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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1941年5月开始，至抗日战争胜利，邓子恢一直担任淮北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的重要领导职务，领导与指挥淮北抗日军民，成功击退了日军和伪军发动的各种“扫荡”和“蚕食”，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的各种进攻和摩擦，并在根据地开展了各项建设。在此过程中，邓子恢十分重视宣传工作。他通过各种途径，阐发其宣传思想，以指导根据地的宣传工作，服务于抗日、反顽和根据地建设。
新四军；邓子恢；抗日根据地；淮北；宣传思想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7）06-0020-03
从1941年8月开始，邓子恢先后任第四师政治委员、淮北苏皖边区军政党委员会（简称“淮北区军政党委”）书记、中共淮北苏皖边区党委（简称“淮北区党委”）书记、第四师兼淮北军区政治委员。[1]关于淮北抗日根据地时期邓子恢的宣传思想，学术界罕有论及。本文利用邓子恢在各种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刊发在报刊上的文章和署名下达的指示、训令、通令、信函以及签发的文件等，初步对其在这一时期的宣传思想进行探讨。
在淮北抗日根据地期间，邓子恢十分重视宣传工作。如1943年1月18日，签发了淮北区党委《关于增强和统一宣教工作的指示和决定》。[2]1944年4月8日，與彭雪枫等人联名向第四师和淮北军区各部队发布了《关于加强军事宣传问题的训令》。[3]宣传工作要达到何种目的？关于这个问题，主要有下述几个方面：
（一）服务工农兵。邓子恢认为，宣传工作尤其是报纸应为工农兵服务。1943年12月2日，邓子恢在为《拂晓报》第500期写的专题文章中强调：“我们报纸主要是为工农兵写的，也是给工农兵看的……主任务是指导工农兵斗争方针与斗争方法，反映工农兵斗争情形与斗争经验。”邓子恢还进一步要求：第一，知识分子出身的编辑和通讯员要深入民间和部队，了解其生活，学会其语言，弄清其口味；第二，培养大批工农通讯员，让其“写出自己要说的话，好懂的文章”。[4]
（二）树立共产党、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府的良好形象。由于“顽固分子的谣言”[5]和新四军某些部队中发生的“打人骂人，随便枪毙逃兵，打老百姓，打政府人员，虐杀俘虏，私有观念等严重现象”[6]，使共产党、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府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损害。为消除负面影响，邓子恢认为，应宣传党和军队的政策及抗日民主政府的法令，答疑释惑。1944年9月24日，邓子恢签发的淮北区党委给三、四地委并泗灵睢、泗宿县委的指示信要求：“广泛而深入地宣传我党我军之政策及抗日民主政府之各种法令，使各阶层人民对我了解。宣布宽大政策，对顽伪态度应视其反动程度而定，一般的予以争取，并把顽伪家属与顽伪本人区别开来，不能一律看待。对其家属更应保护争取，稳定人心，安定秩序。”[7]10月18日，邓子恢签发的淮北区党委《关于开展城市工作的指示》指出，宣传“我根据地建设之各种政策，如土地政策、贸易政策、劳动政策、俘虏政策、对伪军伪组织政策等”，“将我根据地的政治影响扩大到敌占区城市中各阶层的广大人民中间去，使他们对根据地有正确的认识”，“不疑我惧我”。[8]同时，邓子恢主张，开展宣传工作时，要凸显共产党及所辖军队为人民服务的形象和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1945年6月8日，邓子恢签发的淮北区党委《关于开展夏秋两季发动群众的决议》要求，在发动群众进行合伙生产时，要“向群众宣传过去未合伙，但过去农民生活过不好。过去国民党旧政府不替人民想办法。共产党想出合伙生产的办法是想使老百姓生活过好”[9]。8月20日，邓子恢签发的淮北区党委《关于目前城市工作的紧急指示》指出：“对外宣传应强调说明日本此次无条件投降，是由于我党我军坚持敌后八年抗战的结果。”[10]
（三）增强全民抗战信心。邓子恢多次强调，在开展宣传工作时，要鼓舞全民的抗日热情和信心。如1941年8月1日，邓子恢在皖东北区级以上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要求：“进行反‘扫荡’宣传，号召广大民众动员起来，说明我们的胜利条件，使大家不动摇、不妥协。”[11]同月，邓子恢签发的淮北区军政党委《对宿东军政党委会各项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开展统战工作时，对进步分子“应益为坚定其在敌伪区斗争之勇气与信心，并将最近中央关于国际形势之分析与抗战前途的估计向之叙述，在民众中普遍地进行宣传”。[12]1942年10月13日，邓子恢在淮北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所做的报告将“加紧宣传教育”，“加强团结抗战决心，坚定胜利信心”，作为“渡过难关”、“积蓄力量”的大事之一。[13]
