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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方志敏率领的红十军团即北上抗日先遣队，为配合主力红军，曾经拼死作战。最终方志敏因为叛徒出卖被捕，面对敌军的威逼利诱，他丝毫不为所动，并留下了名作《清贫》。
据方志敏的长孙方华清介绍，方志敏文章中讲述的“清贫”，发生于红军长征途中。对党的反腐工作深有研究的方华清，还深刻讲述了党内纪律部门从成立到壮大的历史变革：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正式挂牌，这也是中纪委监察部的前身。何叔衡是首任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部长。从1932年4月至1934年4月，中央苏区共查处贪污腐败案件200余起，被判处死刑的贪官共15名。
方志敏被俘时身上没有一个铜板
1934年11月，方志敏奉命率领的红十军团（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为配合中央主力红军顺利地踏上长征之路，与数十倍于自己力量的敌军对峙并拼死作战两个多月，除军团参谋长粟裕等极少数人幸运脱身外，包括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同志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军团领导人都在战场上不幸被俘，最后被国民党当局一一凶残地杀害。
从1927年党在“八七”会议上决定对反动当局开展武装斗争起，在国共双方20多年兵刃相见的军事博弈过程中，方志敏是战场上不幸被敌人捕杀的党内军内职务最高的领导人。
方志敏讲述的“清貧”，是发生于红军长征路途上的真实事件。当方志敏被两个国民党士兵认出身份后，这两个士兵按他们的习惯思维，意识到似乎“要发大财了”。可是，当这两个士兵搜遍了这位“共产党大官”的全身后，竟然毫无所获，只听到方志敏淡淡地说：“我不比你们国民党当官的，个个都有钱。我今天确实一个铜板也没有，我们革命不是为了发财。”
毛泽东要求对一切贪污腐化分子给予严厉打击
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中央苏区就已经开始了力度极大的反腐运动。那场浩大的反腐斗争持续了近3年。据统计，从1932年4月至1934年4月，中央苏区共查处贪污腐败案件200余起，被判处死刑的贪官共15名。
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以下简称检察部）正式挂牌。这也是中纪委监察部的前身，何叔衡是首任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部长。上任之初，何叔衡便发动大家分头摸底。一段时间后，检察部发现了很多问题，比如相当一部分县、区政府执行上级命令和法律疏忽懈怠，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干部私吞公款、多吃多占等问题。
1932年2月，毛泽东听取了何叔衡的全面汇报后，要求对一切贪污腐化分子给予严厉打击。随后，检察部发布命令，由此拉开了中央苏区大规模反腐斗争的序幕。
中央苏区反腐第一枪
一天，瑞金县苏维埃政府收到一封群众的检举信。信中检举的是瑞金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有严重贪污行为。谢步升家境贫穷，12岁时给地主打短工。他1929年参加工农武装暴动，任云集暴动队队长；193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并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虽然这个官职不大，但随着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叶坪的建立，谢步升的声望陡然增高，思想作风逐渐蜕化变质。他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自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牟取私利。为了掠取钱财，谢步升秘密杀害干部和红军军医。此外，他还生活腐化堕落，诱迫奸淫妇女。
相关部门立即成立专案组，调查谢步升的犯罪事实。很快，调查人员掌握了谢步升的犯罪事实，立即将其收押，并准备报告中央政府。“然而，谢步升被关押后不久，办案就受到了阻力。”方华清说。彼时，谢步升的入党介绍人在苏区中央局任职，他认为谢步升并无大错，而是办案人员小题大做，故意发难。之后，苏区中央局通知调查组释放谢步升。
时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得知后十分气愤。几十年后，曾参与过调查此案的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相关人员回忆：“当时邓小平同志就拍着桌子说，‘像谢步升这样的贪污腐化分子不处理，我这个县委书记怎么向人民群众交代？’”
随后，邓小平亲自到苏区中央局反映了谢步升的犯罪事实，同时派人向时任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汇报情况。毛泽东听后当场表态：“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依法与腐败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调查组当即对谢步升进行了突审和搜查，部分赃物先后被找到，其生活腐化、贪色贪财且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也一一败露。
1932年5月5日，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举行公审，“判决对谢步升实行枪决”。谢步升不服，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提出上诉。同年5月9日，临时最高法庭开庭终审，在核实事实的基础上宣布“原判执行，把谢步升处以枪决”，并没收个人一切财产。
