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今年10月20日,上海国际艺术节又将迎来盛大的开幕。作为艺术节的开幕演出,每年入选的节目都备受瞩目,而今年,这个开幕演出选用了上海爱乐乐团年轻的驻团作曲家龚天鹏的作品——交响合唱《启航》暨龚天鹏第九交响曲,这正是龚天鹏接受委约为本届艺术节专门创作的。这位“年轻的作曲家”有多年轻呢?打开网站的宣传页面,指挥汤沐海一头标志性长发早已是众人皆熟,男中音廖昌永也是一脸的成熟睿智,女高音许蕾虽然很年轻,但妆容精致、礼服华丽,看起来就气场满满,只有龚天鹏的照片,一张孩子气的圆脸上带着些许羞涩的笑容,简直就像钢琴比赛少儿组选手跑错了片场。然而再看看他为艺术节开幕所写的第九交响曲的主题:用交响乐与合唱的恢弘气势,谱写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的伟大篇章,抒发了新时代年轻人的家国情怀……
两相对比,有点反差萌,拿这个逗趣龚天鹏,“请问26岁的你用音乐书写96岁的党,会不会驾驭不住这宏大的主题?”穿着白衬衫的少年一脸认真:“五四运动、中共建党,这些事件的主人公,许多在当年都是20岁出头的年轻人,我相信同样年轻的自己可以捕捉到他们的精神。历史是属于所有人的,跟年龄没有关系,我更愿意把这部作品看成是一次当代‘90后’和上世纪‘90后’的隔空对话。”当然,为了这次“对话”,龚天鹏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跑遍了广州辛亥革命纪念馆、嘉兴南湖、北京鲁迅故居,并三次踏访上海一大遗址,尽可能捕捉历史的足迹,以当下青年的心境感受革命志士的情怀。“哪怕是在南湖的船头站一站,在鲁迅故居门口任思绪飞驰一会,都让我的心更加贴近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革命志士们的所思所想。”
为让当代观众的心贴近那个时代的情感,龚天鹏还在作品中“收集”了许多现已逐渐消失在上海弄堂的市井之声:“栀子花、茉莉花”的叫卖声,走街串巷磨剪刀的吆喝聲,自行车的“丁零零”,最具震撼力的还是码头上工人们响亮而又沉重的码头号子……加上这部约65分钟的交响合唱汇聚了指挥汤沐海、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男高音歌唱家韩蓬、女高音歌唱家许蕾等一众重量级艺术家,而龚天鹏在写歌词时,更选用了许多爱国先烈书写革命情怀的诗文,比如李大钊写于1916年的《青春》、邓中夏写于1921年的《五一纪念歌》……这些元素的汇总,让人不禁对这部不走寻常路的“主旋律”作品充满期待呢。
“交响乐是时代的记录者”
别看龚天鹏是个不折不扣的90后,但他的音乐生涯却起步很早:5岁开始学琴,9岁考进茱莉亚音乐学院,13岁压轴茱莉亚学院100周年庆典,被寄予厚望代表着古典音乐的传承和未来。然而天才少年的成长之路亦是大开大合,不破不立,这颗演奏界的新星选择在16岁那年终止钢琴家的道路,转而学习作曲,可以说经历了绝大多数这个年龄的孩子无法想象的艰难和波折。然而一切的经历最终成就了现在的自己,如今,他是上海爱乐乐团的驻团作曲家,有稳定的创作环境和演出机会——每年至少创作一部交响乐作品,并在当年成为乐团音乐季重点推出的曲目,这是很多资深作曲家都难以达到的“幸福”的创作状态。
对于三年前以22岁的年龄成为名团爱乐的驻团作曲家,龚天鹏自己都觉得,这样的机遇放在全世界的古典乐坛都是少见的,“这是一个天赐的平台”。但作为一个自小就离开家园,在美国度过了大部分求学岁月的“国际化音乐人”,龚天鹏更认为这样的机遇出现在中国、在上海,从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时代的必然:“古典音乐在西方正在衰落,并且他们的古典传统太成熟了,观众听惯了贝多芬、莫扎特、老柴和勃拉姆斯,为什么要去听一个现代人写的新作品呢?但在中国,在上海,古典音乐才刚刚起步,正处在一个百家争鸣的阶段,它的包容度远远大于西方,而我们作曲家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去用自己的作品填补这个空缺。”
