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官城，作为成都的别称，其名称的得来，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段历史早已耳熟能详。不过，很少有人清楚，这个“锦”字，对成都而言有多么重要——有了蜀锦，才有了成都历史上的辉煌。而这段辉煌的历史，先要从一部织机讲起。
　　没有蜀锦
　　就没有中国的织锦史
　　四川的历史，从其得名为“蜀”开始。蜀的本意，就是桑蚕。《诗经·幽风·东山》讲的是“蜎蜎者蜀，蒸在桑野”，《尔雅释文》说得更明白些：“桑中蚕”。
　　而蜀人的祖先，就是“教民养蚕”的蚕丛，他是蜀国首位称王的人，更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蚕神。他是位养蚕专家，据说他的眼睛跟螃蟹一样是向前突起，头发在脑后梳成“椎髻”，衣服样式向左交叉。最早他居住岷山石室中，后来为了养蚕事业，率领部族从岷山到成都居住。
　　自古以来，成都平原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林木和野桑生长茂盛，又产红花、茜草之类的染料植物，所以相当适合栽桑养蚕。之后，以蚕丝为料的织品出现了。
　　在古代，“锦”是11种丝织品中最高级的奢侈品，只有皇室贵族、达官贵人才能使用，因此一向有“寸锦寸金”的说法。美誉度极高的蜀锦，在汉代逐渐发展到了第一个高峰。
　　在汉代，行销中原的，就是花色品种繁多的蜀锦。那时的蜀锦，有多精美呢？著名辞赋家司马相如潦倒之时，曾把一件蜀锦做的鷫鸘裘典当了去买酒喝。这件鷫鸘裘立即引起了达官显贵的注意，他们争相效仿，都在衣服上缀以鹉鹅花纹，号曰“相如锦”。
　　在司马相如眼里，织锦和写赋，是一个道理。《西京杂记》中曾记载：“相如友人盛览，字长通，牂柯名士也。尝问作赋法，相如曰：‘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览退而作‘列锦赋组合歌’。”
　　蜀锦不仅精美，而且早已形成了产业。早在公元前四世纪，蜀锦就是成都的重要产业，到了汉代，官府还专设锦官管理，故有“锦官城”之称。扬雄在《蜀都赋》描述西汉成都时也说，“尔乃其人自造奇锦，发文扬采，转代无穷。”
　　较之于宋元时期的苏州宋锦、南京云锦和广西壮锦，蜀锦要早1000多年，故而位居我国四大名锦之首，享有“天下母锦”美誉。著名丝绸考古学家武敏甚至认为，“没有蜀锦，就没有中国的织锦史。”
　　贵重的随葬品被盗走了
　　只剩下四部织机模型
　　不过，以上蜀锦的种种辉煌，虽屡见于文字记载，但一直缺乏关键的实物印证。直到2012年夏天，成都地铁三号线施工人员在天回镇老官山附近修改线路时，发现一处汉墓。
　　成都文物考古工作队队长谢涛还清楚地记得，那是7月15号的晚上，他们接到线报——有市民打来热线。这个市民，就是地铁的施工人员。他说，他们那儿施工挖排水道时发现下面有大量的渗水，还有东西被水冲出来，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但觉得这个可能应该是文物，所以当时就停工了，并赶紧打来热线。
　　谢涛的第一反应是，这里应该是古墓。随后，谢涛一行就去现场进行了简单的勘探，发现它就是汉代的一个墓葬区——这便是被评为“2013年全国六大考古发现”之一的成都天回镇老官山汉墓。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立即组成了联合考古队，对老官山汉墓进行了抢救性的考古发掘。
　　不过，考古队员很快发现，古墓中有被盗的痕迹，原来这座古墓早就被盗墓贼光顾过了。谢涛是考古现场的负责人，他介绍说，“这些古墓都属于早期被盗，特别是2号墓，很明显入土没多久就被盗了。”
　　而且，盗贼很有可能是墓主熟悉的人，知道贵重物品位于墓穴的明确位置，“从墓穴的南北部分看，一部分几乎没有扰乱的痕迹，而另一部分值钱的铜等金属物品几乎都不见了。”谢涛说。
