥，不如说是锡德尼直面自己真正的对手，诉说内心深处对于人的创造力的信仰的宣言。
三、“诗辩”意义
前承亚里士多德对辩护之路的开辟，后为雪莱的《诗辩》扫除障碍，锡德尼的《为诗辩护》是欧洲文艺理论史上，第一次正面地对柏拉图的唯心主义文艺思想发起的勇敢的挑战。锡德尼不仅有理有据地批驳了柏拉图提出的关于诗的几条罪状，以战斗的豪情与柏拉图的诗学思想进行了正面交锋，更是通过巧妙的解读和重构，反转了柏拉图对诗人的指控，给基督教神学否定文艺的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自此以后，几乎没有人再依据柏拉图的诗论而对诗歌大胆攻击了。
此外，作为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人文主义的文学宣言，《为诗辩护》的内容是丰富而深刻的。尽管锡德尼的论辩在个别方面有夸大其词之嫌，但总体来看，不失理性的力量和蓬勃的激情。不仅有力推动了文艺复兴运动的蓬勃发展，也为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和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的戏剧创作，以及十八、十九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发展开拓了坦平的道路。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1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2〕候维瑞.英国文学通史：插图本[M].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9.
〔3〕杨瑞.诗的本质与社会功用——菲利普·锡德尼《为诗辩护》的美学思想[J]. 南都学坛，2015，35（02）：63-66.
〔4〕何伟文.论锡德尼《诗辩》中诗人的"神性"[J].外国文学评论，2014（03）：184-199.
〔5〕柏拉圖.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6〕唐雪妹.论菲利普·锡德尼《为诗辩护》[D].上海师范大学，2012.
〔7〕锡德尼.为诗辩护[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关键词：锡德尼;为诗辩护;柏拉图;诗学
菲利普·锡德尼（Philip Sidney，1554—1586）生活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时代，集诗人、学者、文艺理论家、战士等多重身份于一身，是恩格斯笔下将笔舌和刀剑“两者并用地进行斗争”[1]的人文主义斗士、“英国第一位古典主义理论评论家”[2]。其《为诗辩护》（The Defence of Poesie）一文，被“公认为德莱顿以前最好的评论文章，而且德莱顿也未必写过这样好的文章”[3]，成为英国近代诗学和美学的开端。
以内容为要，可将《为诗辩护》大致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中，锡德尼以诗的创造性本质、虚构的创作手段以及教化悦性的社会功用为依托，有力驳斥了宗教禁欲主义和柏拉图对诗的攻讦，为诗正名。第二部分则主要是对英诗发展脉络的梳理，以及未来的展望。本文以第一部分中锡德尼对柏拉图诗学思想的解读与重构为切入点，分析锡德尼文艺批评思想的缘起、策略及重要意义，以期为正确认识柏拉图的诗学思想，挖掘“诗辩”的内在本质拓展思路、提供借鉴。
一、“诗辩”缘起
菲利普·锡德尼所处的伊丽莎白时代，正值英国文艺复兴运动的高潮。彼时，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内部形成人文主义和清教思想，两种不同的倾向。在人文主义者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旗帜下，诗歌、戏剧等传统艺术重获生机，小说等新兴艺术大放异彩。而以禁欲主义的阴暗眼光看待文艺的清教徒，则对打破天主教会精神独裁的世俗文化持强烈的否定态度，他们仇视艺术，在文学领域特别憎恶戏剧与诗歌。其时，英国一位清教派作家斯蒂芬·高森（Stephen Gosson，1554-1624），于1579年先后发表《恶习的学校》（The School of Abuse）和《为<为恶习的学校>辩》（A Short Apolpgy of the School of Abuse）两篇长文，指摘诗人、吹笛手、演员、小丑及其他世俗作家欺骗公众、道德败坏，并将文章指名道姓地题献给“正直高贵的绅士菲利普·锡德尼大师先生”。
面对如此攻讦，为了证明诗歌、戏剧等艺术存在的正当性以及诗歌和诗人的崇高性，锡德尼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传统文艺观为基础，创造性地融入基督教精神和时代新思想[4]，创作了《为诗辩护》一文。他以新教徒的身份，从艺术创作过程和艺术理念两个方面，把诗人的创造与上帝的神性创造并列，以凸显诗人的创造性价值，重塑诗人的尊严，从而实现为诗正名的目的。
二、锡德尼的“诗辩”策略
西方诗学史上先后出现过三次关于诗学的论辩，分别是古典时期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文艺复兴时期锡德尼的《为诗辩护》以及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时期雪莱的《诗辩》。而诗辩之始，即来自柏拉图对诗和诗人的批判。