带着这样的使命感,龚天鹏从美国毕业之后立刻就接下了爱乐乐团的橄榄枝,在上海这三年的时间里,他完成了五部作品,其中四部都是交响乐。有趣的是,除了第四交响曲《复兴》、为纪念二战暨抗战70周年而作的《第五交响曲》以及本次为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式而做的第九交响曲《启航》这些宏大主题之外,少年龚天鹏还在间隙中创作出一部中提琴协奏曲《麦田里的守望者》以及他的《第六交响曲》,后者是与小说相对应的对青春期的自我剖白。“我15岁那年,将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从学校带回家,反复读了10多遍。16岁的高中生霍尔顿·考尔菲德被学校开除,一个人在纽约游荡,遇见各式各样的人,青春期男孩的内心世界在纸上坦露。没有一本小说离我这么近,霍尔顿和我,心里的痛苦和困惑非常相似。”谈及创作灵感,龚天鹏表示那是一种灵魂的契合。
然而塞林格禁止对《麦田里的守望者》进行一切视觉形式的改编,因为他明白,要把这部描绘内心世界的小说搬上舞台,必然会破坏它本来的样子。不过这难不倒龚天鹏,音乐少年灵机一动,何不用古典音乐去再现这个故事呢?音乐是抽象的,它超越了所有视觉的表达,足以百分百还原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心世界的丰富——一如龚天鹏自己想要表达的,那些充满冲突的、躁动不安的青少年时代。而《第六交响曲》,则是鹏鹏版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他通过接触的人和留存的物件,一点一点拼接起自己青春期的记忆碎片。比起《第五交响曲》的宏大叙事,《第六交响曲》更自我、更感性、更充满戏剧张力。虽然是自传式的,但用鹏鹏的话说,“他的生活就是音乐”,《第六交响曲》是在“用音乐描述音乐”。如果你对龚天鹏足够熟悉,甚至可以感受到这部自传式的《第六交响曲》,是把一个神童的成长史摆在我们面前:经历了与外部世界的硝烟与冷战,经历了内心的苦闷与挣扎,他更加笃定地走在自己选择的那条路上。并未流于平庸,仍旧保持锋芒,只是懂得了用更成熟的方式与这个世界相处。
如果说那些恢弘甚至沉重的主旋律作品用交响乐来承载再合适不过,那些充满纠结的小情绪甚至是孩子气的青春主题也用上如此“高大上”的音乐形式会不会太过“小题大做”?面对这个问题,龚天鹏很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很多人认为交响乐是“严肃的”“宏大的”,这都是因为人们只看到了交响乐的形式——复杂的建制、庞大的乐团,但这些都只是“形式”。在他的心里,交响乐的“内容”是远远重于“形式”的。至于什么是“内容”?这位年轻的作曲家一言以蔽之:“交响乐是时代的记录者。”在他看来,交响乐的创作应该体现时代精神,而什么是时代精神?除了回望历史与眺望未来,一个时代中年轻人的喜怒哀乐,梦想与幻灭,难道不都是这个时代的精神内核么?而交响乐,除了应该记录下那些“大”,更应该记录下这些“小”,这才是让“交响乐”这种音乐形式永葆生命力的方式,而不是死守那些“过时的形式”。 “我们国内大部分从事交响乐创作的作曲家,都把交响乐放在了一个过于神圣的位置,比如他们大多不屑于为电影、电视甚至动画片、游戏去创作一部交响乐,认为交响乐沾染了商业就是亵渎。但纵观国际上的创作生态,在美国,好莱坞大片的配乐常常就是非常有名的作曲家操刀的,并且丝毫无损于作品的高品质;而我们的邻居日本,大家都很熟悉的宫崎骏的动画片就常常使用久石让专门为其创作的交响乐作品作为配乐,这些配乐被单独拿出来举行的交响乐演奏会更是广受欢迎——并不是高雅的艺术就要曲高和寡,优美动听与伟大作品并不矛盾。”事实上,在龚天鹏看来,“优美动听”根本就是“伟大作品”的必要条件,“如今我们都在说要普及交响乐、普及古典音乐,我认为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在这个年轻的90后少年看来,所谓的“普及”和“传播”都是多此一举的“动作”,更无须“降低门槛吸引群众”,只要作曲家用自己的眼睛观察这个时代,用自己的音符记录自己的心声,那么写出来的交响乐,就是这个时代里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好作品。
话题回到《启航》。无须讳言,主旋律创作对大部分作曲家而言都是种“任务”,但龚天鹏对此却并无思想包袱:“主旋律作品或是其他,音乐归根到底就是写人,从朴素严谨的历史人文角度入手,写出自己内心想说的话,想对同胞、对祖国说的话,就是我的创作方向。”而在少年龚天鹏看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任何时代都有现实意义,每个人都是改变国家的元素之一,当下青年亦不该遗忘历史,不该置身事外——“这就是我这部交响作品想要记录的时代精神。”
“年轻的团队才可以携手走向成熟”
