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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0年的大选中，代表民主党冲击白宫总统宝座的是年近78岁高龄的拜登，如其当选，四年后谋连任的将是一名82岁的老人，这对长期以来一直以“活力”“接续”自诩的美国政治简直是一种嘲讽，更反映出民主党内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代际危机”持续存在。
今年9月1日，随着马萨诸塞州国会初选的结束，各层次两党提名程序几近完成，国会选举正式进入终局对决阶段。与拜登锁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毫无悬念相比，马萨诸塞州国会参议院的民主党初选却精彩异常，其结果如何成了本届大选过程中民主党选民的最大期待之一。
在这次初选中，2013年通过补选就位的在任国会参议员埃德·马基遭遇了2012年当选的国会众议员乔·肯尼迪三世。马基生于1946年，在进入国会参议院之前曾当过37年的国会众议员;后者是名“80后”，在马基担任四年国会众议员后才出生，来自显赫的肯尼迪家族，是罗伯特·肯尼迪的孙子。虽然自去年8月份宣布参选、挑战在任者之后，肯尼迪的民调就一路领先，但在今年年初却出现了“死亡交叉”，最后一刻才得到国会众议长南希·佩洛西的背书，不过最终还是未能打破所谓的“在任者优势”，输给了马基。
关于如此戏剧性的结果，各路评论各取所需。有的感慨所谓“肯尼迪王朝”在国会山上的“没落”;有的叹息这场注定使民主党失去一位具有竞争力的政治人物的内斗毫无意义。而从更长周期的政党发展看，这还是一场民主党再次错过代际更新机会的初选。
民主党正常的迭代节奏已被打乱？
2020年代表民主党竞选总统的拜登年近78岁，2016年代表民主党出战的希拉里当时是69岁，在2008年大选中大胜共和党对手的奥巴马时年则只有47岁，如此排序，颇给人以时空错乱之感，似乎民主党后续20年的未来在2008年就已经被奥巴马这一代年轻人“预支”了。从这个角度出发，讨论民主党的“奥巴马化”可能是与讨论共和党的“特朗普化”同等重要的话题，因为前者似乎已在不经意间成为了现实。笔者曾经就此提出过一个看法：在民主党代际发展意义上，奥巴马的存在具有分水岭式的作用——1961年出生的他让美国的总统政治从1940年代（克林顿、小布什的世代，他们均出生在1940年代）快进到了1960年代;而在后奥巴马时代（奥巴马出生于1961年），1950年代又被直接跳过了。为此，民主党将不得不用更多的时间调整世代，消化掉在“奥巴马光环”之下变得暗淡的“婴儿潮”政客们（由于战后和平、经济复苏，1946年初至1964年底美国新生婴儿急剧增多，这代人被称作“婴儿潮一代”，他们当中的大量人口成长为精英如今活跃在美国各行各业）。很显然，奥巴马在2008年的提前脱颖而出打乱了民主党政治精英更新迭代的节奏，而在2008年后的十年间，相对更具资源与知名度的希拉里和拜登仍守着“重返白宫”（希拉里当过“第一夫人”，拜登担任过副总统）的执念，且面对同样高龄的对手特朗普，这些也都为民主党的“总统政治”始终停留在1940年代提供了借口。
如果说奥巴马的存在只是一个因素的话，民主党的某些特质也更为明显地影响着代际。需要最先理清的是，所谓“民主党是一个具有更多年轻政治精英的政党”的判断是不是个刻板印象？这可能并非全部属实。在某个时间节点上，由于选民结构等原因，以及在开放式初选中选民“喜新厌旧”的特点，民主党的确更容易产生新世代或者看上去更年轻的政治人物，给人以“新”或“年轻”的感觉。但事实上，60年前，约翰·肯尼迪在与尼克松对决时也不过只比对手年轻四岁;过去50年国会两院各自的21位最年轻议员中，民主党分别占10位和13位，其“年轻化”并不十分突出。这也意味着，在从总统到国会再到基层的各种选举中，民主党不一定在代际分布上更“年轻”，只是生于1940年代的克林顿战胜生于1920年代的老布什以及此后生于1960年代出生的奥巴马作为“黑马”“半路杀出”，给民主党贴上了“年轻化”的标签而已。