　　2号墓的墓主人，就被盗墓贼从棺材里拖了出来，身上值钱的随葬品全被盗走。所以，谢涛见到的，只是墓主人的骨架。
　　随葬品所剩无几，这或许让考古队员感到失望。不过，很快就有意外之喜。谢涛发现，这个墓，其实有两层，在墓主人的棺材下方，还有一个盖板，掀开底下还有一层，底下这一层放着很多陪葬物。盗墓贼根本没掀开这个盖板，因为他知道底下这些东西不值钱。
　　在当时，这些确实不值钱，不过是四部织机模型和15件彩绘木俑而已。然而在今天，这正是前所未见的蜀锦提花机模型，是迄今我国发现的唯一有出土单位、完整的西汉时期织机模型，填补了以往只有抽象图像资料的考古空白，见证了汉代成都蜀锦织造业的辉煌。
　　出土的织机
　　价值堪比秦兵马俑的铜车马器
　　谢涛介绍说，这些织机模型的主人，可能是一个女织坊主。墓室内有一枚玉印，印文为“万氏奴”。汉代取名多用单名，而奴在此处应该不是指奴隶，而是女子的字。而印的质地和陪葬品都比较高级，她也不太可能是奴隶。
　　15件彩绘木俑，应该就是织坊里的织工，从中可以想见汉代蜀锦纺织工坊的盛景。其中有4个光着脚、像是用脚踩织机踏板的木俑，脸上还画着细长的柳条眉。不过，这4个木俑都是男织工。原来，这些木俑都穿着汉代典型的宽衣大袖，要区分性别，一是看有无胡须，二是看是否露着脚。汉代妇女长裙曳地，一般看不见她们的鞋。
　　男织工负责出力，用脚踩织机踏板，女织工呢，则姿势各异、手势不一，应该是有所分工。在每个木俑的左胸上，也写有不同的铭文来区别织工的不同司职。不过要想知道她们具体在做什么，还必须先对织机进行复原。
　　出土的四部织机模型，高约50厘米，结构复杂，模型还缠着丝线。谢涛推测，这些应该是参照原织机制作的缩小模型，“如果按照真实比例，大小如一个可以容下20人的会议室。”
　　这四部织机模型之所以珍贵，因为它们都是提花织机。一般的纺织品大都是平纹织物，其上各处都一样。这种织品，用一般的织机就可以了。可是如果要在织品上织出花纹或其他图案，普通的织机就不能胜任了，这就需要一种新的复杂得多的织机——提花机。 　　从河南安阳殷墟墓葬铜器上保留的丝织物痕迹来看，不仅有平纹组织的绢，还有提花的菱纹绮。这说明，我国早在商代就出现了提花机。到了周代，出土的织物中出现了多花色的锦。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据《尚书》记述，“织采为纹曰锦，织素为纹曰绮”的古锦即已初具规模。而到了汉代，蜀锦上有了各种包括鸟兽在内的复杂图案，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平。
　　不过，以往出土的蜀锦，多在丝绸之路沿途，在成都还没有出土过。尽管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新疆和田出土的汉代蜀地织锦护臂）这样色彩斑斓、织工精细的国宝级文物，但在学界，还有学者质疑，历史上的蜀锦是否存在。成都博物院院长王毅表示，由于成都的地下水条件不便于有机质文物的保存，所以一直没有有力的考古发现来证明蜀锦到底曾达到多高的水平。而且，也看不到当时的生产工具——织机。成都出土的汉墓画像砖上的织机图案多为斜织机，只能织布，而不能织锦。而且画像砖上的织机图案也十分抽象。这次，出土了真正的织机模型实物，其价值就如同秦兵马俑坑出土的铜车马器一样重要。
　　出土的完整织机是传统手工业最高水准的体现，代表了当时纺织工业的最高水平。而本次发现在世界纺织史上也是很重要的成果，因为中国织造技术在世界纺织史上有独特贡献——运用机械的方法可重复进行批量生产，不同于西方以手工为主的毛纺织业传统。
　　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认为，西方使用的提花织机是由中国传过去的，其使用时间要比中国晚四百年。1801年，法国人贾卡在中国束综提花机的基础上发明了新一代提花机，原来的线编工艺被改良为纸板打孔，从而使丝织提花技术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而这也是电报和计算机的重要前身。