其实,当年龚天鹏之所以从茱莉亚一毕业就能回到上海进入爱乐乐团,爱乐的副团长兼常任指挥张亮可以说功不可没。说起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张亮笑言,“比见面更早的是神交。”原来,龚天鹏的父亲和张亮的父亲都是江苏人,还是好朋友,加上兩人都是一路从上音附小、附中迈出国际音乐殿堂的,彼此之间的老师和校友都有交集,所以张亮很早就听说了自己有个堪称神童的小老乡,而龚天鹏也知道有那么一个年纪轻轻就入驻名团的前辈,不过两人的第一次见面还是在四年前的江苏省新年音乐会上。因为音乐会邀请了散布全国各地的江苏籍音乐家同台合作,两个神交已久的年轻人终于碰面,“那场音乐会由我指挥上海爱乐乐团,演奏的是当时还没有毕业的龚天鹏的作品,第一次排练结束,我和团员们都觉得很惊叹,无法想象那个作品来自一个刚满20岁的少年,我那时候就动了要邀请他驻团的念头——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少年,尤其需要一个平台来保护他、支持他。我有一种预感,我们呵护这个少年的现在,而他会给我们乐团带来未来。”
所有的“遇见”背后都是天时地利人和,彼时的爱乐正好处于一个期待转变的当口,本着对原创的重视和融入本土化的需求,想要有更多优质的中国原创的交响乐加入音乐季。当然,上海的作曲界从来就不缺名家大师,单是音乐学院的作曲系就堪称人才济济,却为什么要从美国签了这么个“应届生”回来?对此,作为爱乐乐团的掌门人,同样年轻的80后指挥家张亮直言不讳:“那些已有声望的名家们大多手头稿约很重,一来很难长期合作,二来他们风格已成,虽然很好,但是不容易出新;而高校的老师们往往强于理论、作品工整甚至难度颇高,但也因此很有些赏析门槛,不容易被大众接受。而龚天鹏,即是专业出身,又完全没有套路,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下一张牌会出什么——他的加入将是我们乐团的一个变数,而变数往往能打破旧格局,带来新天地。”
而一切也正如张亮预想的那样,龚天鹏的加入给爱乐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他时而创作出如第五、第九这样大气磅礴的交响乐,时而又给大家带来如麦田、第六那样青春无厘头的交响乐,“排练龚天鹏的音乐往往最累人,他想法多,脑子活,又是从国际一流的音乐学府毕业的,写的谱子常常体量庞大又技法复杂。”“听起来大家应该怨声载道。”“是啊,大家都抱怨,但一边抱怨一边也乐在其中,每一次经历完漫长的磕磕绊绊直到整个乐团完美配合,作为指挥,我很明显从这个过程中看到了乐团的凝聚力一天比一天更紧密,演奏风格也越来越与时俱进,充满活力。”这也许就是张亮所预期的那种变数吧,由一个人的成长,带动了一个团队的成长。
说到团队,张亮另有感触:就在十月初,他受邀带领爱乐乐团去日本东京参加了“亚洲交响乐周”的访问演出。在那里,日本的听众们除了对爱乐的精彩表演赞叹有加,更对乐队的年龄组成津津乐道——从指挥到作曲到乐队首席再到全体成员,整个乐团几乎清一色都是年轻人。“这在日本乃至西方的交响乐界都是非常少见的,特别是我们这种以城市命名的交响乐团,很多团的平均年龄都在50岁上下。”究其原因,张亮认为这还是国情不同造成的。“交响乐是发源于西方且从未中断过的文化,所以他们的著名乐团成员无一不是自小就在专业的学习中成长起来的,到了中老年演奏能力也不会有太大问题,反而会因为演奏经验和社会阅历的积累而更加成熟稳健;日本在文化上学习西方已久,也是差不多情况。而中国现在的中年演奏员,因时代原因,大多在幼年时期没有专业学习的机会,很多人是在已经成年后因为个人爱好和机缘巧合,得以进入社会教学体系最终进入演奏领域,却因为缺乏“童子功”,身体机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跟不上专业团队的演奏要求,音乐生涯不得不早早结束,因此乐团成为年轻人的天下也是必然趋势。”如此看来,年轻化的交响乐团从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劣势?这结论有点让人沮丧,张亮却并不担心:“诚然,一个有经验的乐团在演奏上能达到某种高度和水平,但一个年轻的乐团也有他们所缺乏的好奇心和进取心;也许我们的演奏暂时没有他们娴熟稳健,但我们在磨合的过程中那种共同成长的乐趣和不断超越自己的成就感也是非常珍贵的收获。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最终会由一个个年轻人变成中年人,我们的团队也终将成长为一个成熟的乐团,有什么比一起经历这个过程更有意义?”