在柏拉图看来，人们感官所及的一切事物都不是真实的存在，在现实感性世界之外必然还存在一个永恒的、绝对的、真实的理念世界。艺术是对现实感性世界的模仿（mimesis，又译为摹仿），而感性的现实世界又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如此一来，诗歌作为模仿的模仿，是“影子的影子”，与真理之间隔了“三层”，并不具备传递真理的功能。同时，诗人在创作中并不具有主导作用，而是依靠神灵的凭附，陷入“迷狂”状态，才得以做成诗歌。他们“除了知道如何模仿外一无所知”，既不能理性把握所创作的诗歌内容，也无法准确认识事物间的本质联系。更重要的是，作为道德教育的重要手段，诗歌虚假的本性容易腐蚀人心，激发人们灵魂中低劣的非理性部分，使人们与真理正义渐行渐远。因此，从维护城邦利益的角度出发，柏拉图不得不主张将诗人和诗歌驱逐出理想国。
但柏拉图本性上并不拒斥诗歌，他自命为真正的诗人，在列举诗歌种种罪责的同时又表现出对诗歌的热爱之情。如其在《理想国》中借苏格拉底的死后化身之口所说：“我们是最美好、最高贵的悲剧诗人”，因为“我们的城邦制度是对最美好、最高贵生活的模仿，而我们认为这是最真实的悲剧”[5]。因此，柏拉图所说的驱逐，并不是将诗人一概从城邦中赶出，而是允许有德性的诗人存在：“如果为娱乐而写作的诗歌和戏剧能有理由证明，在一个管理良好的城邦里是需要它们的，我们会很高兴地接纳它”。
面对柏拉图的挑战，锡德尼在《为诗辩护》中“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对柏拉图的诗学思想进行了巧妙解读和重构[6]。他提出，“在一切哲学家中，柏拉图是最具诗性的”。对柏拉图列举的诗歌的罪状进行了正面驳斥：“哲学家已经从诗歌的甜蜜的神秘中拣出了那确有真知灼见的知识要点之后，他们就把它整理出来，而把诗人只用一种神妙的怡悦来传授的东西改造成一种学院的艺术，于是就开始踢开他们的向导，像没有良心的学徒（prentices）一样，用尽方法来中伤他们的师傅（masters）”[7]。锡德尼把哲学家比作“学徒（prentices）”，把诗人比作“师傅（masters）”，以此说明诗歌的存在先于哲学。纵使是柏拉图这样受人敬仰的哲学家，也同样受恩于诗歌的培育，作品的外表和美丽也同样最为依靠诗。
对于柏拉图对待诗人的态度，锡德尼则通过区分诗与诗的滥用，指出：“柏拉图防范的是诗的滥用，而不是诗”。锡德尼提出，柏拉图赋以诗歌神圣的灵感力量，赞美诗的崇高性和神妙性，他应当是诗人的保护者（patorn）而非诗人的敌人。锡德尼还进一步援引柏拉图的理念，指出人类的一切技艺或知识包括天文学、几何学、数学、哲学、法学乃至形而上学等，无不“遵从自然”或自然的规律，唯有诗人不被这种服从所束缚，能够“自由地在自己才智的黄道带中游行”，创造出比自然效果更集中更动人的形象，真正做到驾驭自然。因此，如果把上帝称为“自然”的诗人，那诗人则是“第二自然”的、更好的作者（maker），用锡德尼本人的话说即“自然的世界是铜的，而只有诗人才给予我们金的”。在锡德尼心目中，诗人就是创造者。
既有正面驳斥，也有对其理念的创新性解读，锡德尼将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话语传统巧妙嫁接，反转了柏拉图对诗人的指控，同时与后者化敌为友，指出诗歌可以反映真理，诗人是“学术之父”。因此，与其说《为诗辩护》是对清教徒高森攻讦诗歌的驳斥，不如说是锡德尼直面自己真正的对手，诉说内心深处对于人的创造力的信仰的宣言。
三、“诗辩”意义
前承亚里士多德对辩护之路的开辟，后为雪莱的《诗辩》扫除障碍，锡德尼的《为诗辩护》是欧洲文艺理论史上，第一次正面地对柏拉图的唯心主义文艺思想发起的勇敢的挑战。锡德尼不仅有理有据地批驳了柏拉图提出的关于诗的几条罪状，以战斗的豪情与柏拉图的诗学思想进行了正面交锋，更是通过巧妙的解读和重构，反转了柏拉图对诗人的指控，给基督教神学否定文艺的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自此以后，几乎没有人再依据柏拉图的诗论而对诗歌大胆攻击了。
此外，作为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人文主义的文学宣言，《为诗辩护》的内容是丰富而深刻的。尽管锡德尼的论辩在个别方面有夸大其词之嫌，但总体来看，不失理性的力量和蓬勃的激情。不仅有力推动了文艺复兴运动的蓬勃发展，也为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和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的戏剧创作，以及十八、十九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发展开拓了坦平的道路。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1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2〕候维瑞.英国文学通史：插图本[M].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9.
〔3〕杨瑞.诗的本质与社会功用——菲利普·锡德尼《为诗辩护》的美学思想[J]. 南都学坛，2015，35（02）：63-66.
〔4〕何伟文.论锡德尼《诗辩》中诗人的"神性"[J].外国文学评论，2014（03）：184-199.
〔5〕柏拉圖.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6〕唐雪妹.论菲利普·锡德尼《为诗辩护》[D].上海师范大学，2012.
〔7〕锡德尼.为诗辩护[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