1932年5月9日下午，一声枪响，谢步升在红都瑞金伏法。这是中央苏区的反腐第一枪。这声枪响的重要历史意义，在于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之始便具有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
据方志敏的长孙方华清介绍，方志敏文章中讲述的“清贫”，发生于红军长征途中。对党的反腐工作深有研究的方华清，还深刻讲述了党内纪律部门从成立到壮大的历史变革：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正式挂牌，这也是中纪委监察部的前身。何叔衡是首任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部长。从1932年4月至1934年4月，中央苏区共查处贪污腐败案件200余起，被判处死刑的贪官共15名。
方志敏被俘时身上没有一个铜板
1934年11月，方志敏奉命率领的红十军团（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为配合中央主力红军顺利地踏上长征之路，与数十倍于自己力量的敌军对峙并拼死作战两个多月，除军团参谋长粟裕等极少数人幸运脱身外，包括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同志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军团领导人都在战场上不幸被俘，最后被国民党当局一一凶残地杀害。
从1927年党在“八七”会议上决定对反动当局开展武装斗争起，在国共双方20多年兵刃相见的军事博弈过程中，方志敏是战场上不幸被敌人捕杀的党内军内职务最高的领导人。
方志敏讲述的“清貧”，是发生于红军长征路途上的真实事件。当方志敏被两个国民党士兵认出身份后，这两个士兵按他们的习惯思维，意识到似乎“要发大财了”。可是，当这两个士兵搜遍了这位“共产党大官”的全身后，竟然毫无所获，只听到方志敏淡淡地说：“我不比你们国民党当官的，个个都有钱。我今天确实一个铜板也没有，我们革命不是为了发财。”
毛泽东要求对一切贪污腐化分子给予严厉打击
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中央苏区就已经开始了力度极大的反腐运动。那场浩大的反腐斗争持续了近3年。据统计，从1932年4月至1934年4月，中央苏区共查处贪污腐败案件200余起，被判处死刑的贪官共15名。
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以下简称检察部）正式挂牌。这也是中纪委监察部的前身，何叔衡是首任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部长。上任之初，何叔衡便发动大家分头摸底。一段时间后，检察部发现了很多问题，比如相当一部分县、区政府执行上级命令和法律疏忽懈怠，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干部私吞公款、多吃多占等问题。
1932年2月，毛泽东听取了何叔衡的全面汇报后，要求对一切贪污腐化分子给予严厉打击。随后，检察部发布命令，由此拉开了中央苏区大规模反腐斗争的序幕。
中央苏区反腐第一枪
一天，瑞金县苏维埃政府收到一封群众的检举信。信中检举的是瑞金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有严重贪污行为。谢步升家境贫穷，12岁时给地主打短工。他1929年参加工农武装暴动，任云集暴动队队长；193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并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虽然这个官职不大，但随着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叶坪的建立，谢步升的声望陡然增高，思想作风逐渐蜕化变质。他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自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牟取私利。为了掠取钱财，谢步升秘密杀害干部和红军军医。此外，他还生活腐化堕落，诱迫奸淫妇女。
相关部门立即成立专案组，调查谢步升的犯罪事实。很快，调查人员掌握了谢步升的犯罪事实，立即将其收押，并准备报告中央政府。“然而，谢步升被关押后不久，办案就受到了阻力。”方华清说。彼时，谢步升的入党介绍人在苏区中央局任职，他认为谢步升并无大错，而是办案人员小题大做，故意发难。之后，苏区中央局通知调查组释放谢步升。
时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得知后十分气愤。几十年后，曾参与过调查此案的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相关人员回忆：“当时邓小平同志就拍着桌子说，‘像谢步升这样的贪污腐化分子不处理，我这个县委书记怎么向人民群众交代？’”
随后，邓小平亲自到苏区中央局反映了谢步升的犯罪事实，同时派人向时任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汇报情况。毛泽东听后当场表态：“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依法与腐败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调查组当即对谢步升进行了突审和搜查，部分赃物先后被找到，其生活腐化、贪色贪财且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也一一败露。
1932年5月5日，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举行公审，“判决对谢步升实行枪决”。谢步升不服，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提出上诉。同年5月9日，临时最高法庭开庭终审，在核实事实的基础上宣布“原判执行，把谢步升处以枪决”，并没收个人一切财产。
1932年5月9日下午，一声枪响，谢步升在红都瑞金伏法。这是中央苏区的反腐第一枪。这声枪响的重要历史意义，在于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之始便具有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