年轻的音乐人和“年轻的观众”共同成长
与龚天鹏同为茱莉亚音乐学院校友的许蕾,这一次受邀参与了交响合唱《启航》的演出,担任女高音。说起与鹏鹏的初次合作,许蕾至今记忆犹新:“我和龚天鹏的缘分始于在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的时候。当时我读研,鹏鹏还是朱莉亚预科班的一个高中生。记得有一天他非常礼貌又青涩地敲了敲我的琴房门,想请我唱一个他自己写的作品。”当时正逢四川汶川大地震,茱莉亚的海外学子们的心也跟着一起牵动,许蕾刚刚参加完一场为地震捐款的义演,看到龚天鹏递上的关于四川大地震的《悲情天台山》(他的第一部交响乐作品),立刻就欣然接受,帮他录了音。“当时唱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孩子看上去年纪不大,但是写出来的作品似乎是英文里讲的‘old soul’(深沉的灵魂),内心十分感动,心想,这样的音乐家一定能够为这个世界带来许多美好的作品。从这之后,鹏鹏有许多声乐作品都会约我帮他唱,我也从不拒绝。” 与龚天鹏激烈的天才式成长轨迹不同,年轻的女高音歌唱家许蕾的成长经历则是一路顺遂。许蕾的父母都曾是南通小红花艺术团成员,妈妈会拉小提琴,爸爸擅长男高音,外婆曾是空政文工团的独唱演员,因此,对于许蕾而言,音乐从来就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初中时,爱上流行歌曲的她决定拜师学艺,学习唱歌。“当时,想通过先学美声发音打好基础,于是,我成了南通师范学校的音乐教师刘宁妹的学生。”许蕾说,那时候自己印象中唱歌剧特别是女高音的人都是“可怕的胖子”,因此内心里其实是排斥走这条路的。然而在一次发声训练中,刘老师播放的一段录像一下子改变了她的看法:那是一段来自希腊歌剧女神玛丽亚·卡拉斯的录像。镜头中的歌剧女歌手美丽高贵,通过歌唱和形体的表演,给还是少女的许蕾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视觉和听觉享受。那一刻,许蕾突然发现,“原来古典音乐竟然能如此打动人心。”正好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老师觉得她实在是一块唱美声的料,于是17岁的许蕾参加了南通市歌唱比赛,一举获得美声组第一名。
但这时的许蕾还没有下决心走上专业的音乐之路。品学兼优的她一边考上了重点高中,一边师从女高音歌唱家、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教授刘若娥,开始了每周末前往上海的“远程求学”生涯。很快,她在音乐上展现出的天赋就赢得了刘教授的认可,也坚定了许蕾走音乐之路的决心,2001年从南通中学毕业后,许蕾以高分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声歌系。“那一年,全国只录取了10多个人,我是唯一的一个江苏籍学生。”许蕾说,与其他同学相比,她还是那一届唯一一个从重点高中考入上音的学生。2006年,许蕾的音乐求学之路再次晋级,成功考入了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获得全额奖学金,成为近十年来第一个考入该院声乐系研究生的中国人。当然,海外求学的生活可不是花团锦簇,“在茱莉亚音乐学院,熬夜到凌晨一两点,写长达25页纸的英文乐理论文是常事。”除此之外,语言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传统歌剧都是采用意大利语的。可以说,接触歌剧越深,许蕾越发现这是一门极具挑战性的综合学科。“需要做大量的资料查阅工作,研究各个人物之间的关系,涉及历史、文学、宗教、舞蹈、戏剧等多个方面。”目前,许蕾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渐掌握了意大利语、法语、德语等多国语言。
对于年轻的歌剧演员而言,参与演出的实践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过程。以许蕾为例,除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她还分别在美国的多个主要歌剧院,以及在法国巴黎和以色列特拉维夫受邀演出,并担任莫扎特歌剧《魔笛》中的帕米娜,佛朗西斯·普朗克歌劇《断头台上的修女》中的布朗热等女主角。特别是在大都会歌剧院,在三年里的每个演出季,大师班的学生都会参加歌剧院的演出,并与多明戈、约纳斯?考夫曼、乔伊斯·荻朵娜朵等世界著名歌剧艺术家同台。面对这些机遇,许蕾的态度谦逊而踏实:“作为一个歌剧演员,每一次机会都值得尊重,无论角色大小,重要的是如何把自己对歌剧的理解融入到每一个角色准备的细节中。而练唱和排练往往是漫长的磨合期,从而一步步地寻找角色和声音的最佳状态。因此艺术的成就不是一蹴而就,从来都是一个追寻的过程。”
