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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开放金融体制的过程中应选择哪一种汇率机制来有效地调节外汇的供求关系，以便避免金融风险，并增强企业自主抵御外汇风险的能力，这是目前经济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首先从不同汇率制度对经济产生不同影响，以及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如何正确选择汇率制度进行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的几个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汇率制度的选择对一国经济的影响
长期以来，汇率制度的选择是国际金融领域最基本的争论点之一。战后，为了稳定国际经济秩序，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各国都实行了将本国货币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但1971年至1973年的一系列大规模的投机冲击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各国纷纷采取浮动的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80年代以来，欧洲货币体系以及美国货币当局又都实行过汇率目标区管理，对汇率决定方式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固定的或钉住的汇率是指货币当局宣布的用外币表示的本国货币的买价或卖价，并承诺在此汇率上无限量地兑换。一国采取固定的或钉住汇率的原因主要有：1.浮动汇率不可预见的易变性，不论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都会造成损失。汇率的不稳定增加了国际贸易的风险，阻碍了投资，增添了人们在不完全资本市场所面临的问题。2.政府相信钉住一个低通胀的货币有助于抑制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公布钉住汇率政策是用承诺的手段允许政府抵御经济扩张的诱惑。3.钉住汇率适用于价格不稳定后的通货紧缩。对于这些国家，固定汇率即可以减弱国际间可贸易商品价格的上涨，同时又给出了通胀的私人预期。虽然钉住汇率有上述优点，但实现起来却困难重重。若想捍卫钉住汇率，货币当局需要有足够的财力来购回高能货币基数(相当于央行存款加上流通货币)，或者，央行为了减少货币基数，必须大幅度地提高利率，以极大地提高投机者短期内炒作该国货币的成本。然而，只有极少的央行会倾向于汇率目标而不顾及其它方面的情况。如果利息高峰持续一段时间，会给银行体系带来大破坏，此外，较长时期无法预测的利率上扬还将对投资、就业、政府预算，国内收入再分配产生大规模的负面影响。而一国政府承诺它将无限期地忽视这些负面影响来保护固定汇率是不可信的。同时，在固定汇率下，汇率不能轻易调整，如果贸易伙伴国发生了通胀，以本币表示的进口商品价格必定上涨，其上涨幅度恰好等于商品出口国的通胀率，并且由于用外币表示的本国出口品变得相对便宜，还会导致本国出口增加，进口减少，本国货币有升值的压力。为了维护固定汇率，货币当局必须在市场上买入外汇，卖出本币，使国内货币供应量增加，物价随之上涨，这样国外通胀就输入到国内。
浮动汇率的出现为通过市场机制解决汇率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不再受制于维护固定汇率的需要，而能对经济的变动独立地作出反应。特别是当一国开放了金融市场，允许国际资本流动时，货币政策就可以成为强有力的政策工具。货币扩张可以导致国内实际利率下降，这一方面刺激国内需求扩大，另一方面会通过利率平价机制导致本币贬值，而本币贬值又进一步刺激国外净需求的增加。同时，浮动汇率在一定情况下可以避免国外通胀的输入，当与本国有重要贸易关系的国家发生较高的通胀时，对本国而言，相对通胀率的降低会使本币汇率上浮，而本币升值会使以本币表示的进口价格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因产品出口国的通胀而引起的进口商品价格的上涨，从而避免了国外通胀的输入。但是在浮动汇率下，汇率的频繁波动给一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汇率的自由浮动在一定条件下，不仅导致各主要货币之间汇率的大幅度波动，破坏了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增加了国际投资风险，而且易于形成各种汇率之间的错位，使汇率的走势偏离基本经济要素，背离一国的基本经济形势。
