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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新中国历史大致可分为前三十年探索和后三十年改革两个历史时期。前三十年在迷茫与挫折中前行，后三十年吸取前三十年的经验教训并在其基础上实现了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两个三十年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一部分，各自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它们之间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两个三十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大致可分为两个历史时期。前后两个时期大体各占30年的时间：前三十年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曲折探索时期；后三十年，是以前三十年为基础，将改革开放作为前进的主要动力，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逐步实现自我革新、自我发展的新阶段。前后两个三十年是一以贯之、与时俱进的内在统一体。
一、前三十年是后三十年的基础
1.前三十年为后三十年提供了政治前提和制度保障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三大政治制度，这三大政治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这标志着我国人民民主制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中国社会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转变。至此，我国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进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2.前三十年为后三十年提供了物质经济条件
新中国成立初期，因国民党统治下长期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市场混乱，再加上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和制裁，给国民经济的恢复造成了严重困难。在这种极端环境中，党和人民政府把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做中心任务，通过没收官僚资本组建国营经济，在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中国建立起国营经济和崭新的经济秩序，统一了财经，稳定了物价，使国家财政收支和市场物资供求基本达到平衡，国营经济成为我国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1953年，根据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党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极大地促进了工、农、商业的社会变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3.前三十年为后三十年提供了思想保证和理论先导
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讲话的指导思想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以苏为鉴，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论十大关系》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比较系统地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始。1951年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反运动；1952年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展开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巩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进一步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有力地抵制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革命队伍的腐蚀，清除了干部队伍中变质分子，教育和挽救了一批干部，提高了干部和广大人民的思想政治觉悟。
4.前三十年为后三十年提供了外交战略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为各项建设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毛泽东在1949年提出了“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在请客”的外交主张，这三项主张从根本上回答了新中国外交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即怎样独立自主地建立起对外关系，怎样有步骤地清除帝国主义国家的影响以及如何处理同他们的关系，使新中国在外交上掌握了战略主动权，在政治上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1953年12月，中国政府在同访华的印度代表团谈判中，首次提出了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作为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五项基本原则，周恩来倡议将它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通过不懈的努力，我国先后同多个国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尤其是同苏联外交关系的建立对当时的国际局势和两国共同利益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初步显示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也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和平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外部环境和外交战略基础。
二、后三十年是前三十年的改革与完善
1976年，十年浩劫“文革”结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科学地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自此，党和全国人民开启了一条崭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1.日益完善的制度体系
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党坚持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刻地把握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分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具体制度三个层面，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作了集中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 2.经济体制的变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80年8月中共中央在《进一步做好城镇劳动就业工作》中强调“要鼓励和扶植城镇个体经济的发展”，对劳动体制进行全面改革。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个体经济看作是我国现阶段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提高国家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工作好坏的重要标准，最终，在党的十四大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表明我国已经初步实现了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第一，我国已经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第二，市场化改革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形成了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管理制度；第三，确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明确要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探索和协调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第四，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党的十五大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并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3.对外关系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根据不同时期的国际形势 ，审时度势地调整外交政策，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外交政策的重点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在《中国的对外政策》中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1]邓小平在1988年明确提出以五项基本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2000年7月6日，江泽民在访问土库曼斯坦期间，就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阐述了中国一贯坚持的四项原则，即一是维护和平、反对武力；二是相互尊重、主权平等；三是自主选择、求同存异；四是互利合作、共同发展。党的十八大把“公共外交”与“全球治理”写进了党的报告，这表明中国的大国外交，不仅仅是强调从国家战略利益出发，而且更加重视维护世界和平与人类共同利益。在新时期，我国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交理念，但我们的宗旨自始至终是：始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地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4.科技文化战略的调整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他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的理论，鲜明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此后，真正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在20世纪90年代进一步发展了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根据中国国情，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决策。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国内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对人才需求急剧增长，基于此，2007年，党中央把人才强国战略写进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和党的十七大报告。当今，我国已进入改革的深水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顺利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文化强国战略。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这三大战略是我国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和必然选择，中华民族想要繁荣复兴，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三大战略。
三、前后两个三十年是一脉相承的辩证统一体
1.前三十年的经验与教训加深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通过前三十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征程，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国的基本国情仍然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基本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后三十年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的改革与创新
通过前三十年的发展，我国经济社会有了长足发展；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在新时期，邓小平将其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并将其作为我国的立国之本。根据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都是调节经济的手段的思想，党带领中国人民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发展、政局稳定、社会和谐，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归根结底，就是因为我们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是在社会主义制度范围内进行的自我改革与完善，而不是脱离了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是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根据我国实际国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我们要充分肯定各自的历史贡献，注意各自的历史特点，将两个三十年辩证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5～417页。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林蕴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二卷 向社会主义过度-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1953-1955）[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9.
[5]杨干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6]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1-07-02（02）.
[7]文丰安、蒋利佳.科教兴国、人才强国与文化强国三大战略的辩证思考[J].管理世界，2013（01）.