而在许蕾看来,艺术观众的形成亦是这样一个缓慢的成长过程,不用着急,因为古典歌剧作为一个“传统”是不会失去它的魅力的。“我和许多悲观的人相反,我认为歌剧的存在不需要去做任何刻意的事去使它普及化,但面对真正对它有感应的人,主动进行对话也是可行的。在古代,伯牙还要遇到子期才能琴瑟和鸣,歌剧与它的听众也是这样的关系。”许蕾相信,只要歌剧存在,就一定会有欣赏它的群体,而且并不会“越来越少”。如果一定要谈到“活力”,大概只可能改编它的传播方式——现在是网络社会,人们的注意力普遍不如过去集中,而且视觉的要求在被强化,听觉专一性某种程度上会被影响。“但这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许就是在这样一个视觉的时代,我们更需要闭上眼睛,用心去听音乐所要传达的至情,最终对人类共情吧。”
两相对比,有点反差萌,拿这个逗趣龚天鹏,“请问26岁的你用音乐书写96岁的党,会不会驾驭不住这宏大的主题?”穿着白衬衫的少年一脸认真:“五四运动、中共建党,这些事件的主人公,许多在当年都是20岁出头的年轻人,我相信同样年轻的自己可以捕捉到他们的精神。历史是属于所有人的,跟年龄没有关系,我更愿意把这部作品看成是一次当代‘90后’和上世纪‘90后’的隔空对话。”当然,为了这次“对话”,龚天鹏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跑遍了广州辛亥革命纪念馆、嘉兴南湖、北京鲁迅故居,并三次踏访上海一大遗址,尽可能捕捉历史的足迹,以当下青年的心境感受革命志士的情怀。“哪怕是在南湖的船头站一站,在鲁迅故居门口任思绪飞驰一会,都让我的心更加贴近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革命志士们的所思所想。”
为让当代观众的心贴近那个时代的情感,龚天鹏还在作品中“收集”了许多现已逐渐消失在上海弄堂的市井之声:“栀子花、茉莉花”的叫卖声,走街串巷磨剪刀的吆喝聲,自行车的“丁零零”,最具震撼力的还是码头上工人们响亮而又沉重的码头号子……加上这部约65分钟的交响合唱汇聚了指挥汤沐海、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男高音歌唱家韩蓬、女高音歌唱家许蕾等一众重量级艺术家,而龚天鹏在写歌词时,更选用了许多爱国先烈书写革命情怀的诗文,比如李大钊写于1916年的《青春》、邓中夏写于1921年的《五一纪念歌》……这些元素的汇总,让人不禁对这部不走寻常路的“主旋律”作品充满期待呢。
“交响乐是时代的记录者”
别看龚天鹏是个不折不扣的90后,但他的音乐生涯却起步很早:5岁开始学琴,9岁考进茱莉亚音乐学院,13岁压轴茱莉亚学院100周年庆典,被寄予厚望代表着古典音乐的传承和未来。然而天才少年的成长之路亦是大开大合,不破不立,这颗演奏界的新星选择在16岁那年终止钢琴家的道路,转而学习作曲,可以说经历了绝大多数这个年龄的孩子无法想象的艰难和波折。然而一切的经历最终成就了现在的自己,如今,他是上海爱乐乐团的驻团作曲家,有稳定的创作环境和演出机会——每年至少创作一部交响乐作品,并在当年成为乐团音乐季重点推出的曲目,这是很多资深作曲家都难以达到的“幸福”的创作状态。
对于三年前以22岁的年龄成为名团爱乐的驻团作曲家,龚天鹏自己都觉得,这样的机遇放在全世界的古典乐坛都是少见的,“这是一个天赐的平台”。但作为一个自小就离开家园,在美国度过了大部分求学岁月的“国际化音乐人”,龚天鹏更认为这样的机遇出现在中国、在上海,从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时代的必然:“古典音乐在西方正在衰落,并且他们的古典传统太成熟了,观众听惯了贝多芬、莫扎特、老柴和勃拉姆斯,为什么要去听一个现代人写的新作品呢?但在中国,在上海,古典音乐才刚刚起步,正处在一个百家争鸣的阶段,它的包容度远远大于西方,而我们作曲家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去用自己的作品填补这个空缺。”