为了解决固定汇率的过于僵化和浮动汇率易于造成大幅度波动的矛盾，国际金融专家提出许多改革汇率制度的方案。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建立货币汇率目标区的构想。汇率目标区政策充分体现了货币稳定目标和汇率稳定目标之间的权衡关系。当汇率在目标区内小幅度变动时，中央银行不进行干预或少进行干预，而当汇率波动幅度加大，并达到目标区边界时，中央银行在一定程度上牺牲货币稳定目标，入市干预，将汇率波动限制在预定的范围之内。在汇率目标区管理下，汇率由基本经济变量来决定，但是汇率同基本经济变量的关系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汇率目标区的较宽幅度使货币当局在最需要的时候可以更大范围地运用货币政策，因而提高了它们承诺汇率机制的整体信誉。汇率目标区在浮动汇率的混乱和固定汇率的束缚之间提供了一个富有实效的平衡。但是，汇率目标区也有它的欠缺，尽管一个较宽的波动幅度会推迟预期汇率遭受冲击的时间，但它不能永远推迟。当面对投机压力，汇率目标区域的边界需要维护时，汇率目标区就遇到了固定汇率的所有问题。如1992年欧洲货币体系遭遇冲击时，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被迫超出目标区12％，1995年3月，西班牙和葡萄牙尽管已退守30％的波动幅度幅，但在压力下也不得不实行货币贬值。所以，如果目标区的边界缺乏可信性，汇率就不太可能在目标区内保持稳定。
二、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汇率制度的选择
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浪潮的涌动，金融市场不稳定因素急剧增长，潜在的金融风险纷纷显化，金融危机频频爆发。从表面上来看，资本的无序流动，资金大量流向非生产性部门、金融监管与金融市场开放的不同步、信贷资产质量恶化等都是构成风险和危机的重要因素，但是其深层的原因则是制度因素，即缺乏全球性监管的有效措施以及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是指那些经营者或市场中参与交易的人士在得到来自第三方的保障的条件下，所做出的决策及行为即使引起损失，也不必完全承担责任，甚或可能得到某种补偿，这将刺激其倾向于作出风险较大的决策，以期获取更大的利益。近年来，许多经济学家把道德风险视作东亚金融和货币危机的主要原因，并认为得到政府担保的金融机构起着关键的作用。金融机构能够以安全的利率筹措资金，然后以高出很多的利率贷给风险投资者，因而产生了很强的资产价格泡沫。在这个过程中，风险贷款的激增导致风险资产价格的上涨，使这些机构的财务状况表面上要比实际好，但是某一点的泡沫破裂时，风险会在同一循环中以相反的方向运作，资产价格开始下跌，金融机构挤兑处处可见，从而迫使金融机构纷纷倒闭，资本大量外逃。
道德风险一方面造成金融机构把短期借款用于长期风险投资，另一方面随着资产泡沫程度的加强，物价上涨，本国货币的贬值预期增加，这样就刺激投机者进入并利用汇率的变化获取暴利。对于实行固定汇率的国家，政府需要维持其汇率，因而产生了投机者与政府之间的博弈，投机者在进入该货币之前须做出决策，如果政府是个强政府，投机者进入无法迫使其货币贬值，就会遭受损失，则投机者会选择不进入。如果政府是个弱政府，无力长期维持钉住汇率，投机者进入后将获取暴利，投机者就会选择进入。投机者进入后，政府也有维持钉住汇率和放弃钉住汇率两种选择。在东亚危机中，投机者进入后，有的政府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有的只是进行了象征性抵抗，但多数国家最后都放弃了固定汇率。维持固定汇率使这些国家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实行浮动汇率虽然可以使政府减少为维持汇率而付出的代价，集中精力利用货币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但是，汇率的频繁波动会影响一国的经济发展。首先，货币贬值会影响到国内物价的稳定。由于人们心理预期的存在，进口商品物价上扬会推动本国生活费用的增加，进而推动名义工资上涨，导致生产成本和生活费用的上升，最终导致一般物价水平的上升。其次，汇率下浮会造成外汇的进一步短缺。货币贬值引起国内物价上涨，货币发行增多，人们预期货币将进一步贬值，因而会引起资金外逃，并造成本国债务负担的进一步加重。第三，汇率的不稳定直接导致国内金融秩序的不稳定，特别是在货币可以自由兑换的情况下，货币不正常地大量流出流入，会扰乱国内货币的供需机制，妨碍国内经济目标的实现。
事实上，不能以一个简单的汇率规则来替代一个明确的、可靠的宏观经济模型。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货币政策制定者与调节对象间的博弈、国际金融市场的非均衡性等因素都对汇率的确定产生一定的影响。为了使汇率的确定反映现实经济情况，需要建立这样一个模型，它既要涉及产出、就业、利息率、价格、投资和经常账户，还要考虑到国际资本市场、游资等因素的影响；既要考虑参与国际商品流通的贸易品部门的生产情况，又要考虑不参与国际商品流通的非贸易品部门的情况；既要分析国际商品市场的流通情况，又要分析国际资本市场的流通情况；既要研究中央银行的决策情况，又要研究各经济部门的理性对策。
三、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
我国从1985年起采用钉住一篮子可兑换货币的汇率制度，使人民币汇率长期固定不变，脱离了实际购买力基础，因而失去了经济调节杠杆的作用；而且刻板的钉住汇率制度不能应付对外经济关系的变化，特别是不能应付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带来的日益增大的国际风险。于是，从1994年1月1日起，人民币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并于1996年12月1日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款的有关义务，实行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的制度。
