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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应用劳动力分割市场理论中的“职业生涯线”和“职业链”理论,分析中国城市农民工的职业生涯线和职业链。分析结果是中国城市农民工无序职业链影响个人成就,年龄、收入与从事职业呈倒U态势是中国城市农民工的职业轨迹,中国城市农民工职业链决定进城农民工与城镇不平等,更主要表现为机会上的不平等。改变农民工的职业生命周期,除教育培训等因素外,国家就业制度设计是核心。
【关键词】城市农民工 职业生命周期 职业生涯线 职业链
国内以分割劳动力市场理论为依据,研究城市农民工职业结构变动的问题起步较早。但以分割劳动力市场理论的职业生命周期为依据,研究农民工职业轨迹问题的成果还尚属空白,这为自己的研究提供了空间和领域。笔者以农民工职业轨迹为基点,以农民工职业生涯线和职业链为主要考察点,试图探讨中国城市农民工的职业生命周期和社会经济成就。因此,笔者关注的是农民工的一种生命周期现象,而不是在既定时间或年龄上他们的就业、收入状况。
一、中国城市农民工无序职业链的特征与个人经济成就
引入城市农民工职业链概念,主要是试图分析某一重要位置农民工的入口数量,从每个入口进入的农民工具有哪些特征,未来的职业发展与不同的进入路径有什么关系,经由不同入口进入同一职业链的农民工在未来的发展。其目的是研究农民工的个人社会经济成就。
有关研究表明,农民工初次职业流动后,职业地位普遍上升。即农民工从农业产业流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个人经济成就,大都高于从事农业产业的个人经济成就。
笔者认为,其原因就在于决定职业链结构的行业因素。人们最初进入的行业性质对其收入和地位的演变有相当大的影响。从理论上讲,在一个劳动力普遍存在剩余的产业和行业,部分劳动力的转移,无疑有利于流出地区和家庭收入的增长。中国农业劳动力普遍存在着大量的剩余,边际收益递减或边际收益为负已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农民工初次职业流动后的地位提升其原因是行业因素。为什么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再次职业流动地位变化微小呢?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再次职业流动是在无序职业链上进行的。即农民工的流动是在各个工作之间循环,每个工作上人们的平均年龄相似,即不存在年龄阶梯。对于城市市民来说,他们的地位明显受到单位地位的影响。单位的地位高,其职工的地位也就高。城市居民在单位里的工作业绩是可以累积的,这种业绩累积逐渐地变为晋升的基础,于是就有了地位的累积。地位的累积是个人的一种资本,当职工在单位之间流动时,是可以将这种资本从一个单位带到另一个单位的。
二、年龄、收入与从事职业呈倒U态势是中国城市农民工的职业轨迹
农民工收入上升有两个途径:一是为了提高熟练程度而不断进行在岗培训,二是职位的积累。与此同时,年龄也成为收入下降的双刃剑。首先,是体力和健康的原因;其次,是技能和知识的老化。在人的一生中,工作是有生命周期的,因而一个人肯定能够达到他一生的收入顶峰。收入增长一般有两种方式:要么在一个职位上晋升到较高的地位,要么就职于高报酬的职业,或兼而有之。从“经济人”假定出发我们将农民工当作“理性经济人”。这就需要思考,农民工从事职业与年龄和收入之间的关系问题。以《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课题组的研究为例(图1),进城农民工年龄、收入与从事职业呈倒U态势。
图1 进城农民工的年龄、收入曲线
曲线图显示,中国城市农民工的职业顶峰是25～35岁。中国城市农民工“职业链对年龄的敏感性”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力工作越来越难做,同时该职业链几乎没有较高的职位可供选择。另外,我们可以用决定工作变化的“推”“留”和“拉”的因素来说明这种现象。推的因素表示继续留在该职业链的想法已不具有吸引力,对收入和地位不满,身体不适应或工作任务太重,并且这些问题几乎不可能有所改观。留的因素指尽管工人有较大的不满,但仍然留在该职业链中工作。拉的因素通常与产业结构有关。如果人们变换工作的目的是要使收入最大化,那么,存在着离开一个工作的最佳时间和最差时间。
三、中国城市农民工职业链决定进城农民工与城镇不平等更主要表现为机会上的不平等
由于城市农民工职业由无序职业链构成,他们的流动也局限在相关工作上。所以,制度障碍、习惯和熟练性造成农民工市场的分割和同等任务的工资差异。也就是说,进城农民工的平均劳动收入水平向城镇居民的趋近是通过增加更多的劳动时间来实现的。因此,在比较进城农民工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决定机制时,不仅需要考虑到月收入水平的差异,也应当考虑到小时工资率的差异性。为了便于比较进城农民工与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差异性,表1列出了两类人群的收入函数。
表1 进城农民工与城镇居民收入差异的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单位:%)