同时，民主党籍国会议员的长时间连选连任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新面孔的出现。还以马萨诸塞州为例，在如今的第116届国会中，该州的两名参议员和九名众议员全部为民主党人。具体而言，两位参议员分别由于特德·肯尼迪在任46年后离世和约翰·克里在任28年后转任国务卿才得到更新，而九名众议员中只有两位是通过在党内初选中挑战在任者当选的，七位是等待在任者离任后才通过选举接任。连具有显赫家族背景的乔·肯尼迪也是在以力推金融监管改革的民主党人巴尼·弗兰克退休之后才披挂出征。类似情况在民主党的稳定、安全议席中更为明显，反而在面临共和党直接挑战或者有机会向共和党盘踞的席位发起冲击尝试的选区才会产生更年轻面孔。在今年的佐治亞州国会参议员选举中，面对着几乎无法击败的共和党在任者，民主党就再次选择让33岁的乔恩·奥瑟夫放手一搏。而在加利福尼亚州国会众议员第50选区，民主党罕见地提名了1989年出生的拉美裔阿拉伯裔混血候选人卡姆帕-纳贾尔来挑战资深的共和党前国会众议员达雷尔·伊萨。
耐人寻味的是，由于党内长期存在不同政策主张和议程，民主党某些政治精英的长期在任或高龄化并不意味着其理念的固化或保守化。试想，如果2016年履历丰富的希拉里没有选择复出参选的话，更为年长的桑德斯岂不是更有机会代表民主党对决特朗普？如果成真，今天民主党“代际困局”的关键词恐怕就是“桑德斯化”了。让我们回到对马基对决肯尼迪这场初选的观察当中，马基虽然来自“高龄世代”，却因长期持进步主义自由派理念而与近年在民主党内上升最快的桑德斯、亚历山德莉亚·奥卡西奥-科茨（女，国会众议员，美国民主社会主义主张者，根据其英文名字缩写俗称AOC）等激进派颇为合拍，而肯尼迪虽是“新世代”，所代表的却是民主党传统自由派。按照美国媒体的比喻，这就是在具有新技能的老马和坐拥老资本的新人之间进行选择，肯尼迪自然不占优势，更为激进的年轻选民不会支持与他们年龄相近、资历浅薄却坐拥家族荫护的肯尼迪，反而会对桑德斯、马基这种“老炮儿”情有独钟。换言之，对目前的民主党而言，最为重要的争斗点还是方向与路线，主要矛盾是传统派与激进派之间的竞争，代际的裂痕基本上被派系之争覆盖，并非最为突出。 从此意义上讲，拜登与哈里斯的组合在政策方向和代际这两条经纬线上刚好与桑德斯等“激进老炮儿”位置颠倒，仍然延续了传统民主党的老面孔与旧思维，因此在吸引桑德斯所代表派系的支持者方面仍有较大压力。即便被政治精英认为更有把握完成战胜特朗普的“任务”——也真有很大可能完成这个任务，拜登今后所要面对的党内派系整合与代际调整任务，仍是通过选举不仅解决不了反而会进一步加剧的问题。
民主党党内年轻化落后于共和党？
8月27日，网上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最后一天，1977年出生的汤姆·科顿被安排发表演讲。作为今年谋求连任的最年轻在任国会参议员，科顿竟然在与大选同时举行的本次国会改选中没有迎来民主党的挑战者，唾手可得的六年新任期将跨越2024年大选，届时这位来自阿肯色州的共和党人很难不抓住机会谋求“再上一层楼”。这位鼓吹“冷战剧本”的年轻议员代表着共和党“新世代”的群体性崛起。与此同时，在共和党全代会第三天发言的北卡罗来纳州国会众议院第11选区候选人麦迪逊·考索恩年仅24岁，且头戴“身残志坚”的光环（下肢因车祸瘫痪），极可能将美国国会带入“90后世代”。他在共和党全代会上说，“如果你认为年轻人不能改变世界，那你就是不了解美国历史。”
目前在第116届国会参议院的14名“70后”议员中，有十名是共和党人，民主党的代际问题相对于共和党而言的确是迟滞了不少。究其原因，最先能想到的解释大概就是奥巴马时期共和党在“茶党运动”背景下的“反建制”趋势。如今看来，“反建制”的主观目标虽然是更多更换那些长期盘踞在华盛顿的传统政治精英，促使華盛顿更多“回应”民意，其客观结果却是为“新世代”共和党人走上前台创造了“快速通道”。当然，在“反建制”的背景下，罗恩·保罗（得克萨斯州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现年85岁）、特朗普等高龄者也大行其道，前者作为理念推广者较为少见，而后者的“反建制”色彩太过鲜明，以至于完全可以超越代际因素。总体而言，正是因为民主党内部派系之争优先导致了其自奥巴马以来形成的“求新而未必保鲜”状态，共和党则完全将矛头指向了盘踞首都华盛顿的资深政客，进而也就有了“求鲜也可能创新”的趋势。
无论如何，随着2020年大选的落幕，两党“总统政治”也会相继彻底告别“1940世代”迎来新的代际更迭。代际问题的确正在成为我们关注美国两党政治深度重构过程及其逻辑的有趣且关键的切入点。未来随着研究的持续深入，可能会验证或推翻目前的一些判断，但不论哪一种结果，都将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了解美国政治发展历程的全貌。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美国研究中心秘书长）