（四）瓦解敌人。第一，动摇日军军心。1942年1月24日，邓子恢在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所做的关于《淮北苏皖边区四师工作报告》中指出：“着重宣传，对敌军主要是动摇军心……加深士兵的思乡观念。”报告对地方系统通过散发传单，尤其是“在戏院内熄灯的霎时散发”的作法，尤为赞赏，认为对动摇日军军心“起了相当大的影响”。[14]第二，瓦解伪军。在《淮北苏皖边区四师工作报告》中，邓子恢认为，“要注意优待俘虏”，“利用他们回去宣传”。[15]《关于目前城市工作的紧急指示》进一步要求：“公开普遍号召伪军、伪组织人员迅速携械向我们投诚反正；应说明日军已无条件投降，现在若不及时回头，或抱有任何幻想，在城市被占领之日，则将受武力制裁和国法惩处。”[16]第三，分化顽军。1944年10月13日，邓子恢签发了《淮北区党委给各兵团首长、地委、县委的信》，要求采取下述方式分化顽军：“一、要将这大布告广为张贴；二、将小布告利用关系，深入顽区匪部公开与秘密散发；三、利用各种集会进行宣传；四、利用俘虏写信，将布告附寄到顽方，或放回经过教育训练之俘虏，令其返回，并广作口头宣传鼓动；五、通过与顽方有关之地方士绅、中间分子及家属等进行联络宣传等等。”[17]第四，鼓动沦陷区人民起义。《关于开展城市工作的指示》要求，“宣传里应外合的思想”，号召“城市里边人民”“准备武装起义”。[18]1944年12月，邓子恢在淮北党政军民各界人士联席会上所做的报告中要求：“扩大宣传，经过各种关系利用各种方式鼓动沦陷区人民准备起义响应反攻。”[19] （一）建立宣传队伍。关于党的宣传队伍建设问题，《关于增强和统一宣教工作的指示和决定》指出：“除主力部队由政治部系统处理外，政府方面由教育处系统处理外，各级党的宣传工作部门，必须建立起来。”同时要求，在党的宣传部门领导下，成立各级宣传委员会，统一宣传工作。关于各级宣传委员会的人员组成问题，决定规定：边区由区党委宣传部长、师政治部宣教部长、敌工部长、行署教育處长、联救会长等5人组成，并由区党委宣传部长任主任，分区、县对照实施。[20] 关于军队宣传队伍的建设问题，《关于加强军事宣传问题的训令》指出：“各级指挥员、参谋人员及政工人员均有参加与组织军事宣传、军事通讯之责任与义务。”并决定：“在各旅、各团、各营、各县总队、大队、区民兵大队部各设军事通讯员一人。”关于军事通讯员的选择与条件，训令规定：“由各旅团司令政治机关各县总队政治处选择，由各该军政首长批准，并呈报到师，其条件为有军事经验和稍具写作能力即可。”关于军事通讯员的业务指导，训令规定：“除受各该部队首长司令政治机关之指导外，同时即为各该级拂晓报通讯小组之一个成员，受各该通讯小组之指导。”[21]
（二）结合具体工作。邓子恢多次强调，宣传工作要与具体工作相结合。如1941年10月5日，邓子恢同彭雪枫等人联名发布的《关于动员部队帮助民众秋收冬耕的指示》要求：“在秋收中，要宣传抗日反顽及民主政府改善民生法令、增加生产和我军任务与部队生活等，并进行扩军宣传。”[22]1942年5月14日，邓子恢与萧望东等人联名发布的《关于夏收运动政治工作的指示》指出，“各旅团政治机关应有计划的组织宣传队”，“广泛深入地向群众宣传解释，说明今年夏收的特殊意义，指出敌伪抢粮烧粮的阴谋，以及减租减息等”。[23]
（三）宣传典型。邓子恢十分重视对典型尤其是好的典型的宣传。《关于加强军事宣传问题的训令》要求：宣传时“提倡与表扬战斗中的英雄主义，造成一种群众英雄主义运动”，训令还要求“对战斗英雄、民兵英雄的表扬”“须隆重举行，采取开会颁布命令等办法，给予英雄头衔”。[24]1945年1月6日，邓子恢、刘瑞龙等人联名签发的《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选举与奖励办法》规定：“乡、区二级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着重名誉奖励，由区乡政府呈请县政府送给奖状，张贴门首，并将其事迹在全区、全乡宣扬之”；“县级英雄及模范工作者”，“送给奖旗奖状，按其事迹，在全县宣扬之”；“边区英雄及模范工作者”，“送奖状，按其事迹在全边区公布宣扬之”。[25]
（四）形式要多样化。关于这一点，邓子恢反复予以强调。如1942年6月25日，邓子恢在淮北区党委政工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要求，对整风运动的宣传，“报纸披露整风消息，剧团编整风剧，整风歌”[26]。《关于加强军事宣传问题的训令》要求各级宣传部门，在宣传时要“利用各种形式相结合的办法”，如“报纸、刊物、画报”、“歌咏戏剧、小调大鼓、说唱演讲、墙报”等。[27]