作者简介：马瑞（1989-），女，新疆乌县人，青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5级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两个三十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大致可分为两个历史时期。前后两个时期大体各占30年的时间：前三十年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曲折探索时期；后三十年，是以前三十年为基础，将改革开放作为前进的主要动力，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逐步实现自我革新、自我发展的新阶段。前后两个三十年是一以贯之、与时俱进的内在统一体。
一、前三十年是后三十年的基础
1.前三十年为后三十年提供了政治前提和制度保障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三大政治制度，这三大政治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这标志着我国人民民主制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中国社会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转变。至此，我国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进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2.前三十年为后三十年提供了物质经济条件
新中国成立初期，因国民党统治下长期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市场混乱，再加上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和制裁，给国民经济的恢复造成了严重困难。在这种极端环境中，党和人民政府把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做中心任务，通过没收官僚资本组建国营经济，在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中国建立起国营经济和崭新的经济秩序，统一了财经，稳定了物价，使国家财政收支和市场物资供求基本达到平衡，国营经济成为我国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1953年，根据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党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极大地促进了工、农、商业的社会变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3.前三十年为后三十年提供了思想保证和理论先导
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讲话的指导思想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以苏为鉴，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论十大关系》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比较系统地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始。1951年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反运动；1952年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展开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巩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进一步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有力地抵制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革命队伍的腐蚀，清除了干部队伍中变质分子，教育和挽救了一批干部，提高了干部和广大人民的思想政治觉悟。
4.前三十年为后三十年提供了外交战略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为各项建设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毛泽东在1949年提出了“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在请客”的外交主张，这三项主张从根本上回答了新中国外交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即怎样独立自主地建立起对外关系，怎样有步骤地清除帝国主义国家的影响以及如何处理同他们的关系，使新中国在外交上掌握了战略主动权，在政治上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1953年12月，中国政府在同访华的印度代表团谈判中，首次提出了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作为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五项基本原则，周恩来倡议将它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通过不懈的努力，我国先后同多个国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尤其是同苏联外交关系的建立对当时的国际局势和两国共同利益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初步显示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也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和平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外部环境和外交战略基础。
二、后三十年是前三十年的改革与完善
1976年，十年浩劫“文革”结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科学地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自此，党和全国人民开启了一条崭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1.日益完善的制度体系
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党坚持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刻地把握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分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具体制度三个层面，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作了集中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 2.经济体制的变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80年8月中共中央在《进一步做好城镇劳动就业工作》中强调“要鼓励和扶植城镇个体经济的发展”，对劳动体制进行全面改革。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个体经济看作是我国现阶段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提高国家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工作好坏的重要标准，最终，在党的十四大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表明我国已经初步实现了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第一，我国已经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第二，市场化改革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形成了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管理制度；第三，确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明确要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探索和协调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第四，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党的十五大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并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3.对外关系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根据不同时期的国际形势 ，审时度势地调整外交政策，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外交政策的重点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在《中国的对外政策》中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1]邓小平在1988年明确提出以五项基本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2000年7月6日，江泽民在访问土库曼斯坦期间，就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阐述了中国一贯坚持的四项原则，即一是维护和平、反对武力；二是相互尊重、主权平等；三是自主选择、求同存异；四是互利合作、共同发展。党的十八大把“公共外交”与“全球治理”写进了党的报告，这表明中国的大国外交，不仅仅是强调从国家战略利益出发，而且更加重视维护世界和平与人类共同利益。在新时期，我国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交理念，但我们的宗旨自始至终是：始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地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4.科技文化战略的调整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他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的理论，鲜明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此后，真正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在20世纪90年代进一步发展了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根据中国国情，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决策。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国内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对人才需求急剧增长，基于此，2007年，党中央把人才强国战略写进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和党的十七大报告。当今，我国已进入改革的深水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顺利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文化强国战略。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这三大战略是我国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和必然选择，中华民族想要繁荣复兴，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三大战略。
三、前后两个三十年是一脉相承的辩证统一体
1.前三十年的经验与教训加深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通过前三十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征程，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国的基本国情仍然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基本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后三十年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的改革与创新
通过前三十年的发展，我国经济社会有了长足发展；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在新时期，邓小平将其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并将其作为我国的立国之本。根据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都是调节经济的手段的思想，党带领中国人民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发展、政局稳定、社会和谐，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归根结底，就是因为我们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是在社会主义制度范围内进行的自我改革与完善，而不是脱离了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是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根据我国实际国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我们要充分肯定各自的历史贡献，注意各自的历史特点，将两个三十年辩证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5～417页。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林蕴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二卷 向社会主义过度-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1953-1955）[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9.
[5]杨干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6]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1-07-02（02）.
[7]文丰安、蒋利佳.科教兴国、人才强国与文化强国三大战略的辩证思考[J].管理世界，2013（01）.
作者简介：马瑞（1989-），女，新疆乌县人，青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5级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