今年9月1日，随着马萨诸塞州国会初选的结束，各层次两党提名程序几近完成，国会选举正式进入终局对决阶段。与拜登锁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毫无悬念相比，马萨诸塞州国会参议院的民主党初选却精彩异常，其结果如何成了本届大选过程中民主党选民的最大期待之一。
在这次初选中，2013年通过补选就位的在任国会参议员埃德·马基遭遇了2012年当选的国会众议员乔·肯尼迪三世。马基生于1946年，在进入国会参议院之前曾当过37年的国会众议员;后者是名“80后”，在马基担任四年国会众议员后才出生，来自显赫的肯尼迪家族，是罗伯特·肯尼迪的孙子。虽然自去年8月份宣布参选、挑战在任者之后，肯尼迪的民调就一路领先，但在今年年初却出现了“死亡交叉”，最后一刻才得到国会众议长南希·佩洛西的背书，不过最终还是未能打破所谓的“在任者优势”，输给了马基。
关于如此戏剧性的结果，各路评论各取所需。有的感慨所谓“肯尼迪王朝”在国会山上的“没落”;有的叹息这场注定使民主党失去一位具有竞争力的政治人物的内斗毫无意义。而从更长周期的政党发展看，这还是一场民主党再次错过代际更新机会的初选。
民主党正常的迭代节奏已被打乱？
2020年代表民主党竞选总统的拜登年近78岁，2016年代表民主党出战的希拉里当时是69岁，在2008年大选中大胜共和党对手的奥巴马时年则只有47岁，如此排序，颇给人以时空错乱之感，似乎民主党后续20年的未来在2008年就已经被奥巴马这一代年轻人“预支”了。从这个角度出发，讨论民主党的“奥巴马化”可能是与讨论共和党的“特朗普化”同等重要的话题，因为前者似乎已在不经意间成为了现实。笔者曾经就此提出过一个看法：在民主党代际发展意义上，奥巴马的存在具有分水岭式的作用——1961年出生的他让美国的总统政治从1940年代（克林顿、小布什的世代，他们均出生在1940年代）快进到了1960年代;而在后奥巴马时代（奥巴马出生于1961年），1950年代又被直接跳过了。为此，民主党将不得不用更多的时间调整世代，消化掉在“奥巴马光环”之下变得暗淡的“婴儿潮”政客们（由于战后和平、经济复苏，1946年初至1964年底美国新生婴儿急剧增多，这代人被称作“婴儿潮一代”，他们当中的大量人口成长为精英如今活跃在美国各行各业）。很显然，奥巴马在2008年的提前脱颖而出打乱了民主党政治精英更新迭代的节奏，而在2008年后的十年间，相对更具资源与知名度的希拉里和拜登仍守着“重返白宫”（希拉里当过“第一夫人”，拜登担任过副总统）的执念，且面对同样高龄的对手特朗普，这些也都为民主党的“总统政治”始终停留在1940年代提供了借口。
如果说奥巴马的存在只是一个因素的话，民主党的某些特质也更为明显地影响着代际。需要最先理清的是，所谓“民主党是一个具有更多年轻政治精英的政党”的判断是不是个刻板印象？这可能并非全部属实。在某个时间节点上，由于选民结构等原因，以及在开放式初选中选民“喜新厌旧”的特点，民主党的确更容易产生新世代或者看上去更年轻的政治人物，给人以“新”或“年轻”的感觉。但事实上，60年前，约翰·肯尼迪在与尼克松对决时也不过只比对手年轻四岁;过去50年国会两院各自的21位最年轻议员中，民主党分别占10位和13位，其“年轻化”并不十分突出。这也意味着，在从总统到国会再到基层的各种选举中，民主党不一定在代际分布上更“年轻”，只是生于1940年代的克林顿战胜生于1920年代的老布什以及此后生于1960年代出生的奥巴马作为“黑马”“半路杀出”，给民主党贴上了“年轻化”的标签而已。
同时，民主党籍国会议员的长时间连选连任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新面孔的出现。还以马萨诸塞州为例，在如今的第116届国会中，该州的两名参议员和九名众议员全部为民主党人。具体而言，两位参议员分别由于特德·肯尼迪在任46年后离世和约翰·克里在任28年后转任国务卿才得到更新，而九名众议员中只有两位是通过在党内初选中挑战在任者当选的，七位是等待在任者离任后才通过选举接任。连具有显赫家族背景的乔·肯尼迪也是在以力推金融监管改革的民主党人巴尼·弗兰克退休之后才披挂出征。类似情况在民主党的稳定、安全议席中更为明显，反而在面临共和党直接挑战或者有机会向共和党盘踞的席位发起冲击尝试的选区才会产生更年轻面孔。在今年的佐治亞州国会参议员选举中，面对着几乎无法击败的共和党在任者，民主党就再次选择让33岁的乔恩·奥瑟夫放手一搏。而在加利福尼亚州国会众议员第50选区，民主党罕见地提名了1989年出生的拉美裔阿拉伯裔混血候选人卡姆帕-纳贾尔来挑战资深的共和党前国会众议员达雷尔·伊萨。