我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由我国当前的经济实力以及管理外汇市场的能力决定的。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汇率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另一方面，货币当局可以对汇率进行较多的干预和管理，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避免汇率波动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但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和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管理浮动汇率制逐渐暴露其弱点，如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较为严格的限制会使所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与市场实际汇率相背离，不能充分反映外汇市场的实际供求状况。从长远的眼光来看，为了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需要，人民币应逐步实现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实行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可以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有效调节外汇的供求关系，增强企业自主抵御外汇风险的能力。但是，实行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是要有前提条件的，它必须是在我国市场经济步入正轨、有健全的市场运行机制和良好的微观经济基础、有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健全的抵御金融风险机制的前提下，方可实行。在现阶段，我国经济正处在转轨阶段，国内金融市场尚未完善，各项风险机制尚未健全，实行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时机尚不成熟。在一定时期内，还应加强政府对汇率的管制。
为了适应国内外经济环境的需要，我们可以借鉴汇率目标区管理的作法，建立一套有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汇率制度。对于人民币汇率可以实现动态的目标区管理模式，首先，汇率的决定模型既要考虑到国内产出、就业、利息率、价格、投资和贸易差额等因素，还应当考虑到国际资本的冲击对汇率的影响。目前在国际上普遍使用的购买力平价理论和贸易品平价理论可以作为人民币汇率确定的理论基础，把国内的社会生产分为贸易品生产和非贸易品生产两大部分，分别考察两大部门的产出、利润、就业、工资、税收等，在此基础上再对资本市场进行分析，考察国际间利率平价、游资规模、本国的外债水平和资本市场开放度等。其次，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模型中应把贸易、政策和资本市场作为3个主要变量，目前我国国际收支中2/3为经常项目，因此人民币汇率的确定较多采用经常项目与政策变量相结合的汇率模型。随着人民币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资本收支在国际收支中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资本将成为汇率形成的主要力量。第三，汇率的波动幅度可以是多重的，可以根据国际经济环境的不同和对应货币的不同制定多重汇率目标区，例如在国际金融市场供需情况不同时，目标区的幅度规定就有所不同；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目标区幅度与人民币对欧元、人民币对日元的汇率目标区幅度就有所不同。目标区的确定应与国际、国内的具体情况相适应，并且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不断修正自己的策略，在博弈中达到均衡。特别是当国际游资活动频繁、窥视国内金融市场并对人民币汇率的稳定造成威胁时，政府应根据国际金融市场和国内经济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汇率政策来保障国内经济的稳定发展。第四，人民币汇率的确定理论上应以人民币所代表的商品价值为依据，要使人民币的币值保持稳定，必须使投入市场的货币量同由社会商品总价值和货币正常周转速度决定的市场实际需求量基本相等。
在加强对汇率管制的同时，还应继续加强对资本市场的管制。R.麦金农在1998年11月IMF年会上讲演时曾表示"我认为中国和香港的汇率正合适，同时，中国的资本管制制度对于控制国内银行的道德风险也非常有用，尽管它并不完美……中国的资本管制制度(除了加强以外))也不存在改变的预期和必要。"从理论上说，资本市场的开放不仅便利了短期国际游资的流动，而且还可能导致长期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当一国存在着明显的经济结构失调，宏观经济政策失误以及金融监管不力等不健康因素时，资源的迅速增加不仅得不到有效的配置和利用，而且银行体系流动性大量增加，很可能刺激金融资产价格过度上涨，进而促进经济泡沫化，最终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脆弱化。所以，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应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才能把金融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