表1的对月收入差异的分解结果表明,如果进城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具有相同的特征,则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将高于城镇职工。即便在以小时工资率为对象的分解中也不难发现,不可解释的差异性因素是比较低的。因此,当劳动力市场是分割和等级化的时候,生产要素与投入的报酬就会趋于不平等,本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制度就会扭曲为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普遍认为,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是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实际上,城乡二元结构是社会等级构架的结果,不是市场等级的原因。当劳动力市场被分割、劳动力缺乏流动性时,具有相同特征的生产要素将不能获得相同的报酬,这将产生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如行业垄断、职位垄断对于收入差距具有非常高的解释因素,折射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特征。
四、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1.基本结论
(1)农民工的职业生命周期是连贯性的和相对稳定的,它不是短暂的现象。研究和评价城市农民工收入和地位时,不能仅用第一个工作和收入来评估。
(2)在城镇职工与进城农民工收入决定机制的比较中发现,歧视性因素不再是两者收入差距的主要解释因素。改变农民工的职业生命周期,除教育培训等因素外,国家就业制度设计是核心。
2.政策建议
(1)打破行业的行政垄断、促进职位的竞争性,既与政府体制转型密切相关,也要求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深化人事制度改革,降低行业的准入壁垒,增强职位转换的灵活性与竞争性。
(2)深化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开放城市劳动力市场,取消对竞争性行业的就业保护和进入门槛,为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营造良好的环境,从而促进劳动力市场的整合和城乡经济统筹发展。
(3)加大对农村地区的财政投入,以保障农村教育、医疗等关系到人力资本形成的领域的健康发展。改善教育供给,增强获取教育机会的公平性,将使得我国个人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有所改变和分配领域中的公平性获得持续改善。
参考文献:
[1]李路路,孙志祥.透视不平等—国外社会阶层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2]蔡 .劳动力流动,择业与自组织过程中的经济理性[J].中国社会科学,1997,(4).
[3]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J].社会学研究,1996,(4).
[4]李强.中国大陆城市农民工的职业流动[J].北京社会学研究,1999,(3).
【关键词】城市农民工 职业生命周期 职业生涯线 职业链
国内以分割劳动力市场理论为依据,研究城市农民工职业结构变动的问题起步较早。但以分割劳动力市场理论的职业生命周期为依据,研究农民工职业轨迹问题的成果还尚属空白,这为自己的研究提供了空间和领域。笔者以农民工职业轨迹为基点,以农民工职业生涯线和职业链为主要考察点,试图探讨中国城市农民工的职业生命周期和社会经济成就。因此,笔者关注的是农民工的一种生命周期现象,而不是在既定时间或年龄上他们的就业、收入状况。
一、中国城市农民工无序职业链的特征与个人经济成就
引入城市农民工职业链概念,主要是试图分析某一重要位置农民工的入口数量,从每个入口进入的农民工具有哪些特征,未来的职业发展与不同的进入路径有什么关系,经由不同入口进入同一职业链的农民工在未来的发展。其目的是研究农民工的个人社会经济成就。
有关研究表明,农民工初次职业流动后,职业地位普遍上升。即农民工从农业产业流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个人经济成就,大都高于从事农业产业的个人经济成就。
笔者认为,其原因就在于决定职业链结构的行业因素。人们最初进入的行业性质对其收入和地位的演变有相当大的影响。从理论上讲,在一个劳动力普遍存在剩余的产业和行业,部分劳动力的转移,无疑有利于流出地区和家庭收入的增长。中国农业劳动力普遍存在着大量的剩余,边际收益递减或边际收益为负已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农民工初次职业流动后的地位提升其原因是行业因素。为什么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再次职业流动地位变化微小呢?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再次职业流动是在无序职业链上进行的。即农民工的流动是在各个工作之间循环,每个工作上人们的平均年龄相似,即不存在年龄阶梯。对于城市市民来说,他们的地位明显受到单位地位的影响。单位的地位高,其职工的地位也就高。城市居民在单位里的工作业绩是可以累积的,这种业绩累积逐渐地变为晋升的基础,于是就有了地位的累积。地位的累积是个人的一种资本,当职工在单位之间流动时,是可以将这种资本从一个单位带到另一个单位的。
二、年龄、收入与从事职业呈倒U态势是中国城市农民工的职业轨迹