耐人寻味的是，由于党内长期存在不同政策主张和议程，民主党某些政治精英的长期在任或高龄化并不意味着其理念的固化或保守化。试想，如果2016年履历丰富的希拉里没有选择复出参选的话，更为年长的桑德斯岂不是更有机会代表民主党对决特朗普？如果成真，今天民主党“代际困局”的关键词恐怕就是“桑德斯化”了。让我们回到对马基对决肯尼迪这场初选的观察当中，马基虽然来自“高龄世代”，却因长期持进步主义自由派理念而与近年在民主党内上升最快的桑德斯、亚历山德莉亚·奥卡西奥-科茨（女，国会众议员，美国民主社会主义主张者，根据其英文名字缩写俗称AOC）等激进派颇为合拍，而肯尼迪虽是“新世代”，所代表的却是民主党传统自由派。按照美国媒体的比喻，这就是在具有新技能的老马和坐拥老资本的新人之间进行选择，肯尼迪自然不占优势，更为激进的年轻选民不会支持与他们年龄相近、资历浅薄却坐拥家族荫护的肯尼迪，反而会对桑德斯、马基这种“老炮儿”情有独钟。换言之，对目前的民主党而言，最为重要的争斗点还是方向与路线，主要矛盾是传统派与激进派之间的竞争，代际的裂痕基本上被派系之争覆盖，并非最为突出。 从此意义上讲，拜登与哈里斯的组合在政策方向和代际这两条经纬线上刚好与桑德斯等“激进老炮儿”位置颠倒，仍然延续了传统民主党的老面孔与旧思维，因此在吸引桑德斯所代表派系的支持者方面仍有较大压力。即便被政治精英认为更有把握完成战胜特朗普的“任务”——也真有很大可能完成这个任务，拜登今后所要面对的党内派系整合与代际调整任务，仍是通过选举不仅解决不了反而会进一步加剧的问题。
民主党党内年轻化落后于共和党？
8月27日，网上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最后一天，1977年出生的汤姆·科顿被安排发表演讲。作为今年谋求连任的最年轻在任国会参议员，科顿竟然在与大选同时举行的本次国会改选中没有迎来民主党的挑战者，唾手可得的六年新任期将跨越2024年大选，届时这位来自阿肯色州的共和党人很难不抓住机会谋求“再上一层楼”。这位鼓吹“冷战剧本”的年轻议员代表着共和党“新世代”的群体性崛起。与此同时，在共和党全代会第三天发言的北卡罗来纳州国会众议院第11选区候选人麦迪逊·考索恩年仅24岁，且头戴“身残志坚”的光环（下肢因车祸瘫痪），极可能将美国国会带入“90后世代”。他在共和党全代会上说，“如果你认为年轻人不能改变世界，那你就是不了解美国历史。”
目前在第116届国会参议院的14名“70后”议员中，有十名是共和党人，民主党的代际问题相对于共和党而言的确是迟滞了不少。究其原因，最先能想到的解释大概就是奥巴马时期共和党在“茶党运动”背景下的“反建制”趋势。如今看来，“反建制”的主观目标虽然是更多更换那些长期盘踞在华盛顿的传统政治精英，促使華盛顿更多“回应”民意，其客观结果却是为“新世代”共和党人走上前台创造了“快速通道”。当然，在“反建制”的背景下，罗恩·保罗（得克萨斯州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现年85岁）、特朗普等高龄者也大行其道，前者作为理念推广者较为少见，而后者的“反建制”色彩太过鲜明，以至于完全可以超越代际因素。总体而言，正是因为民主党内部派系之争优先导致了其自奥巴马以来形成的“求新而未必保鲜”状态，共和党则完全将矛头指向了盘踞首都华盛顿的资深政客，进而也就有了“求鲜也可能创新”的趋势。
无论如何，随着2020年大选的落幕，两党“总统政治”也会相继彻底告别“1940世代”迎来新的代际更迭。代际问题的确正在成为我们关注美国两党政治深度重构过程及其逻辑的有趣且关键的切入点。未来随着研究的持续深入，可能会验证或推翻目前的一些判断，但不论哪一种结果，都将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了解美国政治发展历程的全貌。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美国研究中心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