一、汇率制度的选择对一国经济的影响
长期以来，汇率制度的选择是国际金融领域最基本的争论点之一。战后，为了稳定国际经济秩序，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各国都实行了将本国货币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但1971年至1973年的一系列大规模的投机冲击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各国纷纷采取浮动的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80年代以来，欧洲货币体系以及美国货币当局又都实行过汇率目标区管理，对汇率决定方式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固定的或钉住的汇率是指货币当局宣布的用外币表示的本国货币的买价或卖价，并承诺在此汇率上无限量地兑换。一国采取固定的或钉住汇率的原因主要有：1.浮动汇率不可预见的易变性，不论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都会造成损失。汇率的不稳定增加了国际贸易的风险，阻碍了投资，增添了人们在不完全资本市场所面临的问题。2.政府相信钉住一个低通胀的货币有助于抑制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公布钉住汇率政策是用承诺的手段允许政府抵御经济扩张的诱惑。3.钉住汇率适用于价格不稳定后的通货紧缩。对于这些国家，固定汇率即可以减弱国际间可贸易商品价格的上涨，同时又给出了通胀的私人预期。虽然钉住汇率有上述优点，但实现起来却困难重重。若想捍卫钉住汇率，货币当局需要有足够的财力来购回高能货币基数(相当于央行存款加上流通货币)，或者，央行为了减少货币基数，必须大幅度地提高利率，以极大地提高投机者短期内炒作该国货币的成本。然而，只有极少的央行会倾向于汇率目标而不顾及其它方面的情况。如果利息高峰持续一段时间，会给银行体系带来大破坏，此外，较长时期无法预测的利率上扬还将对投资、就业、政府预算，国内收入再分配产生大规模的负面影响。而一国政府承诺它将无限期地忽视这些负面影响来保护固定汇率是不可信的。同时，在固定汇率下，汇率不能轻易调整，如果贸易伙伴国发生了通胀，以本币表示的进口商品价格必定上涨，其上涨幅度恰好等于商品出口国的通胀率，并且由于用外币表示的本国出口品变得相对便宜，还会导致本国出口增加，进口减少，本国货币有升值的压力。为了维护固定汇率，货币当局必须在市场上买入外汇，卖出本币，使国内货币供应量增加，物价随之上涨，这样国外通胀就输入到国内。
浮动汇率的出现为通过市场机制解决汇率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不再受制于维护固定汇率的需要，而能对经济的变动独立地作出反应。特别是当一国开放了金融市场，允许国际资本流动时，货币政策就可以成为强有力的政策工具。货币扩张可以导致国内实际利率下降，这一方面刺激国内需求扩大，另一方面会通过利率平价机制导致本币贬值，而本币贬值又进一步刺激国外净需求的增加。同时，浮动汇率在一定情况下可以避免国外通胀的输入，当与本国有重要贸易关系的国家发生较高的通胀时，对本国而言，相对通胀率的降低会使本币汇率上浮，而本币升值会使以本币表示的进口价格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因产品出口国的通胀而引起的进口商品价格的上涨，从而避免了国外通胀的输入。但是在浮动汇率下，汇率的频繁波动给一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汇率的自由浮动在一定条件下，不仅导致各主要货币之间汇率的大幅度波动，破坏了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增加了国际投资风险，而且易于形成各种汇率之间的错位，使汇率的走势偏离基本经济要素，背离一国的基本经济形势。
为了解决固定汇率的过于僵化和浮动汇率易于造成大幅度波动的矛盾，国际金融专家提出许多改革汇率制度的方案。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建立货币汇率目标区的构想。汇率目标区政策充分体现了货币稳定目标和汇率稳定目标之间的权衡关系。当汇率在目标区内小幅度变动时，中央银行不进行干预或少进行干预，而当汇率波动幅度加大，并达到目标区边界时，中央银行在一定程度上牺牲货币稳定目标，入市干预，将汇率波动限制在预定的范围之内。在汇率目标区管理下，汇率由基本经济变量来决定，但是汇率同基本经济变量的关系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汇率目标区的较宽幅度使货币当局在最需要的时候可以更大范围地运用货币政策，因而提高了它们承诺汇率机制的整体信誉。汇率目标区在浮动汇率的混乱和固定汇率的束缚之间提供了一个富有实效的平衡。但是，汇率目标区也有它的欠缺，尽管一个较宽的波动幅度会推迟预期汇率遭受冲击的时间，但它不能永远推迟。当面对投机压力，汇率目标区域的边界需要维护时，汇率目标区就遇到了固定汇率的所有问题。如1992年欧洲货币体系遭遇冲击时，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被迫超出目标区12％，1995年3月，西班牙和葡萄牙尽管已退守30％的波动幅度幅，但在压力下也不得不实行货币贬值。所以，如果目标区的边界缺乏可信性，汇率就不太可能在目标区内保持稳定。