（五）贴近人民群众。1943年5月17日，邓子恢签发的淮北区党委《对泗南县委四月份工作总结报告的几点意见》要求宣传工作要群众化。意见指出：“‘多上一堆粪，多出一堆粮’，‘多锄一遍草，多收一份粮’等通俗的地方化的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调，应多多地去学习与运用，这是我们的工作与宣传群众化的一个重要条件。”[28]
（六）发挥党报的作用。邓子恢对党报在宣传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十分重视。1943年6月1日，邓子恢在淮北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指出：“要贯彻领导一元化须加强党报工作，掌握党报这个武器来指导全党，以后区委一般指示都在《拂晓报》上或《拂晓》杂志上登载，或以社论方式出现。因此各级党委党员必须阅读党报，并为党报写稿，将自己的工作进行情形和经验教训，拟稿投登党报，以供全边区参考，增强党报对全党的指导作用。”[29] 1944年3月25日，邓子恢签发的淮北区党委《关于春耕生产运动的补充指示》要求：“各县要经常组织各区乡工农兵通讯小组，报导生产与斗争的实际例子，及时的报《拂晓报》，传播经验。”[30]此外，《关于加强军事宣传问题的训令》要求：“《拂晓报》以及部队版今后应尽先登载各种军事报道，应着重注意各种战斗及各地民兵活动的报道，重要战斗应作社论及短评，季终应发表战斗统计，每月或半月由军区司令部发表军事动态，并在部队版辟《军事讲座》一栏，逐期登载战术问题、军事常识等类文章，提高部队学习军事的情绪及水平。”[31]
在淮北抗日根据地期间，邓子恢结合抗击日伪、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及进行根据地建设等主要任务，对宣传工作进行了指导。由于邓子恢的宣传思想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对淮北抗日根据地的抗日、反顽和根据地建设等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至抗日战争结束时，淮北抗日根据地发展成为一个面积达4.13万平方公里，拥有617.34万人口，设有24个县级政权的解放区，是华中地区最辽阔的解放区之一。[32]
参考文献
[1]邓子恢传编辑委员会.邓子恢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67-308.
[2][4][5][7][9][11][12][14][15][16][17][18][19][20][22][23][28][29]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淮北分会，江苏省泗洪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邓子恢淮北文稿[Z].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48.237.65.576.629-630.20.431.109.109.691.586-587.589.385.448-449.35.135.469.218-219.
[3][21][24][27][31]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彭雪枫文集[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488.490.489-491.491.490-491.
[6][26]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安徽省档案馆.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四辑）[Z].合肥：内部资料，1985.51.75.
[8]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安徽省档案馆.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二辑第二册）[Z].合肥：内部资料，1985.181-182.
[10]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隐蔽战线上的斗争[Z].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186.
[13]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安徽省档案馆.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二辑第一册）[Z].合肥：内部资料，1985.161.
