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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晚,徐苹芳高烧、虚脱,紧急入院抢救。第二天,他嘱咐儿子徐昂:“回家拿书,还要写东西。”
5月19日,徐昂鼓励父亲:“回头你再把稿子好好写完。”老人靠在枕头上,来回摇头,“来不及了。”
5月22日早上5时40分,81岁的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徐苹芳,在北京军区总医院驾鹤西去。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大学培养出的最早的考古专业毕业生,徐苹芳自1956年起就一直从事考古工作,并多有建树。他主持过北京元大都、金中都以及杭州南宋临安城和扬州唐宋城的考古勘察发掘工作,终其一生维护北京旧城的保护。近年,他对曹操墓认定发出的质疑之声,曾引起轩然大波。
进入北大考古专业前,徐苹芳曾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先在新闻系,后转入历史系,师从邓之诚、齐思和、王钟翰诸先生。不久,燕京大学被并入北大,随之而来的是席卷全国的思想改造。徐苹芳作出了影响他一生的决定:转入考古系。用他的话说:“考古研究的都是挖出来的东西,跟其他无关。”
然而,很多时候,考古已经远非如此简单。当曹操墓真伪问题吵得沸沸扬扬之际,徐苹芳坚持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西高穴大墓不可能是曹操墓,”徐苹芳说,“和我差不多岁数的老考古学家都认为不是。考古最重要的是讲证据,盗过的墓是绝对不可以列入重大考古发现的。”他认为,考古应当是很纯粹的学术活动,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不能与地方政府的大旅游项目、大遗址开发项目挂钩。
“他一直都很焦虑,不开心,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徐苹芳的燕大校友夏自强回忆说,“他总说现在的基建太多了,考古挖掘也太多了,尤其一些挖掘并不是为了考古,都是为了旅游呀,为了打造什么品牌呀,太不纯粹了。”
毕其一生,徐苹芳投入精力最大的研究项目是中国古代城市考古,其中最为学界称道的是他关于古今重叠类型城市布局的复原与研究。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徐苹芳主持的北京元大都遗址的勘察和发掘,是中国第一次对古今重叠类型城市进行的田野考古工作。
1964年,抱着“再现马可
5月19日,徐昂鼓励父亲:“回头你再把稿子好好写完。”老人靠在枕头上,来回摇头,“来不及了。”
5月22日早上5时40分,81岁的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徐苹芳,在北京军区总医院驾鹤西去。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大学培养出的最早的考古专业毕业生,徐苹芳自1956年起就一直从事考古工作,并多有建树。他主持过北京元大都、金中都以及杭州南宋临安城和扬州唐宋城的考古勘察发掘工作,终其一生维护北京旧城的保护。近年,他对曹操墓认定发出的质疑之声,曾引起轩然大波。
进入北大考古专业前,徐苹芳曾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先在新闻系,后转入历史系,师从邓之诚、齐思和、王钟翰诸先生。不久,燕京大学被并入北大,随之而来的是席卷全国的思想改造。徐苹芳作出了影响他一生的决定:转入考古系。用他的话说:“考古研究的都是挖出来的东西,跟其他无关。”
然而,很多时候,考古已经远非如此简单。当曹操墓真伪问题吵得沸沸扬扬之际,徐苹芳坚持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西高穴大墓不可能是曹操墓,”徐苹芳说,“和我差不多岁数的老考古学家都认为不是。考古最重要的是讲证据,盗过的墓是绝对不可以列入重大考古发现的。”他认为,考古应当是很纯粹的学术活动,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不能与地方政府的大旅游项目、大遗址开发项目挂钩。
“他一直都很焦虑,不开心,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徐苹芳的燕大校友夏自强回忆说,“他总说现在的基建太多了,考古挖掘也太多了,尤其一些挖掘并不是为了考古,都是为了旅游呀,为了打造什么品牌呀,太不纯粹了。”
毕其一生,徐苹芳投入精力最大的研究项目是中国古代城市考古,其中最为学界称道的是他关于古今重叠类型城市布局的复原与研究。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徐苹芳主持的北京元大都遗址的勘察和发掘,是中国第一次对古今重叠类型城市进行的田野考古工作。
1964年,抱着“再现马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