二、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汇率制度的选择
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浪潮的涌动，金融市场不稳定因素急剧增长，潜在的金融风险纷纷显化，金融危机频频爆发。从表面上来看，资本的无序流动，资金大量流向非生产性部门、金融监管与金融市场开放的不同步、信贷资产质量恶化等都是构成风险和危机的重要因素，但是其深层的原因则是制度因素，即缺乏全球性监管的有效措施以及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是指那些经营者或市场中参与交易的人士在得到来自第三方的保障的条件下，所做出的决策及行为即使引起损失，也不必完全承担责任，甚或可能得到某种补偿，这将刺激其倾向于作出风险较大的决策，以期获取更大的利益。近年来，许多经济学家把道德风险视作东亚金融和货币危机的主要原因，并认为得到政府担保的金融机构起着关键的作用。金融机构能够以安全的利率筹措资金，然后以高出很多的利率贷给风险投资者，因而产生了很强的资产价格泡沫。在这个过程中，风险贷款的激增导致风险资产价格的上涨，使这些机构的财务状况表面上要比实际好，但是某一点的泡沫破裂时，风险会在同一循环中以相反的方向运作，资产价格开始下跌，金融机构挤兑处处可见，从而迫使金融机构纷纷倒闭，资本大量外逃。
道德风险一方面造成金融机构把短期借款用于长期风险投资，另一方面随着资产泡沫程度的加强，物价上涨，本国货币的贬值预期增加，这样就刺激投机者进入并利用汇率的变化获取暴利。对于实行固定汇率的国家，政府需要维持其汇率，因而产生了投机者与政府之间的博弈，投机者在进入该货币之前须做出决策，如果政府是个强政府，投机者进入无法迫使其货币贬值，就会遭受损失，则投机者会选择不进入。如果政府是个弱政府，无力长期维持钉住汇率，投机者进入后将获取暴利，投机者就会选择进入。投机者进入后，政府也有维持钉住汇率和放弃钉住汇率两种选择。在东亚危机中，投机者进入后，有的政府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有的只是进行了象征性抵抗，但多数国家最后都放弃了固定汇率。维持固定汇率使这些国家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实行浮动汇率虽然可以使政府减少为维持汇率而付出的代价，集中精力利用货币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但是，汇率的频繁波动会影响一国的经济发展。首先，货币贬值会影响到国内物价的稳定。由于人们心理预期的存在，进口商品物价上扬会推动本国生活费用的增加，进而推动名义工资上涨，导致生产成本和生活费用的上升，最终导致一般物价水平的上升。其次，汇率下浮会造成外汇的进一步短缺。货币贬值引起国内物价上涨，货币发行增多，人们预期货币将进一步贬值，因而会引起资金外逃，并造成本国债务负担的进一步加重。第三，汇率的不稳定直接导致国内金融秩序的不稳定，特别是在货币可以自由兑换的情况下，货币不正常地大量流出流入，会扰乱国内货币的供需机制，妨碍国内经济目标的实现。
事实上，不能以一个简单的汇率规则来替代一个明确的、可靠的宏观经济模型。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货币政策制定者与调节对象间的博弈、国际金融市场的非均衡性等因素都对汇率的确定产生一定的影响。为了使汇率的确定反映现实经济情况，需要建立这样一个模型，它既要涉及产出、就业、利息率、价格、投资和经常账户，还要考虑到国际资本市场、游资等因素的影响；既要考虑参与国际商品流通的贸易品部门的生产情况，又要考虑不参与国际商品流通的非贸易品部门的情况；既要分析国际商品市场的流通情况，又要分析国际资本市场的流通情况；既要研究中央银行的决策情况，又要研究各经济部门的理性对策。
三、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
我国从1985年起采用钉住一篮子可兑换货币的汇率制度，使人民币汇率长期固定不变，脱离了实际购买力基础，因而失去了经济调节杠杆的作用；而且刻板的钉住汇率制度不能应付对外经济关系的变化，特别是不能应付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带来的日益增大的国际风险。于是，从1994年1月1日起，人民币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并于1996年12月1日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款的有关义务，实行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的制度。