[25]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安徽省档案馆.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三辑第二册）[Z].合肥：内部资料，1984.121-122.
[30]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档案馆.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二）[Z].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 195.
[32]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淮北抗日根据地[Z].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21.
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刘 捷
从1941年5月开始，至抗日战争胜利，邓子恢一直担任淮北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的重要领导职务，领导与指挥淮北抗日军民，成功击退了日军和伪军发动的各种“扫荡”和“蚕食”，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的各种进攻和摩擦，并在根据地开展了各项建设。在此过程中，邓子恢十分重视宣传工作。他通过各种途径，阐发其宣传思想，以指导根据地的宣传工作，服务于抗日、反顽和根据地建设。
新四军；邓子恢；抗日根据地；淮北；宣传思想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7）06-0020-03
从1941年8月开始，邓子恢先后任第四师政治委员、淮北苏皖边区军政党委员会（简称“淮北区军政党委”）书记、中共淮北苏皖边区党委（简称“淮北区党委”）书记、第四师兼淮北军区政治委员。[1]关于淮北抗日根据地时期邓子恢的宣传思想，学术界罕有论及。本文利用邓子恢在各种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刊发在报刊上的文章和署名下达的指示、训令、通令、信函以及签发的文件等，初步对其在这一时期的宣传思想进行探讨。
在淮北抗日根据地期间，邓子恢十分重视宣传工作。如1943年1月18日，签发了淮北区党委《关于增强和统一宣教工作的指示和决定》。[2]1944年4月8日，與彭雪枫等人联名向第四师和淮北军区各部队发布了《关于加强军事宣传问题的训令》。[3]宣传工作要达到何种目的？关于这个问题，主要有下述几个方面：
（一）服务工农兵。邓子恢认为，宣传工作尤其是报纸应为工农兵服务。1943年12月2日，邓子恢在为《拂晓报》第500期写的专题文章中强调：“我们报纸主要是为工农兵写的，也是给工农兵看的……主任务是指导工农兵斗争方针与斗争方法，反映工农兵斗争情形与斗争经验。”邓子恢还进一步要求：第一，知识分子出身的编辑和通讯员要深入民间和部队，了解其生活，学会其语言，弄清其口味；第二，培养大批工农通讯员，让其“写出自己要说的话，好懂的文章”。[4]
（二）树立共产党、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府的良好形象。由于“顽固分子的谣言”[5]和新四军某些部队中发生的“打人骂人，随便枪毙逃兵，打老百姓，打政府人员，虐杀俘虏，私有观念等严重现象”[6]，使共产党、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府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损害。为消除负面影响，邓子恢认为，应宣传党和军队的政策及抗日民主政府的法令，答疑释惑。1944年9月24日，邓子恢签发的淮北区党委给三、四地委并泗灵睢、泗宿县委的指示信要求：“广泛而深入地宣传我党我军之政策及抗日民主政府之各种法令，使各阶层人民对我了解。宣布宽大政策，对顽伪态度应视其反动程度而定，一般的予以争取，并把顽伪家属与顽伪本人区别开来，不能一律看待。对其家属更应保护争取，稳定人心，安定秩序。”[7]10月18日，邓子恢签发的淮北区党委《关于开展城市工作的指示》指出，宣传“我根据地建设之各种政策，如土地政策、贸易政策、劳动政策、俘虏政策、对伪军伪组织政策等”，“将我根据地的政治影响扩大到敌占区城市中各阶层的广大人民中间去，使他们对根据地有正确的认识”，“不疑我惧我”。[8]同时，邓子恢主张，开展宣传工作时，要凸显共产党及所辖军队为人民服务的形象和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1945年6月8日，邓子恢签发的淮北区党委《关于开展夏秋两季发动群众的决议》要求，在发动群众进行合伙生产时，要“向群众宣传过去未合伙，但过去农民生活过不好。过去国民党旧政府不替人民想办法。共产党想出合伙生产的办法是想使老百姓生活过好”[9]。8月20日，邓子恢签发的淮北区党委《关于目前城市工作的紧急指示》指出：“对外宣传应强调说明日本此次无条件投降，是由于我党我军坚持敌后八年抗战的结果。”[10]