带着这样的使命感,龚天鹏从美国毕业之后立刻就接下了爱乐乐团的橄榄枝,在上海这三年的时间里,他完成了五部作品,其中四部都是交响乐。有趣的是,除了第四交响曲《复兴》、为纪念二战暨抗战70周年而作的《第五交响曲》以及本次为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式而做的第九交响曲《启航》这些宏大主题之外,少年龚天鹏还在间隙中创作出一部中提琴协奏曲《麦田里的守望者》以及他的《第六交响曲》,后者是与小说相对应的对青春期的自我剖白。“我15岁那年,将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从学校带回家,反复读了10多遍。16岁的高中生霍尔顿·考尔菲德被学校开除,一个人在纽约游荡,遇见各式各样的人,青春期男孩的内心世界在纸上坦露。没有一本小说离我这么近,霍尔顿和我,心里的痛苦和困惑非常相似。”谈及创作灵感,龚天鹏表示那是一种灵魂的契合。
然而塞林格禁止对《麦田里的守望者》进行一切视觉形式的改编,因为他明白,要把这部描绘内心世界的小说搬上舞台,必然会破坏它本来的样子。不过这难不倒龚天鹏,音乐少年灵机一动,何不用古典音乐去再现这个故事呢?音乐是抽象的,它超越了所有视觉的表达,足以百分百还原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心世界的丰富——一如龚天鹏自己想要表达的,那些充满冲突的、躁动不安的青少年时代。而《第六交响曲》,则是鹏鹏版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他通过接触的人和留存的物件,一点一点拼接起自己青春期的记忆碎片。比起《第五交响曲》的宏大叙事,《第六交响曲》更自我、更感性、更充满戏剧张力。虽然是自传式的,但用鹏鹏的话说,“他的生活就是音乐”,《第六交响曲》是在“用音乐描述音乐”。如果你对龚天鹏足够熟悉,甚至可以感受到这部自传式的《第六交响曲》,是把一个神童的成长史摆在我们面前:经历了与外部世界的硝烟与冷战,经历了内心的苦闷与挣扎,他更加笃定地走在自己选择的那条路上。并未流于平庸,仍旧保持锋芒,只是懂得了用更成熟的方式与这个世界相处。
如果说那些恢弘甚至沉重的主旋律作品用交响乐来承载再合适不过,那些充满纠结的小情绪甚至是孩子气的青春主题也用上如此“高大上”的音乐形式会不会太过“小题大做”?面对这个问题,龚天鹏很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很多人认为交响乐是“严肃的”“宏大的”,这都是因为人们只看到了交响乐的形式——复杂的建制、庞大的乐团,但这些都只是“形式”。在他的心里,交响乐的“内容”是远远重于“形式”的。至于什么是“内容”?这位年轻的作曲家一言以蔽之:“交响乐是时代的记录者。”在他看来,交响乐的创作应该体现时代精神,而什么是时代精神?除了回望历史与眺望未来,一个时代中年轻人的喜怒哀乐,梦想与幻灭,难道不都是这个时代的精神内核么?而交响乐,除了应该记录下那些“大”,更应该记录下这些“小”,这才是让“交响乐”这种音乐形式永葆生命力的方式,而不是死守那些“过时的形式”。 “我们国内大部分从事交响乐创作的作曲家,都把交响乐放在了一个过于神圣的位置,比如他们大多不屑于为电影、电视甚至动画片、游戏去创作一部交响乐,认为交响乐沾染了商业就是亵渎。但纵观国际上的创作生态,在美国,好莱坞大片的配乐常常就是非常有名的作曲家操刀的,并且丝毫无损于作品的高品质;而我们的邻居日本,大家都很熟悉的宫崎骏的动画片就常常使用久石让专门为其创作的交响乐作品作为配乐,这些配乐被单独拿出来举行的交响乐演奏会更是广受欢迎——并不是高雅的艺术就要曲高和寡,优美动听与伟大作品并不矛盾。”事实上,在龚天鹏看来,“优美动听”根本就是“伟大作品”的必要条件,“如今我们都在说要普及交响乐、普及古典音乐,我认为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在这个年轻的90后少年看来,所谓的“普及”和“传播”都是多此一举的“动作”,更无须“降低门槛吸引群众”,只要作曲家用自己的眼睛观察这个时代,用自己的音符记录自己的心声,那么写出来的交响乐,就是这个时代里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好作品。
话题回到《启航》。无须讳言,主旋律创作对大部分作曲家而言都是种“任务”,但龚天鹏对此却并无思想包袱:“主旋律作品或是其他,音乐归根到底就是写人,从朴素严谨的历史人文角度入手,写出自己内心想说的话,想对同胞、对祖国说的话,就是我的创作方向。”而在少年龚天鹏看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任何时代都有现实意义,每个人都是改变国家的元素之一,当下青年亦不该遗忘历史,不该置身事外——“这就是我这部交响作品想要记录的时代精神。”
“年轻的团队才可以携手走向成熟”