农民工收入上升有两个途径:一是为了提高熟练程度而不断进行在岗培训,二是职位的积累。与此同时,年龄也成为收入下降的双刃剑。首先,是体力和健康的原因;其次,是技能和知识的老化。在人的一生中,工作是有生命周期的,因而一个人肯定能够达到他一生的收入顶峰。收入增长一般有两种方式:要么在一个职位上晋升到较高的地位,要么就职于高报酬的职业,或兼而有之。从“经济人”假定出发我们将农民工当作“理性经济人”。这就需要思考,农民工从事职业与年龄和收入之间的关系问题。以《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课题组的研究为例(图1),进城农民工年龄、收入与从事职业呈倒U态势。
图1 进城农民工的年龄、收入曲线
曲线图显示,中国城市农民工的职业顶峰是25～35岁。中国城市农民工“职业链对年龄的敏感性”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力工作越来越难做,同时该职业链几乎没有较高的职位可供选择。另外,我们可以用决定工作变化的“推”“留”和“拉”的因素来说明这种现象。推的因素表示继续留在该职业链的想法已不具有吸引力,对收入和地位不满,身体不适应或工作任务太重,并且这些问题几乎不可能有所改观。留的因素指尽管工人有较大的不满,但仍然留在该职业链中工作。拉的因素通常与产业结构有关。如果人们变换工作的目的是要使收入最大化,那么,存在着离开一个工作的最佳时间和最差时间。
三、中国城市农民工职业链决定进城农民工与城镇不平等更主要表现为机会上的不平等
由于城市农民工职业由无序职业链构成,他们的流动也局限在相关工作上。所以,制度障碍、习惯和熟练性造成农民工市场的分割和同等任务的工资差异。也就是说,进城农民工的平均劳动收入水平向城镇居民的趋近是通过增加更多的劳动时间来实现的。因此,在比较进城农民工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决定机制时,不仅需要考虑到月收入水平的差异,也应当考虑到小时工资率的差异性。为了便于比较进城农民工与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差异性,表1列出了两类人群的收入函数。
表1 进城农民工与城镇居民收入差异的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单位:%)
表1的对月收入差异的分解结果表明,如果进城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具有相同的特征,则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将高于城镇职工。即便在以小时工资率为对象的分解中也不难发现,不可解释的差异性因素是比较低的。因此,当劳动力市场是分割和等级化的时候,生产要素与投入的报酬就会趋于不平等,本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制度就会扭曲为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普遍认为,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是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实际上,城乡二元结构是社会等级构架的结果,不是市场等级的原因。当劳动力市场被分割、劳动力缺乏流动性时,具有相同特征的生产要素将不能获得相同的报酬,这将产生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如行业垄断、职位垄断对于收入差距具有非常高的解释因素,折射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特征。
四、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1.基本结论
(1)农民工的职业生命周期是连贯性的和相对稳定的,它不是短暂的现象。研究和评价城市农民工收入和地位时,不能仅用第一个工作和收入来评估。
(2)在城镇职工与进城农民工收入决定机制的比较中发现,歧视性因素不再是两者收入差距的主要解释因素。改变农民工的职业生命周期,除教育培训等因素外,国家就业制度设计是核心。
2.政策建议
(1)打破行业的行政垄断、促进职位的竞争性,既与政府体制转型密切相关,也要求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深化人事制度改革,降低行业的准入壁垒,增强职位转换的灵活性与竞争性。
(2)深化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开放城市劳动力市场,取消对竞争性行业的就业保护和进入门槛,为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营造良好的环境,从而促进劳动力市场的整合和城乡经济统筹发展。
(3)加大对农村地区的财政投入,以保障农村教育、医疗等关系到人力资本形成的领域的健康发展。改善教育供给,增强获取教育机会的公平性,将使得我国个人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有所改变和分配领域中的公平性获得持续改善。
参考文献:
[1]李路路,孙志祥.透视不平等—国外社会阶层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2]蔡 .劳动力流动,择业与自组织过程中的经济理性[J].中国社会科学,1997,(4).
[3]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J].社会学研究,1996,(4).
[4]李强.中国大陆城市农民工的职业流动[J].北京社会学研究,19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