（三）增强全民抗战信心。邓子恢多次强调，在开展宣传工作时，要鼓舞全民的抗日热情和信心。如1941年8月1日，邓子恢在皖东北区级以上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要求：“进行反‘扫荡’宣传，号召广大民众动员起来，说明我们的胜利条件，使大家不动摇、不妥协。”[11]同月，邓子恢签发的淮北区军政党委《对宿东军政党委会各项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开展统战工作时，对进步分子“应益为坚定其在敌伪区斗争之勇气与信心，并将最近中央关于国际形势之分析与抗战前途的估计向之叙述，在民众中普遍地进行宣传”。[12]1942年10月13日，邓子恢在淮北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所做的报告将“加紧宣传教育”，“加强团结抗战决心，坚定胜利信心”，作为“渡过难关”、“积蓄力量”的大事之一。[13]
（四）瓦解敌人。第一，动摇日军军心。1942年1月24日，邓子恢在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所做的关于《淮北苏皖边区四师工作报告》中指出：“着重宣传，对敌军主要是动摇军心……加深士兵的思乡观念。”报告对地方系统通过散发传单，尤其是“在戏院内熄灯的霎时散发”的作法，尤为赞赏，认为对动摇日军军心“起了相当大的影响”。[14]第二，瓦解伪军。在《淮北苏皖边区四师工作报告》中，邓子恢认为，“要注意优待俘虏”，“利用他们回去宣传”。[15]《关于目前城市工作的紧急指示》进一步要求：“公开普遍号召伪军、伪组织人员迅速携械向我们投诚反正；应说明日军已无条件投降，现在若不及时回头，或抱有任何幻想，在城市被占领之日，则将受武力制裁和国法惩处。”[16]第三，分化顽军。1944年10月13日，邓子恢签发了《淮北区党委给各兵团首长、地委、县委的信》，要求采取下述方式分化顽军：“一、要将这大布告广为张贴；二、将小布告利用关系，深入顽区匪部公开与秘密散发；三、利用各种集会进行宣传；四、利用俘虏写信，将布告附寄到顽方，或放回经过教育训练之俘虏，令其返回，并广作口头宣传鼓动；五、通过与顽方有关之地方士绅、中间分子及家属等进行联络宣传等等。”[17]第四，鼓动沦陷区人民起义。《关于开展城市工作的指示》要求，“宣传里应外合的思想”，号召“城市里边人民”“准备武装起义”。[18]1944年12月，邓子恢在淮北党政军民各界人士联席会上所做的报告中要求：“扩大宣传，经过各种关系利用各种方式鼓动沦陷区人民准备起义响应反攻。”[19] （一）建立宣传队伍。关于党的宣传队伍建设问题，《关于增强和统一宣教工作的指示和决定》指出：“除主力部队由政治部系统处理外，政府方面由教育处系统处理外，各级党的宣传工作部门，必须建立起来。”同时要求，在党的宣传部门领导下，成立各级宣传委员会，统一宣传工作。关于各级宣传委员会的人员组成问题，决定规定：边区由区党委宣传部长、师政治部宣教部长、敌工部长、行署教育處长、联救会长等5人组成，并由区党委宣传部长任主任，分区、县对照实施。[20] 关于军队宣传队伍的建设问题，《关于加强军事宣传问题的训令》指出：“各级指挥员、参谋人员及政工人员均有参加与组织军事宣传、军事通讯之责任与义务。”并决定：“在各旅、各团、各营、各县总队、大队、区民兵大队部各设军事通讯员一人。”关于军事通讯员的选择与条件，训令规定：“由各旅团司令政治机关各县总队政治处选择，由各该军政首长批准，并呈报到师，其条件为有军事经验和稍具写作能力即可。”关于军事通讯员的业务指导，训令规定：“除受各该部队首长司令政治机关之指导外，同时即为各该级拂晓报通讯小组之一个成员，受各该通讯小组之指导。”[21]
（二）结合具体工作。邓子恢多次强调，宣传工作要与具体工作相结合。如1941年10月5日，邓子恢同彭雪枫等人联名发布的《关于动员部队帮助民众秋收冬耕的指示》要求：“在秋收中，要宣传抗日反顽及民主政府改善民生法令、增加生产和我军任务与部队生活等，并进行扩军宣传。”[22]1942年5月14日，邓子恢与萧望东等人联名发布的《关于夏收运动政治工作的指示》指出，“各旅团政治机关应有计划的组织宣传队”，“广泛深入地向群众宣传解释，说明今年夏收的特殊意义，指出敌伪抢粮烧粮的阴谋，以及减租减息等”。[23]
（三）宣传典型。邓子恢十分重视对典型尤其是好的典型的宣传。《关于加强军事宣传问题的训令》要求：宣传时“提倡与表扬战斗中的英雄主义，造成一种群众英雄主义运动”，训令还要求“对战斗英雄、民兵英雄的表扬”“须隆重举行，采取开会颁布命令等办法，给予英雄头衔”。[24]1945年1月6日，邓子恢、刘瑞龙等人联名签发的《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选举与奖励办法》规定：“乡、区二级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着重名誉奖励，由区乡政府呈请县政府送给奖状，张贴门首，并将其事迹在全区、全乡宣扬之”；“县级英雄及模范工作者”，“送给奖旗奖状，按其事迹，在全县宣扬之”；“边区英雄及模范工作者”，“送奖状，按其事迹在全边区公布宣扬之”。[25]
（四）形式要多样化。关于这一点，邓子恢反复予以强调。如1942年6月25日，邓子恢在淮北区党委政工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要求，对整风运动的宣传，“报纸披露整风消息，剧团编整风剧，整风歌”[26]。《关于加强军事宣传问题的训令》要求各级宣传部门，在宣传时要“利用各种形式相结合的办法”，如“报纸、刊物、画报”、“歌咏戏剧、小调大鼓、说唱演讲、墙报”等。[27]