　　长江上的水贼
　　奢侈到拿蜀锦当船帆
　　据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库专家王君平推断，这四部织机模型，应该就是丁桥织机的鼻祖。
　　1979年，正是王君平和他的课题组，在成都华阳发现了丁桥织机。因为这种织机的脚踏板上布满了竹钉，状如农村河面上依次排列的过河石墩“丁桥”，所以这种织机在当地被称为“丁桥织机”。
　　这种织机在近代仍用于生产花绫、花锦、花边等织品，直到上世纪70年代在成都华阳、双流一带仍有使用。这与老官山出土的西汉提花织机模型，前后相差两千多年。这证实至今仍沿用的经线织造工艺是成都“锦技艺”的古老传统。在新疆丝绸之路沿线多次出土的汉唐时代的蜀锦，就是运用这种经线提花工艺织造的。
　　出土的汉代蜀锦提花机模型，背后就是蜀锦辉煌的历史。
　　成都蜀锦的繁盛，不仅仅是西汉时期。东汉末年，三国纷争，相对稳定的成都其蜀锦织造却达到空前的繁盛。东吴大将甘宁早年在长江中上游一带作水贼，他的贼船全用蜀锦作帆为标记，号称“锦帆贼”。水贼竟然奢侈到将“寸锦寸金”的蜀锦拿来当船帆，可见通过水路运往外地的蜀锦数量惊人。
　　后来刘备入蜀，也是惊讶于成都的蜀锦库藏之丰富。他分别赏赐诸葛亮、关羽、张飞和法正等每人一千匹蜀锦。
　　诸葛亮治蜀期间，把养蚕织锦、盐铁官营视作富国强兵的两大经济政策，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诸葛亮这样看重蜀锦，就是因为当时的魏国和吴国，都要前来花重金购买蜀锦，卖蜀锦所得的资金可以正好拿来作为蜀国的军费开支。
　　后来，简雍为贯彻诸葛亮这一方针，对蜀锦生产又采取了统管和织造两项政策。对蚕茧统一收购，收买农奴从事锦缎织造。在城南以土筑城，建造织锦专业的锦官城。城里从事织锦的煮茧、缫丝、挽丝、机抒、织锦、漂洗、练染、纺择工艺均为女工和农奴。织出的“降地蛟龙锦”、“瑞草仙鹤锦”、“如意牡丹锦”、“甘地句文锦”等数名贵蜀锦，花纹雅丽，色彩分明，华丽辉煌。
　　成都是当时中国乃至世界
　　最大的织锦中心
　　到了唐代，蜀锦在纹样图案上更加丰富多彩。当时生产的“蜀江锦”不但花纹色彩生动和谐，有的还采取了六色并用的“晕色”，端庄丰满，富丽堂皇，与同时期绘画“唐三彩”有同工之妙。
　　文字，也可以织到锦上。贞观年间，王羲之的《兰亭序》就被织成了蜀锦，被唐太宗当作“异物”收入宫中。
　　唐太宗时，益州大行台检校修造窦师伦组织设计了许多锦、绫新花样，如著名的雉、斗羊、翔凤、游麟等，这些章彩奇丽的纹样不但在国内流行，也远销到日本、波斯。
　　因为窦师伦被封为“陵阳公”，故这些纹样被称为“陵阳公样”。在西北出土的丝织物，及流传到日本而被保存下来的唐代织物，还可以看到陵阳公样的特殊风格——大都以团窠为主体，围以联珠纹，团窠中央饰以各种动植物纹样，显得新颖、秀丽。
　　在唐朝，成都经济达到顶峰，又有“扬一益二”美誉。成都是当时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织锦中心，这一地位延续千年。
　　北宋建立成都锦院，蜀锦花样由唐时的10多种发展到宋元时期的40多种，品种繁多，也十分精美，可从元代费著编纂的《蜀锦谱》中窥见一斑。
　　不过，自南宋以后，蜀国的织工曾被迁往临安（杭州），蜀锦就此衰落。到了明末，又因为战乱，成都“锦坊尽毁，花样无存”。在清代初期，织品花样甚至只剩下“天孙锦”一种。
　　其后，蜀锦生产慢慢恢复，又产生了月华锦、雨丝锦、方方锦、浣花锦等品种，其中尤以色晕彩条的雨丝、月华锦最具特色。清代蜀锦，在国外仍然享有盛名，被称为“名贵的蜀江锦”。1909年，蜀锦参加南洋博览会，获得“国际特奖”；1937年5月，蜀锦又在美国纽约市召开的万国工业博览会上获得“东方美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