其实,当年龚天鹏之所以从茱莉亚一毕业就能回到上海进入爱乐乐团,爱乐的副团长兼常任指挥张亮可以说功不可没。说起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张亮笑言,“比见面更早的是神交。”原来,龚天鹏的父亲和张亮的父亲都是江苏人,还是好朋友,加上兩人都是一路从上音附小、附中迈出国际音乐殿堂的,彼此之间的老师和校友都有交集,所以张亮很早就听说了自己有个堪称神童的小老乡,而龚天鹏也知道有那么一个年纪轻轻就入驻名团的前辈,不过两人的第一次见面还是在四年前的江苏省新年音乐会上。因为音乐会邀请了散布全国各地的江苏籍音乐家同台合作,两个神交已久的年轻人终于碰面,“那场音乐会由我指挥上海爱乐乐团,演奏的是当时还没有毕业的龚天鹏的作品,第一次排练结束,我和团员们都觉得很惊叹,无法想象那个作品来自一个刚满20岁的少年,我那时候就动了要邀请他驻团的念头——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少年,尤其需要一个平台来保护他、支持他。我有一种预感,我们呵护这个少年的现在,而他会给我们乐团带来未来。”
所有的“遇见”背后都是天时地利人和,彼时的爱乐正好处于一个期待转变的当口,本着对原创的重视和融入本土化的需求,想要有更多优质的中国原创的交响乐加入音乐季。当然,上海的作曲界从来就不缺名家大师,单是音乐学院的作曲系就堪称人才济济,却为什么要从美国签了这么个“应届生”回来?对此,作为爱乐乐团的掌门人,同样年轻的80后指挥家张亮直言不讳:“那些已有声望的名家们大多手头稿约很重,一来很难长期合作,二来他们风格已成,虽然很好,但是不容易出新;而高校的老师们往往强于理论、作品工整甚至难度颇高,但也因此很有些赏析门槛,不容易被大众接受。而龚天鹏,即是专业出身,又完全没有套路,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下一张牌会出什么——他的加入将是我们乐团的一个变数,而变数往往能打破旧格局,带来新天地。”
而一切也正如张亮预想的那样,龚天鹏的加入给爱乐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他时而创作出如第五、第九这样大气磅礴的交响乐,时而又给大家带来如麦田、第六那样青春无厘头的交响乐,“排练龚天鹏的音乐往往最累人,他想法多,脑子活,又是从国际一流的音乐学府毕业的,写的谱子常常体量庞大又技法复杂。”“听起来大家应该怨声载道。”“是啊,大家都抱怨,但一边抱怨一边也乐在其中,每一次经历完漫长的磕磕绊绊直到整个乐团完美配合,作为指挥,我很明显从这个过程中看到了乐团的凝聚力一天比一天更紧密,演奏风格也越来越与时俱进,充满活力。”这也许就是张亮所预期的那种变数吧,由一个人的成长,带动了一个团队的成长。
说到团队,张亮另有感触:就在十月初,他受邀带领爱乐乐团去日本东京参加了“亚洲交响乐周”的访问演出。在那里,日本的听众们除了对爱乐的精彩表演赞叹有加,更对乐队的年龄组成津津乐道——从指挥到作曲到乐队首席再到全体成员,整个乐团几乎清一色都是年轻人。“这在日本乃至西方的交响乐界都是非常少见的,特别是我们这种以城市命名的交响乐团,很多团的平均年龄都在50岁上下。”究其原因,张亮认为这还是国情不同造成的。“交响乐是发源于西方且从未中断过的文化,所以他们的著名乐团成员无一不是自小就在专业的学习中成长起来的,到了中老年演奏能力也不会有太大问题,反而会因为演奏经验和社会阅历的积累而更加成熟稳健;日本在文化上学习西方已久,也是差不多情况。而中国现在的中年演奏员,因时代原因,大多在幼年时期没有专业学习的机会,很多人是在已经成年后因为个人爱好和机缘巧合,得以进入社会教学体系最终进入演奏领域,却因为缺乏“童子功”,身体机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跟不上专业团队的演奏要求,音乐生涯不得不早早结束,因此乐团成为年轻人的天下也是必然趋势。”如此看来,年轻化的交响乐团从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劣势?这结论有点让人沮丧,张亮却并不担心:“诚然,一个有经验的乐团在演奏上能达到某种高度和水平,但一个年轻的乐团也有他们所缺乏的好奇心和进取心;也许我们的演奏暂时没有他们娴熟稳健,但我们在磨合的过程中那种共同成长的乐趣和不断超越自己的成就感也是非常珍贵的收获。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最终会由一个个年轻人变成中年人,我们的团队也终将成长为一个成熟的乐团,有什么比一起经历这个过程更有意义?”