（五）贴近人民群众。1943年5月17日，邓子恢签发的淮北区党委《对泗南县委四月份工作总结报告的几点意见》要求宣传工作要群众化。意见指出：“‘多上一堆粪，多出一堆粮’，‘多锄一遍草，多收一份粮’等通俗的地方化的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调，应多多地去学习与运用，这是我们的工作与宣传群众化的一个重要条件。”[28]
（六）发挥党报的作用。邓子恢对党报在宣传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十分重视。1943年6月1日，邓子恢在淮北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指出：“要贯彻领导一元化须加强党报工作，掌握党报这个武器来指导全党，以后区委一般指示都在《拂晓报》上或《拂晓》杂志上登载，或以社论方式出现。因此各级党委党员必须阅读党报，并为党报写稿，将自己的工作进行情形和经验教训，拟稿投登党报，以供全边区参考，增强党报对全党的指导作用。”[29] 1944年3月25日，邓子恢签发的淮北区党委《关于春耕生产运动的补充指示》要求：“各县要经常组织各区乡工农兵通讯小组，报导生产与斗争的实际例子，及时的报《拂晓报》，传播经验。”[30]此外，《关于加强军事宣传问题的训令》要求：“《拂晓报》以及部队版今后应尽先登载各种军事报道，应着重注意各种战斗及各地民兵活动的报道，重要战斗应作社论及短评，季终应发表战斗统计，每月或半月由军区司令部发表军事动态，并在部队版辟《军事讲座》一栏，逐期登载战术问题、军事常识等类文章，提高部队学习军事的情绪及水平。”[31]
在淮北抗日根据地期间，邓子恢结合抗击日伪、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及进行根据地建设等主要任务，对宣传工作进行了指导。由于邓子恢的宣传思想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对淮北抗日根据地的抗日、反顽和根据地建设等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至抗日战争结束时，淮北抗日根据地发展成为一个面积达4.13万平方公里，拥有617.34万人口，设有24个县级政权的解放区，是华中地区最辽阔的解放区之一。[32]
参考文献
[1]邓子恢传编辑委员会.邓子恢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67-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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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24][27][31]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彭雪枫文集[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488.490.489-491.491.490-491.
[6][26]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安徽省档案馆.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四辑）[Z].合肥：内部资料，1985.51.75.
[8]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安徽省档案馆.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二辑第二册）[Z].合肥：内部资料，1985.181-182.
[10]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隐蔽战线上的斗争[Z].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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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档案馆.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二）[Z].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 195.
[32]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淮北抗日根据地[Z].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21.
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刘 捷