我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由我国当前的经济实力以及管理外汇市场的能力决定的。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汇率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另一方面，货币当局可以对汇率进行较多的干预和管理，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避免汇率波动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但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和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管理浮动汇率制逐渐暴露其弱点，如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较为严格的限制会使所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与市场实际汇率相背离，不能充分反映外汇市场的实际供求状况。从长远的眼光来看，为了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需要，人民币应逐步实现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实行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可以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有效调节外汇的供求关系，增强企业自主抵御外汇风险的能力。但是，实行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是要有前提条件的，它必须是在我国市场经济步入正轨、有健全的市场运行机制和良好的微观经济基础、有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健全的抵御金融风险机制的前提下，方可实行。在现阶段，我国经济正处在转轨阶段，国内金融市场尚未完善，各项风险机制尚未健全，实行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时机尚不成熟。在一定时期内，还应加强政府对汇率的管制。
为了适应国内外经济环境的需要，我们可以借鉴汇率目标区管理的作法，建立一套有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汇率制度。对于人民币汇率可以实现动态的目标区管理模式，首先，汇率的决定模型既要考虑到国内产出、就业、利息率、价格、投资和贸易差额等因素，还应当考虑到国际资本的冲击对汇率的影响。目前在国际上普遍使用的购买力平价理论和贸易品平价理论可以作为人民币汇率确定的理论基础，把国内的社会生产分为贸易品生产和非贸易品生产两大部分，分别考察两大部门的产出、利润、就业、工资、税收等，在此基础上再对资本市场进行分析，考察国际间利率平价、游资规模、本国的外债水平和资本市场开放度等。其次，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模型中应把贸易、政策和资本市场作为3个主要变量，目前我国国际收支中2/3为经常项目，因此人民币汇率的确定较多采用经常项目与政策变量相结合的汇率模型。随着人民币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资本收支在国际收支中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资本将成为汇率形成的主要力量。第三，汇率的波动幅度可以是多重的，可以根据国际经济环境的不同和对应货币的不同制定多重汇率目标区，例如在国际金融市场供需情况不同时，目标区的幅度规定就有所不同；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目标区幅度与人民币对欧元、人民币对日元的汇率目标区幅度就有所不同。目标区的确定应与国际、国内的具体情况相适应，并且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不断修正自己的策略，在博弈中达到均衡。特别是当国际游资活动频繁、窥视国内金融市场并对人民币汇率的稳定造成威胁时，政府应根据国际金融市场和国内经济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汇率政策来保障国内经济的稳定发展。第四，人民币汇率的确定理论上应以人民币所代表的商品价值为依据，要使人民币的币值保持稳定，必须使投入市场的货币量同由社会商品总价值和货币正常周转速度决定的市场实际需求量基本相等。
在加强对汇率管制的同时，还应继续加强对资本市场的管制。R.麦金农在1998年11月IMF年会上讲演时曾表示"我认为中国和香港的汇率正合适，同时，中国的资本管制制度对于控制国内银行的道德风险也非常有用，尽管它并不完美……中国的资本管制制度(除了加强以外))也不存在改变的预期和必要。"从理论上说，资本市场的开放不仅便利了短期国际游资的流动，而且还可能导致长期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当一国存在着明显的经济结构失调，宏观经济政策失误以及金融监管不力等不健康因素时，资源的迅速增加不仅得不到有效的配置和利用，而且银行体系流动性大量增加，很可能刺激金融资产价格过度上涨，进而促进经济泡沫化，最终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脆弱化。所以，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应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才能把金融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