年轻的音乐人和“年轻的观众”共同成长
与龚天鹏同为茱莉亚音乐学院校友的许蕾,这一次受邀参与了交响合唱《启航》的演出,担任女高音。说起与鹏鹏的初次合作,许蕾至今记忆犹新:“我和龚天鹏的缘分始于在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的时候。当时我读研,鹏鹏还是朱莉亚预科班的一个高中生。记得有一天他非常礼貌又青涩地敲了敲我的琴房门,想请我唱一个他自己写的作品。”当时正逢四川汶川大地震,茱莉亚的海外学子们的心也跟着一起牵动,许蕾刚刚参加完一场为地震捐款的义演,看到龚天鹏递上的关于四川大地震的《悲情天台山》(他的第一部交响乐作品),立刻就欣然接受,帮他录了音。“当时唱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孩子看上去年纪不大,但是写出来的作品似乎是英文里讲的‘old soul’(深沉的灵魂),内心十分感动,心想,这样的音乐家一定能够为这个世界带来许多美好的作品。从这之后,鹏鹏有许多声乐作品都会约我帮他唱,我也从不拒绝。” 与龚天鹏激烈的天才式成长轨迹不同,年轻的女高音歌唱家许蕾的成长经历则是一路顺遂。许蕾的父母都曾是南通小红花艺术团成员,妈妈会拉小提琴,爸爸擅长男高音,外婆曾是空政文工团的独唱演员,因此,对于许蕾而言,音乐从来就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初中时,爱上流行歌曲的她决定拜师学艺,学习唱歌。“当时,想通过先学美声发音打好基础,于是,我成了南通师范学校的音乐教师刘宁妹的学生。”许蕾说,那时候自己印象中唱歌剧特别是女高音的人都是“可怕的胖子”,因此内心里其实是排斥走这条路的。然而在一次发声训练中,刘老师播放的一段录像一下子改变了她的看法:那是一段来自希腊歌剧女神玛丽亚·卡拉斯的录像。镜头中的歌剧女歌手美丽高贵,通过歌唱和形体的表演,给还是少女的许蕾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视觉和听觉享受。那一刻,许蕾突然发现,“原来古典音乐竟然能如此打动人心。”正好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老师觉得她实在是一块唱美声的料,于是17岁的许蕾参加了南通市歌唱比赛,一举获得美声组第一名。
但这时的许蕾还没有下决心走上专业的音乐之路。品学兼优的她一边考上了重点高中,一边师从女高音歌唱家、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教授刘若娥,开始了每周末前往上海的“远程求学”生涯。很快,她在音乐上展现出的天赋就赢得了刘教授的认可,也坚定了许蕾走音乐之路的决心,2001年从南通中学毕业后,许蕾以高分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声歌系。“那一年,全国只录取了10多个人,我是唯一的一个江苏籍学生。”许蕾说,与其他同学相比,她还是那一届唯一一个从重点高中考入上音的学生。2006年,许蕾的音乐求学之路再次晋级,成功考入了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获得全额奖学金,成为近十年来第一个考入该院声乐系研究生的中国人。当然,海外求学的生活可不是花团锦簇,“在茱莉亚音乐学院,熬夜到凌晨一两点,写长达25页纸的英文乐理论文是常事。”除此之外,语言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传统歌剧都是采用意大利语的。可以说,接触歌剧越深,许蕾越发现这是一门极具挑战性的综合学科。“需要做大量的资料查阅工作,研究各个人物之间的关系,涉及历史、文学、宗教、舞蹈、戏剧等多个方面。”目前,许蕾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渐掌握了意大利语、法语、德语等多国语言。
对于年轻的歌剧演员而言,参与演出的实践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过程。以许蕾为例,除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她还分别在美国的多个主要歌剧院,以及在法国巴黎和以色列特拉维夫受邀演出,并担任莫扎特歌剧《魔笛》中的帕米娜,佛朗西斯·普朗克歌劇《断头台上的修女》中的布朗热等女主角。特别是在大都会歌剧院,在三年里的每个演出季,大师班的学生都会参加歌剧院的演出,并与多明戈、约纳斯?考夫曼、乔伊斯·荻朵娜朵等世界著名歌剧艺术家同台。面对这些机遇,许蕾的态度谦逊而踏实:“作为一个歌剧演员,每一次机会都值得尊重,无论角色大小,重要的是如何把自己对歌剧的理解融入到每一个角色准备的细节中。而练唱和排练往往是漫长的磨合期,从而一步步地寻找角色和声音的最佳状态。因此艺术的成就不是一蹴而就,从来都是一个追寻的过程。”
而在许蕾看来,艺术观众的形成亦是这样一个缓慢的成长过程,不用着急,因为古典歌剧作为一个“传统”是不会失去它的魅力的。“我和许多悲观的人相反,我认为歌剧的存在不需要去做任何刻意的事去使它普及化,但面对真正对它有感应的人,主动进行对话也是可行的。在古代,伯牙还要遇到子期才能琴瑟和鸣,歌剧与它的听众也是这样的关系。”许蕾相信,只要歌剧存在,就一定会有欣赏它的群体,而且并不会“越来越少”。如果一定要谈到“活力”,大概只可能改编它的传播方式——现在是网络社会,人们的注意力普遍不如过去集中,而且视觉的要求在被强化,听觉专一性某种程度上会被影响。“但这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许就是在这样一个视觉的时代,我们更需要闭上眼睛,用心去听音乐所要传达的至情,最终对人类共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